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是继其“乡村志”之后的重要成果，详实地勾绘出了“时代”对当代中国乡村发生的重要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三部曲”通过女性视角细描乡村的情感生活，以乡村振兴的主题书写探索“乡土景观”再造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贺享雍为在外打工的游子铺展出了一条“回家的路”，以此对受损的乡村伦理和秩序进行修复。扶贫攻坚、乡村建设、易地搬迁、多渠道就业等主题的写作呼应着时代精神，标示着贺享雍的创作进入了与国家工程同构共进的新阶段。

关键词：贺享雍 “时代三部曲” 乡村书写

继十卷本的“乡村志”之后，2021年，贺享雍又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村暖花开》和《土地之子》，它们依然以“黄石岭乡贺家湾村”为背景，与《燕燕于飞》（原名《天大地大》，“乡村志”之十）合称为“时代三部曲”。它们确如其名地印证着“时代”对当代中国乡村发生的重要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这一次，贺享雍将笔墨聚焦于贺家湾村的精准扶贫工作，通过“第一书记”乔燕的扶贫实践，讲述了川东乡村在国家政策大力推行之下发生的蜕变与新生，绘制出了以贺家湾村为代表的“当代乡土中国”的巨轴画卷。

“时代三部曲”既是贺享雍目睹四川乡村发生新变后充满欣悦之情的呈现，也是他对中国精准扶贫事业的致敬。事实上，早在2018年，贺享雍就应《中国作家》“纪实版”之邀和四川作协、四川扶贫移民局联合推出的“万千百十”文学工程1的要求，到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三区叠加”的巴中乡村做了大量实地工作，调查了数百个扶贫项目，采访了一百余名扶贫干部，出版了报告文学《大国扶贫》和《脱贫攻坚 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被称为“精准扶贫的史诗性实录”2，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贺享雍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女性视角与乡村的情感叙事

熟悉贺享雍的读者都知道，在“乡村志”中，他以“亲历者与阐释者”的视角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贺家湾村的发展状况，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宗族、家族、邻里乡亲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乡土风物、风俗习惯、方言土语描摹得生动而活泼，令人读之难忘。如果说“乡村志”采用的是宏观全景式书写的话，那么，“时代三部曲”则对叙事视角进行了具象化的柔性处理——以贺家湾村的扶贫“第一书记”乔燕的视角进行讲述。从她加入贺家湾村的扶贫事业开始，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由她来进行观看、思考和评判。

小说将乔燕设置为在县城长大的“娇娇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阴差阳错被“封”为扶贫“第一书记”。她的生长环境和经历都与农村相去甚远，扶贫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时代三部曲”之一的《燕燕于飞》中，一开始她就面临所有扶贫书记刚到乡村的困境：忍受村里的脏污环境，遭遇村民之间的争吵，被怀疑是“骗子”，被问到“农业税”等问题时一问三不知！随着扶贫事业的艰难开展，乔燕从一个爱哭爱撒娇的城市姑娘成长为稳重成熟、得到村民广泛拥护的扶贫干部，这使得小说同时具有了“‘成长小说’性质”3。乔燕的身份很特殊，其母亲吴晓杰是市扶贫局局长，爷爷乔大年在年轻时曾在贺家湾村下乡，她的真实出身更是一个“谜”。这为小说带来了“亲情/爱情”“家庭/事业”“养育之恩/血缘之亲”等不同情感范畴的碰撞，由此产生的戏剧性、冲突性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美学空间。

从叙事学来说，乔燕的视角不是全知全能的，而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这个视角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女性独特的观念和细腻情感。乔燕最看重的不是钱权名利，而是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当人们能够在情境中再次肯定他们的自我概念或身份时，将体验到积极情感。”4在由乔燕的视角展开的叙事中，“积极情感”成为了最重要的内驱力。由于父母工作很忙，乔燕从小跟着宠她爱她的爷爷奶奶长大，丈夫和公婆也非常疼爱她。她一边体验着浓烈的情感，一边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对亲人们的依赖和眷恋，不吝亲昵甜蜜的撒娇、亲吻、拥抱和表白，这既符合这个年轻能干的城市女子的身份特征，也让叙事显得温情脉脉。亲情为乔燕提供的支持不仅限于家庭之内，还对她的扶贫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支持有时是切实的帮助和经验，比如爷爷在她初到贺家湾时为她提供相关的人员和地理信息，为她出主意，还用自己不多的工资默默资助贺峰读书；有时是稀缺的人脉，比如妈妈吴晓杰在修路架桥一事中帮她跟县领导“打招呼”，促使此事能顺利推动；有时是及时有效的行动，比如丈夫张健帮她护送村民王秀芳回贵州迁户口。在她提前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时，婆婆一直跟着她在贺家湾村帮着带孩子，甚至听从她的安排帮助村里的妇女，可谓“一人扶贫，全家上阵”。

通过乔燕的视角，作家以生动笔触描写了扶贫工作中的难题和障碍，当然也提供了出色的解决办法，最有效的就是乔燕身上最具有感染力的特质，即情感的影响力。社会学家戈登指出，情感主要包括四种成分：“（1）身体感受；（2）表达姿态；（3）社会情境或关系；（4）社会的情感文化。”5如果说在亲情和爱情中，乔燕的情感以第一种成分为主的话，那么在扶贫工作中，其他三种更为重要。她作为“第一书记”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情”字当先，她把村里人都看成自己的亲人，对他们用的都是亲属称谓，村民也把她当作好姐妹、好女儿、好姑姑、好妈妈；二是“情”字为重，在遇到困难时，她不是粗暴生硬地压制问题，而是为亲人们着想，柔和地解决矛盾。她以“情”感动了“钉子户”，以“情”动员妇女们净化美化村庄，以“情”撮合了两个“仇人”贺勤和吴芙蓉的再婚，以“情”打动了自私自利的村支书贺端阳。情感机制起着有效的消融或缝合作用，使得乔燕作为“第一书记”的角色、身份与工作能力相匹配，帮助她顺利地完成了扶贫事业。与那些易地搬迁、筑桥修路、发展养鸡等物质“脱贫”不同，乔燕还帮助人们完成了精神上的“脱贫”，引导人们重视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村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成为全省精准扶贫的典范。

乔燕之“情”当然也是作家之“情”。贺享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却难能可贵地跨越了乡土中国的“男/女”“夫/妇”等性别和伦理秩序，赋予了乔燕在家庭内外以绝对的主导权，这固然与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变化有关，但也充分表明贺享雍广博磊落的胸怀。他不但将乔燕塑造为用情至深的情感主体，还用心打造了动人的女性群像：对女儿柔情无限的“工作狂”吴晓杰、对乡村企业仁爱无私的女企业家陈仁凤、跟随爱人返回贫困故乡的山东姑娘杨英姿、爱美爱化妆爱折腾的郑琳、性格泼辣敢爱敢恨的吴芙蓉等。此外，还有包括乔燕在内的“七仙女姐妹群”：张岚文、周小莉、李亚琳、罗丹梅、郑萍、金蓉。她们都是由县委机关派驻到各乡村的“第一书记”，不同于以往作品中那些严肃教条的扶贫干部，而是爱美、爱家、有知识、有抱负的时代新女性。她们的生活各有难处，却从不让私事影响工作，希望能够在扶贫岗位上尽职尽责，焕发青春和智慧的力量。当“第一书记”的身份与“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相冲突时，她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她们对工作范围内的人事均用情用心，表明对她们来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这种融合来自于中国女性高度自觉的仁爱和牺牲精神。在一个关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和美国职场女性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的调查研究中，调查者指出，由于“中国属于典型的多向计时制的国家”，不像香港地区和美国那样惯于进行“单向计时制”（即“强调日程、阶段性和准时性的时间观念”），所以中国内地的女性领导者对于时间没有精细划分的习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加之中国在文化上偏向于“集体主义”，强调“群体重于个人”，因此“工作”和“家庭”对于她们不存在截然分开的可能性6，这也意味着中国内地的女性领导者往往承担着数倍于其他地方和其他国家女性领导者的沉重压力。事实上，中国政府自推行精准扶贫以来，扶贫干部顾“大家”而顾不上“小家”的事迹屡见不鲜。在“时代三部曲”中，金蓉由于得不到“精致利己主义”丈夫的支持而义无反顾地离婚，至于像张岚文、周小莉这样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好干部也并不少见。在张岚文牺牲后，黄龙村的村民请求将她安葬在村庄的最高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认同和敬意。

贺享雍通过乔燕这一视角，赋予了小说以缱绻温婉的质地，以其为核心连接起了贺家湾的民心民情，连接起了乡村女性的爱与智慧，最终又通过“七仙女姐妹群”将各地的扶贫事业联结起来。贺享雍对于扶贫女干部的身份困境予以了充分关注，通过小说描述了对扶贫事业的观察和思考，也完成了一份崇高而圣洁的情感传递。

二、乡村振兴与“乡土景观”的再造

对于中国来说，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所谓“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可谓抓住了乡土中国的根基。不过，扶贫只是一个开端，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还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7。在“时代三部曲”中，通过乔燕的实践和村民们的努力，作家展现了乡村如何脱贫、如何振兴等问题的解决措施，同时也展现了“乡土景观”的再造及其与幸福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社会学概念里，“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指的是“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格局的适应方式的表达”，具体包括“乡土村落、民居、农田、菜园、风水林、道路、桥梁、庙宇，甚至墓园等”，是“千百年来农业文明‘生存的艺术’的结晶”和“民族认同的根本性元素”8。在传统的中国乡村，乡土景观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生存和文化的空间，是幸福安定生活的源泉。但是在当下，由于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了乡村，只留下老弱妇孺，乡土景观面临着荒芜和废弃的局面。

以“民居”和“祖屋”为例来看，它们构成了村落的“栖居景观”，遵循着“一系列经过数世纪累积而来的风俗和习惯”，是对“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和人文”等缓慢适应的结果9。“栖居景观”在明确“家庭/家族”边界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安全感和延续性。“时代三部曲”多处写到贺家湾村民的居所。在《村暖花开》中，乔燕走访村民时看到了一座经年世代保存下来的老四合院，厢房、主房、戏楼、碉楼一应俱全，绝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四合院的其中一户村民贺贵跟着在海南打工的女儿去了外地，将屋子让给了贺老三（贺世富）居住。小说通过乔燕的“观看”详细描写了这些房子，它们“寂静着、沉默着，静得仿佛没人一般”，“家家关门，户户闭户，有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锁梗上布满了锈渍。有的两扇门虽然开着，可屋子里连墙壁也没有了”10。贺世富向乔燕介绍了房子的“前世今生”。他说，院子在全盛时期曾住了二百多人，那时他家刚富裕起来，买了电视机，全湾的人都来看，差点把堂屋都挤爆了。人走了以后，两口子还要打扫卫生，饶是如此也心甘情愿，图的就是大伙儿聚在一起的热闹和欢乐。贺家湾老房子的辉煌历史和凋敝现实构成了鲜明对比，清晰而令人伤感地展现出了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是宽敞的祖屋无人居住，另一方面是部分村民住着危房或远离村落的偏远地带，生活极不方便，这两种情况都是“乡土景观”的荒芜表征。对于前者，可以召唤村民返乡返村，令祖屋重返旧日的荣光；对于后者，则涉及国家精准扶贫事业中的重中之重：易地搬迁。作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双赢策略，易地搬迁政策具有“除旧布新”和“去劣趋良”等特点，“公共空间的形成、运动式治理的方式使搬迁者日益市民化，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增强了政府和搬迁者的互动性”11。从乡土景观的现状来看，易地搬迁具有一定的良性推动作用。

在“时代三部曲”中，乔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说服贫困户尽快搬到政府规划的集中安置地，易地搬迁简直成了她的“心病”，“政策性强，利益大，涉及的矛盾最多，明明是一件好事，可一些贫困户却不理解”12。有的村民虽然理解，却觉得利益受损而不配合。贺仁全因新居面积比不上老房子而要求补偿；叶青容非守着屋后老伴的坟不肯走；贺世政家虽不是危房却离村子太远，老两口要求修通门前的公路，乔燕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搬家，又遇到了集中安置点工程因缺砖而停工等困难。每一户人家的变动都牵涉着政策的落实，“迁出地”和“迁入地”都需要重新规划，这些举动直接决定着中国乡土景观的未来发展，印证了“栖居景观”之稳定性对于居住者的重要性。

除了对“民居”“祖屋”等原有景观的修补复原外，“乡土景观”的再造还包括现代化的路桥工程和文化文明工程等建设。乔燕决定帮助贺家湾的村民修建到户公路，这并非她扶贫工作内的任务，而是她在了解到村民的出入困难后，主动想办法在原单位申请资助，说服领导帮助村民修路，这与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石拱桥修复和陈仁凤无偿援建的文化广场共同构成了贺家湾村的大工程。在罗丹梅扶贫的黄泥村，企业家蒲毅自费千万元为家乡修路。由于村子的地势地貌特殊，这一工程延续了十五年，最终连炸带修，历尽艰辛修通了公路，结束了黄泥村祖祖辈辈肩挑背磨的历史。在乡村地理学中，“道路”（公路）本身就具有公共化、社会化等特征。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路边的树木和牲畜、人们居住的房屋，将之衬托为充满活力的景观。在交通瓶颈打开后，蒲毅还计划投资两亿元，把黄泥村打造成“集旅游、生态健康养老、名贵花木种植、畜禽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村”13。在“大姐大”张岚文扶贫的黄龙村，在她过度劳累牺牲后，蒲毅又向村民承诺将继承这位“第一书记”的遗愿，为村庄接通自来水，开发冷浸沟的溶洞，将这里建设成为川东北最大的森林康养和旅游基地。蒲毅的这些想法与女企业家陈仁凤在贺家湾村修建文化广场、将老房子打造成民宿和旅游景点等计划异曲同工。虽然这只是企业家的设想，但可以想象，在国家乡村振兴的规划中，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在民居、道路、桥梁、广场等工程的综合性修建中，作为“乡土景观”的现代化农村逐渐成型。它是对原有乡村格局和空间秩序的重新排布，能够帮助村民脱离传统的单一“土地”模式或“打工”模式，称得上是一种“平衡持续性和变化性”的环境，一种“理想的景观”14。“时代三部曲”提出了一个愿景，即在精准扶贫工作完成后，在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的“乡土景观”将重新为人们锚定安居乐业的根基。这，无疑是作家的现实观察，也是一种美好的构想和祝愿。

三、“回家的路”与乡村伦理的修复

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其中，“农民工进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存机遇，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人口的分布层次，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令人痛心的是，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却没有得到善待，讨薪难、留守儿童、夫妻分离、治病养老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民工作为城里的“流动人口”，“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他们“在现有社会结构当中没有一个清晰的位置”15。进城没有为他们带来想象中的机会，回乡又因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而成为无法实现的愿望。这种困境在近年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重视。在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一开始就实景呈现了以山西汾阳贾家庄为代表的“空心化”乡村。那些离开故乡的人何时“回家”、如何“回家”、“回家的路”是否顺畅等，这些不仅仅是社会学问题，更关涉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作为一个农民作家，贺享雍一直关注并忧虑着这些问题。在此前的“乡村志”之《大城小城》中，他讲述了“贺二代”和“贺三代”在城里的生活。城市虽然便捷舒适，但无权无钱的他们只能如蝼蚁般卑微地活着，就连家里老人的生日也无法赶回去参加。在“时代三部曲”之二《村暖花开》、之三《土地之子》中，贺享雍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将之放在精准扶贫事业中进行了深度探讨。小说通过乔燕的走访、调查，指出要想解决乡村贫困问题，不能只顾生活在农村的人，还要将那些在外打工的人们召唤回家。小说为农民工指出了“归去来”的有效路径，力图修复“受损”的乡村伦理秩序。

关于农民工是否想“回家”的问题，从普遍的“怀乡病”可见答案。对他们来说，“怀乡”绝非无病呻吟，而是在异地他乡得不到温暖、精神上极度孤独痛苦而萌生的乡愁。赵园指出，“怀乡”作为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联系着“人类生存的最悠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经验”，“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悲哀”16。对于农民工来说，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城市的排斥同时共存。许多农民去打工之前，将土地或祖屋低价甚至无偿委托给叔伯兄弟，就是为了留着“乡土之根”，至少还有一条退路。在《村暖花开》中，乔燕与曾外出打工十余年的贺世富攀谈，问他是否留恋城市。他说：“我留恋什么？城市是城里人的。我一个农民出去打工，没有钱，没有地位，那些大城市对我有什么好？”面对乔燕发动大家修路修房的言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村里没了人，你修再多的路，建再好的房子，有什么用？路和房子只是村子的外壳，人，才是村子的魂。光有外壳子，没有灵魂，你说这人还叫什么人？”17“家”是“人”的庇护所，“人”是“家”的核心。贺世富的话深深打动了乔燕，她开始思考如何让农民工“回家”等问题，这不是她作为“第一书记”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她却视之为一个艰难而光荣的使命。

一个重要的契机促使乔燕启动了“回家”工程，那就是春节时她走访了返乡过年的打工者，了解到他们想回家的强烈意愿。她整理了“贺家湾在外打工者状况及回乡意愿分析”“打工者返乡创业已经刻不容缓，但又不能操之过急”等笔记，组织召开“贺家湾回乡打工者座谈会”。在会上，她向返乡农民工讲述了“养鸡专业户”杨英姿和“养猪大户”余文化的故事，说明农民可以利用土地资源和优势产业进行自救，甚至还可以带动全家全村脱贫致富。小说通过乔燕的设想向农民工展现了“回家”的美好未来，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在外打工的辛酸痛苦，以强化“回家”工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贺志文说的“我们想回来，可回来的路都没有了”令人心酸；贺忠远酒后哭诉的“打工苦”令人心痛；年轻的贺小琴虽是工厂领班，也深感“两头受气”，道出了“一进工厂就像被判了刑”的痛苦领悟；贺小川则咬牙切齿地控诉：“最恨的就是工厂，最讨厌的就是打工！”这让乔燕意识到，必须把“回家”工程纳入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才能让精准扶贫事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如果说农民工的强烈意愿呈现了“回家”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具体产业项目则为之提供了“可行性”。乔燕在“全县第一书记交流群”中，认识到政府倡导的扶贫方式是多元化的，就业脱贫、生态保护脱贫、教育扶贫脱贫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对那些本来就恋着热土的农民工充满了吸引力。春节后，在乔燕的鼓动和帮助下，贺小川、贺小琼没有返城，他们承包了大量土地，在贺忠远的指导下开始种植无公害蔬菜，经历了开荒、播种、收获、售卖等各个环节的艰难。通过乔燕和母亲吴晓杰的穿针引线，神农公司来贺家湾村考察，同意将他们的蔬菜纳入公司，建议取名为“小川牌无公害蔬菜”，这意味着打工者至此才算是真正“回家”了——有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有切实可行的项目，在“农业”和“商业”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这并非虚构，现实中有大量农商结合的成功案例，“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与“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等都是扶贫政策的有机构成部分。

“回家”不仅指农民工身体的迁移和身份的重新确认，更是他们精神和情感的回归。为此，乔燕设计了一次特别的春节：组织集体团年宴和春节文艺联欢活动。这个想法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她在与村民们共同生活、深度了解过程中的体悟，即“乡村文化”的根基还在，“这个根基就是由祖宗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村庄共同体，以及大家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18。这一年，贺家湾“千人欢聚宴，幸福过大年”，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团圆村。在联欢会上，乔燕朗读了自己写的诗《回家》，并演唱了刘德华的歌《回家的路》，诗与歌都饱含着“回家吧”的深情呼唤，引起了打工者的强烈共鸣。可以说，正是乔燕的真诚努力，才挽留了那些在“城/乡”“去/留”之间犹豫不定的人们。

从宏观层面来说，“回家”是对乡村伦理的修复；从微观层面来说，是农民工为寻求幸福生活而做出的选择。费孝通先生将乡村社会的亲属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同心圆”：“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9在“农民工进城”的大潮中，“同心圆”结构显然无法保持完整。“回家”是对这种残缺状态的弥补，能够复原那些空置的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可以说，贺享雍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回家的路”这一命题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特意将“时代三部曲”之三命名为“土地之子”，深切地包含着他的心愿和祝福。土地向历经创痛的子民张开了宽厚温暖的怀抱，重新接纳他们，让流浪的心和漂泊的身体得到了安置。

事实上，在社会学、经济学、文艺学等领域，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回家的路”这个重要命题。汪丁丁指出，“家是我们人生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的最后避风港”20；社会学家王雅林以对马克思“物质本体论”的重读开启了“寻找人类美好家园”的探讨，认为“家园”是建构“生活型社会”的出发点21；张未民在谈论新世纪文艺美学的特点时，提出了“回家的路 生活的心”的“生活论转向”命题22。和王雅林一样，在张未民看来，“回家”意味着对“生活”的重新回归。这些言论充分说明，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家”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最关切的问题。

“时代三部曲”标示着贺享雍与国家工程一道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他以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扶贫工作的深入了解，糅合着对土地的深情，记录下了精准扶贫事业中那些值得歌颂的人与事。不过，小说也有一些缺憾，比如叙事节奏略显密集、乔燕的身世过于奇化等。小说对乡村扶贫工作的缺陷有所涉及，如贫困户登记工作的烦琐、乡村干部的“生意经”、选举换届的问题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基层感受，可惜都是一笔带过。贺享雍是一个有大志愿的作家，可贵的是，他还在不断更新自己的叙事资源，随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展，相信他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乡村故事。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七十年文学批评的范式嬗变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0BZW172）；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源路径与演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JJ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从2017年开始，四川省作协为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了“万千百十”工程，即：每年动员全省各级作协会员向贫困县农家书屋签名捐赠图书1万册以上；每年动员1000名以上各级作协会员书写脱贫攻坚伟大进程；每年推出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文学作品100件以上，其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精品力作3部以上，力争到2020年累计达到10部以上。

2 王丽霞：《精准扶贫的史诗性实录——对贺享雍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扶贫〉的一种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3 王春林：《“精准扶贫”小说是怎样炼成的——对贺享雍长篇小说〈天大地大〉的一种理解与分析》，《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期。

4 5 [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6页。

6 陈雪飞、张妙清：《女性领导者融合家庭内外的跨文化比较》，《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2期。

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8 9 14 俞孔坚：《译序——回归乡土》，《发现乡土景观》，[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著，俞孔坚、陈义勇、莫琳、宋丽青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Ⅲ、V、85—86、209页。

10 17 18 贺享雍：《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6、123—124、209页。

11 江立华、曾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空间变动与身体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12 贺享雍：《燕燕于飞》，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页。

13 贺享雍：《土地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

15 [美]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16 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0 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1 王雅林：《回家的路：重回生活的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4页。

22 张未民：《回家的路 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