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与施蛰存“新感觉派”争议考论
内容提要：作为新时期“新感觉派”研究的拓荒之作，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文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了关于施蛰存与“新感觉派”关系的争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馆藏1983、1986年严家炎与施蛰存的三封佚简为材料，重返1980年代的文学史现场，讨论新时期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命名和论述与“现代派”讨论的关系，以及1980年代学者与作家遇合的特殊风景。
关键词：严家炎 施蛰存 新感觉派 新时期 “现代派”讨论
作为新时期“新感觉派”研究的拓荒之作，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文影响深远，不仅在现代派及都市文学研究面向奠定了这一流派研究的基础，也引发了关于施蛰存究竟属不属于“新感觉派”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1983年春，严家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新感觉派小说选》，写了长达三万余字的“前言”，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新感觉派主要作家”“创作特色”“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由于碰上“反精神污染”运动，《新感觉派小说选》迟至1985年5月才正式出版。“前言”初稿写于1983年1月，也是严家炎为1月17—22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第二次学术交流会准备的发言稿，并于5月修改完成，以《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为题收入会议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1。该文后收入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成为“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一章的主体部分。2
1985年《新感觉派小说选》一经出版，就在海内外产生极大的反响。日本《京都新闻》，香港地区《星岛日报》《文艺报》《明报》《文汇报》等很快刊发了书评，称之为“为新文学史补缀新页”3。李欧梵以《新感觉派小说选》为底本编选了同名小说集，1988年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4据施蛰存所说，严家炎版“小说选”发行量相当惊人，“《新感觉派小说选》印三万册，早已卖完”5。《新感觉派小说选》及“前言”对这一流派作家作品的发掘和评价，深刻启发和影响了之后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学研究。但自1990年代开始也引发了争议，主要在于施蛰存与“新感觉派”的关系，以及“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对施蛰存小说的批评，其中施蛰存本人的态度十分关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馆藏1983、1986年严家炎与施蛰存的三封佚简为材料，重返1980年代的文学史现场，讨论新时期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命名和论述与“现代派”讨论的关系，以及1980年代学者与作家遇合的特殊风景。
一、严家炎和施蛰存的通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三封佚简，分别为严家炎1983年3月20日写给施蛰存的信和施蛰存写于3月27日的回信，以及施蛰存1986年2月15日写给严家炎的信，均未收入《施蛰存全集》第五卷日记、书信集和《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1983年的通信写于《新感觉派小说选》编选期间，此时“前言”即《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初稿已经完成，即将进行修改。而1986年的通信则在《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之后，施蛰存看到此书并认真阅读了“前言”。这三封信涉及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一些重要问题，是对现有相关材料的有益补充。1983年的两封信照录如下：
蛰存先生：
您好！
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一套“五四”以来的社团流派丛书，委托我编选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另选一本）。我因为最初曾倡议并协助该社设计过这套丛书的方案，现在作茧自缚，尽管力不胜任，也觉得难于推却了。好在我的研究生吴福辉同志（现分配在作协）曾向您请教过有关问题并得到您的热情指点，这也就增长了我冒昧地讨教求援的勇气。现在把我的问题写在下面，请先生便中赐复：
一、这个流派的选本用什么名称比较好？新感觉派小说选？心理分析派小说选？现代派小说选？现代心理小说选？抑或用含混的《现代》心理小说选？如果都不甚确切，宜采用另外什么名称？
二、关于这个流派形成的时间：如果象过去有人那样以《现代》杂志的出版为标志，显然太晚。1928年秋出的《无轨列车》，已经发表刘呐鸥的一些小说，也介绍了保尔·穆杭（几乎出了他的专号）。1929年办《新文艺》时，除刘呐鸥的小说外，您受弗罗伊德、蔼里斯学说影响的《鸠摩罗什》等小说也已发表。又据穆时英自己说，他那些被称为新感觉主义的小说，其实与《南北极》集里的小说是同时写成的。因此，似乎至少可说：在1929年《新文艺》时期，新感觉派已经形成。这样判断符合实际吗？
三、这个流派的作家除刘呐鸥、您和穆时英三位外，还可以提什么人？徐霞村、林微音以及三十年代叶灵凤的某些作品，您认为可以称吗？
四、这个流派除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外，作家们直接受保尔·穆杭的影响大吗？除戴望舒外，您和刘、穆有机会直接读法文作品吗？
五、穆时英的长篇《中国一九三一》曾发表过片断，也曾刊登过出版预告，究竟是否写完并正式出版？您见过这书吗？（我怀疑他并未写完，当然更没有出版。）
六、如果说您的《小珍集》又“复归”到现实主义，那么怎样解释抗战爆发前夕发表的《黄心大师》？我觉得，《黄心大师》中还多少保留着弗罗伊德的某种影响，可以这样说吗？
七、新感觉派的几位作家，当时与谢六逸有联系吗？谢提倡新感觉主义的理论文章，与你们关系怎样？
八、楼适夷在《文艺新闻》上评论您小说的文章发表以后，当时杜衡为什么认为“闹了一个大笑话”？杜衡何以认为您的作品与新感觉主义无关？是他不太了解您的创作情况？还是他在论争中有意想嘲笑“左联”一些人呢？
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很琐碎，但因回避不过去，只好直接写信向您求教。在您本已十分繁忙的时候加重您的负担，甚感抱歉。请允许我在此向您致谢！敬祝
撰安
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上
3.20
《新感觉派小说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首批选目之一种。根据严家炎的去信，这套丛书是由他倡议并协助设计方案的，不仅仅是小说流派，还包括诗歌、散文流派。首批选目包括：《语丝》作品选、象征派诗选、《新月》作品选、现代派诗选、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诗歌会作品选、《七月》《希望》作品选、山药蛋派作品选、荷花淀派作品选。严家炎就“新感觉派”向施蛰存提了八个问题，都是他在编作品选和写作“前言”过程中的疑惑。此时，施蛰存因患直肠癌，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等待手术6，但仍就来信依次作了回复：
家炎同志：
函悉，不幸我在病中。只能按你的次序简复，歉歉。
（一）我以为都不甚适当。因为“新感觉派”是日本名词欧洲未闻。我也不知道何谓“新感觉”？这种新倾向的小说创作法，中国并未成“派”。所以说不出有哪些作家。
（二）可以这样说。
（三）林微音、叶灵凤都算不进去。
（四）Paul Morand是二三流通俗作家，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他来中国，故望舒译了他一本小说，投机而已。穆不懂法文，能读英文书。刘通英法日文，我读英法文书。
（五）可问赵家璧，他知道。
（六）《黄心大师》可以说是补课。我写此文，不是为了心理分析，而是为了试验一种中国小说文体。内容有Freudism，当然可以这样说。
（七）谢六逸和我们没有关系。
（八）见（一）的答复。
施蛰存
3/27
我患直肠癌，下星期即做手术切除。请不必宣扬，暂时不要来信。我将休息二三个月。
又及
施蛰存的回信表明，他并不赞同“新感觉派”的提法，认为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他和刘呐鸥、穆时英等朋友创作的“新倾向”小说并未成“派”。这与他在1982年6月13日给严家炎学生吴福辉信中的说法有些不同。严家炎在当时的手稿中抄录了此信，也是由此与施蛰存取得联系。施蛰存在给吴福辉的信中虽然也不赞同把他列入“新感觉派”，但并未否定“新感觉派”命名，且承认自己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与刘呐鸥、穆时英的创作有共同之处。7因此，严家炎最终还是以自己的研究判断，把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独立的现代主义创作流派命名为“新感觉派”。1985年《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后，施蛰存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索取样书，与责编岳洪治有过通信。他在9月24日信中建议“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增加“乡土文学选”，并赞美“前言”：“严家炎同志这篇叙文写得极好。征引资料，甚为广泛，出我意外。论点也很客观、平允。如见到他，请代我致意。”8这一说法也在1986年初施蛰存与严家炎的通信中得到验证：
家炎同志惠鉴：
上月尾承赐手札，以忙于过春节，未即奉复。歉歉。
足下所作涉及鄙人论文，皆见到。愈写愈好，《新感觉派小说选》一序尤佳，持论平允，我无间言。特别佩服足下的是：我的零星文艺观念，散见于诸杂文者，一经足下钩稽，也居然有一个系统可寻。此则我自己也不甚清楚是也。
“新感觉派”这个帽子，从此戴定了。我既无法自己“摘帽”，也并不要求“摘帽”。不过我总自知我的使用新手法写小说，基本态度与刘、穆二人不同，他们是一心追求新的创作方法，特别是穆时英，随时随地在蒐求新的字句，新的“花言巧语”。他们都有点存心做横光利一，只恨上海不如巴黎东京之繁华，使他们的新创作方法不能发展到高度。
我虽然采用现代都会文学的一些新的创作方法，但我写的人物还是中国旧社会里的人物。实质上，我写的并不是都会文学，即使以上海为背景的那几篇也不是。这一区别，你的文章也接触到，但没有明确分析，希望你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提出此中之异同。
手此即颂
春釐
施蛰存
15/2,1986
施蛰存随信还附赠了一张别致的自制贺年卡片，上以红色油墨印着宋代赵长卿的《探春令·早春》：“笙歌间错华筵启。喜新春新岁。菜传纤手，青丝轻细。和气入，东风里。幡儿胜儿都姑媂。戴得更忔戏。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后面题记：
余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简，以寄师友。赵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今一甲子矣。景深鹤化，忽复忆之，更以此词全文制柬，聊复童心。奉陈
文几，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兼丙寅春正。
施蛰存 敬肃
赵景深是施蛰存多年知交好友，于1985年1月去世。“为了纪念景深，我把这首词的全文印了一个贺年片，在1986年元旦和丙寅年新春，寄给一些文艺朋友，使这首词又在诗词爱好者中间传诵起来。”9施蛰存自制了一百份贺卡，分赠亲近师友，其中流露颇多个人情绪。他以此相赠，也间接表明对严家炎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及写作“前言”的认可和欣喜。信中他虽对“新感觉派”的“帽子”无可奈何，但再次提出自己的创作方法与刘呐鸥、穆时英有根本上的不同，希望严家炎能进一步加以研究，正是出于对其专业能力的信任。此时施蛰存对严家炎的认同绝非客套。1985年春，施蛰存写信为李欧梵介绍国内研究现状时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一本《新感觉派小说选》，收了我八篇小说，及穆时英小说十篇，有严家炎长序，此书足下或者可供参考。”10同年10月他再次在信中向李欧梵推荐此书及严家炎的长序。1986年1月他还在给李欧梵的信中说：“严家炎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近年写文章甚有识见，现在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1严家炎实际上毕业于北京大学，这一点有所出入，但以施蛰存的性格，后面的评价已经很高。
到了1990年代初，施蛰存的看法却急转直下。1991年他与美国学者孙康宜通信时说：“李欧梵和严家炎都不理解石秀既恋潘巧云，为什么要杀死她？我告诉李，这就是Sadism，他大约回美去看了Sade，还给我寄了一本Justine来。严家炎大概至今不理解。”12次年他接受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采访时更是称：“我写《石秀》那一篇，他（指严家炎，笔者注）评论说石秀这样子的英雄人物，怎么会有这样的害人心理？……这一段就说明他根本不懂得弗洛伊德学说（Freudism）。他到今天还是用极左的一套文艺理论，英雄人物是彻头彻尾的英雄，从内心到外表都是英雄思想。”13这两段话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借以批评严家炎的施蛰存研究的主要依据。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前后不一的说法呢？仅仅揣摩施蛰存的心态变化肯定是不够的，更需要回到严家炎研究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第一手材料，真正理解严家炎命名的动因和论述的逻辑，从而在1980年代的历史背景中看待这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遇合的特殊个案。
二、“新感觉派”研究与“现代派”讨论
施蛰存和严家炎的分歧主要在两点：一是“新感觉派”的命名及他与“新感觉派”的关系。施蛰存不赞同“新感觉派”命名，也不认为自己是“新感觉派”；二是《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中对《石秀》等小说的评价。1990年代初施蛰存对严家炎的不满主要来源于“前言”最后一节“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其中批评了《石秀》的人物形象及思想倾向。
关于“新感觉派”的命名，肇始于1931年楼适夷在《文艺新闻》发表的评论《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14。1933年施蛰存曾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加以反驳：“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派作家湮没于历史，几乎很少被文学史提及。直至新时期初期，严家炎开始其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重新发掘和评价，并于1983年完成《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才使得中国“新感觉派”面目清晰，真正确立其文学史地位。
严家炎1983年初给施蛰存写信时，对“新感觉派”的命名还是心存疑虑的。他在信中提出了好几个备选名称：“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现代心理小说”“《现代》心理小说”等。事实上，他在由“1982年12月讲稿撮要”改成的《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之五》16中，使用的就是“现代派”。而施蛰存之所以反对“新感觉派”，一方面在于“我们当初只是纯粹创作而已，并不曾想要立什么派别”，但他马上又说：“如果说现代派还可以接受。”17另一方面，也与“新感觉”概念之含混有关：“我反对新感觉这个名词，是认为日本人的翻译不准确：所谓‘感觉’，我以为应该是‘意识’才对，这种新意识是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息息相关的。”18可见他反对的更多是“新感觉派”命名，而非这一流派是否存在。那么，严家炎为什么不继续使用“现代派”这一更容易被认可的说法呢？
在《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中，严家炎这样界定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所代表的小说流派：“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创造社前期小说虽然具有不少现代主义成分，但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它的主要特点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成分仍依附于浪漫主义而存在。真正在小说创作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加以推进并且构成了独立的流派的，便是这个当时称做‘新感觉主义’的作家群。”19严家炎在文中仍使用“新感觉派”，之所以在标题里用“现代派”，除了因为新感觉派本身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称之为“现代派”毫无疑义，更因为198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派”的讨论是文艺界最为重要的思潮现象，严家炎对新文学史上“现代派”的历史钩沉和重新发现，是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介入、回应当时关于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的论争，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现实关怀。正如《小说界》1985年第1期“编者的话”所说：
现代派作品的是非，在我国是个“惹得世人说到今”的问题。现代派小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怎样形成的？它有些什么特征和代表性作家与作品？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之五》，作了较详的考证和论述。附录的两个短篇，都是三十年代现代派的代表之作。20
该文附录的两篇小说为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施蛰存《梅雨之夕》。《小说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1983年秋邀请严家炎为刊物撰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系列论文时，就有为当下文学创作寻求历史经验的现实指向：“近几年来，小说创作与研究日益发展，人们在对当代小说创作给予关注的同时，也把探寻的眼光投伸到小说创作发展的历史中去。”21
其时“现代派”讨论是文艺界的焦点话题。1981年9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从现代技巧出发提出了小说发展的方向，即现代主义小说。这本小书引发了强烈反响，使得1980年开始的“现代派”讨论由西方文艺理论转向当代文学创作，影响迅速扩大。1981年12月王蒙给高行健写信称：“你的诸论恐怕会被称之为‘现代派’理论的吧？”“你的书是非常有趣、有益、有启发性的，虽然我可以预料，它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22《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为支持高行健而写的“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即著名的“风筝通信”，包括《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成为“现代派”讨论的标志性事件。
1982年7月，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文艺报》也注意到《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准备对提倡“现代派”的言论展开批评，“并责成理论组就30年代文学中的现代派和几十年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加以研究，整理材料，为开展讨论的准备”23。严家炎在《文艺报》1983年第4期发表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的断想》正是从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经验出发，对“现代化”与“现代派”问题作了更为辩证的阐述。他指出：“就我读过的一部分文章来说，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忽视了‘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状况，忽视了‘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其具体论述始终围绕着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创作得失，比如讨论追求现代技巧、手法不能脱离作家对生活本身的熟悉时，认为“三十年代初期新感觉派一些写得较为成功的小说，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鸥》《莼羹》《名片》，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偷面包的面包师》《黑牡丹》等，都是将心理分析技巧用之于作者充分熟悉的生活，写出了某种微妙的内心活动的结果”24。施蛰存当时也在关注这场讨论，他给古剑的信中推荐了严家炎的这篇文章。25在接续新文学传统方面，施蛰存与严家炎心意相通：“我现在主张两个字：‘续断’——继续‘五四’以来那个断掉了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补课’。”26因此，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发掘和重视，既是其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的重要内容，也与当时的“现代派”论争密切相关。与之呼应的是，《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后，施蛰存作为中国“现代派”的鼻祖，成为青年作家“顶礼膜拜”的对象——“去年秋季以后，我成为‘重新发现的作家’（英国某刊物介绍语），居然走了红运，有几个青年作家来访问，说是向‘现代派’寻根”。27
“现代派”讨论一方面使“新感觉派”被重新发现，并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谱系和民族谱系中获得重视；另一方面“现代派”这一概念在1980年代具有了历史的特殊性。它的范围相当宽泛，内涵也并不统一。构成“现代派”讨论的两条历史线索中，《外国文学研究》发起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涉及世界文学中与现代主义相关的各种创作思潮和流派，而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认为现代派文艺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生活来界定现代派。“风筝通信”的三位作家则试图探讨现代派的中国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紧密联系起来，冯骥才甚至认为“现代派是广义的。即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28，使得现代派的外延无限扩大。这与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新感觉派”大不相同。其次作为新时期一个夭折的概念29，“现代派”在轰轰烈烈的争论之后很快就不再被使用，“文学史家对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学’现象采用了与‘现代派’属于不同范畴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表述”。“现代派”概念之所以夭折，除了概念的宽泛、混杂而导致的失效，“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现代派’在1983、1987年‘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负面化’形象。担心因言犯忌的人们宁愿采取‘寻根’、‘先锋’这样中性的说法强调自己的‘准现代派’态度”30。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严家炎为什么坚持使用更为具体、也更有针对性的“新感觉派”，而非施蛰存赞同的“现代派”。事实上，中国“新感觉派”这一命名能成为学界共识，直至当下仍被广泛使用，也证明了其命名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新时期严家炎对施蛰存与新感觉派关系的论述，也需要作具体化和历史化的考察。施蛰存坚持认为自己与刘呐鸥、穆时英的创作存在着“基本态度”上的不同，更偏向于心理分析小说，写的也并非“现代都会文学”，因此不能纳入新感觉派。在这一点上，由于施蛰存的反复申说，严家炎把他作为新感觉派作家加以论述越来越受到争议，以至形成文学史的公案。这当然显示了学界对施蛰存及新感觉派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化。李欧梵1988年在台湾地区出版《新感觉派小说选》时，施蛰存还算作“新感觉派”。但在完成于1990年代的《上海摩登》一书中，李欧梵已经把施蛰存和刘呐鸥、穆时英分开论述，前者作品被称为“实验小说”，后两位作家属于“新感觉派”。同为海派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吴福辉到新世纪仍然认为施蛰存是“新感觉派”作家，他引用1982年施蛰存给自己的回信：“我的中间一段时期的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可以说与穆、刘有共同处”，“‘新感觉派’是30年代初期在日本盛行的创作流派，我和刘、穆都受到一些影响”。31但认为施蛰存真正属于“新感觉派”的只有1932至1933“中间两年”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与刘呐鸥、穆时英直接受日本新感觉派启发和影响不同，施蛰存接受的是弗洛伊德和霭理斯学说的影响。由于日本新感觉派是在精神分析学说笼罩下产生的，因而施蛰存是从源头出发，而刘呐鸥、穆时英是“源下之流”32。这样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和而不同”得以成立，吴福辉也因此认为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是“有限认同”。但另一方面，这桩公案也体现了一些后来研究者的“去历史化”倾向，往往凭施蛰存的个人说法简单地论断是非，并未回到第一手材料和历史现场，作更为深入的辨析。
那么，1980年代严家炎是如何在新感觉派的整体框架中论述施蛰存的呢？当时在《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之外，严家炎还有《关于〈现代〉杂志》《略谈施蛰存的小说》33两篇文章和施蛰存直接相关，涉及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现代》杂志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这样论述施蛰存和刘呐鸥、穆时英的关系：
中国新感觉派实际上是把日本这个流派起先提倡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来提倡的新心理主义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了。其中，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如果说具有较多新感觉主义的特点，那么，施蛰存的小说主要是新心理主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心理分析派作品。34
也就是说，日本新感觉派本身存在两个发展阶段：“新感觉主义”和“新心理主义”，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恰好分别体现了两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略谈施蛰存的小说》对其心理分析小说进一步加以阐明：“施蛰存是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之一，以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心理分析小说并不等于新感觉派小说，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又确有某种关联。日本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如横光利一等，后来就发展到了‘新心理主义’的道路上去。施蛰存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追求创新并写作心理分析小说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免接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他创作的那些心理分析小说，大体上相当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提倡的‘新心理主义’”。35这里对施蛰存与新感觉派的关系，以及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看法是相当明确、严谨的。日本文学专家、翻译家叶渭渠在《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中指出，“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核心和灵魂”。1930年横光利一以小说《机械》转向新心理主义，“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对日本的现代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36至于施蛰存所受影响最深的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严家炎在写于1980年代初期的未刊手稿《施蛰存与显尼志勒》中对其创作有非常详细的读书笔记，并指出“施自述曾受显尼志勒影响。他的有些小说，同样有‘薄暮情调’”37。
1989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时，严家炎把“新感觉派”一章改名为“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更加突出了“心理分析小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纳入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是进一步强调施蛰存在新感觉派中的特殊性。这也可以看作严家炎对1986年施蛰存回信提出进一步研究“此中之异同”的回应。由此可见，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命名和论述在不断完善。《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作为新时期该流派研究的发轫之作，是严家炎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审慎的文学史判断和论述，它也奠定了之后海派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一份27页手稿中，严家炎对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及《上元灯》《将军底头》《善女人行品》《小珍集》等重要文章和小说集的初版本作了细致充分的阅读笔记。正是由于这种文学史家的严谨与求实，使得施蛰存看到“前言”后大感惊喜：“我的零星文艺观念，散见于诸杂文者，一经足下钩稽，也居然有一个系统可寻。”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文版序”中也说：“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和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对我也甚有启发，我编的一本同名书就是以之作原本的，虽然我们在看法上不尽相同。”38
严家炎对小说《石秀》的评价曾让施蛰存耿耿于怀，甚至得出严家炎“根本不懂得弗洛伊德学说（Freudism）”的结论。有必要再次回到1980年代，重新考察《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对施蛰存等人提出的批评。论文在梳理介绍“新感觉派主要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生平和创作之后，对新感觉派的三个创作特色分别作了精准的概括和精彩的论述。最后一节“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则批评了其小说创作的消极倾向，涉及施蛰存的有两点。一是毫无批判意识地表现“二重人格”。严家炎认为：
《将军底头》里有些作品特别是《石秀》的问题，恰恰在于将古人现代化，将古人弗洛伊德化。作者是按照弗洛伊德、霭理斯这些现代人的理论主张来写古代人的。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成了弗洛伊德学说所谓“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他不但因私欲不遂、出于嫉妒而挑唆杨雄杀死了潘巧云和迎儿，甚至还变态到了专门欣赏“鲜红的血”何等“奇丽”，从被宰割者“桃红色的肢体”，“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39
二是过度使用弗洛伊德学说，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其中也批评《石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石秀这个急公好义的起义英雄的特定情境，用弗洛伊德学说去修正历史生活的逻辑，使作品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插图”40。施蛰存据此认为严家炎“不懂得弗洛伊德学说”，“还是用极左的一套文艺理论，英雄人物是彻头彻尾的英雄，从内心到外表都是英雄思想”。如果读过严家炎在1960年代前期发表的关于《创业史》的系列批评文章，“石破天惊”地指出梁三老汉是《创业史》最成功的形象，肯定不会认为他追求的是“彻头彻尾的英雄”人物——这恰恰是他所反对的。“前言”对《石秀》的批评更谈不上“极左”思想，实际上是严家炎与施蛰存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理解的不同，这从严家炎称赞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符合“明清之际的历史实际”也可以看出41。而严家炎针对1930年代称赞《石秀》忠实地写出了古代人的思想面貌的评论，批评《石秀》“将古人现代化，将古人弗洛伊德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
与“前言”对新感觉派创作特色分为三节的长篇大论相比，对“倾向性问题”的阐述实际上篇幅并不算长。但之所以为此专设一节，也与当时的“现代派”讨论有关。严家炎在《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一文中提出：“要把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肯定和借鉴，同对于这个流派思想体系的否定和批判结合起来。”42他对新感觉派的论述也遵循了这一原则。这在“现代派”讨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思路。由于现代派与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密切联系，在198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容易被简化为立场问题和方向问题，即便是提倡“现代派”的理论家、作家，也往往采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二分法，肯定其现代形式、技巧，批判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43由这种二分法出发，形式乃至技巧获得了独立性和超阶级性，从而为提倡“现代派”找到了历史的合法性。在“风筝通信”中，冯骥才就认为“形式美有其相对的独立性”44，刘心武尽管反对形式的独立性，但认为“现代小说技巧（不是整个形式本身）也应当看作是没有阶级性的”45。严家炎对新感觉派“创作特色”为主、“倾向性问题”为辅的论述方式，也有这样的表述策略在内。今天的亲历者回顾1980年代，往往视其为文学和学术的“黄金时代”，但其时的探索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进两步要退一步。正如吴福辉所说：“那是个向前大力突破，却又必须留意身后的年代，就像一个球队每一进攻都要准备好防止别人下绊子，要准备好防守，否则一不小心就让别人抄了后路了。”46当然，也不能忽略严家炎对施蛰存小说有进行道德现实主义评价的内在冲动。与李欧梵、吴福辉、李今等进一步开展海派文学研究的学者相比，严家炎身上还有着时代赋予的道德热情，他对石秀“变态”心理的不能理解，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因此身处1980年代，施蛰存完全能“感同身受”严家炎对“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的批评，甚至他在1982年给吴福辉的信中主动提出《十月》杂志推介他的小说时最好“加一篇分析批判”47。但到了更为开放、多元的1990年代，他可能就对此不能满足甚至感到不满。事实上，严家炎也很快意识到“新感觉派小说的倾向性问题”对现代派文艺思潮处理得有些简单化。《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时，他对这一节进行了修订，增加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悲观主义思潮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内容。48
从上文可以看出，1990年代施蛰存对严家炎的不满主要集中于“倾向性问题”，这和他在《新感觉小说选》面世后对“前言”“征引资料，甚为广泛，出我意外。论点也很客观、平允”的赞美其实并不矛盾。但后来有的研究者以偏概全，甚至对严家炎的施蛰存研究全盘否定，便与实际情况大大不符了。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如何把握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感和分寸感。1980年代初既是现代作家纷纷成为“出土文物”的新时期，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时期。严家炎与施蛰存作为当时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作家，其遇合、往来正体现了1980年代的特殊风景。
三、学者和作家的遇合：1980年代的特殊风景
新时期之初，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打开，一方面在于为“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翻案”，对受到“极左”思想干扰的既有研究“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则在于抢救新文学史料，“翻案”作家的回忆性文章、相关资料大受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甚至于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刊物《新文学史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同年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真实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的学界面貌。《丛刊》1979—1980年第一辑至第五辑的总目录中，学者论文和作家回忆交相辉映，刊物在“鲁迅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等传统学术研究栏目之外，设置了“作家自述”“作家传记”“作家访问记”“作家谈创作”“回忆录”“年谱”“资料”等史料栏目，几乎占据了总目录的半壁江山。49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在世作家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1980年代严家炎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过程中，与施蛰存、萧乾、姚雪垠等人都有过书信往来。他为研究“社会剖析派”，曾两次与吴组缃作面对面的访谈。他的弟子吴福辉，也是最早与施蛰存通信的青年学者。吴福辉为研究需要，还与钱锺书、萧乾、沙汀、汪曾祺等现代作家有大量的书信往来。1987年3月7日，就“京派”身份问题，汪曾祺在给吴福辉的信中说：“把我算在‘京派’里也行吧。严家炎先生就有类似意见，曾当面和我谈过，我没有反对。”50这样的关系很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使得研究者可以直接获得第一手材料，有力地推动和促进相关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相互成就。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和分寸就成了难题，两者的背离也不在少数。严家炎和施蛰存关系的变化，因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便具有了言说的必要和展开讨论的价值。一位优秀的学者，既要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陷入“先入为主”和抹不开情面的境地，又要对研究对象具有超越性，坚持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审美再创造”51。严家炎对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研究，体现了对学者主体性的坚持。这对于当下批评家如何开展文学批评也具有启发性。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真正与时代同步，充满当代性和现实感，与研究对象的遇合也是其当代性的具体面向之一。
京派研究同样是严家炎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的着力之处。在他的自述中，“京派小说则由我首先从审美角度加以论述”52。1989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后，萧乾给严家炎一连写了两封信，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承惠赠新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非常感激。我首先自然拜读了关于京派的那章，深感你持论公允，敢于冲破五十年代的框框。尤其对沈从文的评价，甚是精辟大胆。”53次日通读全书之后，萧乾忍不住再写一封长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感觉您在“正统”文学史之外，另辟蹊径，主旨也正是为了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能更广泛全面地认识一下。文学园中除了那几株大芍药、牡丹之外，也还有些不宜忽略——甚至践踏的花草。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因此，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来读它，好像开国四十年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位知音。54
这里把现代文学比作一座花园，把像京派小说一样为以往文学史所忽视、批判的作家作品比喻为“不宜忽略——甚至践踏的花草”，暗示着“百花齐放”的希冀。这是新时期百废待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所极力坚持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任秘书长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持具体工作的副主编，严家炎在回顾新时期初期为《丛刊》所做的工作时，谈到1980年楼适夷稿件风波，因楼适夷文章提及胡风原是日共党员，被重要刊物撤稿，严家炎顶着巨大压力，决定由《丛刊》采用，他坚持认为：“为什么当人们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候，反倒不能说明真相了呢？”55在严家炎看来，这才是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但最终这篇文章还是未能在《丛刊》发表。楼适夷文章一波三折的遭遇也表明，其时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还任重而道远。
“百花齐放”也是严家炎从事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理想。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结束语”中，严家炎说：“文学艺术最容不得刻板简单和整齐划一。先哲有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也应该是我们从一部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记取的根本教训。”56从1981年“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思路的提出到几乎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写作，严家炎论述的脉络相当清晰有序，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在学界率先提出“文学的现代化”问题，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57，由此奠定了百花园中的“牡丹”地位。《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通过思潮流派的提炼和总结使得一大批“花草”进入学界视野，确立其文学史地位，施蛰存和新感觉派就是其一。这种从牡丹、芍药到其他花草的表述策略，是严家炎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所能作出的最好的选择。
注释：
1 该书为1981年4月和1983年1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两次学术交流会的论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2 严家炎关于“新感觉派”的研究，目前的相关论文有不少基本史实的错误。《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提到《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这一说法被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未加考证就直接沿用。笔者查阅了《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至1998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目录，均未找到该文。
3 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附录二“近二十年国内外评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新感觉派小说选》的部分文章目录”，《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357页。
4 参见李欧梵“中文版序”，《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5 27 施蛰存致古剑（1986年2月28日），《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0页。
6 参见施蛰存1983年3月15日日记，《更生日记》，《施蛰存全集》（第5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5页。
7 31 32 46 47 吴福辉：《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
8 岳洪治：《与施蛰存的会面与通信》，《中华读书报》2023年8月9日。
9 施蛰存：《赵长卿〈探春令〉赏析》，《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7页。
10 施蛰存致李欧梵（1985年3月12日），《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1 施蛰存致李欧梵（1986年1月22日），《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2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3月14日），《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13 施蛰存：《为中国问题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14 《文艺新闻》第33号，1931年10月26日。
15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创作的经验》，鲁迅等著，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82页。
16 19 严家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之五》，《小说界》1985年第1期。
17 18 施蛰存：《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答台湾作家郑明娳、林燿德问》，《沙上的脚迹》，第165、166页。
20 《编者的话》，《小说界》1985年第1期。
21 “编者按”，《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小说界》1984年第2期。
22 王蒙：《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
23 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24 42 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的断想》，《文艺报》1983年第4期。
25 施蛰存致古剑（1984年5月24日），《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26 施蛰存：《中外文化交融的“断”与“续”——答〈人民日报〉记者钱宁问》，《沙上的脚迹》，第160页。
28 44 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29 参见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
30 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33 《略谈施蛰存的小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和《关于〈现代〉杂志》一起收入严家炎著《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34 39 40 严家炎：《前言》，《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2—33、35页。
35 严家炎：《略谈施蛰存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36 叶渭渠：《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37 严家炎：《施蛰存与显尼志勒》，未刊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3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41 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2期。
43 参见王思远《“蒸汽机隐喻”：198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想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45 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48 56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328页。
49 《第一辑—第五辑总目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50 汪曾祺致吴福辉（1987年3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此信收入季红真主编《汪曾祺全集12 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页。
51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52 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53 萧乾致严家炎（1989年12月9日），《萧乾文集10 书信卷》，傅光明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54 萧乾致严家炎（1989年12月10日），《萧乾文集10 书信卷》，傅光明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55 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57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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