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有过两次方法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时贤喜欢谈论科学方法。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对文学研究方法的热烈讨论。“五四”之后至新中国以来，我国文论中的文艺反映论处于核心地位致使方法论意识淡薄，文艺学方法论著述基本阙如。改革开放提倡文艺的“开放化”以及“现代化”“多元化”，方法论变革势在必行。1985年的“方法论”年成了我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起始点，发展中呈现建设的趋势。“文学研究方法论”覆盖不同层级和对象的各种研究方法。本文梳理和叙述方法论发展中的建设过程及其三个阶段。“阶段”性叙述为清晰便利的权宜之计。各阶段间实际处于交集与交错状态。

第一阶段：一般性文学研究方法论

改革开放40年之际，学界曾系统地总结与反思1985年方法论热。朱立元教授对“方法论”年讨论的六方面主要内容有过基本概括。分别为：自然科学方法论 ( 以老、新三论为核心) 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讨论；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全面评价的讨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多层次性及各个层次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关系的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的讨论，包括文艺本质观念的论争；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等等。历经岁月淘洗，如今前两方面内容早已不是问题；三、四方面涉及本文多层次及其关系问题，作为基本原理必定渗透和贯穿发展历程之始终；五、六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定势。夏中义说过：1985年“蕴结着百年文论思维所以会发生转型的思想史密码。”[1] 对此，朱立元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十分精辟、深刻。由此看来，此’方法论热’又是超越时代、面向未来的。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指引、规约着当代文艺学美学问题域及创构探索的路径和趋向，其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2]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上述预测。陈鸣树教授概括了方法论的三大类成果：“一类是译介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新方法；一类是试着运用新方法研究我国自己的文学现象；一类是试着编著新方法的教材或专著。”[3]就第二类成果，陈鸣树列举了鲁枢元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学，林兴宅用系统论方法写出了颇为引人注目的《论艺术的魅力》《论阿Q的性格系统》。黄子平用原型批评方法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等。细品这些批评，都是批评家运用自己熟悉也感兴趣的方法，批评某位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及作品人物等。当时学者们阅读、熟悉而且有兴趣的，既有上世纪20年代初译介到中土的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理论、现象学等理论，也有改革开放之初首次译介到中土的西方理论。西学理论的译介日益增多，批评方法随之多样化起来。今天看得很清楚，方法论热的历史性机遇铸就了批评的实践/理论双重属性。实践属性自不必说，理论属性缘自批评实践强有力地展示了理论转换为方法的魅力！是如此富有说服力！就第三类成果，陈鸣树列举了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的傅修延、夏汉林合著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199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的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胡经之、张首映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陈晋的《文学批评世界》，以及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概论》等。这类方法论研究成果提供到教学中非常及时和必要。特殊的发生语境导致了第一阶段的若干特点。

特点之一，极大的外延性中追求普适性原理。

此阶段融合了学术界的译介、学习、理解和传播，学者们自觉运用方法的批评实践，以及系统的学术梳理，突破了原本旨在更新文学美学观念的方法论研究，形成了实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态势，体现了极大的外延性：既不限定对应具体国家和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也不限定研究对象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中的某一个。原因在于学术界和批评界对于方法真是求贤若渴啊！应对各种文学研究对象的需要，方法论研究自然趋向极大的外延性，这潜在地要求着方法的基础性理论，有基础性才有普适性。学界为此做了大胆不懈的努力，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可为代表。他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学科通行的方法论基本原理，阐述并概括为：原理一，“方法的对应性和两极否定原理”。即“方法的适应性应以是否适应研究对象为基准，方法的适应性是方法的基本命题”。“方法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工具，它通过两极否定作为中介，一是否定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性；一是否定表现在方法里的直接的客观性。”[4] 原理二，“方法的层次性原理”。即“认识是分层次的，认识的层次性决定方法的层次性。……文艺学方法就其所从属的思维方法而言，也可以分为感性的经验方法、知性的分解方法和理性的辩证方法三个层次”[5]。 原理三，“方法的互补性原理”，即“对文学的整体性的把握需要动用各种方法，需要各种方法的互补。在互补中，有些方法是属于高层次的，它可以统率或协调其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是统率和协调一切方法的根本方法，它将在统率中协调各种方法的互补作用”[6]。 三原理的关系是，“在文学研究中，方法的对应性原理是依据对象选择特殊方法的原理；两极否定性原理则避免使用方式时任性的偏执和机械的搬用；层次性原理是鉴别方法的层次性，强调理性方法的主导功能，沟通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个别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的互补性原理则协调各种方法的独特功能，以便它们在对应性原理和层次性原理制约下发挥各自的作用。”[7] 他藉此概括了方法论和艺术本体论的关系：“文艺学既然是研究文学的科学，那么，文艺学方法论的本体内涵将是文学本性的展开。”[8] 这些思想在其他学者那里亦有不同程度体现。胡经之和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将一般方法论原理收缩到文艺学方法论，方法论基本原理贯穿其中。“绪论”以“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透视”为题阐述文艺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分别有“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价值取向”“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基本层次”“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现代意义”等。他们明确地说到：“运用一般批评模式分析文学现象时，必须注意其适用性和可行性”，“应注意研究方法的互补性”[9]。 就方法论与本体论相互对应也有相同见识：“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 [10]

普适性原理追求的重要方面，是方法论热之际即意识到而且响亮提出来的方法的多层次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于1985年9月在北戴河举办了一个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邀请了全国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章国锋、王向峰、林兴宅、鲁枢元来班讲学。随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的《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由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出版。陈涌的《关于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指出并批评了当时偏于文艺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倾向。胡经之的《文艺学方法的多样和统一》报告提出了“文艺学的方法，既需要多样，又需要统一。具体方法需要多样，根本方法又应该统一，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文艺学方法论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文艺学的根本方法”[11] 。陆贵山先生作了《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报告。从文艺学方法论自身的系统结构出发，把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分为哲学的一般方法论（最高层次）、“三大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论和文艺学方法论（中间层次）、文艺学内部的具体方法论（最低层次）。陆先生提出的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留有方法论热潮时痕迹的这段话，其精髓得到学界的共识且被继承下来。尽管学界就陆先生提出的最高层次的“一般方法”各有表述，但均认可最高层次方法的灵魂、规范以及指导的意义，更认可方法的多层次性。如陈鸣树在层次性原理中表述为理性辩证方法，他明确提出方法选择需有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处于方法论选择的指导地位。多层性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决定后续方法论发展各阶段注定无法绕过它，只是自觉程度有隐显之区别。恰如朱立元教授说过的，方法论热规约着当代文艺美学问题域及创构探索的路径和倾向，其影响至今没有过时。

特点之二，知识和理论的转换与方法并存。

我国译介吸收和接受的西方理论及其知识，逐步转换为方法论且形成方法论建设的最初特点之一。胡经之等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将西方各种理论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并转换成方法论。于是有了“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研究方法”“符号研究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等各章，每章最后一节均有“……方法论意义”。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也同样自觉。中篇“方法论：中国与世界”分别叙述“社会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方法”“原型批评”“现象学文学研究方法”“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学方法”“解构主义文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等章，陈著特殊之处在于，他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方法统率和协调一切方法的自觉意识。所以“结构主义文学方法”等各章都设置有“……的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探索理论转换为方法以及如何落实。“中篇”最后一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不设“操作方法”，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作为最基本层次，是覆盖其他批评方法的指导性理论。体现了理论与方法一体两面特性，以及方法互补性和层次性原理。

另外两部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可印证知识和理论转换为方法的意识及其理论兴趣。一本是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The Art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中译本最早是陈捷翻译，科学出版社的1979年版，1981年科学出版社又出了一版。受到深中国读者青睐，陈鸣树教授特别推崇贝弗里奇此著之意义。另一本是孙翠宝主编的《智者的思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介绍了90给人智慧和启迪的方法。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敏捷的思维和独特的思路，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体现了当时“多元”“开放”的观念。

第一阶段追求基础原理性和知识与理性并延展出方法论，彰显了我国自主理论建设的学术旨趣和不懈努力，由此启动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相互分离性研究

本体论和方法论相互依赖互为一体的意识被学界理解和接受，激发了以两端各为立足点发力，分别进行研究的自觉，开启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相互分离性研究”阶段。既然文艺学方法论任务在于指导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必会涉及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学者们还自觉意识到，唯有将文学本体还原到具体语境，才能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以及特性如何。下面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领域为抓手考察和分析。

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总体呈现了文学本体和批评方法两分式的研究态势。文学本体方面以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来看，学者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之梳理大多以西方小说观为圭臬，或折中于东西方小说观之差异而仍以西方小说观为参照。任何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引进，必然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效果如何在于引进理论方法本身的普遍性与精妙程度，更在于和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所以，应立足中国小说文体来追究中国小说的特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的谭帆教授论文集《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即有此自觉。所收均为就文体、术语、小说学、评点和 “四大奇书”等五方面深入讨论的论文。仅以“小说学研究”为例，他关注了“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小说文本批评”等文艺学领域的问题，但侧重点却很不同。他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存在方式长期以来一直被排除在小说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范围之外，道理很简单，所谓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并不以’理论形态’的面貌出现，故素来重视’理论形态’的小说批评史研究就把小说存在方式研究排除在外。但其实，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把握和研究历来是双管齐下的：诉诸于理论形态与在理论观念指导下的具体操作。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后者还体现为对前者的检讨和实践，故缺其一都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小说学史，古人对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著录、禁毁、选辑和修订”[12]。如是来自严谨自觉的学术自律的表述，客观呈现了本体与方法相向而行的特征。

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进展更值得考察。

古代文学的方法论研究中“体”的意识很突出。学者们意识到先秦时期没有明确的文学观念，因此只有文化评判而无完整意义的文学批评。辨体意识在刘勰《文心雕龙》中产生和清晰起来，后来明代产生了两部文体学著作。一部是吴讷的《文章辩体》，详列了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体散文体五十九类。另一部是徐师曾的《文体明辩》，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辩体意识的传统传承至今，乃有了古代文学研究“体”的意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明今教授的《方法论》，详细梳理辨析了中国文学“文体”意识的萌发和延展，沿着文学之体继而至批评之体，再意识到批评文体的方法论问题。注意到文体的方法论意义，缘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焦虑。“说什么”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部分失效让人们焦虑。由此放弃了“说什么”转向了“怎么说”。“怎么说”张扬、突显乃至征服、融合了“说什么”。以至于最终将“说什么”化为了“怎么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调整到了从批评文体切入，这即李建中和李小兰合著的《批评文体论纲》之初衷。“导读”的题目形象准确地传递了其思考：“尊体·破体·原体：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13]。“尊体”，“泛指古代文论对文体（体制、语体和体貌）的尊重和推崇。”[14] “‘破体’，则是将尊体意识贯穿于文学批评史的演变历程，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破’出既能满足时代需求又能保持文学性特质的言说方式。”[15]何为“原体”？“‘原体’则是对‘风清骨峻’、‘文明以健’之生命力的呼唤，对‘才性异区’、‘其异如面’之独创性的阐扬。”[16]总括其理路，立尊体意识，识破体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体’之生命和风骨。”[17] 从方法论看，中国古代文论文体的体制、语体和体貌的“尊”和“破”兼有艺术本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内涵，尊体、破体和原体的思路值得方法论建设借鉴。其中的“原体”的启示价值在于，方法如何不脱离活生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运用方法的言说如何充满活力。

史论结合便于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索。有学者取大历史视野中断代史的批评范式，认为这是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研究的路径之一。“论”中由于蕴含某种批评方法产生以及后代理解和观念的修订演变过程而呈现“史”之特性。“史”的线索中又融合了批评的基本原理。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可为代表。该书的“内篇”为原理。包括了以意逆志论、推源溯流论、意向批评论。他以“论”而不以“方法”称之，在我看来，意在史论结合地展现批评的三种方法。“外篇”逐一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形式。以选本论、摘句论、诗格论、论诗诗论、诗话论、评点论等为题设置了六章，均为对应具体作品的批评文体。他提出了三个结合，即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三个结合的前提是文献基础。全书的“内篇”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精神”，即今天的批评原理。“外篇”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外在形式”[18]，即今天的批评文体。

方法论热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建设潜在的但久远绵长的影响，体现在重视批评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和范畴，重视本体与方法对应以及理论的系统性。从刘明今的《方法论》可充分体会到这点。《方法论》的批评方法为多层次的，而且与批评意图、批评关注点、批评思维、批评体式等密切相关。作者采用发生学原理，着重探讨了各种批评方法形成的契机及其在批评中的作用，批评方法的描述贴近批评史发展，超越简单的类型归纳而呈现动态的流变特征。作者很清晰地将批评意识、批评思维、批评方法做了区分。他将意识和思维分别与方法对应。他认为，意识和思维作为基础会影响和决定方法。同时指出批评依赖具体方法，方法又有层次性。这些理论关键点的思想和表述，暗合了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的思想。如批评意识与方法部分，包括了“文化历史意识”“人物品鉴意识”“审美超越意识”“批评的自觉、自主意识”等。批评思维与方法的部分，包括了“体用不二”“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等。批评的具体方法部分，包括了“知人论世”“附辞会义”“品藻流别”“明体辨法”。概括地说，《方法论》在意批评还原历史语境，以及历史文化视野，将其看作准确把握艺术本体的基础和前提。将文学的审美属性定在批评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和准则的地位。与文学活动论相互吻合的是，意识到了批评有鉴赏、分析以及整合的全过程，注意和讨论了全过程各个环节思维方式之差异；在意批评必须搞清文体及其内在机制特性，强调纵向流脉变化和差异……。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此著重视从人性角度探寻批评方法论的原理。刘明今教授就方法的层次性以及具体性问题，可见他吃透了方法论基本原理，可认定乃为方法论热之际这方面思想的深刻影响。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在探寻原理方面与之异曲同工。张伯伟将以意逆志论、推源溯流论、意向批评论等作为批评方法论的原理。就“以意逆志论”来看，从儒家人性看孟子人性论的提出开始，然后分别讨论了孟子的人性论及其特色，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治学方面的伸衍，“以意逆志”法在传统文学中的意义等问题。说清楚了“以意逆志”命题产生最初奠定的人性原理。推源溯流论、意向批评论等两种也沿此路径。乃为学界深喑批评原理之体现。

以上首先显示了方法论建设之初原理性、多层次性以及互补性等理论工作，决定了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建设的品质，也影响到史料梳理、框架和范畴的设置等方面。其次深喑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对应关系，在意两方面的对应、相互影响和呼应。张伯伟说：“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的形成和演变，其因素都不是单一的。所谓研究方法，是与研究对象紧密结合在—起的。文学批评方法，必然受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制约；文学创作的发展，也会影响影响批评方法的演变。”他甚至引述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的话：批评的方法“是批评的对象(文学艺术过程及其规律、艺术作品及其特点)的‘类似物’” [19] 。再次，以上几部著作显示，我国古代的批评意识和思维方式作为宝贵的理论遗产，将古代概念术语和命题，如古代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论”等，与今天的批评意识和思维方式等问题关联，可以引发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张伯伟认为，审美是放松的时刻，一切功利欲念、认知欲念均消除了，因此，审美活动中的“意”是善的。在我看来，此点与接受环节中一般读者和批评家的心理活动相通的人性依据，以及批评家在哪些方面超越一般读者等问题相关联。再如古代文论的“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思想都蕴含了心理活动，与接受环节中两种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作用问题，和批评方法运用等都有关联性。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命题，或为原理或为具体方法，对应比如小说的批评很有点意思。小说文体出现晚，致使它可能汲取此前文体诸元素。“品藻流别”“明体辨法”则既是眼光也是操作方法。

第三阶段：方法论的主体意识、解读意识和文学批评方法论探索

方法论前两阶段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经验，促使此阶段若干理论问题特别得到了关注，理论意识自觉的探索性批评实践更加多样起来。若干理论问题之一，就是方法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此问题所以重要是它可能关联的多方面问题：操持方法之主体的必备条件；主体的阐释、审美鉴赏以及判断的内在关联，批评主体与一般读者审美鉴赏之异同等。此阶段，批评主体能力的问题得到了很好回答。谭好哲的《感受力、阐释力、判断力——论文艺批评的主体能力》 就三种能力及其关系做了令人信服的阐发。文艺批评活动中批评主体，借以与批评对象形成审美认知关系的直觉化、情感化感性接受的能力就是感受力。凭借一定的文艺观念和方法对批评对象进行文艺分析和阐发的概念化、逻辑化理性思维的能力就是阐释能力。在感性与理性能力综合运用中对批评对象的价值属性进行辨别与选择所体现出来的肯定与否定的评判能力就是判断力。阐释力与方法论关系最近。“阐释力是文艺分析和意义阐发必不可少的理性思维能力”。“分析”、意义“阐发”、“理性思维”很好地体现了批评家的特殊功能。他说：批评家“要思考作品为什么会使自己发生如此这般的情感反应，吸纳入自己审美知觉中的各种形象化信息符号与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气候有什么历史关联，承载了何种人生观念与价值理念，他还要思考这些观念和理念在作品产生的年代以及我们当下的时代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如此等等。这样，文艺批评就进入到了理性分析的层面。这些理性分析工作其实就是对于作品的阐释行为”[20]。此处触及了两个理论问题：为什么好作品有引人反复阅读的艺术魅力？“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等问题。第一个问题凸显了批评方法的重要作用：方法论使得艺术本体得到充分的展开，方法抵达后的阐释会清晰回答艺术魅力何以久远的问题。此前学界曾有过相关思考：“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旨在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文本分析需要采用方法，方法在文本分析中的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具个性的艺术特征；运用的方法进入文本分析，能够产生比较机制。”[21]此说与谭好哲说的“为什么会使自己发生如此这般的情感反应”相通。区别仅在于从方法和批评家能力两个不同角度切入而已。第二个问题是经过分析阐释之后的价值判断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为分析性行为，批评的人文性质决定了分析行为势必转换到评价行为。分析转换到评价行为依然需要方法论。三种能力的思想凸显了感受力问题：鉴赏者和批评家都有审美感受阶段，因为批评家责任而与一般读者的感受终究会有不同。文学活动论认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从研究现状来看，两种审美感受问题被分到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两个研究领域去了，方法论视阈的感受力异同问题却被忽略了。王一川教授注意到此问题，他就文学阅读、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之区分时，将面对作品时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均称为“读者”。差异性在于一般读者是理解和体验，批评家是评论。依此叙述逻辑，理解和体验是评论之前必需的作为，批评家在阅读和批评中体现特定的批评方式且能够反思[22]。 谭好哲就此的看法是，鉴赏者可以满足于鉴赏，批评家却继续前行，方法论研究必须关注这个问题。

方法论的主体意识与解读意识互为关联。此阶段的 “解读”是方法论以及批评领域的高频词。“解读”包括“读”和“解”两种行为而蕴含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多方面元素。孙绍振教授是这阶段兼具解读理论建构和解读实践为一体的学者。《文学文本解读学》是解读理论之大集。“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立体建构”是“形象的三维结构”，是他解读理论的核心思想。三维结构也称之为三个层次：意象、意脉、规范形式。“意象”是起点和抓手。“意象”即表层的意象群落（五官可感的行为过程、心理活动和语言的逻辑连续性等），它是显性的。情感价值渗透在意象中并将之同化后构成审美意象。“意脉”即意象群落的有机组合，作用在于以潜在的情志同化表层的意象……使表层的意象群落在形态和性质上和谐地贯通，孙绍振有时以“情志脉”称之。意脉之贯通遵循着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始终以“变”和“动”为特点。“规范形式”是人为创造并与“原生形式”相对应，是文本结构中最隐蔽、最深邃的层次。千年积累致使它稳定并且不断重复，具有与内容分离的独立性。孙绍振指出，规范形式数量极其有限，连同亚形式一起，也只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等不超过十种。规范形式凝聚了丰富的审美经验，它能征服内容和强迫内容变异，具有衍生新内容的魔力。依我的理解，意象大致为作品本体论的范畴。“意脉”大致为批评主体运用方法过程的范畴。规范形式是综合文学史、文体规约等外在制约条件的范畴。“三层次”思想融合了文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以及外在制约等三方面，体现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对应原理。“意脉”的主体不明确是孙绍振此理论潜在的主要问题。“意脉”存在的问题在他的 “唯一性”思想中也存在。“唯一性”被定性为“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根本原则”[23]。从全书对于“唯一性”获得渠道的论述来看，“唯一性”的主体是批评家。批评家文本解读所获均为各自心中的哈姆雷特这点没有问题，但是，批评者如何实现“唯一性”解读的？对此他没有理论性回答。原理性和逻辑性的方法作为知识，通过学习领会人人都可学会和运用，加之个人的感悟即可获得解读的唯一性，由此解读主体求得唯一性，实则是解读主体如何运用方法的问题。也就是孙绍振当以系统的方法论教会人们去获得自己的“唯一性”。目前他的解读实践及其理论体现的获得“唯一性”渠道仅在感悟。概言之，实现别有新意的解读“唯一性”效果，必须有自觉的批评方法再加之感悟。孙绍振为此作出了努力，系统梳理、辨析乃至批评了西方文学理论，并有理论转换成方法的探索，但是方法论的自觉和形成系统理论尚有空间。

自觉运用方法实施具体文体批评，以实践性探索默默地回应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同时为系统的文本解读方法论研究作准备，是这阶段许多理论家的努力。以杨子彦的研究为例来看。细心考察梳理和品味“艳”与“丽”、“清”与“老”等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基础上，她以“艳”与“丽”这对范畴解读《红牡丹》《安娜·卡列妮娜》《飘》等中俄美的三部长篇小说，发现了均有两姝对立现象。林语堂笔下的牡丹、列·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以及马格丽泰· 密西尔笔下的郝思嘉等三位女主角都体现了“艳”的特点，与之对比的三位女性形象———素馨、吉娣、韩媚兰等却体现“丽”的特征。分析后她还发现，这些文本似乎都以对比性人物带动情节安排和环境氛围作为叙事模式。“艳”与“丽”的人物及情节设置凸显了人文意义：在一般社会中，“丽”人淑女文雅大方、举止得体受到更多肯定；传统向现代转换时期，新旧制度的转变和文化冲突，“艳”女美艳反叛，张扬个性，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两种不同的女性美，在社会各个时期都普遍存在，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两种美的对立更加鲜明和显豁而已。“艳”“丽”两种美也可贯穿于同一人物。如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女主角弗朗西丝卡。她还借助“清”与“老”针对另外几部作品人物做了探索性分析[24]。尽管只字未提方法论建设，但杨子彦以批评实践昭示了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建设的别样逻辑和理路。

文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结合为系统文学批评方法论，是此阶段的重要研究方向。就我目前的阅读经验，认为杜宁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研究》值得考察。他消化了文学批评方法论同文学本体论相一致的基本原理之后说：“文学本体论是人们对于文学本原的认识或者说对文学本质的界说，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是在一定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观察、分析、解释、评价文学作品的认识模式和价值标准。”[25]界说了文学批评方法论，他更有对于方法论和本体论两者可能的诡异关系的警醒。梳理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和本体论关系的变化及发展后，他如是概括了其趋势：“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本体论是沿着从文本中心向读者中心转移的路向发展的，摒弃作品客观实体性存在的观点，强调读者的参与对于作品的生成功能，主张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承认社会意识形态对阅读范式的构建和制控是上述理论的共同特征。”[26]“文学本体论的‘转型’导致的是批评方法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随后作者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实践已经证明：有什么样的批评方法，就能生成什么样的阅读文本。”[27]这即他意识到的“诡异关系”。他由此选取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研究作为学术创新的突破口。他的方法论研究对应的是西方当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方法论目标是历史文本向当代文化语境的融入后的解读，他将“‘新批评’作为一个区分新旧方法的参照系 ” [28] 。该著辩证地考虑了文本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方法并作了相应的设置。前三章分别为作者维度的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研究，文本维度的诗歌文本的形式技巧研究，以及读者维度的接受主体的阅读策略研究等。可见依循了文学活动论的思想资源，但作家创作、作品文本以及读者接受等三环节互相关联地置于方法论覆盖之下。虽说较多汲取新批评理论资源，却避免了方法在文本内部打转的弊病。他介绍和分析了文本之外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批评资源，体现了方法论分布在文本内外各方面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建构思路。

在理论转换为方法和范式创新方面也做了可贵的探索。作者自觉意识到，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为理论资源的那些经典名著中，具体的批评范式作为知识点绝非是我们今天直接可用的批评方法，选取可用部分转化成文学批评方法论是他要做的重要工作。他对选取的西方新范式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理论回溯，即从著名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中挖掘关联文学的知识点；第二步为方法论解析，即将这些知识点过渡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第三步为方法验证，即通过一篇范文对概括出来的批评方法做一次实证演示。杜宁以实际的学术探索回应了陈鸣树此前所说：“不能单从知识论角度摄取，作为方法的知识如果不与目的性和对象的客观性切合，仅仅只是一种死的知识。” [29] 我以为，这是接续此前理论转换方法的研究成果延展开来的重要实绩。我们以第二章“文本的维度：诗歌文本的形式技巧研究”具体看看三个步骤。他梳理和介绍五种“理论资源”即“新的范式的母体”[30]。分别为：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罗兰·巴尔特的“诗歌写作”、弗洛伊德的意识领域划分和梦的工作以及荣格的“原型”理论和批评方法。在每种理论资源中都提炼若干适用批评的关键词。如对于荣格的“原型”理论和批评方法，他提炼了集体无意识、原型、直觉思维、自主情结、原始意象是艺术的本源等关键词。随后进入“方法论研究”。“理论要点强化”部分，浓缩和强调五种理论资源顺序的内容。“方法论意义”部分则对将五种理论资源予以方法论解析，分别为：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解析、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的方法论解析、罗兰·巴尔特的“诗歌写作”的方法论解析、精神分析方法与诗歌形式技巧、直觉思维与意识流文体等。方法验证部分，他设计撰写了《诗歌文本中的通感技巧研究》和《诗歌文本中的”意识流”技巧研究》，随后进入过程的演示。概言之，将作为理论资源的“新的范式的母体”转换成的方法，依然沿用“母体”中的概念，不过转换成了方法而已。他特别提出，对于若干方法属性的概念，根据批评具体对象的特点，选择性地单独运用或者交叉运用。全书的叙述和展示过程贯穿了方法对应性原理以及适用性原理，体现了方法是艺术本体展开的精髓。进步和突破如前所述，失在西方理论依然作为唯一资源。中国自己文论中术语、概念和命题，尚未被很好地借鉴和有机融合。诗歌为批评对象的批评方法论，如果对应中西方所有诗歌，目前的普遍适用性特点尚不充分。

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建设方向之中也包括本人的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以小说本体和方法论两极用力为基本思路。理论探索和文本分析实践同时推进。关键概念有“文本”、“文本存在方式”以及“文本分析”等。确定了“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是文本分析的“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31]。提出了“确定层次性存在，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分析不同层次，并且在文学作品的各层次间进行对话和交往，形成批评话语的间性。也就是意味着拓宽了文本分析方法介入的空间”。于是“提出方法的结合和转换，这是走综合的路子。……从方法论观点看，走向综合。……所谓综合，并不是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方法，而是在研究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综合是一个总的倾向”[32]。

我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建设仅第一阶段有大致的结束时间，第二、三阶段则没有清晰明确的结束与开始的时间。所谓三阶段先后承续关系的同时亦有三方面涵义的关系。目前，第二、三方面依然各自深入发展，第一阶段依然持续地发生着影响。

结语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层性涵义很丰富。可分别以实然和应然两类予以概括。以实然来说，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发展历程，呈现了涵义的多层次性。涵义之一，方法论发展最初即讨论的一般方法论、文艺学方法论和文艺内部的具体方法等的多层次性思想成果。其中的一般方法论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也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它给予中间层和最底层方法以灵魂和思维规定。涵义之二，针对“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的属性，方法运用的多层次性及其组合。以应然来说，科技高速发展影响到文学创作与鉴赏，出现了审美新体验和新想象，同时也激发了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不断出新。仅以叙事性文学来看，叙述的结构、视角，以及叙述者与叙事时间等都有诸多变化。文学发展成了主导方面，要求方法论建设历史性地展开和发展。与文学发展相适应的批评方法论研究任务提上了日程。依照历史螺旋型发展规律，目前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建设，适应不同对象及其丰富现象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层次性将为必然，此即应然性的多层次性。当然，发展至一定阶段，方法的多层次性也将向方法论的基本原理等研究提出挑战，概言之，正题-反题-合题是文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辩证发展之趋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作为精髓则贯穿螺旋型发展之始终。

注释

[1] 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2] 朱立元、刘阳军：《1985：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年的文化记忆》，《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

[3] 陈鸣树：《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向》，《学术月刊》1992年第6期。

[4][5][6][7][8][29]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第29-30页，第35页，第52页，第53页，第1页，第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10]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第20-21页，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 胡经之：《文艺学方法的多样和统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 谭帆：《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第156-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3][14][15][16][17] 李建中、李小兰：《批评文体论纲》，第1页，第2页，第10页，第13页，第1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19]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导言”、第8页，“导言”、第7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20] 谭好哲：《感受力、阐释力、判断力——论文艺批评的主体能力》，《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21][31] 刘俐俐：《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2] 《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王一川主编，第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4]杨子彦：《“艳”与“丽”：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女性的两种美——以〈红牡丹〉〈安娜·卡列尼娜〉〈飘〉为中心》，《北方论丛》2023年第5期。

[25][26][27][28][30] 杜宁：《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研究》，第1页，第4页，第4页，第4页，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2] 刘俐俐：《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