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0多年前的一个盛夏中午，父亲被查出患了癌症。

医生可能因为职业书写习惯，也或许是出于善意，怕父亲有思想压力，而在诊断书上选择了原本互不相干的两个字母组合到一起，用以指代那个仿佛是晴天霹雳的病症，但身为同行的父亲一眼便看穿了这种伪装，父亲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他濒临崩溃，茶饭不思。

母亲和我陪着父亲到济南接受治疗。让我困惑的是，父亲放着那些大医院不去，第一站却带我们去了济南第二机床厂职工医院。多年后，随着回溯和了解父亲的经历，我才理解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以及今后的走向和埋设的伏笔，这促使他首先要来到这儿，他的身体和心灵最初自这儿出发，这儿也有他当初的许多同事。他们与他年龄基本相当，不见也差不多快30年了。父亲离开这儿时26岁，待到归来时52岁，已经步入老年。他们听说他来了，纷纷从各自的工作岗位聚集到这间摆放着设备的检查室，男男女女，挤了一屋。他们叫着他的名字，拉着他的手，瞧上去既亲热又兴奋，屋子里到处迸溅着热烈的火花，仿佛他此趟来不是接受治疗，而是重访故地走亲戚的。只有我发现，母亲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抹着眼泪……

那一年，父亲与其他人乘火车离开济南，经郑州，过武汉，进株洲和衡阳，入柳州，三天四夜后，到黔南都匀市，火车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车站。这儿东边黔桂铁路蜿蜒不见首尾，西边的剑江日夜奔流不息，由济南第二机床厂一分为二迁入的都匀机床厂（后更名为东方机床厂），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时间是1966年9月，恰逢中秋节，单身的父亲与他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一起在绿皮火车的车轮上，在哐当哐当的节奏中，度过了这个中秋。

父亲在世时，从未跟我说起过他乍到都匀机床厂的生活，我也没问过，但我想象一定简陋而艰苦。机床厂选定了仓促上马又匆忙下马的都匀钢铁厂旧址当厂址，厂区到处破破烂烂，满眼荒凉。不少职工居住在原来的棚屋中，早晨到剑江边掬一捧河水洗洗脸，然后步行去镇上的小饭店吃饭，后来才建了一个小食堂。

在东方机床厂的日子，我家经常有来自山东的花生米吃，因为老乡伯伯。他姓任，是我们山东老乡，也是从济南第二机床厂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都匀的，长我父亲几岁，人生得又矮又胖，望上去像一粒饱满结实的花生米，我们孩子都叫他“花生米伯伯”。他和我父亲都喜欢穿着蓝色帆布工作服，仿佛是将帆布质地的机床厂穿在了身上，不同的是，他的头顶上多了一顶深蓝色布帽子，这顶帽子他一年四季都戴着，我曾暗暗地怀疑他是一个秃子。记得“花生米伯伯”须臾不离手的是一件黑色人造革提包，每回见了我们这群子弟，总是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撒到我们摊开的手掌心，我们顾不上弄清朝三还是暮四，贪婪地悉数填进嘴里，生怕被别人抢走了似的，夸张的嚼咽释放出有些腥但新鲜湿润的气息，像早春被犁铧劈开过的泥土的气息。花生米是生的，未食人间烟火，就被我们吞进俗不可耐的胃里，为我们困乏的童年提供了某些美好的细节。

那时我着迷地认为花生米是从那件黑色人造革提包里长出来的，这情景有些像阿里巴巴站在某扇门前喊着“芝麻开门”，财富瞬间就金光耀眼地降临了。但“花生米伯伯”不用念念有词，他粗糙的手掌探进包里，花生米就源源不断地长了出来，又争先恐后地经他手到了我们手。当时有部电影叫《宝葫芦的秘密》，讲的是一只神奇的宝葫芦的故事，我们看了都想寻到那么一只葫芦。“花生米伯伯”那件混迹于千千万万同类中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就像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宝葫芦，老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带给我无尽的遐想，使我确信它能长出花生米也就能够长出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曾无数次想摸摸那个包瞧个究竟，也盼着偷偷地打开包亲眼盯着花生米是怎样长出来的。有一次，“花生米伯伯”和他的提包来我家吃饭，他拈一粒恰到火候的油炸花生米，害羞似的轻抿一小口老乡自酿的苞谷酒，很快脸红了，话也稠了，好像在说自己的母亲，说着说着就肩头耸动，掉泪了，父母在旁边不住地劝他。他终于平静了，吃完起身摇摇晃晃地回去，将那包忘在了一边。趁着父母出门送他的茬口，我慌乱地打开包，和父亲同样的提包没什么两样，细密条纹的里子脏得已经辨不出颜色，包底躺着十几粒数得清的花生米，我瞧了一会儿，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它是如何长出花生米的。这时父亲回来替“花生米伯伯”取包，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包，狠狠地剜了我一眼。我的好奇换来了父亲的责骂，父亲看不惯我乱翻“花生米伯伯”的包，却不知晓我深埋心底的秘密，我也从没对别人提起过。

听父亲说，“花生米伯伯”有个母亲在山东农村，他每年总要回去一两趟探望母亲，微薄的汗水都换作了一张窄窄的车票。回来时没啥好带的，就背上一布口袋花生米上路了，风尘仆仆的火车肮脏拥挤，慢腾腾地哐啷哐啷，一连几天几夜，他下了一趟车又倒上另一趟车。那些花生米亲密无间，它们每一粒都是母亲亲手剥的，散发着她的体温和气息，它们在扎紧口的袋子里一路沉默，像一群离乡背井的孩子，瑟缩着红皮肤的身子，跟随他从平原来到高原。辛苦背来了，他自己却舍不得吃，分送给老乡一些，剩下的就装进提包里，随身带着逗逗我们，赚得一提包甜甜的“花生米伯伯”和脆脆的笑声。他独身一人，太孤单了，这叫声和笑声似乎对他太重要了，至少让他在漫长无尽的黑夜不再孤单，有了满满一屋温暖的念想，就像此刻在柔和的台灯下，我用笔画下“花生米伯伯”，哗哗扯开记忆的拉链，涌出一条可以上溯和漂泊的河流。

我想象得到，“花生米伯伯”穿着小脚母亲纳的千层底，抬脚尘土踢踏，一趟趟地往来穿梭在铁路线上，从贵州到山东又从山东到贵州，像母亲捻一根单薄的线穿过岁月的针鼻儿，鞋底沾着两地的泥土，一路走过许多人的记忆。他是一粒从母亲的根系失散的花生米，被乡愁和思念追撵得无处藏身，必须隔上些日子上路才能保持内心的安静。来到都匀七年后，他终于走累了，索性在那个中秋节留在了母亲身边，就像一粒花生米在千万只壳中寻寻觅觅到了自己那一只，他也彻底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可以朝夕守候在搭起凉棚望他成一条线的母亲身边了。

我们真替他高兴。但我们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花生米吃了，“花生米伯伯”和一粒粒饱满结实的花生米逐渐被我们窖进往事，那件黑色提包也像会跑的宝葫芦盛着我的秘密和困惑跑远了。为欢送他，父亲叫上七八位老乡，到都匀市里的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留念。照片中每一个人都穿得利利落落，精神面貌清清爽爽，他们无论男女，一律头发乌黑，眼睛明亮，闪烁着憧憬的光芒，仅凭这些我就断定他们内心纯净，是一群幸福的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梦想和盼头。

照片后排左手第一个人是许伯伯，他是父亲在东方机床厂职工医院的同事，也是山东人，与父亲同一批由济南第二机床厂去的都匀机床厂。许伯伯有三个儿子，老大我不熟悉，老二宁子长我几岁，老是玩得与我们不同，我们都爱追在他屁股后面看他玩；老三勇子在子弟学校是我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我总是将他记作我的另一位同学，他俩有着同样比较明显的面部特征。许伯伯一直在东方机床厂职工医院干到退休，这时老大一家和老三已经想方设法调回我邻近的城市，这儿离许伯伯的老家近在咫尺，他便与老伴投奔老大一家，由于买不起房子，就和老大一家住在一块儿。过了几年，老伴一下子病倒了，猝然人事不省，成了植物人；他突发脑出血，幸好抢救及时，意识和说话都没受影响，却从此坐上了轮椅。老大和老三都上着班，只好将因为东方机床厂破产一次性买断工龄而奔波打工的宁子叫来照顾他俩。三年前，我专程到邻近城市看望许伯伯和阿姨，我觉得我是在替我父母去看望他俩。他俩都比我父母年长，他们从同样的地方来到这座陌生的山城，自此有了相同的经历，也成为三线建设国家记忆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人记忆。人这一生，在时代的感召下，激情燃烧地投入和参与到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中，拥有一段共同的难忘岁月，至少在当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经历和记忆，宁子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之间，超越了乡情、友情与同事情，成了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老一辈的感情也潜移默化着我们这些子弟，比如说，宁子和我，我和散落在各地的其他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我们也是兄弟姐妹，在我们身后，站着我们当年风华正茂的父母，他们是我们的强大背景。

宁子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等我，上车领我去家里。穿过客厅，进入卧室，许伯伯正坐在轮椅上等我。我已经快40年没见过他了，我的记忆仍旧停留在他30多岁时，他个儿不高，浓眉大眼，蓄着小胡子，白衬衣的第一颗扣子直到最后一颗扣子，都被扣得严严实实；此刻，年过八旬的他明显衰老了，嘴巴也瘪了，一颗头刮得干干净净，套着一件汗浸水洗得变了色的白色老头衫。我一下子想起比他小的父亲，不在人世快30年了，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而阿姨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她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样子，依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知道我的到来，她或许在心里默默地反复念叨：是惠泉家的老大来了，接着她胸中掀起汹涌波澜，百感交集，又无比安静地沉沉睡了。她是东方机床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名副其实的阿姨。在托儿所，不少时候，我都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我不清楚父母都在忙些啥，也许他们将我忘了。不大的屋子内，仅剩下我一个孩子，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边吮吸着手指，边焦急不安地张望着门口。有孩子没被接走，托儿所就得留阿姨，这当中就有宁子的母亲。她一趟趟地站在走廊上望向大门，又一趟趟地来到我身边，摸摸我的头。渐渐地，我放下手指，平静了下来……

许伯伯坐在右边，我挨着他，坐在他左边，听他讲过去那些事儿，它们都与我父亲有关。从走近他开始，我便闻到了他身上散发的浓烈气息，这也是属于我父亲的气息。我记事儿起就熟悉这气息，它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肌体上，曾经漫漶和簇拥在我周围，伴随着我像脱缰烈马似的，在职工医院长长的静静的走廊里跑来跑去。许伯伯精神头不错，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很有条理。他说起父亲临离开东方机床厂前跟他的对话，让我吃了一惊，我真的没法将它与父亲懦弱、平淡、呆板、固执的日常形象联系到一起，我甚至怀疑那不是我的父亲，或者他是否说过那些话，但我立刻否定了自己。

我去看望许伯伯和阿姨后，先是阿姨走了，许伯伯也在2023年1月1日走了。当宁子告诉我此噩耗时，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时我就想，许伯伯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个体记忆，像一片片树叶陆续凋零了，许伯伯也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新年的第一天告别这个世界，这当中也许蕴含着某些难以言清的隐喻与象征。他们青年时怀揣着理想，被一列绿皮火车从济南第二机床厂拉到都匀机床厂，火车的色彩仿佛是他们青春的肤色和旗语，老了又追赶着乡愁被一列火车拉回了山东，却再也不是那列曾经的绿皮火车。他们是一朵朵蒲公英，时代的风将他们吹到了贵州，在高原扎下根来，一天天地学会将他乡变作故乡，一个个青春就像一粒粒种子，同样被时代的风裹挟着，落在群山的褶皱间，追随河流的脚步四下飘零，用尽气力也开不出一朵谦卑的花。只是许伯伯比我父亲幸福，他比我父亲在人世间多享受了30年亲情，也让宁子弟兄仨可以随时随地面对面地叫一声爸爸。

近十几年，我回过都匀三次，东方机床厂彻底破产了，偌大的厂区以三线博物馆的名义被开发作了商业综合体；曾经擦着厂子身边呼啸而过的黔桂铁路被废弃了，铁轨被撬走了，丢下笨鸡蛋大小的灰白色石子，一路铺向看不见的远方……三线工厂有自己的内部代号和代码邮箱，这在当时代表着它们的特殊地位，如今仅留下一个个空洞如弹孔的数字。反倒是我们这些当初散养长大的三线子弟，每逢聚会总习惯和喜欢以居住的楼号来认领对方，这些从个位到十位的数字仍然清晰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个接头暗号，一经说出便能重启我们共同的记忆。

从前楼到后楼，我穿行在这些式样单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楼间，外墙裸露的红砖愈来愈黯淡，终有一天会辨不出色彩，也终有一天会归于一片废墟，冬日的太阳慈悲地照在上面，摸上去温暖如红砖刚出窑时，我仍然相信父辈的热血在里面燃烧和沸腾。路上，我遇见一个个人，他们有的与我父母熟悉，看着我从出生到成长；也有的仅仅看见我，凭着我的长相，脱口就问：“你是王大夫的儿子吧？你家父亲还好吗？”我觉得好神奇啊，隔了30年，他们竟然还能通过站在面前的我，一下子想到我的父亲，同时我心底也席卷起悲伤的飓风。我知道，厂子没了，留下这片家属区和这些人，熟悉或认识父亲的人也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再来这儿，卸掉其他身份，仅仅是一个陌生而粗暴的闯入者。

自1966年9月开始，到1984年6月，父亲一个人来了，又领着一家四口走了，整整度过了一个人从出生走向成人的时间。

【简默，本名王忠，20世纪70年代生于贵州省都匀市，一级文学创作。现为山东省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枣庄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时间在表盘之外》《身上有锈》《玛尼堆上》《活在尘世中》《薄如大地》《指尖花田》，长篇小说《太阳开门》等10余部。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石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