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诗学研究的中和之道
内容提要：蕴含着儒家智慧和唯物辩证法的“中和之道”，是吴思敬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学术方法。他追求理论与批评相辅相成的“并重”，在新诗理论研究中建构了具有科学化和现代化特征的“心理诗学”和“自由的诗学”；他对当代老中青诗人进行全方位的评论，并从宏观角度，对当代诗潮和代际群体作了深入研究。他的“中和之道”，对正确处理中外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提高民族化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吴思敬 中和之道 心理诗学 自由的诗学
吴思敬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把追求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新诗学，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而融合着唯物辩证法与儒家智慧的“中和之道”，则是他实现理想和目标的学术方法和成功途径。
唯物辩证法与儒家“中和之道”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辩证法的精髓，就是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被片面地理解为“一分为二”，形成一种长期流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只讲“一分为二”的对立，不讲“合二而一”的统一；后来发展为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和对抗，甚至认为“综合就是一方吃掉另外一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影响下，片面性泛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和独断论流行，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窒息了学术研究的生机。
所以，新时期学界的拨乱反正，在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层面，就是对只讲“一分为二”的偏颇，进行反思和纠正。吴思敬就是其中的一位先行者，他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准确理解，超越了只讲“一分为二”的时代顽症，善于从“合二而一”来研究对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和超前意识。
从1978年开始，吴思敬在报刊上发表系列文艺随笔《藏与露》《形与神》《动与静》《直与曲》等，对艺术辩证法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他已在研究唯物辩证法，并开始运用到文艺领域。这几篇文艺随笔，修改后收入专著《诗歌基本原理》“诗歌艺术的辩证法”这一章。他写道：“艺术辩证法要求把种种的文学艺术现象置身于辩证法的视野之内，看到想到对立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文中引用古人写的一首词《我侬词》：“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吴思敬认为这是“很形象地说明艺术辩证法的真髓”。1
吴思敬认为：“对立统一规律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的两极相通，构成各种对应的审美范畴。”2他选择了其中的十一对范畴：有我与无我、有限与无限、单纯与复杂、写形与传神、精确与模糊、虚与实、大与小、藏与露、直与曲、平与奇、生与熟，进行分析，主要是在两个对立面中探寻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表现出对对立统一规律熟练的掌握和运用。比如，在分析“有我”与“无我”这一对范畴时，吴思敬指出，“有我”并不是纯主观，“无我”也不是纯客观，“‘有我’与‘无我’，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互补充、统一在一起的”。又如，虚与实，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经常运用的一对范畴。实是基础，虚是生发，吴思敬分析了虚实结合两种主要基本的途径：一是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 ；二是化虚为实，把抽象的情感和哲思，化为具体的意象。再如，“生与熟”这一对范畴，初学写诗，总要经历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但熟练之后，又容易重复，失去创意。所以，要“熟而能生”，熟练之后，还要有新的创造，给人以熟处带生之感。
吴思敬善于从统一看对立，深入探寻对立面双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融合。他分析中引用了很多外国和当代的诗论和创作实例，还有大量中国古代文论的观点和中国古典诗词的例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吴思敬为什么能超越一分为二的时代局限？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
1978年8月，著名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庞朴，发表《孔子思想再评价》。1980年庞朴又发表在学界有很大影响的《“中庸”平议》，作者试图用儒家辩证法的“一分为三”，来匡正只强调“一分为二”的弊病。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也发表《孔子再评价》。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宏文，影响了当年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吴思敬。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已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中，成为汉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构成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换言之，儒家文化的遗传基因，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虽然自“五四”以来，批孔的声浪不断，但儒家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还是稳定地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遗传。
吴思敬所处的青少年时代，文化环境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孔子的。也就是说，已经很难通过研读孔子的著作，获得儒家的真传。但是，通过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遗传，儒家的仁爱、理性、宽容、平衡，成为吴思敬的气质和性格的基型。他大约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中，研读儒家的著作，最初可能是出于批判，但后来孔子学说与他身上所遗传的儒家基因，产生微妙的共鸣，开始受到影响并产生正确的理解，很快就吸收了儒家文化的“中和之道”，形成内在的学养。
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吴思敬在研读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儒家的“中和之道”作为“前理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哲学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从“前理解”开始，每个人的“前理解”包括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和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吴思敬而言，是“前理解”的儒家文化遗传基因在先，对唯物辩证法的研读在后。这样，“中和之道”作为“前理解”的内容，就不知不觉影响了吴思敬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吸收。“中和之道”是儒家辩证法，讲的也是对立统一规律 ；所以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相通一致的。这样，儒家的“中和之道”，使他本能地更关注唯物辩证法的“合二而一”，反过来，掌握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又能更自觉地理解儒家的“中和之道”。但两者也有差异：比起唯物辩证法“两极相通”的“合二而一”，儒家辩证法的“执两用中”，更明确是以“用中”作为对立面融合的原则，“中和之道”特别强调在两个对立面中寻找“中和”，产生新的统一体；也就是庞朴所说“一分为三”3。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主要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方法论；那么，儒家的“中和之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伦理修养和道德实践（“中和之道”，即是“中庸之道”，庸，用也）。对吴思敬来说，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不仅表现为他的思维方式，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还表现在他的道德修养上。他的为文和为人，都表现出典型的“中和之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所以，本文认为：用“中和之道”比用辩证法，能更好地阐述吴思敬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
“心理诗学”：打开创作心理的“黑箱”
吴思敬研究新诗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新诗的自由精神。他认为：从新诗诞生起，自由就是新诗所追求的精神。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外国“自由诗”的影响，是新诗产生的外部条件；而从内因来说，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子心灵中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4
具体而言，新诗的自由精神，是落实到诗人的身上，也就是诗人们代代相传的自由精神。所以，他提出“诗的主体性原则”。不要小看这个原则，它是吴思敬新诗整体观中一块重要的基石，是他新诗理论的生长点。（有的研究者误以为是来自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其实不是。刘文发表于1985年底，而吴文则写于1984年。）“诗的主体性原则”主要是源自于吴思敬对新诗自由精神的探求，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长期以来，传统“反映论”的理论，是把现实生活作为客体，作家作为主体，文学创作是作家主体对现实客体的反映。而吴思敬的“诗的主体性原则”却认为：“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它的创作客体就是主体自身，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主体之外的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观，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5
“诗的创作客体就是主体自身”的结论，这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是创作理论的重大突破。吴思敬还认为：“诗的主体性原则”， 是区别于小说和戏剧的诗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对诗的客体与主体的层层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融合所产生的新的形态，被深刻地揭示出来。既然“诗的创作客体就是主体自身”，那么研究诗人的创作心理，就是诗的创作论的主要内容。吴思敬的《心理诗学》，就是研究诗歌创作心理的过程和内在产生机制。
这样，从新诗的自由精神出发，到提出“诗的主体性原则”，再到“心理诗学”的创建，后到“自由的诗学”的建构，就形成吴思敬新诗理论的探索和建设的发展过程。
吴思敬对新诗理论的建设，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追求新诗理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1985年，正是引进“新三论”自然科学方法的所谓“方法论年”。掌握了“中和之道”的吴思敬，也在积极探索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但他并不热衷于单一的自然科学方法。他应《诗刊》之约，写了一篇《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指出：“心理学是在充分吸收了哲学、人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的，心理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多边研究的方法。在诗歌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的方法，与引入其他的方法并不矛盾，它们完全可以在追踪诗的精灵的过程中统一起来。”“诗人的心理活动既有流动性、变异性、复杂性，但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可以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加以考察，把它看成是多维的、连续的、具有一定层次的系统。至于研究诗人的人际关系、信息交流、诗人所处社会的群体特征、社会定势等等，则又需要心理学与社会学方法的交叉。总之，未来的诗歌研究方法将是开放的、多维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将某种方法定为一尊。”6
吴思敬提出的这种“多边研究”的综合方法，其实也就是“中和之道”的具体运用，它避免了单一方法的片面性，反对把某种方法定为一尊；用“多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的内在联系相结合所形成的综合性，来研究诗歌的整体性。善于寻找事物对立统一内在联系的吴思敬，独具只眼看到现代心理学，不仅与他的创作心理研究内容相适合，而且从方法论的层面讲，是一种“多边研究”，可以与其他新方法结合起来。他采用这种方法，写了三部诗学专著：《诗歌基本原理》，将系统论与心理学相结合，从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握诗歌的特殊性，在诗的观念和诗歌理论的构架和体系上，均有创新；《诗歌鉴赏心理》，是把信息论与心理学相结合，研究诗歌鉴赏的一般规律；《心理诗学》，也是将信息论与心理学相结合、心理学与社会学相融合，特别关注积淀在潜意识中的人类社会活动，避免了片面性，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创作心理全过程，和创作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
在这三部诗学理论著作中，吴思敬熟练运用“中和之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心理诗学理论和方法，表现出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特征，具有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他所采用“多边研究”的综合性方法，更接近于科学的实证方法。这是以前新诗理论著作所罕见的。
如果与谢冕、孙绍振的诗学著作和方法相比较，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们三人都是支持朦胧诗而起步，随后各自走出一条不同的诗学研究道路。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三人都有一部“创作论”：谢冕的《诗人的创造》、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吴思敬的《心理诗学》。这三部“创作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方法，研究诗歌和文学的创作过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以反映论为基础的传统创作论的重大突破，构成了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多元格局。
谢冕的《诗人的创造》，是对诗歌创作内部规律的探讨，分为感觉篇、意象篇、想象篇、灵感篇、构思篇、变形篇、语言篇、节律篇。他所采用的是传统感悟和现代思辨分析相融合的方法。以生动的例子和精美的文字，再现了诗歌创作中艺术生命的诞生过程。这本书，收入“今诗话丛书”，是对中国古典诗文评传统的传承和再创造。很少有诗学著作，能写得这样简洁、单纯和新鲜，充满着文采和诗意。
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认为，文学创作的特殊矛盾，就是生活真实与文学假定性的矛盾和统一。他以文学假定性为逻辑起点，以假定性与生活真实性的各种矛盾和统一为主要内容，讨论文学创造如何把生活真实变成文学形象。书中把文学形象看成是感性特征、生活特征和形式特征的三维一体结构。这样，就形成一种利用矛盾特殊性来分析和探究文学创作内在审美结构的新方法。
吴思敬的《心理诗学》，是第一部用“潜意识”作为心理基础的诗歌创作论。因为诗人们的创造大都发生在潜意识领域，但至今人类对潜意识的认识，还处在把它视为“黑箱”的阶段。吴思敬借助最新的现代心理科学成果，先对潜意识的特征和发生机制，作了生理学的描述，然后深入探究潜意识与创作的关系和过程。他把古今中外诗人和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的几万张卡片派上大用场）。诗人和作家们的创作谈，原本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各说各的；现在经过吴思敬的分析、选择和组织之后，被纳入由“灵感思维”“我向思维”“表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所组成的整体有序的架构和逻辑体系，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概言之，《心理诗学》清晰地描述和阐释了创作心理过程中的审美规律和创造发生的内在机制。这是迄今为止，对于发生在潜意识中的诗歌创作心理和创造发生机制，最为系统和清晰的揭示。
《心理诗学》第一次打开诗歌创作心理“黑箱”的盖子，虽然还未能看清“黑箱”内全部的神秘内容，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语言的根不在人的逻辑中，而是在人的无意识中。7《心理诗学》是1988年写出初稿，还来不及吸收这个最新的语言学成果，未能描述出潜意识中语言诗化的发生过程，虽然在相关的内容中有所涉及，但主要是把语言放在“信息的外化”，即艺术的传达过程。然而，能打开创作心理“黑箱”的盖子，可谓居功至伟。《心理诗学》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至今还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重新读它，还新鲜如初，它所揭示的创作心理审美规律和创造发生的内在机制，不断为当代诗人们的创作所证实。谢冕早年有过十年的新诗创作经历，青年孙绍振曾以是诗人闻名。与他们相比，吴思敬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但他与当代诗人们的广泛交往，特别是对创作心理全过程的研究，让他搞清楚了诗人创作心理发生的内在机制，所以“懂诗”。 他后来的诗歌评论所依据的理论和标准，主要是“心理诗学”，并在数十年的批评实践中没有产生大的失误，也反过来证明他的“心理诗学”是正确的，符合诗歌创作的审美规律。
读吴思敬的诗学著作，不仅知道诗歌的创作心理是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清晰地描述了发生在潜意识中的创作心理的发生过程，不是猜想，不是感悟，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实证的审美机制。这就是吴思敬一生矢志追求的新诗理论现代化和科学化。所以说，吴思敬的诗学著作，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文本。读他的诗学，虽然没有谢冕的诗意和孙绍振的敏锐，但有一种清晰的求真。像吴思敬《心理诗学》这样充满现代科学色彩的诗歌创作论，以前没有，现在也未曾看到，可见这种科学化的现代诗学研究道路之艰难。
“自由的诗学”：对新诗精神和诗体的再认识
21世纪初，吴思敬对新诗走过的九十年历程，有一个重要的“回望”，写下了他对新诗本质和文体的系列思考：《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中国新诗90年感言》《心灵的自由与诗的超越》《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等。
如果说，他早年就认识到：自由是新诗的精神，并且作为他新诗研究的出发点；那么，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他对新诗自由本质的思考，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新诗是在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中诞生的，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是它内在的精神，并举出郭沫若、艾青、蔡其矫、彭燕郊等新诗史上的一流诗人，在不同时期对新诗自由精神的呼唤为例证。
为什么要一再呼唤新诗的自由精神？吴思敬认为，诗人只有具备了自由的精神，才会有心灵的自由，才能创作出超越性的杰作。在《心理诗学》中，他从创作心理的层面，对诗人的心灵自由对创作的影响，作了精彩而详实的描述和揭示，令人信服。换言之，他是把诗人的心灵自由对创作的影响，作为艺术规律来认识。他反复强调：“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弃绝奴性，超越宿命，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8但是，新诗的自由精神和诗人的自由心灵，在现实社会中却受到各种干扰和束缚，“新诗的自由精灵，本应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自由自在地翱翔，无奈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特殊社会与时代氛围中，新诗与政治的无休无止的纠缠，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拖着它，使它飞得很费力，很艰难”9。
“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所构成的矛盾，是吴思敬对新诗的自由精神在九十年的进程中，不断遭遇到的坎坷和曲折的形象概括。新诗的自由精神，在吴思敬的笔下，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理论，而是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正因为新诗的自由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受到的阻碍和挫折，才需要不断地呼唤、认同、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当代的诗歌理论家中，还很少看到像吴思敬这样，对新诗的自由精神，如此重视并作长期的研究，把它概括为“新诗的自由本质”，形成他新诗理论的核心和基石。吴思敬认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10他重提七十年前废名所说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话题，但又不仅仅是对前人观点的复述和认同，而是借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命题，进行新的解读：不能把“自由诗”仅仅理解为一种诗体，而是“自由的诗”，即具有自由精神的新诗。
为什么在新诗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成为新诗主流的是自由诗，而不是“现代格律诗”？这就必须讲清楚新诗进程中自由与格律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这也是新诗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诗界和学者们争论了几十年，未能达成共识。
吴思敬从诗体的特征，来分析这个焦点问题。他说：“一种诗体只有不仅被开创者自己，而且也被当时和后代的许多诗人所接受并共同使用，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体。”11并提出衡量诗体的标准：公用性和稳定性。12而所谓的“现代格律诗”还处在试验阶段，不仅没有定型，没有定体，更没有形成现代格律诗的“公用性”和“稳定性”。从理论上讲，“现代格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自由诗的现代格律化。换言之，自由诗的现代格律化试验，并没有产生新体从自由诗中分离出来，真正自立门户。
吴思敬第一次从诗体的标准，在理论上讲清楚了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给人一种拨开云雾见太阳之感，表现出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
其二，诗界讨论“现代格律诗”，总是从闻一多《诗的格律》说起。特别是那些提倡现代格律诗的学者们，更是以此作为“现代格律诗”的理论根据。遗憾的是，他们对闻一多的理论却是误读，严重忽视了闻一多提出的新诗格式与古典律诗的三点不同：“律诗永远只有一种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这是律诗与新诗不同的第一点。做律诗无论你的题材是什么，意境是什么，你非得把它挤进这一种规定的格式里去不可。仿佛不拘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非得穿一种样式的衣服不可。但是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二点。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三点。有了这三个不同之点，我们应该知道新诗的这种格式是复古还是创新，是进化还是退化。”13
但那些现代格律诗的积极提倡者们，偏偏是把古典律诗的标准，作为现代格律诗的标准，强调自由诗也要像古典律诗那样建立固定的现代格律；忽视了闻一多所说的建立新诗格式，要根据不同的内容“相体裁衣”，创建层出不穷的新诗格式的理论。但闻一多并没有说新诗要像古典律诗那样，建立固定的格律。
对比之下，作为诗歌理论家的吴思敬，对闻一多《诗的格律》原意的理解则准确到位。他说：“自由诗绝不是不讲形式，只是它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如果说格律诗是把不同的内容纳入相同的格律中去，穿的是统一规范的制式服装，那么自由诗则是为每一首诗的内容设计一套最合适的形式，穿的是个性化服装。实际上，自由诗的形式是一种高难度的、更富有独创性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格律诗来说它对形式的要求没有降低，而是更高了。”14
这是对闻一多的新诗要根据内容“相体裁衣”，创造不同的格式观点的发扬光大。吴思敬不但正确继承了闻一多的观点，而且还与他的诗体理论相结合。他指出：“作为一种诗体，现代格律诗是介于格律诗和自由诗中的一种中间状态，它不像自由诗与格律诗之间有明晰而森严的分野，它与自由诗之间往往纠缠不清，某些被一些诗人和批评家视为现代格律诗的诗作，往往被另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纳入自由诗的范围。我认为，由于自由诗的巨大的包容性，那些缺少公用性和稳定性的个别的现代格律诗的创作，都是可以纳入自由诗的范畴的，因为自由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可以有整齐的建行，也可以有参差的建行，可以有明显的外部节奏，也可以没有明显的外部节奏。”15
换言之，自由诗与所谓的“现代格律诗”的关系，并没有构成自由与格律的二元对立；自由诗的现代格律化，所追求的是一种“中和”的状态。即自由诗为了防止形式的散漫，向对立面的格律诗吸取长处，以补形式的不足。自由诗的现代格律化，仍然属于自由诗。著名诗人辛笛说：“新诗的弊病，还得在自由体的前提下来考虑。我们可以从古典诗词、民歌、十四行诗中吸取营养，但仍然得化为自由体的诗。”16吴思敬也认为，当下新诗存在的问题，不是设计几种现代格律诗就能解决，而是缺少“诗的内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诗人缺少自由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而不是形式的问题。17概言之，吴思敬所提倡的“自由诗”，是必须具有自由的精神内涵，并能根据所写的不同内容创造各种新形式的自由诗。
这就是吴思敬为什么要不断呼唤新诗自由精神的重要原因。
概言之，从理论层面讲，在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的争论中，不能简单地把吴思敬视为捍卫自由诗的代表性人物；因为吴思敬并没有因为争论而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否定“现代格律诗”，而赞美自由诗。他是把诗体“公用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与闻一多“相体裁衣”的观点相结合，从学理上对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的争论，作了正本清源的辨析和厘清。他根据新诗百年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对自由诗的内涵重新定义，弘扬它的自由精神，并且强调自由诗要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各种各样新的形式。这也是对当下自由诗创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提出的纠错方法。吴思敬以他“中和”的辩证思维和深厚的学养，对新诗史的焦点问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是他对新诗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著名新诗研究学者王光明，把吴思敬三十多年来对新诗自由精神与自由诗体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誉为“自由的诗学”18。吴思敬的“自由的诗学”，是对新诗精神和诗体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论概括，是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和展望；它既是对百年新诗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代新诗创作主要弊病的对症下药，亦是对未来新诗发展方向的提倡和引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它是当代新诗理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和而不同”的诗歌批评
吴思敬不仅在新诗理论上卓有建树，而且在诗歌批评中也是硕果累累，他是一个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并重且和谐发展的全面型人才。这种“并重”，是源自他的“中和之道”。“并重”不是并列，而是“相辅相成”，他把理论与批评，看作是新诗研究的两面，努力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相融，追求一种亦A亦B的“中和”形态。
他说：“诗学理论的研究与诗歌评论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批评需要诗学理论的指导，诗学理论越是精辟、科学、有说服力，诗歌批评才越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诗歌理论贫困失血，诗歌批评自然软弱无力。诗歌理论又需要诗歌批评的推动，诗歌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学问，但它不是悬在半空的抽象玄虚的清谈，而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的进行最好能保持同步。诗学理论不能停滞，停滞了，成了一潭死水，便没有生命力了；有了诗歌批评，有了诗歌批评从生活和创作的源头带来的清清的泉水，诗学理论才会永远清亮、明净，滋润着诗歌的繁荣发展和一代代诗歌新人的成长。”19
具体而言，吴思敬借助“创作心理”的理论，来研究诗人和作品；又从对诗作和诗人的批评实践中，丰富和深化他的 “心理诗学”理论，使得两者相辅相成，蔚为大观。
比如，吴思敬对江河和他诗歌的研究。1980年代初，针对《纪念碑》等诗作，他写了《男子汉的诗》，分析江河诗中的“英雄气质和集团意识”，并以“追求诗的力度”概括江河的艺术特色。后来江河不断推出力作，正在建构“心理诗学”的吴思敬，便撰写了《超越现实 超越自我——江河创作心理的一个侧面》，在《诗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对江河诗歌的评论，也曾是一个热点，多是从文化寻根的角度进行阐释；只有吴思敬从“创作心理”的层面来解读江河的诗歌，认为诗人江河的精神特点，是“超越”——既包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超越，又包括对自己心灵世界的超越。吴思敬的“创作心理”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诗歌方法。
江河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一问世，就赢得一片喝彩，甚至被誉为“民族的史诗”。但吴思敬以一个理论家的清醒和批评家的敏锐，做出独到而深刻的辩证分析。他从初稿和修改稿的对比中，指出这组诗取材于神话，但又超越神话，其内在的精神是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是对民族心理建构原型的探寻并有新的构拟，是对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独特贡献；但这种超越原神话的力度还不够大，与屈原的《离骚》和艾略特的《荒原》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他对江河满怀期盼，希望他有更大的超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友情和关爱。江河后来创作的中断，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因，就是未能超越自己内心世界的局限，也从反面证明吴思敬分析其局限的准确深刻。
吴思敬也善于在与诗人们的交往中，观察、倾听和思考来自创作源头的“活水”。有一回，江河告诉吴思敬，他在听一段轻音乐时，突然出现一个女人提着灯走的幻觉，立即用纸记下来“你提着那盏易碎的灯”，接着联想，又有了“提着那盏铜制的灯”“提着那盏熟透的杏子”“提着那盏梨子那盏樱桃”，形成四个主干意象和旋律，每个旋律自成起讫，全诗的结尾处又可以同开头连起来读，类似音乐中的回旋曲，所以命名为《回旋》。20吴思敬把它作为潜意识突发创作灵感，出现“神来之笔”的例子，写入《心理诗学》，并对《回旋》作出精彩的解读。这首艺术精品，最初无人关注，但一经吴思敬解读，《回旋》那来自潜意识的妙处，便获得了众多知音而成为名篇。自江河的《纪念碑》问世后，批评家们大都津津乐道于江河的“史诗”，而对他诗作的多样性缺少全面细致的研究。是吴思敬兼顾到《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和《回旋》，展示了江河诗歌艺术风格的丰富和多样。吴思敬研究江河诗歌的成果，是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相辅相成的成功范例。
顾城，是吴思敬最早研究的朦胧诗人。1983年他写了《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读顾城的诗》，准确把握了“童话诗人”顾城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1993年顾城悲剧发生后，国内媒体上各种想当然的猜测和情绪化的评论，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简单否定。为了帮助读者对顾城及其诗歌的深入理解，吴思敬在复刊的《诗探索》专门开设一个专栏“关于顾城”，推出一组文章，为深入研究顾城事件提供可靠的资料。他还应约为《文艺争鸣》写了《〈英儿〉与顾城之死》，以他早年与顾城的交往和理解为基础，根据他的“心理诗学”，对顾城的病态心理作了透彻的揭示：从幻想在尘世建立“天国花园”，以及在激流岛的幻灭； 后期创作的枯竭感，以及对“死亡美”的推崇，层层深入分析顾城心理缺陷和悲剧的根源。
吴思敬还根据《心理诗学》创作内驱力的理论，作这样的分析：“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魔鬼与天使的斗争。如同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每个人都有两种精神，一个沉溺在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面。／另一个则猛烈地要求离开尘面，／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在顾城的内心世界中这魔鬼与天使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顾城在他的诗歌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寻找纯净的美的天使形象，在《英儿》这部忏悔录中则坦诚向读者揭示了他内心魔鬼的一面……”“那些达到自我实现的杰出人物，内心不见得没有魔鬼，不过他最终使天使的一面压倒了魔鬼一面。顾城也曾一度做到这点，在他写出了他的优秀诗作的时候。但最终由于上述已知因素和未知因素的作用，当他向谢烨扬起斧头的时候，他内心的魔鬼一面无疑占了上风，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的一生涂下极难令人索解的一笔。”21
这是顾城悲剧发生后，最为公正、周全的理性分析和清醒判断的诗评，也是吴思敬将“心理诗学”理论与创作批评相结合的一篇独具慧眼的诗人论。
三十多年来，吴思敬写了大量的诗歌批评，仅以201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诗人论》的选本为例，收在其中的诗评分为：“归来的诗人研究”“朦胧诗人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西部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研究”“女性诗人研究”“当代诗人散论”六辑，可以说涉及到当代诗坛老中青的众多重要诗人和诗群。
如果说，吴思敬对青年诗人一向支持和鼓励，他善于敏锐地发现青年诗歌的新质和意义；那么，他对老一辈诗人的研究，则更加用心。他对牛汉、邵燕祥、彭燕郊、穆旦、郑敏、辛笛、张志民等老诗人的研究，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从新诗史的角度，来阐述他们诗歌的重要价值和贡献，尤见工力。比如，《牛汉：新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寻找灵魂和良知——邵燕祥在当代诗坛的意义》《郑敏文集》序言。他还撰写《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对目前穆旦研究的现状和采用二元对立话语的弊端，在理论上进行分析和思考。他不辞辛苦，编有《牛汉诗歌研究论集》《郑敏诗歌研究论集》《看一枝芦苇——辛笛诗歌研究文集》《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他还有计划地组织对这些老诗人的研讨会。如“牛汉创作研讨会”“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辛笛诗歌创作70周年研讨会”“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穆旦诗歌创作研讨会”等；并且在他主编的《诗探索》上，开设专栏，选登研讨会上的优秀论文。吴思敬所做的这些综合性的工作，是其他研究者所无法替代的。是他把对当代第一流老诗人的整体研究，推向一个亮处和高处，其意义深远，功莫大焉。
吴思敬理论与批评的相辅相成，在对当代诗潮的追踪研究中得到精彩的发挥，成为他的特长。对当代诗潮的研究，是一种对诗歌现象的宏观批评，需要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宏观概括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19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诗歌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面上看是泥沙俱下，乱象纷呈，很难辨清。尤其是一些当年坚定支持朦胧诗的著名诗评家，对1990年代的新诗创作感到极度失望，甚至做出全盘的否定。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潮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诗界所公认。他长期阅读大量公开和民间的诗歌报刊，不断进行梳理和思考，然后谨慎地做出理性的判断，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并肯定了1990年代诗潮的特点和成就，并分析其局限性。他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90年代中国新诗的走向》《90年代诗潮的平民化倾向》《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变》《世纪之交的先锋诗潮：裂变与分化》等，从宏观的角度、细致的观察、辩证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对各种思潮变化和走向的条件和演变过程的分析，都能把握关键、切中要害。吴思敬的理论家视野和诗评家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很大的优势。比如，在《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一文中，就是用“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不仅分析了诗潮中“圣化”和“俗化”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而且细微地分析了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复杂现象，表现出一种敏锐而周全的审美判断，给读者以诸多的启发。
从方法论上讲，对诗潮的研究，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也有人称之为“中观”，其实也就是“中和之道”的一种运用。吴思敬对新时期“中生代”诗歌的代际研究，也是用这种方法。2007年，吴思敬撰写了《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对出生于1950—1960年代的几个重要诗人群体进行研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解剖。写有：《“北大”三剑客：西川、海子、骆一禾》《20世纪80年代：韩东、于坚与“他们”诗群》《周伦佑、杨黎与“非非主义”》等。
“中生代”的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一般的诗群研究，它是从更大的“代际”宏观视角，对诗群进行研究，能看出单一的诗群研究所未见的“代际”内容。比如，吴思敬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派”写作之间，曾经互相攻击，火药味极浓。但用代际划分的尺子一衡量，他们都是属于“中生代”诗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远远超出他们标榜的不同。所以，“中生代”的命名，不仅不会给诗坛添乱，反而可以促进诗人们的代际认同及彼此间的理解。22这种“代际”视角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几个群体中的诗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和艺术演变的清晰描述和准确概括，而且是从理论的高度，对群体做出分析和评判。
“中生代”包括各种重要的诗群，比如《他们》。掌门人韩东自言：《他们》“仅是一本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但是吴思敬对《他们》的研究，却表现出一个理论家充满智慧的穿透力和判断力：“判定一个文学流派是否存在，不是看作者的声明与表态，而是看相关的创作活动和创作实绩。”“通常认为，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思想倾向、艺术见解和文学风格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集聚在一起所形成的文学派别。构成同一流派的作家尽管思想倾向、艺术观念较为接近，但是各自仍然保有独特的对人生、对艺术的理解，保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流派的形成以诗人的个性为基础，却不是以泯灭个性为前提。”“《他们》尽管是一块发表园地，但是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刊物，而是带有明显的同仁刊物的性质，有一个相当稳定的作者群，而这一作者群正是由于思想倾向、艺术观念较为接近才聚集到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具备了流派滋生与成长的基本条件。韩东否定《他们》是一个文学流派，只是从他创办《他们》的本意而言的，他的声明并不能阻止后人及评论界用流派的观点来考察《他们》，进而做出《他们》已构成文学流派的判断。《诗探索》在1994年第一辑上开辟专栏介绍《他们》的时候，用的是‘当代诗歌群落’这个栏目，而回避了‘流派’的提法。‘群落’似乎是诗歌生态着眼的，强调莽苍苍的那种较为原始的感觉。‘群落’中可以包容流派，也可以包容那些在特定时间与地域一拨拨出现的诗歌作者与创作现象。在讨论没有结论之前，或许‘群落’是《他们》创始人与评论界都能接受的一个提法？”23
这段精彩的评论，对《他们》是不是流派，如何命名，流派与群落的关系，作了冷静而周全的理性分析和判断，体现了吴思敬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辩证思维。在他的笔下，理论不是“死”的，它在辩证分析中，充满穿透力和活力，使他的诗歌批评具有深度和力度。而缺少理论深度的批评家，常常局限于诗歌现象，只能作有限的观察和描述。
吴思敬“中和之道”在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和而不同”。
如果你以为讲“中和”的吴思敬，是不讲原则、和稀泥的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他的“中和之道”既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调和主义，而是“和而不同”。 庞朴指出：中和不是调和与折中，而是在对立的两面中寻找和谐，但又不是泯灭矛盾，而是对立同一，仍然保持着对立。24
在学术研究中，吴思敬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研究者，对所认同的诗歌真理，他是一位坚定的捍卫者。在新诗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上，吴思敬是不会沉默的，都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的诗歌批评之所以有重大的影响力，即来自于此。要言之，“和而不同”，是吴思敬具有儒家色彩的批评个性和学术品格。
自1990年以来，郑敏的诗作特别是她的诗学和文化理论，在诗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思敬对郑敏非常敬重和推崇，他深入研究过郑敏的诗作和诗学，但他对郑敏关于新诗没有传统的观点，并不认同。他积极与郑敏展开两次的对话和讨论。2004年，吴思敬与郑敏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场对话，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就在于对话双方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进行真诚而深入的讨论，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多维度的思考，并不是简单地下结论。
既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观点；又积极与不同意见者，进行友好平等的讨论，这是一种研究者的现代品格。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主体间性”，不是对他者的简单否定，而是两个互为主体之间的积极交流和对话。在当代的新诗研究中，最需要的就是吴思敬和郑敏这种既坚持自己的观点，又积极主动与不同意见者的“对话”。这样的“和而不同”，作为一种学术品格，值得大力提倡。
再如，关于“新诗的经典化”讨论。曾经有一度“经典的命名和经典的打造”大为盛行。吴思敬写了《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有力的批评。他借用西方学者“恒态经典”和“动态经典”的区别，指出新诗不足百年，其名篇也只能是属于“动态经典”，尚未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不稳定，有可能被颠覆。这篇充满辩证的分析，表现了作者清醒的理性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从理论上纠正了对新诗经典化的错误认知，为诗界所称道。
1998年关于“后新诗潮”的讨论中，面对名家们对“后新诗潮”的全盘否定，吴思敬“站出来说话”，对“后新诗潮”在深入分析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了“基本肯定”。因为在这背后，是他长期以来对1990年代诗潮所作的深入而扎实的研究。
总之，吴思敬做人的谦和低调，与他诗歌批评的敏锐果敢，宽容、厚道的个性，与坚持自己独特看法，不沉默苟同的学术品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吴思敬对他所研究的诗人和诗作，一方面充满着善意和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则是好处说好，局限说局限；批评的实事求是和公正，是他坚持的原则。比如，对他曾经欣赏的顾城和江河的诗作，他既有热情的评赏，又有细致的批评。对“非非”诗群，在充分肯定的分析中也寓着毫不含糊的批评。（《周伦佑、杨黎与“非非”主义》）
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主要是在学理层面上的讨论，在谨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他善于发现创作中的“不及”和“过”所造成的局限；分析中对“度”的把握准确到位，语气诚恳而委婉，完全不同于那种充满片面性和走极端的激烈“酷评”。所以，吴思敬的诗歌批评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令人心服。
“和而不同”不仅是吴思敬的学术品格，也是他所提倡并希望当代诗人们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1999年，他和林莽一起策划、组织了影响很大的“盘峰诗会”，希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在对话和交流中，不要各执一端，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要寻找双方的内在相通和互补，争取做到“和而不同”。
批评是一种灵魂的冒险，这就对诗歌批评家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是先知，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如果说，某些诗歌批评家，在某一个时期，曾经作为引领诗歌潮流的旗帜，但不能保证他在下一个时期，还能继续作为引领的旗帜。因此，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纠错，是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霍俊明认为：“吴思敬在多年的诗歌批评中还形成了其他的批评家所普遍欠缺的一个重要的品质——不断地自我修正和反思。与那些随着名望的增长不再认真读诗而胡乱说话的批评家和那些自以为是、自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和‘金科玉律’的批评家相反，吴思敬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修正和反思的自觉的批评家。正是这种优异的自我反思和纠正的姿态，使得吴思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具有历史感、重要性和准确性。”25
吴思敬这种品格，还让我们联想到儒家自我反省的修养传统。“中和之道”的形成过程，也是对自我的“不及”和“过”的纠正，是需要不断地反思和自我纠错，才能达到的上乘的精神境界。超越，是吴思敬著述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既立足于时代又要超越时代，是吴思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追求的目标。所以，他的诗歌批评，从为朦胧诗辩护开始，长达数十年，从未间断，靠的就是这种不断反思和纠错的自我超越。
概言之，吴思敬对始于朦胧诗，再到新世纪初期的当代诗歌，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和研究：从对诗人诗作细读、当代诗潮追踪、代际考察，再到史的观照。出版有《诗学沉思录》《走向哲学的诗》《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中国当代诗人论》《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等著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
正因为掌握了“中和之道”，吴思敬才成为感性和理性平衡和谐的学者，才能避免片面性，不走极端，其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呈现出大家的气象：开阔、圆融、厚重，富有全局观。他的诗学和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既不雄辩，也不以史料见长；而是善于辩证说理，以理服人，表现出一种科学的理性力量。
“中和之道”的启示意义
吴思敬在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绪论中，谈到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必然要经历中外不同诗学文化的冲撞和融合：“诗学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看似对立的两极，其实彼此又是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诗学文化的冲撞虽以不同文化的排斥为主，但排斥中有吸收。诗学文化的融合虽以不同文化的互相吸收为主，但吸收中有排斥。二者随着当时发展的大趋势互相推移，我们很难把它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但冲撞与融合不是目的，冲撞和融合的结果导致一种新的诗学文化的诞生。这种新的诗学文化来自于传统的母体又不同于传统，受外来诗学文化的触发又并非外来文化的翻版；它植根于过去的回忆，更立足于现代的追求；作为一种全新的创造，体现了文化建设主体对传统诗学文化和外来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这也正是中国新诗理论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这种双重超越在诗学建设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主体面对处于冲撞与融合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诗学文化因素，根据现实的状况与未来的目标加以抉择，并建构出某种新的诗学文化模式。超越的过程，既是抉择与建构的过程，也是新的诗学文化过程诞生的过程。”26
这段绪论，表现出吴思敬“中和之道”在诗学研究中高明而精妙的运用，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这段绪论，也可以看成是吴思敬的“夫子自道”：是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崇高目标。他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所创建的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诗学文化。
吴思敬的“中和之道”，既源自古老的儒家辩证法，又充满蓬勃旺盛的活力，是因为他给传统的“中和之道”，融入崭新的时代内容：他在唯物辩证法和儒家辩证法中，找到了相通的对立统一规律；他把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和使命感，与儒家的传统美德融合起来。所以，吴思敬的“中和之道”，既具有中外文化融合之后的新质，也表现出他个人的特点。他完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人格和诗学与批评的现代品格。他为文和为人的统一，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
吴思敬的“中和之道”，不仅对如何继承中国智慧，探求当代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的民族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而且对21世纪学术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朝着稳定、平衡、和谐方向发展，创造新的文化形态，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注释：
1 2 5 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73、277页。
3 24 庞朴：《浅说一分为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 9 14 吴思敬：《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中国新诗90周年感言》，《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9、9页。
6 吴思敬：《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诗刊》1985年第11期。
7 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8 10 11 12 15 17 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11、13、12、13页。
13 闻一多：《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论》（上编），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16 辛笛：《新诗的发展及诗的回归》，《辛笛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65页。
18 转引自吴思敬：《后记》，《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19 吴思敬：《自序》，《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0 吴思敬：《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21 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22 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23 吴思敬：《20世纪80年代：韩东、于坚与“他们”诗群》，《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
25 霍俊明：《诗歌“迷津”的引渡者》，《诗坛的引渡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302页。
26 吴思敬：《绪论》，《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文联海峡文艺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