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思敬的诗歌批评品格
内容提要：吴思敬从事诗歌批评四十余年，形成了鲜明的批评品格：善于从美学的角度切入分析诗歌创作，深入诗歌内部探讨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善于从宏观的高度来把握新时期以来诗歌思潮的发展流变，用比较的方法概括出不同时期诗歌思潮的不同特点；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考察诗人创作及诗歌思潮的发展，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不仅具有现场感，而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对于当代诗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吴思敬 诗歌批评 美学 宏观 辩证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在文坛上扮演着先锋的角色，以其新颖的诗学观念和大胆的探索创新而引发文坛关注，甚至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其诗学观念与传统的诗学观念之间发生碰撞冲突，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诗歌论争。从1980年代初朦胧诗论争到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论争，再到20世纪末盘峰诗会论争，不仅彰显出新时期诗歌的生命活力，而且呈现出诗学观念的急剧变化。面对诗坛的这种复杂局面，许多读者感到困惑迷茫，亟需专业人士的批评与引导。正是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吴思敬登上了诗歌批评的舞台。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从事诗歌批评，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的见证者，而且是四十多年诗歌发展的参与者。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评论，以其诗歌批评影响、引导了当代诗歌的发展，对许多青年诗人的创作、成长提供了诗学意义上的帮助。综观其多年来的诗歌批评，尤其是其在历次论争中所写下的文章，会发现其诗歌批评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品格。
一
多年来，文坛盛行一种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作家作品的风气，以政治作为唯一或者重要标准来衡量评价作家作品。这一风气在新时期受到了挑战。1980年，章明在《诗刊》上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对《诗刊》上发表的杜运燮的《秋》表示难以理解，并将此类诗歌命名为“朦胧体”。此后，文坛围绕以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展开讨论，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论争，参与的人数之众、发表的文章之多，实属空前。论争中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出现了两派立场不同的阵营，一派以臧克家、程代熙等为代表，用政治理论来批判朦胧诗，对朦胧诗持否定态度；一派以谢冕、孙绍振等为代表，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朦胧诗，对朦胧诗持肯定态度。
吴思敬在1981年《诗探索》第2期上发表了《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一文，参与了这次论争。面对朦胧诗的论争，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阐明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的关系才能澄清种种误解。他从美学的角度切入探讨诗歌的现代化问题，“诗歌现代化则是就新诗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意味着对我国传统诗歌包括在苏联美学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某些定型的新诗的突破，意味着对古今中外诗歌珍品包括现代流派诗歌的借鉴，意味着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创作方法艺术流派的多元化，意味着以现代化的艺术语言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反映现代中国人的思想风貌和心理情绪”1。他认为把诗歌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派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主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现代化，没有将现代化绝对化、固定化。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变化的东西，其本质是求变创新。他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评诗歌，不是给诗人扣帽子、打棍子，而是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切入来探讨诗歌的艺术问题，深入诗歌的内部来探讨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这一特质在其后来的诗歌批评中保持下来，成为其诗歌批评的一个鲜明品格。
198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三代诗”，相对于朦胧诗而言，“第三代诗”创作者更多，诗学主张更加激进，诗歌创作更加复杂，不少人从社会、政治甚至道德层面对“第三代诗”进行简单粗暴的否定批判，而吴思敬则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对“第三代诗”进行具体分析，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口语诗、生活流诗所存在的问题，“照相式的叙述，市民趣味与市民心态的堆积，引起读者的‘非诗’批评也就很自然了”2。他从美学的角度来考察把握新生代诗人的创作特点，其观点经受住了后来诗歌发展的考验。
20世纪末，“盘峰诗会”上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有些人将论争归结为两派诗人的“争权夺利”，吴思敬则发现了这次论争与以往论争的不同，指出朦胧诗以来的诗歌论争基本上是以先锋诗歌阵营为一方，以恪守传统诗学观念的诗人和诗论家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次论争是先锋诗歌阵营内部的论争，论争的本质是两种诗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不同。他认为以王家新、西川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强调提升精神世界、强调超越的写作，他发现了1990年代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对诗人写作心理的影响，“诗人们开始在新的层次上探索，在寻求超越具体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对人类生存历史的全部复杂经验，进行更宏观的、抽象的艺术把握，以现代人的眼光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纵深的开掘。他们在失望、痛苦的精神状态中依然执著地营造理想的殿堂，追求着精神的终极关怀”3。同时也指出了这一群体诗人创作所存在的问题，“至于一些作者情感与本民族的诗歌传统‘断裂’，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声音倾听的冲动，反过来对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却心向往之，靠频繁变换的诗歌模式来获得一种贫困的心态平衡。而他们所追求的诗歌理想、所遵循的写作规范，又往往是对翻译诗体的照单全收或蹩脚的改制而已，造成读者的反感也就很自然了”4。同样，他对以于坚、伊沙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也给予中肯的评价，“‘民间写作’，强调的是写作的平民立场，热衷于日常经济的描述，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中，开掘隐蔽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看来，世界万物无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分，现象也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真实地描述出现象，也就抵达了本质。故诗人不必避讳极其琐屑的日常事物，只要抓住身边的事物，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有可能直逼隐匿的诗性”5。同时他也指出民间写作不可能把所有的生活经验全部记录下来，“那些看似随意拈入诗中的生活景象，实际上正是诗人主观世界一直想寻觅的对应物，诗人之所以选择它，主要不是靠判断推理，而是靠的直觉。因而这类诗歌的写作更强调诗人的内在质素，即他活到一个什么份上，他的艺术观念在一个什么层次上。这种写作表面上率性而为，实际上也要表现对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考，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控制不好，很易失之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宣泄”6。他看到了一般人所没有看到的日常生活写作的本质，指出了提升日常生活写作的路径。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分析诗歌作品，才能把握诗歌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面对朦胧诗的论争，他从语言思维的角度来分析朦胧诗的特点，指出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人们思维能力的变化，“既然这种不同概念的快速纵使在现代人的思维活动中越来越司空见惯，那么某些诗人为了捕捉微妙的感觉，为了表达主观的情绪，尝试运用抽象变形、意象暗示、隐喻通感、省略跳跃等艺术手法，不是用具体物象、不是用直射，而是用心灵感觉、用曲折暗示的方法来反映客观现实，不也就十分自然了吗？” 7他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现代诗与传统诗歌的区别，“某些现代诗人处在疾驰的现代生活的漩涡之中，在这异化的世界上，他们总是心潮难平，想摆脱因袭的桎梏，所以他们往往从物象的常态中脱颖而出，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他们从现实中感觉到的东西，不再按自然状态重现，而是把它们打破、敲碎、切细，经过头脑的自由组合，形成一幅理想的画面”8。他主张将“想象的作用在于创造而不在于认识”作为了解现代诗艺术语言的一把钥匙，“在现代诗中，诗人按自己的意志塑造了一个具有艺术真实的世界，它不同于客观世界的常态，又同客观世界相呼应”9。1990年代诗人的语言观念发生变化，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周伦佑则提出诗从语言开始，“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诗人通过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也确实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手段，使人们意识到，在回到语言本身的诗中，语言已不能再简单地视作某种意义的载体，而是一种流动的语感，读者虽难给予确切的解释，却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出它们的存在”。同时他也指出这种语言回归所带来的另一种后果，“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玩起了语言，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在‘实验’的旗号下，一些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游戏纷纷出现，更严重的是对语言施展暴力”10。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特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诗歌是一种精致的艺术，要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来构建诗歌艺术殿堂。吴思敬能够敏锐地把握不同时期的诗歌艺术手法，“舒婷、北岛那一代朦胧诗人，着意将生活的秘密溶解在意象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寄寓在冷隽的暗示与象征中，不是按现实的时空秩序，而是按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重新安排世界。诗中的意象不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射，而是经过诗人心灵世界的过滤后有所模糊、有所省略、有所变形”11。这不仅概括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也是打开朦胧诗之门的一把钥匙。针对1990年代诗歌中出现的叙事化倾向，吴思敬指出其与传统的叙事之间的差异，认为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环境，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12。他以朱文、西渡、伊沙的作品为例来说明1990年代诗歌叙事的变化，文本分析与宏观概括相结合，可谓有理有据。
吴思敬善于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诗人的创作，概括出不同诗人的创作个性。在他看来，西川提出了一套“诗歌炼金术”，强调诗人集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一身，“他诗中那种参悟了人生和世界后的智慧与达观，在柔和的微风下显示的内在的力度，构成了‘西川体’的独特风貌”13。他认为王家新是个独特的游离者，他处于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边缘，热衷的是个人不计代价的精神历险，“他的诗严肃，厚重，深沉，是诗与思的自然结合”14。他认为“韩东用他的作品粉碎了许多神话，让诗的歌咏对象由英雄回归到平民。与此相联系，他还扬弃了朦胧诗人惯用的意象组合方式，走出了象征的森林，而代之以经过提纯的口语写作”15。他看到了于坚诗歌创作的复杂性，肯定了其在1980年代中期的探索，“80年代中期，他尝试以生活的原形态入诗，写出一系列后来被人称作‘生活流诗’的作品。他强调的是‘在’，即诗人所置身、所知觉的当下与现在。他的这类作品摒弃了美丽的想象与隐喻，代之以客观物象的直接呈现，避免感悟的直接宣泄，而尽量做到以冷静的心态写作，或者叫作‘零度写作’”16。吴思敬通过文本分析，恰切地概括出诗人的创作特点。
诗歌美学侧重于诗歌内部研究，涉及诗歌语言、结构、文体、艺术表现手法等诸多因素，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把握住诗歌艺术的本质。吴思敬善于从诗歌美学角度来评价诗歌，深入诗歌内部探讨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对诗歌发展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
吴思敬长期担任《诗探索》主编，他常常站在主编的高度来观察新诗的发展，敏锐地发现新诗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并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高屋建瓴地把握新诗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在不同时期，吴思敬写下了一些宏观考察诗歌发展的文章，对特定时期的诗歌进行分析，概括出其基本特征。在《90年代中国新诗的走向》一文中，他对1990年代诗歌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了在全民下海经商环境中诗人们的不同的选择，概括出1990年代诗歌呈现出的新变——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结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通过与1980年代诗歌的比较，把握1990年代诗歌呈现出的特点，既概括出当时诗歌的创作特点，又揭示出诗歌的未来走向。面对新时期女性诗歌的繁荣局面，吴思敬概括出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路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舒婷的出现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来临。19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以对女性深层心理的开掘及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在诗坛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进入1990年代，女性诗歌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诗人们调整了女性写作立场，与商业社会中女性身份消费化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抗；二是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走向世俗；三是与历史对话的姿态，表现出新的女性理想；四是对女性意识的超越，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关注人类命运。17在概括出女性诗歌发展总体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出不同时期女性诗歌的不同特点。
吴思敬具有历史的视野，善于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当下诗歌发展的特点，这是学院派批评的一个特点。在分析19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时，他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平民文学》切入，以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分析为指导（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其读者是平民还是贵族，而在于其文学精神）来分析19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关键是看诗人是否能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艺术，能否真诚地传达出一定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识、情绪、心理……”18通过孙文波的《改一首旧诗……》发现其诗歌创作由想象虚构向现实生活回归的倾向，认为孙文波的这种变化代表了19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90年代诗人的创作观念中，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19。在他看来，民间不仅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等，这无疑拓展了对民间的认识。1990年代诗歌关注生存问题，展示对普通人的温热朴素的人性，表现普通人在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状况中对生活的自信与执着，诗人“直面生存处境，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20。《回顾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是一篇微型的新时期诗歌史，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的脉络，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总体特点——思想的启蒙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诗歌主体性的重建与强化、朦胧诗人的崛起与围绕朦胧诗的论争、新生代诗歌群体的喧哗与躁动、“个人化”写作的涨潮与重建诗的良知、对世界敞开与中外诗歌文化交融、语言观念的变革与形态的出新、激活古典诗学传统与树立文化自信，抓住了四十年诗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是对过往诗歌的回顾，又是对未来诗歌的展望。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文坛出现了网络诗歌，大量的诗歌网站、众多的网络诗人涌现出来，网络诗歌作品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令人目不暇接，诗歌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吴思敬关注21世纪以来诗歌发展所出现的新现象，对新媒体的发展与当代诗歌的新变、大国崛起与当下的诗歌热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了新世纪诗人的介入意识，概括出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底层写作、重视日常经验写作、贴近世俗人生等创作特点。21
吴思敬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宏观把握，并非凭想当然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具体文本、具体诗人的分析发现诗歌创作出现的新现象，概括出诗歌发展的整体走势，通过比较分析把握不同时期诗歌发展所呈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结论具有预见性。
三
当下文坛上流行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批评模式，批评者常常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或者根据自已的圈子属性，对批评对象不是捧杀便是棒杀。而吴思敬则避免了这种做法，其诗歌批评总是用一种辩证思维来考察批评对象，无论是对诗人还是对思潮，都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客观公允，得到批评对象的认可。
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带有悖论性的问题。面对这一情况，吴思敬并没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针对不同的问题，给予深入辩证地剖析。朦胧诗刚登上文坛时，许多人喊读不懂，对其晦涩朦胧的语言难以理解。针对这种现象，吴思敬从时代变化与艺术语言变化的角度切入来进行分析，认为艺术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创造新的艺术语言的出现不等于是对旧的艺术语言的完全否定。新、旧之间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抽象、变形、象征等现代艺术的常用手法，其实既不古怪，也不神秘，在艺术发展史上，它们早就出现了。……实际上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变形、直说与象征往往是互相交叉、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谈不上哪种是高级，哪种是低级”22。他辩证地分析诗歌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认为诗歌现代化不是要割断传统，传统是客观存在，是谁也割不断的，谁也否定不了的，但传统的长河要有源源不绝的活水流入，才不会枯竭和凝固，“我们承认传统、尊重传统，然而我们却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文学面临重要的突破和变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打破，强调同古典作家分庭抗礼”23。针对新生代诗人创作的语言诗，他既看到了其创新的价值，也指出了其带来的问题，“诗人通过对现有语言规律的破坏及种种实验，可以使语言自身的魔力得以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诗确实拓宽了新生代诗的表现范畴。不过，这种激烈的破坏与实验自身，很难获得普泛的读者认同，有可能断送阅读的前程，因而注定是一种孤独的冒险”24。20世纪末诗坛上出现了网络诗歌，许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诗歌写作迎来了大好时机。对此，吴思敬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既看到网络给诗人带来的写作发表自由，“网络诗歌的出现取消了发表的门槛，模糊了普通诗歌习作者与诗人的局限，使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了专业作家控制诗坛的局面”25。同时也发现了其所存在的弊端，“网络诗歌发表没有门槛限制，导致信息资源的爆炸与过载，某些网络诗作者滥用了网络提供的自由，消解写作难度，不加节制地放纵情感，宣泄欲望，出现了一批浮泛滥情、泥沙俱下、品格低下的‘口水’之作，制造了大量垃圾”26。新时期女性诗人的写作涉及性别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吴思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指出女性写作的合理性，同时又反对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男性与女性之间有其对立的一面，尤其是强调男性权威的宗法社会更加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忽视这点是不对的。但男性与女性之间向来就有互补与协调的一面，有作为人类的整体的统一的一面，忽视这点也同样不对”27。他认为成熟的女性诗人应该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又是全人类的，“过分意识到自己是女诗人未必好，不要把女性的特殊性和人的共同性对立起来。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是女性文学的一种进步”28。由此出发，吴思敬发现1990年代女性诗歌所关注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视野，性别对抗不再成为烛照女性命运的主要文化背景，而是更多地表现人类生存的大背景。
吴思敬常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具体诗人进行分析。海子是当代著名诗人，对他的评判常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吴思敬认为海子是天才的抒情诗人，是暗夜中的歌者，既看到了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又指出了其诗歌所存在的问题，“他热爱自然，热爱风景，更热爱自然与风景中的灵魂，他的诗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表现，而是打开自我，把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因而他笔下的麦地、村庄等意象，也就不仅仅是风景，而成为生命的律动。海子的史诗企图建构起一个太阳神话，他深受《新旧约全书》、希腊神话，以及但丁、歌德的影响，而未能从本民族文化中获得坚固的支撑，再加上他的青春燃烧式的写作方式与古典主义的理性建构的固有矛盾，使他的史诗创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29。以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诗歌引发争议，有人对其作品中表现出的颓废思想予以批判，吴思敬认为莽汉主义有点类似美国1950年代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嚎叫派”，“莽汉主义既是一种诗学主张，又是一种人生行为。莽汉实际上是一群中国的流浪汉”。“他们的行为不值得称赞，但他们在诗中敢于裸露真实的自我，却又有某些可爱之处。”30对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主义”诗歌理论主张，吴思敬也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就80年代中期的情况而言，‘非非’这些颇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对弥漫诗坛的陈旧的艺术趣味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对当时青年诗人的精神方面的影响不小，而在其激烈的艺术主张的背后也不无合理的内涵。不过，在‘非非’所要追寻的‘前文化世界’与其具体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他们要逃避语义、超越语义，但他们的表述却根本不能摆脱现代汉语的某种具体语义；他们要超越逻辑、语法，但他们的诗行却大多符合现代汉语的逻辑、语法；他们要逃避思想、理性，但他们的作品却暗含着另一种意义的思想和理性。实际上，‘非非’的‘前文化世界’，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而已。因而，关于‘非非’理论的下列评述也许不无道理：这是一些反叛意识强烈的诗人用理论文字写下的另一种形态的诗，其情绪的宣告意义要大于其理论建树的意义。” 31他指出了非非主义诗歌理论所包含的矛盾，这种评论可谓中肯。周伦佑后来抛弃其语言乌托邦向语言现实回归，与外界的这种批评应该不无关系。
吴思敬的辩证分析并非无原则地和稀泥，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从诗学理论出发来进行深入分析，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20世纪末的盘峰论战中，吴思敬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而是从诗学理论出发，看到了两派理论的互补性。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自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理应和睦相处，互相竞争，不应互相对立、互相敌视，应该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寻找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汇合点。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绝没有互相排斥的理由，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特点和非体制性，使之先天地具有民间性，民间写作的骨干成员无不具有知识分子身份；他认为盘峰诗会论争的话题，有些实际上是伪命题，双方的艺术分歧被人为地夸大了，“就具体诗学主张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高度，追求超越现实与自我，表现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民间写作’强调活力，强调日常经济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也不能因为其夹杂若干草莽与粗鄙成分就视为敝屣”32。从实际创作来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可以互通有无，以臧棣、西渡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将日常经验视为非常重要的诗歌资源，而以于坚为代表的“口语写作”的作品也并非都是口语，由此得出结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尽管有诗学观念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势不两立，而是有着很大的互补性。”33透过“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他看到了其背后所存在的为争夺诗坛话语权力而交锋的成分，并对双方的这种坚执表示理解，“不能说这种坚执中没有坚持真理的自信，不能说这种坚执中没有对缪斯的忠诚。我们也理解这些诗人的内心的苦衷”34。与此同时，吴思敬也从中发现了1980年代的“先锋综合症”在他们身上的延续，并认为年轻诗人应加强品格修养，对思维方式做适当的调整。他肯定盘峰诗会论争的诗学意义，认为这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坦诚对话，是一件好事，“因为诗的领域从事就不应是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正常的”35。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为先锋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36。吴思敬从诗学的角度来分析“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矛盾症结，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策略，同时也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吴思敬善于用辩证思维来分析问题，但辩证并不意味着中庸。他善于从诗歌美学出发，对诗歌现象、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因个人的偏好而得出结论，也不因与诗人的私交而进行溢美写作。他虽身处北京，却并没有门户之见，对北京和京外的诗人一视同仁；他虽身处学院，却并未对学院派诗人有所偏向，对民间派诗人也欣赏有加。他的批评之所以能够得到批评对象的认可，这与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品格是密切相关的。
吴思敬从事诗歌批评四十余年，形成了鲜明的批评品格：善于从美学的角度切入分析诗歌创作，深入诗歌内部探讨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善于从宏观的高度来把握新时期以来诗歌思潮的发展流变，用比较的方法概括出不同时期诗歌思潮的变化特点；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考察诗人创作及诗歌思潮的发展，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不仅具有现场感，而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对于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中的美国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9BZW09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7 8 9 22 23 吴思敬：《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诗探索》1981年第2期。
2 13 14 15 16 24 29 30 31 吴思敬：《“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0、242、244、244、248、241—242、245、246页。
3 4 5 6 32 33 34 35 36 吴思敬：《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295—296、296、297、297、298、299、300页。
10 11 12 18 19 20 吴思敬：《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276、276—277、271、272、276页。
17 27 28 吴思敬：《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291、290、291页。
21 25 26 吴思敬：《当下中国的诗歌生态》，《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9—155、149、150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