社会主义视域与“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
内容提要：“十七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该时期的文学翻译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译者往往从政治出发去选译亚非拉文学。首先从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需要出发，选择翻译朝鲜文学和拉美新兴独立国家的文学；其次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翻译大量日本共产党员文学、越南南北战争文学、蒙古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及其他反帝、反殖民和反阶级压迫的文学；再次从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翻译亚非拉反外交封锁的文学及歌颂祖国的文学。“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满足了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诉求，但选材过于倚重政治却不利于引进精品力作。
关键词：社会主义视域 “十七年” 亚非拉文学 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作为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常常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和操控下，经过出版社的策划与翻译者的选材等一系列“赞助人”行为，方才生产出目标语读者所见到的翻译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文化语境决定了我们更愿意翻译那些反映人民独立斗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激情的作品，由此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并积极投身到新社会建设的洪流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翻译文学的这种阅读期待，决定了我们更多地只能选择翻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或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而当时的亚非拉文学大都具有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意识，发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呼声；具有反封建主义的自由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迫切愿望，洋溢着歌颂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1故成为“十七年”翻译的重要对象。
随着中国跃升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及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发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提出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发展思路，使“亚非拉”再次成为外交热点。因此，讨论1949至1966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确乎可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交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社会主义建设与“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成为新社会的主要任务。翻译工作也毫无例外地被带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人民对于文化教育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了。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文化新高潮。在这一文化新高潮中，翻译工作无疑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2所以，1949年至1966年间翻译亚非拉文学是国内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该翻译活动本身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
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百废待兴，文学事业的发展也需要作家不断创作出反映新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在本国创作之外，翻译引入其他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作品，成为弥补国内创作短缺的重要途径，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的需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反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者形象的作品成为翻译的首选题材。1961年春天，李根荣代表朝鲜作家到访中国，写下了《中国记行》一文来歌颂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跃进”运动，加上朝鲜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因素促成了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61年8月，江森翻译的朝鲜作家李根荣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的原因在于小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的描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急需的作品，因此译作得以短时间内多次再版。从内容上讲，“《第一次收获》虽然仅仅描写了一个合作社的情况，但由于它所选择的事件在朝鲜是典型性的，所以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朝鲜合作化运动的缩影，农业生产合作社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3。而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刻画出生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第一次收获》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作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描写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形象。浩景老头的愚蠢、蛮横，安庆贺的阴险、狡猾，乙男妈的坚定，华淑的足智多谋和稳健，全都跃然纸上，使人一看就清楚谁是富农、谁是贫农、谁是党员。其中着墨较多、刻画得最成功的，无疑是金相镇和英求。”4这些人物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形象，满足了读者对生活现实的期待，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朝鲜文学中反映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同样符合中国的历史现状，成为“十七年”翻译青睐的题材，产出了一批与中国读者有现实共鸣的翻译作品。1958年，张琳翻译的诗集《朴八阳诗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歌颂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1960年，冰蔚翻译的黄健的长篇小说《盖马高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一代青年人成长为英勇战士或优秀劳动者的故事。1960和1962年，冰蔚、田桂文翻译的戏剧集《朝鲜现代戏剧集》（上、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集中再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种场景。1962年，张琳翻译的赵白岭的电影剧本《红色宣传员》由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作有戏剧文本和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的翻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不断再版重印，显示出译作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红色宣传员》讲述的是一位名叫李善子的女性带领人们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因此顺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满足了人们对新社会的期待，因此成为朝鲜作品汉译的亮点。1963年，冰蔚翻译千世峰的中篇小说《白云缭绕的大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呈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的矛盾斗争。1964年，韩昌熙翻译韩尚云的电影剧本《海鸥号船员》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叙述的是海员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生产中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故事。1964年，崔奉春和崔承一联合翻译的权正雄的电影剧本《百日红》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突出了铁路工人这个特殊群体在新社会的贡献，他们为保证铁路畅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而做出了巨大牺牲。1964年，吉文涛翻译的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新社会生产斗争的故事。1965年，齐岱翻译的池在龙的剧本《青春的舞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生动演绎了朝鲜青年工人纷纷解放思想、倡导并支持社会主义生产改革的动人事迹。同年，张琳翻译的崔荣化的诗集《火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歌颂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伟大形象。1965年，鲁定翻译的朴灵宝的剧本《朝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呈现的是新社会中舍己救人的先进事迹。1965年，沈仪琳翻译的《千里马时代的史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合集，赞美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从以上罗列的朝鲜文学翻译概况可以看出，1950年代侧重于小说和诗歌作品的翻译，而“20世纪60年代最热的翻译文类是戏剧（含电影剧本），这跟中国自身的诗学转变、中国文艺界同期对戏剧的热衷恰好一致”5，再次印证了翻译作品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同构关系。
亚非拉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独立的民族政权，人民大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斗争成果，积极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新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重心，于是“十七年”间翻译了很多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斗争的作品，以唤起人们保持革命斗争的清醒头脑。朝鲜文学翻译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政治外交价值远远大于文学本身。该时期对朝鲜文学的翻译除少量的古典诗作外，“所选译的作品大多是歌颂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描写朝鲜普通人民的战斗和工作，塑造英雄主义式人物形象的现代作品，特别是充满激情的诗歌体裁尤其突出，体现出了译者在作品选择上的倾向性，即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卫、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服务”6。同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文学在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中与中国文学具备更多的相似性，在歌颂中朝友谊和反日抗美的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初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也很相似。该时期翻译的朝鲜文学中，有几部作品是专门表现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比如1964年，甘章贞翻译朝鲜作家李智勇的戏剧《分界线上的村庄》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剧后收录进两卷本的《朝鲜现代戏剧集》上册，1980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部戏剧讲述的是“敌特分子”混入到劳动生产中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但被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识破，制止了敌特分子的破坏行为，从而保证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1965年，洪浩翻译李镇华的儿童文学作品《鸟儿栖息在柳树沟》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我”与“永七”两个初二的学生参加农村劳动锻炼意志力，引发了一段与坏人斗争的故事。“我”在经历了劳动和斗争后，发出了感叹：“栖息在柳树沟的鸟儿啊，它们一定会幸福的！”7从而鼓舞人们坚信柳树沟的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部儿童文学译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教育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要通过劳动来锻炼意志力，要时刻警惕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坚信党和国家会领导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现实教育意义。
随着中苏关系的转变，苏联及东欧文学的翻译热潮逐渐冷却，反倒给亚非拉文学的翻译留足了空间。进入1960年代，文学翻译界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将翻译重点从俄苏文学转向“亚非拉”文学，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来推动亚非拉文学的翻译出版，尤其加强了对之前较少涉及的拉美文学的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9年策划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拉美文学翻译，以弥补俄苏文学翻译退场后文化产品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交流融洽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当代拉美文学具备很多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审美的元素，有学者对拉美当代文学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浪潮，这是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突破欧洲文学的框架，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拉美文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美民族文学出现了大量反映印第安民族和黑人生活的作品，前者被称为土著主义文学，后者被冠以黑人派诗歌。二十世纪中叶，拉美文学登上新的艺术高峰。一大批优秀作家登上文坛，创作出具有深邃思想、艺术精湛的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8其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殖民主义和创造民族特色等，成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标签，而这些特质也是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翻译这方面的拉美文学无疑可以丰富和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需求。“十七年”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后导致的中国翻译文学的转向，使拉美文学的翻译掀起了小高潮，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纪廉、马蒂，巴西诗人阿尔维斯以及圭亚那诗人卡特成为译介的重点，他们的作品均有单行本翻译出版。而在这些诗人中，智利的聂鲁达和古巴的纪廉是中国翻译界关注的焦点，袁水拍、邹绿芷、邹绛和王央乐翻译了前者的5部作品，9亦潜和王红勋翻译了后者的2部作品。10纪廉是古巴的黑人诗人，他具有拉美诗人和黑人诗人两重政治身份，自然受到的关注比较多。
拉美文学的翻译主要出于社会主义立场和政治观念的需要。“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中，拉美文学的翻译成就相对而言并不高，甚至不及非洲文学翻译的数量。仅就出版的单行本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选》是拉美文学翻译的先声，之后直到1953年才有巴西作家亚马多《无边的土地》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从时间上讲，1951年翻译出版智利作品1部；1953年翻译出版巴西作品1部；1954年翻译出版巴西作品1部；1956年翻译出版巴西作品2部，墨西哥作品1部；1957年翻译出版哥伦比亚作品1部；1958年翻译出版巴西作品2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1部；1959年翻译出版巴西作品4部，古巴和海地作品各3部，阿根廷和智利作品各2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作品各1部；1960年翻译出版巴西、墨西哥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1部；1961年翻译出版古巴、阿根廷、智利、海地、洪都拉斯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2部；1962年翻译出版古巴作品3部，阿根廷作品1部，拉美作品合集2部；1963年翻译出版古巴作品、秘鲁作品各1部；1964年翻译出版古巴作品3部，阿根廷作品2部。从数量上看，巴西和古巴分别翻译出版了11部作品，位居首席，接下来是阿根廷翻译了6部，智利翻译了4部，墨西哥和海地各翻译了3部，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以及秘鲁则各翻译了1部。11从翻译的年份上看，1959年共计翻译出版了16部拉美文学，属于拉美文学翻译的丰收年，这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有关，也与古巴在这一年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各条战线上的工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就来献礼祖国，拉美文学翻译战线上的工作者也不例外，因此这一年的拉美文学翻译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正是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决定并形成了“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的翻译视域，由此出发，只有那些符合我们建设需要的作品才会得到译者的关注并进入翻译的视野，从而建构起特殊时代语境下独特的翻译场域。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
很多亚非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建立起独立的民族政权；有的国家经历了国内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成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也有的国家正在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希望通过不懈的斗争摆脱阶级压迫，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以上三种“革命”类型的文学因与中国革命史相仿，因而成为翻译的首选，使“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呈现出鲜明的反帝、反殖民和反阶级剥削的革命色彩。
“十七年”亚洲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日本、朝鲜、印度和越南等国，而以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最高。作为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文学成为“十七年”翻译的重镇似乎有违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初衷，但实际上该时期主要翻译的是日本共产党员的作品，其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契合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由是掀起了日本左翼文学翻译的热潮。“十七年”翻译的日本文学具有反抗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主题，首部译作即是岩佐氏寿等创作的戏剧《不！我要活下去！》，此译剧于1952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了日本民众在资本主义压榨下的苦难生活，是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代表剧。“十七年”翻译最多的是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不仅当时唯一刊登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杂志多次登载他的作品，而且多家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他作品的多个单行本，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小林多喜二选集》。作为日本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多以描写底层人的反抗为主，如《不在地主》12 就是讲述佃农反抗地主苛刻的收租斗争，揭示了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对贫苦大众的剥削行为，展示了农民敢于抗争的勇气。这部作品还突出了农民反抗斗争的组织性，即他们在“农会”的带领下得到了城市工人的声援，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壮大了底层人的反抗力量，指明无产阶级革命是拯救底层人的不二选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作家，日本作家德永直在“十七年”的翻译同样证明了政治身份和作品主题在“十七年”翻译选材中的重要性。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德永直选集》，其中《静静的群山》是由日本翻译家萧萧译入中国的，这部宏大的作品全景式地展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就如德永直在出版序言中所写：“我怀着很大的欲望从事执笔这部小说。我打算把那种特殊的地方、工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地主与经营工厂的代表者等问题，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13因此，这部小说使中国读者了解到战后日本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能如此深刻地揭示出各种社会矛盾，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不吝为共产党员之作。宫本百合子的作品在该时期的翻译与她的政治身份同样有关，她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夫人，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除《译文》和《世界文学》刊登她的作品外，其作品的单行本也出版多种，代表性作品是1958年至1959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四卷本《宫本百合子选集》。对日本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作家如此密集的翻译并出版多卷本选集，这在“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中“不啻为引人注目的安排。不仅在东方文学翻译领域不多见，在苏东文学和西欧北美文学译场亦复如是。几位无产阶级作家受到的特别礼遇，由此看得格外清楚”14。我们从日本文学翻译中“看得格外清楚”的不仅是这些作家在中国的特殊礼遇，更应看清楚的是他们的政治身份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翻译选材策略。
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十七年”间中国对韩半岛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朝鲜，因为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和文学审美功用方面与我们具有更多的共性，尤其是在表现朝鲜战争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方面，两国读者有近乎一致的文学期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中朝两国文学和文化的交流，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朝两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齐心协力，营造了朝鲜文学汉译的盛景。1951年4月，崔民秀翻译赵正哲撰写的报告文学《朝鲜游击队的女儿》由北京文光书店出版，这是“十七年”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朝鲜文学作品，讲述一位加入金日成反日游击队的女游击队员保家卫国的事迹，她牺牲时只有24岁，却“留下了将遗留在千秋万代的功勋。永眠于曾以血的斗争争取解放的祖国的土地上”15，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1951年10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译诗集《朝鲜在战斗》收录了赵基天、金常午等13位朝鲜诗人创作的20首诗歌，这些作品表达了朝鲜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慨之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情赞颂。1952年有共计2位译者翻译的4部朝鲜作品在中国出版：孙振侠翻译了金学铁的小说《泛滥》以及报告文学《军功章》，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冰蔚翻译洪淳哲的诗集《光荣归于你们》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冰蔚还翻译了传记文学《金日成将军传略》，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4部作品记录了朝鲜人民在金日成的领导下保卫祖国和建设新社会的故事。1953年，适夷从日文转译革命诗人赵基天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该诗刻写了朝鲜人民的游击战争为祖国光复做出的巨大贡献，诗人1951年在朝鲜战争中去世，民族英雄的形象使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最近名诗人赵基天又在敌机轰炸平壤时牺牲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我们对美国侵略者的憎恨，更加激发了中朝人民的战斗意志。他死了，但他的《白头山》，他的热情奔放的许多诗篇，却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心里，永远活在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心里。”161954年翻译出版了部6朝鲜文学作品：尹成勇翻译朴世永的诗集《战友之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朝鲜文化宣传省对外文化联络局翻译的洪达的剧本《“一二一一”高地——伤心岭》，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金波翻译韩雪野的小说《大同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朝鲜人民军英雄故事》在齐齐哈尔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1955年翻译出版了4部朝鲜文学作品：冰蔚翻译了闵丙均的《朝鲜的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柳树人翻译了韩雪野的小说《在轨道上》，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禄林等翻译黄健等人的小说集《火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作品，都因为较好地反映了朝鲜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在“十七年”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接受。
在“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中，越南文学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而得到了译者的关注。二十世纪1960上半期可谓越南文学翻译的高峰时段，1964年5月和7月，作家出版社分别推出了《南方来信》的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些未婚妻写给未婚夫的、丈夫写给妻子的、父亲写给儿子的、哥哥写给弟弟的信件表达了坚强的精神，传递出共同的心愿：“我们正处于敌人的压迫下，但是，我们学习远离家乡的亲人的榜样，正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让咱们在祖国统一的那天重逢吧！”17两集《南方来信》均是作家出版社根据越南外文出版社的汉文版编排的，所以没有翻译人员；一个国家的外文出版社用汉语出版本国的文学作品，这也是1960年代中外文学交流的特殊现象。“跟绝大多数国别文学翻译不同的是，1965年在本期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是个‘小年’，翻译总量很低，然而是年偏偏成为越南文学的‘大年’。也是整个中国20世纪翻译文学史上越南文学风头出尽的一年。是年译外国作品总数约45种,其中越南文学16种，占总数1/3。”18从体裁上看，本年度翻译的越南文学以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也只有这两种体裁的作品才能快捷有效地传递越南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现状，而且翻译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文化负载词，整个翻译过程比较流畅。这好比中国在抗战时期大量翻译了与西班牙有关的通讯和新闻报道一样，目的就是传递信息，然后鼓舞国内人民的抗战士气，因而翻译这类作品不需要过多地了解西班牙文化。不仅仅是1965年的越南文学翻译会遮蔽其他国家的文学，其实“十七年”间的中国文学翻译界主要就是以亚非拉文学的翻译为主，以至于“仿佛其他文学大国消失了，唯有越南文学、朝鲜文学，连同少数亚非国家文学最能代表世界文学。这种错觉，跟越南文学自身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译入语国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层面操控的结果。译入语国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通过翻译选择制造的效果。这是主流诗学和政治意识形态过度操纵翻译的典例”19。当然，“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活动形成的这种世界文学景观，仅仅只是世界文学交流史上的某种特殊面貌，但它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满足了国家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才在特定阶段被人为地放大，以至于遮蔽了其他文学的光芒。
“十七年”翻译出版了印度尼西亚的18部作品，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朝鲜、印度、越南等国文学的翻译，接下来依次是蒙古国14部、土耳其13部、阿拉伯7部、伊拉克5部、锡兰4部、黎巴嫩4部、约旦4部、泰国3部、叙利亚3部、巴基斯坦2部、柬埔寨2部，菲律宾、缅甸、尼泊尔和阿富汗各1部。20印度尼西亚作品的翻译得益于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亚非拉国家纷纷将眼光投向该国，在文化和文学交流领域形成了翻译印尼文学的气候。而蒙古国文学的翻译之所以会排名前列，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作品表达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似的情感，从而让中国读者“倍感亲切”。比如邹绛从俄语中转译蒙古诗人策维格米丁·盖达布（1929—1979）的长诗《苏赫·巴托尔之歌》，体现出翻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革命意识，该长诗通过叙述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领袖苏赫·巴托尔的人生经历，展示了蒙古人民为求得自身解放而与封建主义势力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长诗重点描写了草原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开始启动革命的步伐，苏赫·巴托尔于1920年到莫斯科会见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之后，很快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很快获得了革命的成功，蒙古人民“从一片漆黑的封建主义/绕过了资本主义”21，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新中国的建立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内部来说，两个国家的革命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奋斗，并且两个国家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外部来讲，两个国家的革命都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历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共同点是邹绛翻译《苏赫·巴托尔之歌》的价值起点，其中的很多革命故事以及革命理想与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历史类同，这决定了该译诗必然会在中国读者群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即便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仍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地同各种破坏建设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因此，翻译各国革命斗争的作品，尤其是反映新社会各种矛盾斗争的作品，在“十七年”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社会主义政治外交与“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
“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是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僵化使我们难以依附于美苏任何一方势力来扩大外交。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中国只有寻求与新兴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此拓展自身的国际政治生存空间。
在美苏争霸形成的冷战格局下，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赢得更多国家的承认，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充分彰显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与我们命运和处境相似的亚非拉国家，为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而形成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亚非国家”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政治创新思想。事实上，这种艰难的处境不唯新中国所独有，很多亚非拉刚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困难。以拉美国家为例，他们通过艰苦的斗争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殖民统治，但独立建国后反而陷入了迷茫，这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上半叶的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在独立战争之后，面对国际国内严重的争斗和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与困惑。这种情绪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学形式——诗歌里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这时的诗人们已不再是政治家，他们感到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便力图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和谐，力图通过对文学的改革来彻底摆脱宗主国的影响，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与心理平衡。这就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22 。而我们通常认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与欧洲文化传统遭遇质疑有关，战争和工业文明让人类异化，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强烈的虚无感弥漫在作品中，从而奠定了现代主义的情感基调。但拉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却起源于民族独立后的茫然，如果将之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除表面上的悲观和失望情绪之外，二者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内核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缘何拉美国家会产生如此浓厚的悲观和消极情绪？这其实与他们成为独立国家之后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革命浪漫主义和激情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消磨殆尽，真正建立起独立国家之后，他们却不知如何应对迎面而来的诸多挑战。事实上，拉美国家也需要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困难，以及国际上面临的外交封锁，这种与中国相似的处境恰好有利于促成二者的友好邦交。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加强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交流，通过翻译的桥梁作用来融洽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为了扩大邦交对象，翻译了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也正是借助这场配合中国外交和政治战略的亚非拉文学翻译活动，中国最终得以与周边国家及其他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拓展了国际生存空间。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面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社会秩序及话语权的操控，中国要赢得国际生存空间并发出声音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十七年”文学翻译一方面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弱小国家结盟，另一方面也要从民族文学内部生发出强大的爱国热情，才能在增强自我精神力量的同时，借助外力来对抗强权政治和后殖民扩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家多抒发对新社会、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之情，这势必要求翻译文学同样具备“颂歌”的品格，从而使那些正面书写祖国的外国文学作品获得了翻译的良机。以印度泰戈尔《吉檀迦利》的翻译为例，作品抒发了诗人对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祖国、爱和平的劳动人民和雄伟美丽的山川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显示出诗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构想。泰戈尔无疑“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朴素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23。由此可以看出，泰戈尔被描述成当时中国理想的作家形象，其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诗作也被看作是新中国理想的赞歌。非洲文学的翻译也在这一时期拉开了序幕，且选译的作品同样具有较强的民族情感。比如冰心曾翻译了加纳诗人以色列·卡甫·侯的《无题》、波斯曼·拉伊亚的《科门达山》、约瑟夫·加代的《哈曼坦》和玛提·马奎的《我们村里的生活》等，这4首译诗以《加纳诗选》为题于1962年12月发表在《世界文学》上，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发表加纳文学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其中，《无题》中有这样的诗句：“如果我被迫去恨/那曾经哺育过我的祖国，/去讨普通异邦人的喜欢——/那么就让船开走吧，/我步行走去。”24为讨殖民国家的喜欢而让诗人去憎恨自己的国家，那他宁愿舍弃物质上的便利而选择“步行”，该诗不仅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也包含着诗人内心与殖民国家对抗到底的强大力量。
越南文学的翻译受到两股国际风潮的影响：一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为寻求外交上的有力支持而转向越南等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二是越南北部与南部之间长期的割裂与争战，北部的社会主义政权与南部受美国支持的资本主义政权的对峙，满足了社会主义中国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从而助推了中国对越南文学的翻译。因为南部和北部存在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十七年”翻译的所谓越南文学主要是指北部社会主义文学。越南文学的翻译在1950年代还处于沉寂的状态，随着1961年越南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对越援助力度的加大，越南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才在政治和战争同盟的助推下得以升温。1954年，伍汉翻译何明遵的报告文学《在血火的日子里》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十七年”越南文学汉译的开始，也代表了越南文学汉译以报告文学为主的选材方向。《世界文学》1963年5月号、1964年8月号、同年10月的“越南文学专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号召，用文学翻译的手段来增强和越南人民的交流并支持他们抗美建国的斗争。黄轶球翻译了越南诗人阮攸（1765—1820）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于195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长诗取材于中国清代小说《王翠翘传》，如今黄轶球的翻译算是对《王翠翘传》这部作品的回译，这在译作的序言中也有所提及：“阮攸翘传，取材于中国小说，黄先生作品，从越文译出，中而越，越而中”，“黄先生抱有坚决毅力和浓厚热情，用大工夫，成此译作，为越南文艺界增光，为中国文艺界供一参考新材料，尤其对于中越文化交流问题，有最大贡献”25。马祖毅翻译阮公欢等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树》，1959年4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阮公欢的《面包树》、白村的《高山顶上的人》、武首宪的《祖国》、金兰的《他的村庄》以及阮玉瓒的《媚姑》等5篇作品，是北部越南社会主义生活的写照。1920年出生的北方诗人素友，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越南作家。且不说《世界文学》杂志“越南文学专号”上刊发了素友的多首诗歌，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情况如下：安志信等翻译他的诗集《向中国致敬》，于195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颜保等翻译他的《素友诗集》，于196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罗尔庄等翻译他的《暴风》，于1963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李亚舒等翻译的诗集《越南女儿》，1959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载有素友的诗歌多首；黎箭等翻译的诗集《战斗的南越》，196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素友的诗作占比最大。从杂志到单行本，再到诗歌合集，素友成为“十七年”越南文学翻译的重要作家，这当然得益于其作品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叙事”。
正是基于社会主义视域下的新社会建设、革命斗争和国际政治与外交等现实诉求，才引发了中国对亚非拉文学的大量翻译和介绍；而亚非拉文学的翻译反过来又顺应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长远的社会价值。但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视域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又决定了亚非拉文学翻译的选材特点，那就是“十七年”中国翻译的亚非拉文学主要以当代甚或“当下”文学为主，虽可迅速反映这些国家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及前沿趋势，但因亚非拉当代文学缺乏历史积淀和艺术过滤而很难翻译出精品力作，也不利于中国读者纵览亚非拉文学的历史面貌，最终对亚非拉文学形成“革命”“斗争”和“激情”的简单印象，反而不利于文学交流的充分展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项目编号：21&ZD25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8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94-195页。
2 沈志远：《发刊词》，《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1日。
3 4 江森：《译后记》，《第一次收获》，[朝鲜]李根荣著，江森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第187、188页。
5 14 18 19 20 王友贵：《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907、887、913、914、915—916页。
6 金鹤哲：《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东疆学刊》2017年第1期。
7 [朝]李镇华：《鸟儿栖息在柳树沟》，洪浩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5年版，第105页。
9 五部作品为：聂鲁达：《让那伐木者醒来》，袁水拍译，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聂鲁达：《聂鲁达诗文集》，袁水拍译，人民文学社1951年版；聂鲁达：《流亡者》，邹绿芷译，文化工作社1951年版；聂鲁达：《葡萄园和风》，邹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聂鲁达：《英雄事业的赞歌》，王央乐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10 纪廉：《纪廉诗选》，亦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纪廉等：《我们的怒吼》，王红勋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11 本数据主要参考王友贵《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1014—1015页。但根据腾威的统计，20世纪50—70年代巴西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数量仅有9部，少于王友贵统计的仅1949—1966年间就有11部。（腾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经反复查阅资料，笔者统计出1949—1966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巴西著作是13部，其中文学作品有10部，外加1部自然科学作品和2部政治文献：《点滴实验》（第一卷），（巴西）F. 费格尔著，译者不详，地质出版社1960年版；《巴西共产党（新党）纲领宣言》，译者不详，无出版社，1962年印刷出版；《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译者不详，法律出版社1965年版。
12 1973年李芒重译此作时，将书名改为《在外地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3 [日]德永直：《序》，《静静的群山》，萧萧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15 [朝]赵正哲：《朝鲜游击队的女儿》，崔民秀译，文光书店1951年版，第2页。
16 严辰：《编后》，[朝]赵基天、金常午等著，《朝鲜在战斗》，严辰编译，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44页。
17 [越]外文出版社：《南方来信》（ 第1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21 [蒙古]策维格米丁·盖达布：《苏赫·巴托尔之歌》，邹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50-251页。
22 赵振江：《现代主义诗歌与鲁文·达里奥》，《鲁文·达里奥诗选》，[尼加]达里奥著，赵振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3 冰心：《〈吉檀迦利〉译者前记》，《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页。
24 [加纳]以色列·卡甫·侯：《无题》，冰心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12期。
25 [越]裴杞：《金云翘传·序言》，《金云翘传》，[越]阮攸著，黄轶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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