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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敦煌守护神” ——写在常书鸿诞辰120周年之际
来源:文汇报 | 石建邦  2024年08月21日08:11

常书鸿《敦煌九层楼》,1952年

常书鸿《敦煌九层楼》,1952年

每次去敦煌莫高窟,总要想起常书鸿先生。

今年是这位著名画家、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敦煌研究开拓者诞辰120周年,逝世30周年,也是由他具体创办的敦煌研究院(原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80周年。

他的一生,实在不平凡。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他家是满族,祖上为镶黄旗。他的祖父是个世袭小军官,被清政府派到杭州驻防,于是一家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常书鸿的童年充满艰辛。7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外面纷纷传说要杀满人。他祖母带着一家人,连夜从西湖边上的旗下营逃到南高峰躲起来。还好虚惊一场。这一幕,是常书鸿幼年最深刻的记忆。

大清灭亡后,家中男丁们原有的皇恩官饷没有了,一大家子生计维艰。他的三叔身患残疾,靠画一些小画贴补家用。他也从小跟着点染涂抹,慢慢在心中播下美术的种子。

进入小学,常书鸿受同学影响,还学过一阵中国山水,后又照杂志上的西洋名画临摹描绘,乐此不疲。

高小毕业,有人劝他去投考上海美专,但家里要他先解决饭碗问题。期间,常书鸿曾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考试,终因不会法文而落榜。他只好依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入学后改学染织。染织和美术的关系很大,像张大千等大家早年也都学过染织。

在染织科,常书鸿很用功,与同学沈西苓(后成为著名剧作家)意趣相投,两人业余还悄悄参加由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周末假期一起外出写生画画,并与画友们广泛交流,拓展眼界。

1923年,常书鸿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美术教员。可巧纹工场的负责人都锦生(后“都锦生丝织厂”创办人)对他极为信任,放手让他管理工场。常书鸿又给预科学员讲授美术,经常带学生去西湖周边写生,深获好评。一次在西湖边写生,师生一起目睹了雷峰塔的轰然倒塌。

1927年6月,常书鸿如愿以偿,在学校和都锦生等人的资助下,乘船赴法留学。

来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卢浮宫参观,饱览这些西方美术史上名作。

在巴黎,他一边在饭店打工,一边全心补习法文和绘画技法。不久就获得公费资格,到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染织图案。常书鸿几乎从头学起,埋头苦学,翌年即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那年,他的夫人陈芝秀来法国伴读。1930年,他在全校素描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奖金,提前升入油画班。

那时,吕斯百和王临乙也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该校留学,三人意气风发,一时成为学校尖子,并相互结下终生友情。

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国立美术学院毕业,随即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以油画《梳妆小姐》获得第一名中选,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伦斯画室。劳伦斯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家里三代都是画家,常书鸿从他学习,尽得真传,深受老师青睐。

重回巴黎,常书鸿如鱼得水,这时他的一帮同学好友均在巴黎,艺术才俊济济一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常书鸿在巴黎安家,工作学习之余,他家俨然是艺术家们聚会的沙龙。1933年,他更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凝聚同好,覃研艺术。徐悲鸿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时,也和他们见面相聚,给予常书鸿诸多鼓励。

常书鸿在法国生活了近十年,他的画风洗练严谨,纯粹精致,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金银奖章。他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蓬皮杜艺术中心)、里昂国立美术馆等国家美术机构均藏有他的画作。

由于受20世纪初欧洲盛行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影响,加上早年染织图案的实践经历,使得常书鸿的油画创作将写实主义与装饰趣味巧妙融合,富有浓烈的东方韵味。

《G夫人像》(1932)是常书鸿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作品,即以高度的写实技巧获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画面女性的优雅娴静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深入古典写实绘画的堂奥。

《画家家庭》(1933)是青年画家一家三口温馨的写照,在人物写实神情的表现外,画家夫人旗袍服饰图案渲染,形成画面强烈的装饰视觉冲击和东方美感。

1935年,常书鸿以四岁的女儿为模特,创作《沙娜像》。画面头部的如实刻画和衣服的简练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此作当时即被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四年后他在昆明创作的《沙娜》画像则更是写实与装饰手法融合的高度发挥。

油画《姐妹俩》(1936)则更具代表性。常书鸿虚构了一处具有中国式情调的空间,描绘了姐妹俩(均以妻子陈芝秀为原型)穿着中式旗袍在客厅阅读的场景。一人手持书籍,身着黑底白牡丹旗袍坐在沙发椅上阅读,另一人身着素色薄纱旗袍倚靠着沙发,凝视观众。红色的背景,黑白红的对比暗示,各种图案符号的巧妙呼应,让东方图案的秩序和装饰的美感融为一体,热烈而庄重。

凭常书鸿的艺术才能,当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做一个成功舒适的艺术家。

但常书鸿的心一直牵挂着祖国。

1936年,他应聘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教授兼西画系主任,旋即又负责翌年全国美展北平方面的筹备工作。

孰料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常书鸿和北平艺专师生仓皇南下,一路逃亡。学校在湖南沅陵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专也西迁而来,两校合并。

合并后的国立艺专矛盾重重。新校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杭州的校长林风眠是主任委员,北平的校长赵太侔和常书鸿则为委员。两位校长都有自己的人马,并带了家眷,平时不住在学校,这样常书鸿就成了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许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和烦杂的人事纠纷统统落在他身上。

常书鸿后来回忆说,当时上面希望他在新校中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哪知道,“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

不久,林风眠和赵太侔先后辞职他去,滕固被任命为艺专校长,常先生则留了下来。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学校又开始向西迁移。期间滕固生病住院,委托常先生负责全校的搬迁工作。1939年2月4日,学校搬迁至贵阳时,遭遇大轰炸。他们的旅馆被炸毁,常书鸿的藏书和画作全部化为灰烬,仅在废墟中找到金银奖章两枚。那天他正好在医院探望滕固校长,妻女则在废墟中侥幸死里逃生,惊恐万状。

1939年春,学校迁到云南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校舍上课,年底学校又迁往昆明郊外安江村。期间常书鸿尽心尽职,授课之外,为学校做了很多事务工作。1940年夏天,校长滕固辞职,学校再迁四川重庆。

新校长吕凤子怕事,原有教授全部不用。相关部门为了安排那些教员,特别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担任秘书,秦宣夫等一批老教员任专门委员。大家相对清闲,有薪水而不必办公。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去帮大家拿薪水,平时空下来他画了不少画,还到成都周边去风景写生,过了一两年难得安定的日子。

早在巴黎留学期间,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部《敦煌石窟图录》,为他打开这座古代艺术宝库的大门。自那时起他就埋下心愿,有朝一日要到敦煌去。

1942年,在于右任等人的倡议下,政府欲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从梁思成等朋友处得知消息,接受邀请,任筹委会副主任,去敦煌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莫高窟有492个洞窟,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从东晋开凿到元代绵延千年,是世界现存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举世无双。1943年春,当他抵达敦煌,但见这里破败不堪,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难以想象,生活条件也极其简陋艰苦。

常书鸿并不气馁,克服种种困难,一边着手窟区的调查勘测,一边战风沙、筑围墙,保护工作初见端倪。

很快好几位艺专学生闻讯陆续从大后方赶来,有董希文夫妇、李浴等人,一下子成了常先生的左膀右臂,壁画临摹、文献整理等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44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1945年,可能是常书鸿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4月,妻子陈芝秀受不了敦煌的艰苦,偷偷逃离敦煌。常书鸿闻讯追赶不及,晕倒在茫茫戈壁,幸得被人发现救治,三天后才苏醒。8月,国民政府下令撤销研究院,他得知消息,急忙赶到重庆,向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晓以利害,几经交涉,终于将研究所保了下来,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接管。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但随之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思乡心切,乘着胜利复员的热潮,纷纷离开了这里。而常书鸿没有动摇:“思前想后,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为了保护敦煌,弘扬敦煌文化,常先生全力以赴,终生无悔。

早在1945年春,常书鸿托人带了一小批敦煌临摹作品,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展览,引起热烈反响,连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去参观了展览。

1948年,常书鸿亲自携带敦煌临摹壁画500多件,到南京和上海先后举办展览。南京展览期间,蒋介石和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和傅斯年等政府要员及驻外使节均莅临展览,规格很高。

上海展览期间,常书鸿希望将这批珍贵摹本彩印出版,得到郑振铎等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制版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人想将这批摹本拿到台湾,常书鸿推托拖延,连夜将原件分藏在上海和杭州亲友处。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秋,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打电报给敦煌的常书鸿,要他火速进京筹备敦煌文物大型展览会,这批珍贵的摹本才重见天日。

翌年的敦煌展览,轰动京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前来参观,常书鸿接待。1963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组织进行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自1936年回国,经历抗战,特别是到达敦煌后,常书鸿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大西北的壮阔风情和他亲手临摹大量敦煌壁画的实践,使他的油画创作更加质朴内敛,清新大气。《临摹工作的开始》(1944)《肖像》(1947)《在蒙古包中》(1947)《敦煌农民》(1947)《敦煌莫高窟庙会》(1950)《敦煌九层楼》(1952)等作品,其表现语言、形式结构、色彩表现、装饰意味大量借鉴壁画元素,可以看作是他特殊的民族化探索。

常书鸿虽然“少小离家”,但他一辈子乡音不改,永远一口杭州官话。

1982年3月,常书鸿在国家的关心下,举家从敦煌迁往北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更系念家乡,一次次对女儿常沙娜说:“我的‘娃儿’(画)要回家乡!捐给家乡!”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8月9日,他的部分骨灰重回敦煌,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上,与这座艺术宝库守护相伴。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常沙娜到处奔走。1998年两会期间,她向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再次表达了常老的遗愿,要把他的“娃儿”全部捐给家乡。柴省长非常重视,马上通知浙江博物馆负责人即刻到京,与家属办理画作登记及相关捐赠手续,随后决定在浙江省博物馆特设“常书鸿美术馆”,常年收藏并展出他一生大部分的画作,油画、水粉和素描共计两百多件。

1999年,常书鸿美术馆开馆,为西子湖畔增添了一道深情多彩的人文风景。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