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专栏·惊鸿记 《雨花》2024年第8期|郜元宝:打虎将李忠有些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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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客吃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凝聚共识:无论从经济或健康的角度考虑,都应该厉行节约,反对铺张。荤素适当搭配即可,不必追求山珍海味,琳琅满目。过去太穷,生怕吃不饱,又怕被别人看作小气,无论穷人富人都尽量多点菜点好菜,结果造成严重浪费。今后那种令主人心痛、客人尴尬的场面,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吧?
但长期养成的富人爱夸富斗奢、穷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风气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这个谁也说不准。我只能默默祝祷:但愿它一去不复返,永远别再给大家造成经济、心理乃至生理上巨大的负担和危害了。
之所以突然发起这种议论,是因为最近两三年,我一直在某个由熟人组成的微信小群里提倡聚餐AA制,几乎到了强聒不舍焦唇敝舌的地步。AA制不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至少可以把大家从人情大国各种难以启齿的情感债务中解放出来。聚餐时承担各自所吃的那一份,心理上了无挂碍,纯粹奔着情谊而来,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沪语称AA制为“劈硬柴”,听起来确实有点不讲交情的味道,但我的AA制乃是改良版的,并非无条件“劈硬柴”。平日主打AA,若有人临时提出某个美好的理由,非要请客,那自然也可例外。
但如果理由不充分,比如某人钱多,就该他请客,那就等于“吃大户”,万万不可!“大有大的难处”,钱多并非必须请客的理由,这个道理用不了多说。
总之以AA为主,以有条件的偶尔请客为辅。这种双轨制的AA,设想不可谓不周全,然而饶是如此,应者依旧寥寥,甚至还引起二三群友的不快。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是被大气磅礴的鲁提辖骂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的那位空有其名的“打虎将李忠”吧。
这不禁让我一再感慨习惯力量的强大。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改革”太难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我们(不包括自信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固然无力改变世界,但也未必就能轻松地改变自己。世界所以很难改变,或许就因为我们无力改变自己吧。也是鲁迅先生说的,有时候“革命”并不难,“咸与维新”式的“革命”更容易,但一旦要改变自己身上某些坏的根性,那就真是难上加难了。
为何熟人聚餐,非得由一人买单?答曰这样显得大家感情好,一团和气,请和被请的双方都有面子。那么其中就不存在吃亏与占便宜的计较了吗?答曰不会,这次你请,下次我请,再下次Ta请。良性循环,以至无穷。
我总不敢轻信这种答案的圆满。谁能保准每次聚餐的花费都铢两悉称,正正好好?众所周知,聚餐的人数、场所都会有变化,物价随时升降更是常有之事,而且只要一两个人记性不好,上述看似设想周全的轮流请客的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其乐融融的默契顷刻便可瓦解。
我当然不敢公开这些小九九,只在心里嘀咕。国人崇尚含蓄,一旦说出,就大煞风景。这也算是一种“空灵”吧。
实际上,正因为反对AA制而坚持个人买单,该微信小群经常为此聚餐不起来。偶一为之,临到买单时大家都练气功(沪语所谓“屏牢”),谁也不提上次哪位做东,花费几何,这次该轮到哪位。最后只好由气功差点儿的去买单。告别时纵然一叠连声地说“谢谢”“不客气”“谢谢赏光”“下次我来”,也掩盖不住请与被请的双方暗暗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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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几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重逢沪上,聚会地点就设在寒宅附近。虽说是老同学,其实多年难得一见。几句寒暄过后,氛围顿时就比那个毕竟可以随便说话的熟人微信群“客气”多了。我哪敢再提倡什么AA,吃到一半就悄悄把单给买了。
不料从外地赶来的老班长知道以后横竖不依,坚持应该他请,必须他请。他从服务员那里打听到价钱,硬要将饭钱如数塞给我。我当然不肯就范。双方于是就又客气起来。
先是斯斯文文相争相让(“争”和“让”两个汉字在此完美地实现了对立统一),很快就发展到动作幅度相当可观的推搡与拉扯。其他几位老同学面带微笑,袖手旁观。他们谁也不敢出手解劝,否则就会破坏由几十年同学情谊发酵而成的这一感人画面。
老班长终于失去耐心,气力猛增,右手一把封住我的衣领,趁我下意识用双手护住脖颈,他的左手便精准地将一叠钞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然后迅速撤离,跳上负责接送的他女儿的轿车,在车窗玻璃后面向大家拱手,带着胜利者的荣耀扬长而去了。
第二天老班长女儿打来电话,说老爸不好意思问叔叔,昨晚有没有抓伤叔叔的脖子?我不懂她什么意思,本能地立马又客气起来,说在我家门口吃饭,还要你爸破费,太过意不去了,又欠了你爸一份人情!她显然不想接这话茬,只在电话那头笑呵呵地说,这会儿她正陪老爸看医生呢。原来老班长昨晚回到女儿家后才发现,他封我衣领的那只右手臂肌肉拉伤了。
尽管跟老同学发生了这场剧烈而多情的扭打,我对实现AA制的前景并不灰心。年轻一代早就不作兴请来请去,他们差不多已经习惯了AA。就让一帮老家伙们哆哆嗦嗦继续坚守“吃大户”的习惯吧。一代人过去,这根鸡肋迟早会被弃若弊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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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怎样会钞—AA制或请客制—的问题不说,关于请客吃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基本上就限于物理学或数学的范围了:吃饭(多人聚餐)应该如何边吃边聊?超过三人(含三人)聚餐时如何才能建立一种默契,遵循一种必要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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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怎样才能说话声音不大而又能让满桌都听清楚(客人耳聋自然另当别论)?怎样才能井然有序,谁也别抢着说?因为一旦有两个以上的客人同时放开喉咙,双方(或多方)的声音就会在空气中碰撞,形成所谓“声浪”。这样的话,无论就餐场地隔音或消音的效果有多好,也无济于事。
我经常觉得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老友们都如同坐在喧闹的市场,或车水马龙的大街。不管你怎样扯着嗓子大声呼喊,也没法达到起码的交流目的。表面上众声喧哗,热闹非常,实际上吃完一顿饭,真的不知道大家都说了啥。回家之后耳朵里还嗡嗡直响,仿佛刚从高铁或飞机上下来似的。
这正是我们现在聚餐的常态。
抛开别的顾虑,我之所以越来越害怕饭局,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吵太闹。都已人过中年,聚餐不再是为了打牙祭,改善伙食,而是抱团取暖—肉身到场,倾心而谈,驱除各自的孤独和寂寞。倘若吵吵嚷嚷,听不清彼此说什么,那么离开饭桌各自走散,心中的孤独寂寞岂不更加严重了吗?回想从最初提出聚餐事由,到呼朋引类,敲定人数,再到大家检查日历,凑齐时间,最后订好适当的地方,如此齐心协力紧锣密鼓走完一整套程序,难道就是为了奔赴这种屡见不鲜的结局?
每念及此,再接到聚餐邀请,头脑中首先出现的就是那句网络流行语:“前方高能,慎莫进入!”
这大概又是“打虎将李忠”的劣根性在作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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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各地突然不约而同流行起一种吃法,就是开局不久,主宾便纷纷离座,起初小规模、很快就大范围地相互敬酒。
花样极多,难以备述,总之似乎是要确保每一位出席者都能彼此敬到。那些海量朋友不必说了,即使不喝酒的客人也有主动去敬别人的必要和被动接受别人敬酒的殊荣,哪怕只是碰一碰杯。
其实这种离座敬酒的风气,比坐而论道的喧闹更可怕。但它既然迅速流行开来,而且短时间内还看不出一点衰歇的势头,应该也有其道理吧?但我总觉得这种吃法很不好。
为何就不能安安静静坐着吃饭呢?大家都站起来,离开座位,一手执杯,一手“拎壶冲”,三五成群,勾肩搭背,大桌子(沪语叫“圆台面”)反而空无一人,只有服务生偶尔过来换盘添菜,难道不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正在吃酒吗?
交际明星,长袖善舞,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那固然得其所哉。但如果有人生性不善交际,不知道起立之后该怎样敬酒,孰先孰后,喝多喝少,怎样说话才算得体,这样被迫一脑门官司地端着酒杯转圈,岂不苦哉?
有人说可能是受到自助餐的影响。有些西式自助餐,食物饮料放在靠墙或房间中心的桌子上,客人们一手拿盛食物的盘子,一手拿酒杯或别的什么饮料,边走边吃边谈。但这种西式自助餐多半已被改良成中式,大家取了食物饮料,依旧习惯性地围在一张张桌子上。若是集体活动,找不到空位或熟人,还很凄惶呢。
西餐既然可以中吃,为何明明是围着桌子吃中餐,却偏偏要弄成满室游走的西式自助餐的吃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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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一年,某个如今已不再举办的“论坛”负责人委托我,邀请硕果仅存的一位文坛长者去他们公司“讲一次”。长者深居简出,但那次竟欣然应邀,而且兴味颇浓,一下午讲座,毫无倦意。我作为陪客,自然也很高兴。
岂料晚上吃饭时还是出了状况。
为尊重长者早睡早起的作息,那天开席时间订得比较早,结果我陪长者在包房足足等了半个多钟头,公务繁忙的各位领导才陆续到齐。
这可以理解,大家都忙嘛。何况大小领导们也都很懂礼貌,先是推举代表做开席致辞,感谢长者的精彩讲座。为长者老当益壮雄风不减感到高兴。祝长者青春万岁,永远不老!再有一两位领导起立,简单重复了致辞者的大意,就算寒暄过了。
接下来的话题自然回到酒桌之上。主要领导向长者以及陪同的其他客人介绍当晚主要菜品。长者何许人也,笑盈盈颔首称善,率先下箸,还抖了几句拿手的京式幽默,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于是就进入大家轻松用餐、随意交流的环节。
一般说来,席间若有长者在场,交谈总该以长者关心的话题为中心,也该由长者统揽全局。陪客只需在长者说话的间隙适当插入,拾遗补阙,避免冷场,也便足矣。
不管是否善饮,长者们都习惯于以轻松有序的交谈为主。酒放在各人面前,想起来抿一口,即为饮酒。除非有什么特别之事,否则谁若是突然站起来举杯劝酒,那就太鲁莽了。过去不仅文化界如此,古风犹存的我们乡下宴席也不例外。别以为乡下人“吃酒”,必定秩序大乱,那是看多了虚构小说或古装戏才会产生的想象。
说回那天晚饭,开局确实就走在我所预想的轨道上。然而不到十分钟,就有领导习惯性地举杯站立,绕着桌子走到长者面前。长者被迫起立,双方再度寒暄,把重复好几遍的几个意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长者才被客客气气按肩落座。
我以为该领导敬过之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不料他又向陪坐在长者左右的几位客人逐个敬酒。这些客人不得不频频起立,落座,再起立,再落座。原本作为酒席中心的长者因此成了被夹在中间的洼地。他只好低头吃菜。
好不容易等到这位领导回归本座,另一位领导又站了起来。长者真不是吃素的,马上拱手劝阻,说谢谢谢谢,我啊一向不胜酒力,快别敬了。大家随意!大家随意!
我想这下就好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或许是错会了“大家随意”的真实所指,又或许习惯势力太强大,反正老先生话音刚落,整个餐桌就沸腾起来。主要领导带头,一众来宾仿效,都一手执杯,一手“拎壶冲”,远离餐桌,三三两两,随随意意,散布在包房各处。或互咬耳朵,窃窃私语,或情绪饱满,朗声大笑。最后餐桌上只剩下我和老先生两人。长者现在已经不是刚才的洼地,而妥妥地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
还是老者知趣,他平静地放下筷子,对我说:那个谁啊,差不多了吧?我晚上不宜多吃,该回宾馆休息了。我当然必须心领神会,就叫住一位主要领导,让他跟大家打声招呼,全体恭送长者提前离席。
这次陪酒最大的收获,就是向老先生学了一招:任何宴席,只要局面失控,你就可以找借口告退,没人在乎你在不在场。但我毕竟不是长者,虽然偶尔也能鼓足勇气决然舍去,更多的时候还是努力将酒量激活到最高,随喜胡乱转圈,头晕眼花地奉陪到底。
某位医学专家说,这种频频起立挨个敬酒的宴会新风不仅可以控制进食总量,预防“三高”,还可以帮助肠胃蠕动,增进消化。善哉善哉。饮酒吃菜,居然还能达到适当运动的目的。但万物有时,何必非要在餐桌旁边运动呢?我总觉得,既然人模人样地上了饭桌,即使不能像贾府那样鸦雀无声,至少也应该安静一些,再安静一些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打虎将李忠”太过守旧的想法?
【作者简介: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