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刘青峰、金观涛所属的“老五届”大学生在1970年代的身世际遇及其对他们人生的后续影响。在这其中，毕业、分配、远行、落地、通信与交游，构成了刘青峰等人离开北京和北大后的主要生活内容，《公开的情书》所构筑的文本世界也由此展开。刘青峰独特的生命历程，即从分配时的落魄到其后的幸运，显示了“文革”中后期中国社会悄然转变的历史印痕。打开并爬梳小说的社会史视野和生活史细节，有助于更加细腻、准确地理解《公开的情书》的生成背景与“新时期文学”的兴起过程。

关键词：《公开的情书》 新时期文学 老五届 北京大学

自1990年代起步的以“历史化”而非“批评化”方式开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如今已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逐渐形成并产生较为稳定的学科状态、研究成果以及学术共识。不过，若观察学界已有相当实绩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将不得不产生如下困惑：被学界高度重视的“十七年”与“八十年代”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存在，为何学者在其两端进展甚深，而中间似乎隐匿、消失？是何种理由造成了两者表面上的“沟通不畅”？如今我们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历史关联？

具体到1980年代初期的重要作品《公开的情书》，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小说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而容易忽略小说得以展开的时空前提，即作为重要历史环节的1970年代。程光炜曾提请人们注意内在于“新时期”的“七十年代”的“起点性意义”，希望研究者“从七十年代再出发，以体贴、肃穆和庄严的心态去看待创作了那个年代文学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1。本文即从“主体”与“时势”的双重视角，打开并爬梳小说的社会史视野和生活史细节，以期更加细腻、准确地理解小说的生成背景与“新时期文学”的兴起过程。

一、毕业与分配

有关《公开的情书》的作者与小说人物原型，即金观涛、刘青峰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轨迹，以及他们所置身的1960年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变迁，已有部分研究揭开了其中一角。2当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同时延伸至1970年代，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此变化过程中，孕育了《公开的情书》这部小说的内部时空。事实上，《公开的情书》首先应被视为“七十年代小说”3，原因即在于小说尽管夹杂甚至充斥着“六十年代”的历史信息，但毕竟已与那个狂风暴雨的时代拉开了无法返身的距离。并且，小说之所以能够采取书信体这一文本形式，除了何言宏所说的书信体承载着漫长的“启蒙文体”4的功用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社会运动的暂时停歇，为散落于各地的青年提供了重新建立人际关联的冲动与可能，而这正是“七十年代”迥异于“六十年代”的特殊之处，小说文本所构筑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由此展开。

在经过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两年有余的混乱岁月后，金观涛、刘青峰又在燕园蛰伏、徘徊了一年多之久。这段时间里，除了开展金观涛着重提及的地下阅读活动5，他们还需承受政治、社会秩序持续摆荡的身心考验。仅举一个历史瞬间即可证明：1969年10月23至24日，地质、经济、中文、化学等16个系的三千六百余名师生分批离校，徒步行军分赴北京市郊平谷、房山、大兴、延庆、怀柔五县农村，一边劳动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据刘青峰的同班同学6、中文系1964级学生董汉河回忆，其时北大中文系师生被疏散到了平谷县鱼子山7。与此同时，无线电电子学系、技术物理系等一千一百五十余名师生，登车前往位于陕西汉中的653分校办学。10月26—27日，北大共20个单位1658人分批出发，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种地并改造思想8。北大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分散三地，只因1969年10月中旬下达的因应中苏边境冲突的“一号命令”。曾经在校园内以各种身份主动或被动参与“革命”的北大师生，虽已度过最为激烈、混乱的阶段，但接下来的“第二天”却呈现出不曾期待的沉闷与被动性。自此之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暂时落幕，每个人被放进各自的新位置，不论该位置是否符合他们的内心意愿。

1970年3月，北京大学为理科1963、1964、1965级与文科1964、1965级学生进行了毕业分配。从此刻起，对于已在燕园经历过太多浮沉的“老五届”大学生来说，其中的大部分人将与这所学校不再产生联系。在“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要求之下，他们的身世被抛入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进入无法预测的轨道。从毕业分配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或可发现，《公开的情书》中真真和老久的不同生存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人书信往来时的情感、心理状态。换言之，除了性别和知识差异，真真和老久实际接受的毕业分配安排，为两人的关系走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所谓“四大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是于1968年6月下发的中央文件“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所确立的分配原则，1970年延续执行。负责北大学生分配工作的领导主体，是其时接管学校日常工作的军宣队、工宣队成员9。据东语系1964级学生陈龙山记述，1970年2月17日驻校军宣队召开了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时任8341部队政委杨德忠做动员报告，“核心思想就是要求北大全体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0。国际政治系1964级学生陈世崇曾探得消息，据说北大、清华学生的“四个面向”是第三方案，因前两个方案的分配去向包含了国家、省市机关和科研单位，最终被军宣队负责人否定，并认为北大、清华要带头“四个面向”，两校毕业生应全部分到县级以下单位甚至生产大队11。法律系1964级学生牛辉林认为，“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惟一一次‘不发毕业证’，‘要老婆不要爹妈’的毕业生分配”12。对此，军宣队负责人说，毕业证需要去“广阔天地和生产实践”中领取。而依据解放军传统，分配只照顾夫妻，不考虑父母，因此许多已有恋爱关系的在校学生抓紧办理结婚手续，只求分配到同一地点。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院系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具体的分配工作。物理系1963级学生章青补充了其时的一个细节，他曾听到校广播喇叭传出响亮、刺耳的高呼，内容为“我们不要封资修的毕业证书！”“我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拿真正的毕业证书！”13但在化学系1964级学生赵学文看来，北大校园更为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合影留念，没有分别小酌，满校园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匆匆购买包装箱、草绳和托运行李的身影，同学们的脸上写满了悲怆与茫然，谁也说不清前路和归宿”14。秩序的强制性依旧存在，秩序的随意性又增加了被安排者的无所适从，对于这三千余名学生来说，被政治抛弃、甩下的失落感，将是他们一生中都需要面对并与之缠斗的难关。

综合其时的历史材料和事后追述可知，1970年北京大学的分配事宜，虽然有“四大面向”15作为指导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有多重力量和多种因素的混杂介入。人际交往等不确定性事件，可能直接导致个体命运朝向意外的方向急剧转折。也就是说，虽然大环境与总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人的主观意愿和偶然选择，却成为更具决定性的主导因素。譬如，并非所有的工宣队、军宣队成员都以政治教条和强硬态度对待学生。在一些学生的回忆里，有些“老师傅”在分配时表现出的“革命人道主义”，成为他们后来无法忘怀的恩遇。若从学生角度观察，虽然总体感受无疑是不安与失落的，但走出已被政治运动侵扰甚深的逼仄、沉闷的校园，对许多人来讲毋宁是一种期盼已久的解脱。无线电电子学系1962级学生郭娜嘉主动选择分配到新疆，理由是北京的生活令她“感到压抑”，只想“走得远远的”16。国际政治系1965级学生温标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心里早已厌烦，巴不得早日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17。尽管这批大学生对政治绝不陌生，但时刻身处运动的风暴中心，仍然不是人人都可承受或愿意承受的。离开北京而去往陌生的农村和边疆，意味着将要失去不论自我期许还是外界赋予的更高的人生期望，转而承担不可违逆且更为艰难的生活考验。不过，改换一种全新而不可预料的生活方式，在异域求取生命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也不失为抛弃旧我、获得新生的历史契机，哪怕这契机并非主动为之，带来的解放感也因为这被动性而大打折扣。不应忘记，《公开的情书》中对爱情和科学的正面宣扬，即为此契机偶然造就的产物，这些都为其后“新时期”的到来，暗中积蓄了扫除沉疴的历史能量。

小说中的真真与现实中的刘青峰，在1970年被分配至贵州省清镇中学教书。据《公开的情书》第二辑第六封信里的表达，真真说她之所以被分到“这大西南的山区小镇”，是因为自己头上“可教育子女”的帽子还未摘掉，并且由于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吵过架，他们在分配问题上给她“出难题”18。据数学力学系1965级学生叶澔说，在1969年夏天发出的一条“最高指示”中，“把父母被划定为‘走资派’的青少年冠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另据无线电电子学系1965级学生丛维维的讲述，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后，便举办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而所谓“可教育”也是一种分等级的政治资格，“不够行政9级（即副省级）以上，其子女怕是不够此‘教育’资格的”20。与丛维维从汉中653分校分配到陕北相比，刘青峰的分配去向，显然属于北大学生中较为坎坷甚至不幸的情况。分配者不仅未对其有所“照顾”，反而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安排至更为偏远、艰苦的贵州，而刘青峰本人也未曾抱着离开北京这一是非之地在“无穷的远方”安顿自我的想法。虽然她从小就跟随作为国家高级干部的父亲不断迁徙、流动，早已懂得如何适应居无定所的时日，但自新中国成立起，刘青峰始终是在省会级别城市（重庆、武汉、郑州）生活。等到家庭在北京安定，个人在北大求学之后，刘青峰更是加深了大城市出身的气质。可以想见，当得知自己要去地处偏远，对之毫无概念、印象的贵州山区接受“再教育”时，对于她而言，所谓“分配”实与古人所说的“流放”别无二致。与之相对，金观涛被分配到浙江杭州塑料厂工作，而他的家乡即在杭州。如果将清镇中学语文教师与杭州塑料厂工人这两个职业身份放置在1970年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比较，再把两人曾经的生命轨迹纳入考虑，读者当会发现，真真的愤懑、苦恼，与老久的自信、笃定，实则与他们分配后的工作、生活状态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远行与落地

北大学生最终离开北京的时刻，是在1970年3月14日前后。据国际政治系1964级学生刘旦元的事后追忆，在这一天，三百余名学生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贵州的火车21。与刘旦元乘坐同一列车的同学殷福保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列车吼叫着往南飞奔。同学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交谈，有的凝望窗外。我则闭目沉思，想起了这次毕业分配……分到贵州的同学全部直接分到县以下，大中城市一个不留”22。比他们晚一天出发的化学系1964级学生程民华，被分配到了贵州遵义。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

北京到遵义还没有直达火车，我们先坐上北京至贵阳的列车。车上有一大群分配去西南工作的北大同学，起初大家有说有笑，车厢里挺热闹。随着火车往前开，分在湖北、湖南的同学陆续下车，车厢里越来越冷清。当列车进入贵州地界时，一种失落感顿时浮上我心头；火车在艰难地向上爬坡，我的心却开始下沉。以前只听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而今真的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对一直生活在大城市从未进过大山的我来说，犹如折翅的鸟儿一下子落到谷底。行驶了52小时，列车到达了贵州的省会贵阳市。23

对于1970年的中国人来说，如此漫长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是很少一部分人才有机会体验的。当然，这批在1960年代读书求学的大、中学生，曾在三四年前经历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大串联”，《公开的情书》女主人公真真即从北京偷跑出来，前往川西阿坝地区感受高原和雪山。其时她获致的，是畅快的解放感和欲开创历史的豪情：“只要我有不顾一切冲破樊笼的勇气，只要我对生活的美执着地追求，就会有雪峰般美好的奇迹出现在我的生活里。”24仅仅三年之后，再一次的远行却充满了有苦难言的酸涩和痛楚。这里潜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趟长达52小时的火车是如何行进的？依据1983年版《全国交通营运线路里程示意图》，应走的是京广线至株洲再换湘黔线，即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至湖南株洲田心站后，转而向西进入湘黔铁路，沿涟水穿越雪峰山，一路途经湘潭、娄底、新化、烟溪、安化、溆浦、怀化，然后从新晃进入贵州境内的玉屏，再经过镇远、凯里、贵定、龙里，最终抵达贵阳25。但细究发现，1970年3月还不具备如此交通条件，因湘黔线1961年修至娄底金竹山站后，直到1970年9月才从金竹山站往西恢复施工，1974年最终铺轨至贵定站与黔桂线接轨。在这之前，若要抵达贵阳，则得先从北京到湖南株洲、衡阳再绕道至广西桂林、柳州，后乘黔桂线到贵阳。换言之，程民华的叙述省略了取径广西之旅，也许是因旅程末段早已劳累、疲惫之故。倒是在殷福保的回忆里补足了广西板块，他和几位同学曾在桂林下车游玩，第二天再“乘开往重庆方向的列车到了遵义”26。做一番当代交通地图史考证的目的，在于呈现这批由京入黔的北大学生的颠沛流离。程民华形容自己犹如跌落谷底的折翅之鸟，这种被封禁于大山的困顿心理，确实是因为从华北到西南的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真实变化而造就、生成的。如果没有强劲、硬朗的性情与身体，那么想要在短时间内适应如此强烈反差的风土和人情，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公开的情书》标明原始书信写于1970年2月至8月，时间上虽与本事情形有所偏差27，但大体属于1970年应当无误。所以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是在刚刚完成长途迁徙后开始的书信往来。他们之所以如此渴望心灵之间的直接碰撞，与其不久前经历的这场蜿蜒迂回的苦旅，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了旅途中的困顿，后续在落脚之处的生活和工作，才是真正的考验难题。在小说中，真真不止一次抱怨所处环境带给自己的不适感，她向老久诉说自己“忙了一天，压抑了一天”，直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关上门，我觉得又解放了”28。白天的繁忙事务导致压抑，返回密闭的住所反而迎来解放，这种自觉的内部与外部的区隔感，与其时被高度强调的只有在“广阔天地”才“大有可为”的口号构成了张力十足的悖反。除此之外，真真还记述了自己被山区的一只大狗追咬的经历。这件虽说任谁遇上都会惊慌失措的事情，在真真笔下却呈现出值得琢磨的奇异。她说那狗“恶狠狠地盯着我”，眼睛“凶残、恶毒，闪着吞吃一切的贪婪目光”，而自己“以前也曾见过那种目光，只不过没有这样赤裸裸，这样凶相毕露”29。这种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使用的颇为相似的笔调（“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显露出刘青峰始终在用知识分子式的眼光打量着身边事物，与周遭的一切保持着格格不入的疏离。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公开的情书》主人公们的这一特点，如李雪不乏锐利地发现，在小说中“很少看到身处基层的真真、老久、老嘎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周围的平民百姓被略去，唯一被当作日常事件讲述的是真真险被狗咬这件事，那只狗不仅象征了‘文革’中人暴露出来的残忍，更暗表了真真对庸俗、粗鄙的民间抑或说底层社会的厌烦”30。总而言之，刘青峰对贵州清镇的水土与人情，对自己的职业与工作，均缺乏较为正面和积极的感情。因此她后续通过书信找寻爱情、理想与意义感，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对环境和职业均抱持着负面印象，刘青峰在小说中很少具体描写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工作内容。她曾转借他者视角来表达自我评价，说自己“这个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不，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31。小说里的真真对于身边人事的反应十分敏感，譬如她还察觉到“晚饭后中学里开会搞运动，我觉得有些人看我的目光都变了”32。如此敏感的原因，仍然在于自己的政治、社会身份，经历了从高峰跌入谷底的“下坠”。她清楚地发现“我不再是主角了，而是配角，不，是观众。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有个完结啊？我焦急而又厌倦”33。至于具体的教学工作，真真时常强调与教师这份职业的不匹配，认为自己完全是“用非所学”。她说包括自己在内的新任教师“不知道怎么开展教学活动，因为既让我们教书，又不准我们教给学生任何有用的知识”34。时至深夜，当其他人进入梦乡，真真“却突然拉开灯，从床上惊跳起来，抱着头，呆呆地盯着墙上的地图”，内心发出绝望的质问：“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永远暗淡下去了吗？”35有趣的是，外界形势瞬息万变，当父亲重新恢复工作后，县革委会立即给学校革委会主任打电话，准备将她抽调到县专案办公室。这件事并未让真真获得拯救、解放的意味，反而生出荒诞之感。因此，尽管对于教书一事颇为失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拿去硬塞给学生，又有什么意思呢”，但真真最终还是因为“厌恶那整人、害人的专案工作，所以又回到山区公社中学来了”36。不过，返回学校并不意味发现了教学岗位的重要性，或从上课中找寻到了乐趣和意义，而毋宁说只是为了躲避更为不堪的工作。尤其当真真和老久的通信进展到热烈的谈情论爱后，有关贵州清镇的一切全都隐入幕后，不在文本中留下点滴痕迹。与投射到远方恋人的极高情感浓度相比，真真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着的人，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淡漠。之所以使用“吃惊”来形容这巨大的反差，倒不是强行要求个人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必须保持和谐、亲密的状态。对于1968至1970两年间四散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无比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事后之言。所讶异的仅仅在于，如此感情充沛、思想活跃、情绪敏感的真真，似乎从未试想过在地释放或消化体内那压抑不住的热情与改造自我的冲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假如短时间内找寻不到命运的突破口，与老久的相识及后续展开的爱情没有如期到来，那么便很容易陷入内外交加的困厄之中。换言之，《公开的情书》将“爱情”抬至如此高的地位，并不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反而恰恰是真真的独特境遇及其应对方式的产物。

揭橥“爱情”之偶然、特殊与作为“救命稻草”，并非为了否定其重要性，而是要在同时代人的生活、工作实践样态中，为其做出更为精准的定位和评价。生物系1963级学生吴郁英同样在1970年被分配到贵州当一名教师。相比于刘青峰所在的紧邻省会贵阳的清镇，吴郁英落脚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地处黔桂交界，四周群山环绕，种种条件殊为不便。自然环境的阻隔、限制，使得当地的人文环境封闭、落后，不仅“农村女孩很少能上学”，就连老师素质也堪忧到“小学程度教小学，初中程度教初中”37。吴郁英面临着与刘青峰极其相似的生存境况，但她的经历与回忆所彰显出的性情、旨趣，却和刘青峰构成了明显反差。面对现实状况的极端不理想，吴郁英能够从“无比淳朴、求知若渴的学生对我们的热爱、期待和信任，以及全县如此贫穷落后的现实”中，汲取改变此不理想的热情、动力以及更重要的责任感。吴郁英在事后回忆时使用了“于心不忍”一词，而这种不忍之心在《公开的情书》里难觅踪影。至于生活条件的艰辛，她的表达有朴素、刚毅的力量作为内在基底：“这里那么多人都能生活下去，我们北大人也能。比我们年长的老大学生们已经在这儿辛勤工作多年，在这儿生儿育女。我们不能给母校丢脸，只能比他们做得更好。”38如果说刘青峰对政治要求与教学内容的平衡持悲观态度，认为自己应传授的知识和外部世界规定传授的知识截然对立，那么吴郁英则未在思想上设置过多顾虑。由于缺乏师资，她曾教过除英语外的所有中学课程；而为了胜任工作，自己“加班加点”，“尽力上好每一门课、每一节课”39。在罗甸生活、工作十四年后，吴郁英调入贵州省教育科研所，从此留在贵阳度过晚年。事实上，像吴郁英这般扎根乡土，在他乡奉献自己一生的例子，在北大“老五届”大学生中并不少见。

不过，呈现吴郁英的人生轨迹，绝非意味着否定刘青峰最终做出的选择，而只是为了能够提供互为相对化的思考视野，不以他们的自我理解视为必然。《公开的情书》中真真因工作、生活不顺意而寻找爱情，现实中吴郁英则和丈夫与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在罗甸。情感状态的不同，势必影响两人对自我生活、工作的接受程度。体察历史中人的心情、思想，绝不能忽视这些构成人生价值与意义体系的支撑性要素。共通性的命运之下，却活出相异的生命样态，因此，要真正理解《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不仅要把握她和老久之间的不同，还应加入类似吴郁英这样的事例作为第三方参照，将同代人的选择差异进一步复杂化。显然，刘青峰对“真”的高度渴求，是她内在思想与外在行动的根基所在，也是其身心难以安顿的首要原因。如果所处世界的表象与底色都呈现出虚假的一面，那么对于刘青峰来说，自己应该做的当然是要与之对抗下去，哪怕最终陷入不适和不安。小说里真真与之前交往的两位男性断绝往来，并最终和老久达成爱情关系，此种选择的背后依然出于上述缘由。也就是说，对强加分配后的工作与生活的排斥，和渴望脱离束缚并追求能打破枷锁的爱情，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

此番道理并不复杂，逻辑亦很通顺，但需要抛出疑问的是，当分配后的工作与生活等同于自己并不相信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教师这份工作“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与吴郁英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投入相比，刘青峰过于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情，反对其造成了更深的身心伤害。在为《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所写的序言中，钱理群着重强调了底层经验之于北大学子的重要性。他说老五届的强制下放，使他们在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40。相比于刘青峰、吴郁英，钱理群早于她们十年，即在1960年被分配至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事后来看，“贵州”成为钱理群的第二故乡，与“北京大学”同为他的两个最重要的精神基地。2020年其主编的七卷本《安顺城记》41这部“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更是寄寓了他六十年来对故土的珍重。姚丹说《安顺城记》不仅对安顺本地和安顺写作者有意义，对读者和学者也具有反思“某种中心理念”42的意义。是在无地彷徨中淤积、愤懑，还是化被动为主动，汲取在地资源以疗治创痛，同处安顺43的钱理群和刘青峰的不同生命展开方式，为后世理解共和国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值得认真思考的例证。

如果说吴郁英已通过寻得工作的意义来落实自身的责任感，而老久也在1968年之后通过“科学”找到了安顿自我的路径，那么真真确乎算是“一无所有”了。小说中老久的朋友老邪门认为，他们和真真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真理”而后者“追求精神的解放”。“真理”和“精神解放”的区别，使得真真只能“在性格上对环境实行反抗，而不可能从理论上实行反抗”，也正因为此，老邪门无不残酷地指出，“她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在现在的条件下，只有和我们这种人在一起时才能得到”44。在他看来，“精神解放”仅仅是一个开端，是对解除束缚的渴求和对自由境界的向往，但还未进展到对束缚消失、自由来临后的新世界将如何建造等问题的思索和实践。若刘青峰和贵州清镇的日久“缠斗”，陷入如1968年金观涛面对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那般困局，而没有为自己的人生篇章开凿出一条新路，那么不敢想象小说里的真真和现实中的刘青峰，会在未来的日子经历怎样的绝望和不安。所幸的是，正当远行与落地都没办法妥帖地安置自己的一生，老久以及作为真理的“科学”的出现，为真真逐渐喑哑、黯淡的生命点燃了一把烛火。下一节将转至对1970年代以通信为主要载体的青年交游状况的讨论，看看在飞书传递之间，会酝酿出怎样的暗中潜行的思想、情感涌流。

三、通信与交游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与金观涛等人的通信，不仅《公开的情书》这部小说无缘见于当代读者和当代文学史，而且刘青峰本人也将难以安放自己“流亡”着的身心。对于一位兼具才华和抱负的青年女性来说，这不啻为人间的一场命运悲苦剧。但若仔细梳理刘青峰的生命轨迹，当会发现她重启人生的难度相对较低。据《范兆常口述自传》，刘仰峤在1972年重返北京并恢复工作，其后也顺利“在北京有了家，孩子们相继回来”45。父辈命运的变化在小说中也有所呈现，而这正是刘青峰命运变化的前奏。不过，基于对信念、意义感和理想主义的高度需求，刘青峰并不只是希图自己社会身份与位置的翻转，她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和思想层面求得解放和发现出路。在《公开的情书》里，通过老嘎的穿针引线，老久和他的朋友出现在真真的生活当中，尽管是以书信文字呈现出来的纸面形象。1979年，当《十月》杂志编辑前来邀稿时，曾要求让男女主人公见上一面，以减少恋爱的柏拉图意味46。殊不知正因为落于纸面的无实体存在的抽象性，才使得小说的思辨和论说不至于受到现实世界的损害。正因为此，作为1970年代青年交游的重要途径，通信的重要性需要被着重讨论。

在与黄平的访谈里，刘青峰描述了当年以通信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的情形：

以我们为例，197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也有十余个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内给同一个人写两封信。信有长有短，短则两三行，长的可以上万字。“文革”时期的信纸不像现在那样讲究，很薄很轻，一个信封可以放下十多页。信中无所不谈，谈所想所思，谈社会观察，谈感情，也谈身边琐事，甚至是抄一本书、抄字典。 47

她进而认为，这段通信经历“对我们日后的学术道路和社会活动的影响是全面而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48。无独有偶，刘青峰的学长、中文系1963级学生王维阁在其回忆中也提及了通信对于缓解“思想上的孤独和苦闷”的重要性：“当时，我天天盼信；来了信，又反复看信。”49地质地理系1963级学生吴根耀同样面临着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恐慌：“初到煤矿，日子第一难过的是一下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有‘生死两茫茫’之感。”他说自己“并不关心报纸，而是急于恢复同学间的联系”。在收信问题得到解决后，“与世隔绝的感觉少了一些，但孤独和寂寞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50。除了排解由封闭、隔断生成的孤独感，东语系1964学生王明美则把通信与爱情建立连结，也为《公开的情书》提供了现实的另一注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分配到所在农场的仍然单身的北大学生变得不甘寂寞，开始不断萌生新的恋情。新恋情的产生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农场内部，二是在“外面”解决。后者的情形大致如下：“有的与分在远方外地的同班或同系同学鸿雁传书，建立起了恋情；有的与老家的同学、亲戚、朋友，通过书信来往确立了恋爱关系。”51王明美的叙述从侧面说明，以书信的方式寻找恋人，是被分配到各地的北大学生所“发明”的新的产物。封闭的环境和陌生的人际关系，都令这些曾经的骄子与有着共同求学和分配经历的同学，试图重新开展情感和思想上的联系。而一旦成功，就会使他们的生活能暂时从眼前平庸、乏味的日常状态中获得内在的生命滋养。在《公开的情书》里，当真真和老久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小说人物所处的外部世界，立即就被两人新构建的情感世界所取代，并在他们即将相见的时刻，小说适时地戛然而止。形而上的浪漫故事就此结束，那些在信中无所不谈的内容，将会在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现实生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他们实际面对和处理的思想课题。在此意义上，青年之间的书信往来和情感流转，帮助他们消化、抚平了1960年代施加的政治伤痛，也为他们抵御了1970年代流离失所后的苦闷、孤寂，更为他们在1980年代重回中心积蓄了历史势能和思想活力。若不嫌武断的话，或许可以说，正是作为物质载体的书信和作为表意符号的文字，拯救并造就了这代青年主体。他们在现实世界构筑了一个个互相连通的小世界，等到这些小世界在合适的时机完成拼合，新的现实世界也就势不可挡地来临了。

追索小说结束后的故事，可以稍微增加历史播放机的倍速。国际政治系1963级学生鲁仁提示了后续方向：“再教育之后势必再分配。”52和他同系的1964级学生于清河也说，当初“在北大分配时军宣队就告诉我们‘先到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再重新分配’”53。多数“老五届”大学生抓住了这一机会，刘青峰、金观涛也不例外。两人于1971年结为夫妻，在现实中实现了《十月》杂志编辑希望小说男女主人公见上一面的夙愿，而小说即在1972年春天刘青峰于杭州养病期间完成初稿。其后，刘青峰“再分配”至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金观涛则在1974年“因照顾爱人关系也离开了工厂到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54。通过“再分配”担任大学教师，在他们的同龄人中间算是极为罕见的例子。缘由在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变化，是老干部重新获得信任并得到启用。刘青峰当初因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政治标识而受到的差别对待，仅仅在初次分配一年之后就实现了扭转。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重新把“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并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55。父辈的“洗脱罪名”和伴侣的“方向导航”，使得刘青峰在同一时间解除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不必等到“人文的1980年代”开启，她和金观涛已提前在1970年代就如赵园所描绘的那样，“当着门窗次第打开，于是，飞翔”56。

当刘青峰离开贵州清镇中学、金观涛离开浙江杭州塑料厂，两人共同来到郑州大学教书之后，他们开始逐渐酝酿自己的文学和思想工作，并展现出气象不凡的抱负。1972年，刘青峰完成了《公开的情书》初稿；1974年，他们又写就七万字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提纲。不唯如此，刘青峰和金观涛在1975年海城大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间，还曾创作一部长诗《太阳岛的传说》，意在“献给本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57。创作此诗时，金观涛在安阳带学生开门办学，夜里“打着手电伏在地上开始写下那从我心中留出来的诗句”，而刘青峰在郑州家中负责“创造情节和人物”并最终融合所有内容58。这部在其心目中比《公开的情书》更重要的作品，成为他们在文学领域的最后一笔：“写完这个作品后，我们就告别了文学写作。”59以此观之，他们文学、思想才华的施展前提，是大学教师这份职业的稳定感，以及1970年代中期“继续革命”难以为继的社会氛围所共同赋予他们的。

后来，金观涛颇为怀念“那几年的平静的隐居生活”，原因不仅在于“有关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是在那里诞生的”，而且因为身处郑州这座河南乃至全国的交通枢纽城市，便于天南海北的朋友时常相聚在他们所住的名为红十楼的职工宿舍，并在共同“探索中国前途”的道路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60。与之一脉相承的交游故事，还有《公开的情书》里真真和讨论苏联、南斯拉夫问题的高年级大学生，老久和老邪门等追求科学并一同开展地下阅读的北大美术队成员，以及金观涛被分配到杭州后又“集聚了一帮更年轻的朋友”61。以思想关怀为基底，以友情、爱情为纽带，自1960年代末开始生成的青年交游状况，到了1970年代中期正逐渐形成气候。这些通过交游而识别同类并完成集结的青年知识分子，早已感受到时代即将进入转折路口，他们内心压抑许久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只等历史阀门的开启。

结 语

作为一部“七十年代小说”，《公开的情书》之所以在“新时期”伊始打动万千读者的心，主要原因是从浮沉中挣扎而出的读者，与小说作者共享了相似的生命历程，能从中获得与之共鸣的历史感受。发生在1960—198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全都深刻作用于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和包含小说作者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随着山河破碎又重整，他们的身世浮沉如雨打浮萍。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怎样实现个人的乃至国家、民族的抱负和理想，此类难题不只考验着历史中的他们，更是今天的人们在回望历史时不应回避的切身叩问。

因此，这个短暂但惊心动魄，起伏又有迹可循的关于刘青峰、金观涛一代人的“七十年代”故事，虽然看来是一段不算太长、貌似也不太重要的间奏，但若缺少了对以分配、交游为主要内容的“七十年代”的深入分析，那么将无法顺畅书写连接“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历史叙事，对《公开的情书》的理解也会停留在粗浅、抽象的认知层面。建立社会史视野、填充生活史细节，意味着需要以更为内在地、紧贴着历史的方式返回五十年前的中国文学现场，并试图共感于青年知识分子与写作者的脉搏与心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历史和历史当事人提供一份负责任与说得通的解释，才有可能在学术研究中真正建立从社会主义“十七年”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内在关联。

注释：

1 3 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11年第18期。

2 王逸凡：《20世纪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成——〈公开的情书〉史料研究（之一）》，《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李雪：《七十年代与〈公开的情书〉》，《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4 何言宏：《结局与开始——〈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5 关于《公开的情书》所涉及的1960年代末北京大学学生的地下阅读情形，可参见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根据北京大学方锡德先生提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1965级校友通讯录》，两人同在北大中文系1964级文学三班。

7 董汉河：《梦断大西北》，《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页。

8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5页。

9 据哲学系1964级学生陈焕仁回忆，其时军宣队、工宣队成员，主要来自8341部队、817厂工宣队和新华印刷厂工宣队。参见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奚学瑶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页。

10 陈龙山：《北大，我一生的加油站》，《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11 陈世崇：《梦里何曾别燕园》，《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

12 牛辉林：《故园四十二年前》，《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13 章青：《那年，“毕业”了》，《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14 赵学文：《漫漫人生路 悠悠同学情》，《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15 但国际政治系1964级学生丁广举认为，所谓“四个面向”实际上主要是“两个面向”，即农村和边疆。原因在于工农业生产受到冲击，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招收新人员。参见丁广举《昌图十年风雨路》，《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16 郭娜嘉：《严冬过去是春天》，《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7 温标：《难忘司马故里情》，《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18 24 28 29 31 32 33 34 35 36 44 靳凡：《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1期。

19 叶：《迟来的春天》，《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20 丛维维：《与延安有缘的七彩人生》，《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22页。

21 刘旦元：《磨难中的道德坚守》，《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页。

22 26 殷福保：《友情与爱情》，《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67页。

23 程民华：《走进仡佬之源的务川》，《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25《全国交通营运线路里程示意图》（第2版），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页。

27 关于小说与本事的关系，可参见王逸凡《〈公开的情书〉校园油印本考释》，《文艺争鸣》2022年第6期。

30 李雪：《七十年代与〈公开的情书〉》，《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37 38 39 吴郁英：《罗甸十四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311、311、312页。

40 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奚学瑶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6页。

41 钱理群等主编《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2 姚丹：《历史的空间性——〈安顺城记〉的地方书写》，《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2期。

43 清镇在1963至1996年间隶属安顺地区管辖。

45 刘青峰、刘进记录整理《范兆常口述自传》，自印本2012年版，第67页。

46 47 48 59 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49 王维阁：《边邑沉浮二十秋》，《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

50 吴根耀：《亲历湖北十年办煤》，《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51 王明美：《井冈山下北大连》，《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52 鲁仁：《山高水寒忆当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53 于清河：《盘锦纪事——离开北大后的最初八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54 58 60 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0、35页。

55《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

56 赵园：《非常年代：1964—1978》（上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7页。

57 金观涛、刘青峰：《太阳岛的传说》，《金观涛 刘青峰集——反思·探索·创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61 其中包括后来的“走向未来丛书”成员陈越光、胡音。参见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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