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兰》的“未完成性”与“问题性”
内容提要：丁玲的小说《杜秀兰》取材于丁玲1955年底在京郊四季青社参加整社的经验，现有手稿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间写完，全文未完。陪同丁玲下乡的白刃同期也以相同的素材完成了短篇小说《农家父女》，将两篇小说对照阅读，可见出《杜秀兰》构思上的独特之处和由此产生的书写难题。在叙事空间的选择上，《杜秀兰》避开了将“农家”作为社会变革的恒/变量加以考察的书写路径，而冒险地在社会主义城乡规划蓝图的基础上构建叙事空间。在新人杜秀兰身上，丁玲着力想要表现一种特别的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状况，写出在健康的时代“感觉”的基础上所生发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围绕《杜秀兰》构思上的特点展开细读，阐释《杜秀兰》的写作意图及其未完成性，由此见出小说文本断裂处所对应的复杂的历史问题。
关键词：丁玲 《杜秀兰》 未完成性 叙事空间 新人
丁玲的手稿《杜秀兰》，娟秀的钢笔字整齐地写在横线稿纸上，稿纸共30页，全文现有六节，整体上没有太多涂改的痕迹，后面三节的字迹似乎略微潦草一些。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只留下很少的信息，《丁玲年谱长编》中记载，1955年冬，丁玲“在等待组织处理期间，深入京西海淀区农村，采访成立高级合作社的情况，并着手写短篇小说《杜秀兰》（未完稿）”1。1956年1月“10日，修改短篇小说《杜秀兰》第一章”2。这些记载均来自于陈明的书信和晚年回忆，王增如老师由此推断，“《杜秀兰》应是丁玲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在北京多福巷家中完成”。
由于材料不足，也由于《杜秀兰》本身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未完成”的效果，使得我们今天难以确知丁玲当年的写作规划——目前留下的这篇未完、未刊稿，它的主要内容究竟写完了吗？它是一部长篇幅的小说的第一章，还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短篇呢？要讨论这一问题，白刃同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农家父女》应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文本。白刃是部队出身的作家，在1950年代和丁玲有所交往，1955年下半年丁玲去北京西郊四季青参加整社，即是由白刃陪同。31980年，丁玲在为《白刃小说选》所作的序言中也回忆起这段经历：
我决定到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子“体验生活”去了。……我在乡下遇到了白刃同志。究竟我们是怎么恰巧遇在一起的，我已经忘了。总之，我们一道采访，同在一对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同在一群男女青年中劳动，一同听取区社干部介绍情况，同模范人物谈经验，甚至在伙房里各人舀了半碗菜，端着饭碗吃饭的时候，我记得都同白刃同志在一起。……我们相处只有五六天，现在我也忘记了当时我怎么又回来了。他是在我走时也离开了村子，或者住得较长呢？4
虽然往事渺茫，丁玲和白刃两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但基本的事实还是清楚的：丁玲这次下乡的时间并不长，所获取的经验、素材也是有限的，她和白刃一起采访“模范人物”，给“顽固的老农”做思想工作，“听取区社干部介绍情况”，“在一群男女青年中劳动”——这些人物和事件，就是《杜秀兰》的基本内容构成，也和白刃于1956年春完成的《农家父女》的内容一致。以同行者的同素材小说为参照，我认为《杜秀兰》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已经写完了，但缺少一种结构性的完成，因而在现有稿本中，小说各部分的情节内容之间存在跳跃或断裂的状况，小说的方向和主题也显得有些模糊。
丁玲后来很少再提这篇小说，因而我们也无从得知她为什么放弃修改和发表《杜秀兰》，除了当时糟糕的政治处境让她失去了写作状态外，是否还有写作内在的原因导致《杜秀兰》难以完成？《农家父女》和《杜秀兰》可以说是提供了对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比较阅读可见出两篇小说的“有”“无”，以《农家父女》为参照对象，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发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审慎地考察《杜秀兰》在构思上的选择、尝试和由此产生的书写难题。
《农家父女》中的田志英和杜秀兰来自于同一个原型人物，白刃以父女冲突为线索，讲述了农村生活的今昔变化和新人的成长。“家庭”是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空间，相应地，亲情和乡谊也成为小说中基本的情感逻辑，这样的伦理感情维系着“顽固的老农”（田老头）和青年（女儿田志英）及变化中的环境（推行农业现代化、合作化的村庄）的关联。在这一小说结构中，“顽固老农”田老头的情感和心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农家”和个人的劳动本能，在田老头那儿构成为一个生活系统，当这个系统被迫要向农村的现代化改造敞开时，他感到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于是，在每一次田老头感到孤绝郁闷的时候，来自熟人的好意和他内心对亲情的顾念便引导着、推动着他与环境和解。这些不断插入的情感的动力被安排得十分妥帖，让田老头的融入和转变显得自然而动人。小说的精密设计，显示出作者的匠心，而这同时也是作者对这段生活的一种理解和把握。
中国农村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薛毅老师所言，它是一个“公和私可以相互转换的领域”5。因此，表现公私激变的农村题材小说常常会将“家”作为一个表现矛盾并转换矛盾的叙事空间。丁玲也深谙这一叙事逻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更早的一些小说中，丁玲已经意识到“家庭在农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构成了事情的各个方面”6，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她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和亲族关系展开了探索，也常常在对家庭物理空间的描写中有意识地还原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质地。如此想来，《杜秀兰》中对家庭空间及乡村伦理关系的简化，或者说淡化处理，就着实有些奇怪了。虽然书写农村生活几乎完全无法避开家庭，但在《杜秀兰》中，家及家庭关系显然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的背景而存在的。比如发生在家里的父女争吵是小说中的一段重要情节，《农家父女》便以父女争吵刚结束后的家庭氛围描写开篇——以细腻的人物行动描写表现争执对父女双方的伤害之深，以对家庭内景的描写渲染压抑不安的气氛，同时也带出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但《杜秀兰》中却全无这样的空间叙事，而是十分直白地呈现了父女俩各执一词的对话。更有意思的是，丁玲将这场家庭争吵放在一种新的乡村时间安排中呈现：“听敲钟了，生产队集合啦”，在时间的流动和人物的空间转换中，这场争吵将很快结束，作者似乎并不想她的人物耽溺在这烦恼的情绪中，杜洛刚“很伤心”，但还是“气冲冲的”走出了家门。还留在家里的杜秀兰“很难过”，但她没有应答弟弟妹妹和她娘的关心：
她一个人站到院子中去梳辫子。晨风跟着梳子在她的发上滑走，她的手一上一下，梳通了她的长发，也梳走了适间引来的一些不快。夜里的阵雨把树，把庄稼，把小草，把墙头的牵牛花，把葫芦藤，把窗前的凤仙花，都洗得更青翠可爱。天慢慢地蓝了起来，东方升起了太阳，西山脚下只见一片雾濛濛的。四处传来钟声，生产队都下地去了。蜜蜂也早早地出来了，嗡嗡嗡，一直在她的头上围绕着，杜秀兰轻轻地哼着歌，她又想到她的申请书了，她要赶早到学校去写……
如程凯文章中所言，“这是典型的丁玲式场景：风景自然与人物内在形成某种感通，造就心境的舒展、‘稳静’。”7而我还想补充的是，这里的场景描写从“院子中”，到遍布着“青翠可爱”的植物的村庄环境，再到明媚的天光和远处西山的雾霭，最后是合作社的钟声所笼罩的空间。这层层展开的风景视野，不仅赋予主人公一种诗意的气质，还建构了家庭空间与家庭之外多种空间的“连续体”8，从而将父女/“新与旧”矛盾的解决放在了更大的且还在展开的时间和空间中。
事实上，在《杜秀兰》的开头，作者所选择呈现的小学校放学的场景，就已基本明确了这篇小说的空间意象的性质与基调。这是一个充满了少年的喧闹和朝气的空间，同时又是在新政治所规划的生活世界中才建立起来的空间，它在传统的乡土世界中真实地发挥着教育、宣传、组织、动员的作用。丁玲在《杜秀兰》中很少书写人在家庭中的活动，她淡化对传统农家的伦理意涵和情感意涵的表现，也没有将家庭作为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的恒/变量加以考察，而是选择在如小学校、公社办公室、生产队活动的新型劳动场所等这样的一些空间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这一叙事选择的背后是否包含着丁玲对“创造新世界”的文学叙述的某种考量呢？
如果更多地在家庭空间内部书写“新与旧”矛盾的激化和解决，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一种“青年先进性”话语的主导下书写代际关系。正如《农家父女》中的田老头是一个顾念家庭和亲情的老人，而女儿田志英则是典型的农村青年积极分子的形象，她不仅响应号召参加农业生产，还常常外出开会，因此不能按时回家吃饭或深夜晚归也是常有的事。虽然亲情牵动着父女双方的心，田志英对自己的“顽固”爹也抱着体谅和畏怯的情感，但她仍然在个体生命和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优越性，而小说叙事也借重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然的代际更替的逻辑。
“青年先进性”与伦理情感相斥和相容的情节结构在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很常见，并且具有现实的和文学书写上的合理性。可丁玲完全避开了在“青年先进性”的话语层面上塑造杜秀兰。杜秀兰这个人物，叙述者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在学校里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好学生，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农村青年积极分子的活跃和忙碌，也看不到那种因掌握进步思想而焕发出来的主动性和进取性，相反，在一部分情节中，她还显得孤立，寂寞，无所事事。在村庄的人际关系中，杜秀兰的表现多少有些稚嫩。在家庭内部的争执中，杜秀兰说理很强，但叙述者同时补充了杜洛刚的经历和心理活动，也就比较完整地交代了杜家的家史和家境，在叙述者视野的参照下，我们不难看出杜秀兰的“理”虽然正派却不够周全，因而也不占据“正确”的优势。可见，在杜秀兰这个人物身上，丁玲保留了进步新人的纯粹、诚挚的品格，但祛除了其“优越性”，这也就消除了“青年先进性”话语及其文学书写中所隐含的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即“青年先进性”话语往往不自觉地将“落后”的父辈置于可笑或可怜、可同情的地位。《农家父女》中的田老头便被固定在这一位置上，虽然小说中对“落后”的父亲的同情而体贴的描写，让这个人物具有了内在的深度，但同时，田老头也被困在了内心叙述中，困在了愤懑、懊恼、孤独、悲伤、怜爱的私人情感的循环中。而在《杜秀兰》中，作者除了在父女争执的场面中对“顽固父亲”的形象做了一些正面描写外，更多地只是写到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情节进展中的出现及其基本行为，小说叙述并不过多地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也没有持续地追踪他的情感波动。略写杜洛刚这个人物，当然也是寻常的叙事选择，而且从艺术表现力的角度看，这个人物形象还因此显得比较薄弱，但在两篇小说的比较阅读中，我竟意外地为丁玲没有将杜洛刚和“顽固”而动人的情感捆绑在一起而感到轻松。杜洛刚因此“不可怜”、有尊严。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不满和不理解只是在其规律的日常活动的底子上显现，仅此而已。那么，他在“更大的且还在展开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种种活动，也为他保留了生成新的情感、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篇未完成的作品中，丁玲应该还没找到完善的书写方式，因此也带来了矛盾书写平面化和人物形象单薄的问题。从父女双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矛盾没有在论辩以及更多的生活互动中充分展开，当然也没有在深层的交锋、交流、彼此让步和接纳的意义上真正解决，小说中的这个“父女矛盾”毋宁说是被搁置了。但《杜秀兰》在这方面的书写“失败”也提供了启示：它提示我们省思各种“先进性”话语中可能包含的优越和遮蔽，并警惕对“落后人物”的充满同情的书写成为对人物的另一种“暴力”。正是在这一“失败”的层面上，我们所熟悉的对生活和人有着别样的敏感的作家丁玲现身了，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堂姐》9……在丁玲书写革命与进步的故事时，她总会发现那些在历史进步的主潮中发不出或找不到自己的声音的普通人，并且在书写中谨守和她笔下人物的“交往”伦理，不随意地以“全知全能”穿透人物的生活和心灵，也不对人物的过去与未来做出固定的判断。由此可以追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在1950年代的农村社会变革中，先进个人与守旧家庭的矛盾，其变化与解决的故事该怎么讲下去呢？如果我们需要调用固有的情感和伦理的结构作为新价值的生长土壤，那么又如何避免令叙述陷入旧的情感逻辑的循环？在《杜秀兰》中，丁玲留下了“（旧）情感”表现的苍白地带，同时她又冒险地以尚在展开中的社会主义城乡规划为蓝图建构叙事空间。《杜秀兰》情节设计相较于《农家父女》的另一点明显的不同，便是在社主任和小学校长之外增设了林健老师这一角色，并让林老师在说服教育杜秀兰时展开了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各种各样生产”“互相适应互相配合”10的新社会图景。这一展望也出现在丁玲不久前写作的《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中，并且在这篇短文中，丁玲还富有感情地写道：“在这变化中，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人改变了这一切；而改变了的社会又促进人的改变，而且变得更快。”11由此可见，丁玲将“一五”计划的愿景作为小说叙事的背景，同时这一背景也内在地构成了新人、新的伦理、新的情感的生成情境。只是，创造新的伦理与情感的意图尚未在小说中文学化地完成，这一文本的未完成的痕迹，或可视为1950年代社会主义想象的书写难题的表征。
但杜秀兰却是寄托了丁玲的个人感情的人物。李向东老师敏感地谈到，“晨风跟着梳子在她的发上滑走……”这一段将风景和人物动作融合在一起的描写，其灵感应来自蒋祖慧梳辫子的动作，“丁玲把对于女儿的情感，倾注到杜秀兰身上了”12。所以，这个简单人物的身上始终有着情感的光泽，对这个人物的呈现，也往往是从风景中、从甜美的梦中推出，再进入现实的情节——这一特点在第一、二节中尤其突出。在杜秀兰这个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诗13，而不是“思”。从这一角度看去，这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单纯”“幼稚”“听话”的形象特征，也折射出丁玲这一时期对“新人”的思考和洞见。
杜秀兰这个人物几乎不同于所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农村进步青年形象。杜秀兰的进步的逻辑，不是在思想、认识、觉悟等层面展开的，她做出选择和行动的依据恰恰是“感觉”，即在蓬勃向上的大环境中所养成的人的健康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会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因其是从信任、希望以及“自珍”“自爱”14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它无疑又具有一种能动性。这一“能动性”先于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小说中杜秀兰作为一个好学生，其基本状态就是“听话”：
这些话打动了杜秀兰，她虽然还不能领会他的话的全部意义，但她懂得她还不够好，她很不好。……她觉得如果不听林老师的话，她一定会难过的，成天都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林老师和校长决不会错的，他们的话总是对的，她应该听他们，不要辜负他们对她的希望。
虽然“听话”已不合于今日社会的教育理念，但如果我们因为观念的流变而忽略了杜秀兰此时的心理状态，便可能错过丁玲着力想要抓住的一种特别的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状况。因此我们需要做一点细致的辨析。“她觉得如果不听林老师的话，她一定会难过的，成天都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心理环节，“难过”和看似无稽的“听话”，标示出了杜秀兰感觉和认识的断层。丁玲十分看重这一“感觉”状态，《杜秀兰》中着力书写这种在“感觉”基础上展开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可能和丁玲这一时期对人物与历史的真实性的思考有关。1955年3月丁玲在给陈明的信中谈到自己当时的写作困难：“我想了，想得很多，可是实在难写。我不能把人的理想写得太高，高到不像一个农民。可是我又不能写低他们，否则凭什么去鼓舞人呢？”15丁玲信里的话大概是在谈《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但用来看《杜秀兰》的人物塑造，同样贴切。杜秀兰不可能有太高的认识水平，可是杜秀兰何以感人和鼓舞人呢？如果不以“说道理”16即叙述者不断插入评论声音的方式来写的话，那像杜秀兰这样一个“浅”的人物如何才能具有意义和情感的“深”呢？17这是丁玲当时特别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王日新这个人物的设置就显得别有深意了。王日新和杜秀兰从相近相亲到不欢而散的交往过程，当然昭示了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不过早在道路选择的矛盾还未出现之前，叙述者就以闲笔道出了两人在感觉与态度上的差别。两人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和玩闹，先是遇见一只红蜻蜓，“王日新赶忙追过去，用书包一打，把那个蜻蜓打下地来”，并兴奋地说“要把它留作标本”。杜秀兰也凑过去赞美这只蜻蜓，但却说“放了它吧，把它搞死了多可惜，让它自由自在地去飞吧”。不久，“远远的地里，又传来一片歌声”，杜秀兰问：“是谁们在唱？真好听！”王日新准确地回答是生产队在耪草，可是接着又评价道：“一个人成天拿着一个小锄，蹲在地上像一个蚂蚁爬似的，还不如一个蜻蜓呢”。在这些小事中，杜秀兰的反应都是天真的、美好的，她更倾向于看到自然和田园的生机，个人因此呈现出一种抒情的状态。王日新的反应则缺少一点感情，他理智、冷静，对问题的分析常常更加明晰和透彻，因而也很有个人的主见。这些不同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作者借此隐晦地表达了她的态度。因为杜秀兰的“浅”与“深”的辩证综合很难正面写出，于是丁玲设计了参照者，也设计了情境。在这些情境中，读者更容易体会到杜秀兰由“感觉”而得出的判断的意义。而在王日新身上，丁玲大概也寄托了一点自己的经验和识人之见。虽然在小说中王日新是一个仍有待成长的青年，但他显现出来的那种目标明确、考量清晰、高度“科学化”的人的状态，实际上是丁玲等知识分子更熟悉的思维及行事的方式，也是他们在亲历了战争时期的艰苦和抗争、进而经历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实践后，已有所反思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说丁玲反理性、反科学，而是指她已祛除了“理性”的迷思，对“科学化”“机器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疑虑。在需要人们承担历史责任的时刻，那种单纯的理性的认识和分析，及其可能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人与对象世界的距离和隔膜，很可能让“能力”化为无用。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经验与思考，丁玲努力去书写和发现杜秀兰对周边世界的亲切的感觉，以及基于这样的感觉的能动性。
当然，在“感觉”和“认识”的断层状态中，人物“认识”上的不足及由此形成的认知盲区仍然是一个问题，它带来个人发展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处理等方面的隐患。尤其当全局层面的指导思想出现问题时，相应的局面便会对因“革命成功”“建设新中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而振奋起来的民气和人性状态构成压抑。这时青年们将面对迷茫、惶惑、动摇的精神考验，也需要在困顿中独立地展开认知探索。也就是说，杜秀兰在1955年的“自然的”感觉和据此践行的进步行为，在未来变化的时势中，可能成为需要再思考的问题。不过这样的瞻望和追问并非丁玲当时的主观创作意图。丁玲只是凭借原型素材，以自己的文学想象细腻地展开了杜秀兰的心理感受，几乎就是在人物内心逻辑的层面把问题引向了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感觉-认识断层”及后续可能出现的历史发展困境。
小说的第四节写到“听话”的杜秀兰“感到心里不自在”：一方面是她所愿意听从的“林老师和校长的话”，另一方面她又“总觉得心里有些话”，不知道找谁说、怎么说。然而在尝试着和王日新交谈时，她“下意识地不喜欢”王日新的那套“话”，这真实的抵触感再次坚定了杜秀兰的信念，不过此时面对自信的王日新，她也坦承对于这条“对的”道路，“我是说不清楚的”……在小说进展的中间部分，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话”在杜秀兰心里辗转，却没有得到厘清，“认识”的苦恼于是浮出文本表面。当然，很快杜秀兰就在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李宝山的引导下投入到合作社的工作和劳动中，实现了个人的社会化成长。但“话”的余数留在了那儿，也正是在这些地方，《杜秀兰》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断裂。这一文本断裂同时也是复杂的历史问题的投影。在这篇未完成也难以完成的小说中，丁玲投注了她一贯的“迎向时代”的热情，也因她热情地参与到劳动和斗争的生活中，便对处于历史变革中的人们的心理与命运有细腻的体察，由此，丁玲展开了这一段书写的探索。
注释：
1 2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9页。
3 白刃：《文学七十年》，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4 丁玲：《为白刃同志的短篇集写几句话》，《白刃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该文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时，改名为《序〈白刃小说选〉》，并做了少量修改。
5 薛毅在《杜秀兰》手稿线上讨论会上的发言。
6 [美]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丁玲研究在国外》，孙瑞珍、王中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7 程凯：《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丁玲式书写——读丁玲佚作〈杜秀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8 一个与此相关的书写细节是，《杜秀兰》中写到农家，大多是写“院子中”和“门口”这两个地方，并且对这两个地方会做一种“深描”的处理，除了此处杜秀兰“站到院子中去梳辫子”的场景外，后文还有杜秀兰和党支部书记李宝山在家门口碰面、聊参加合作社劳动的前途的场景，以及生产队队长郭玉珍第一天来邀杜秀兰下地时，这两个年轻姑娘在院门内外的生动互动。“院子中”和“门口”这两个地方正是家庭内室和外界连接交通的场所。
9 王增如：《丁玲未完成的手稿〈堂姐〉》，《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
10 11 丁玲：《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写于1955年7月，《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440页。
12李向东在《杜秀兰》手稿线上讨论会上的发言。
13丁玲1955年3月20日致陈明信中写道：“我的书不可能写得太好。可是不能潦草，尽管结构不好，故事性不强都不重要，我希望有一些诗才好。”这些话反映出丁玲这一时期在小说写作上的某种自觉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未完成的《杜秀兰》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丁玲：《致陈明》，《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14程凯文中指出，“‘自珍’‘自爱’意味着不沾染、纯净而成色具足，由此内生出牺牲奉献的愿力。”程凯：《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丁玲式书写——读丁玲佚作〈杜秀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15丁玲：《致陈明》（1955年3月23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120页。
16在同一封信中，丁玲还批评了“说道理”的人物书写方式。丁玲：《致陈明》（1955年3月23日），《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17丁玲在1955年3月20日给陈明的信中谈到对正在写的小说的要求：“不要太浅就行。不是文章浅而是意义浅，没感情。”丁玲：《致陈明》，《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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