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则臣，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CCTV“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CCTV“2018中国好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等二十种语言。

来这个国家之前，基金会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待在他们的办公驻地，首都市中心的一座四层楼房里，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旁边几个房间分别住着荷兰、匈牙利和塞浦路斯的诗人或小说家；另一个是去边境的一个叫莫托瓦的小镇，那里有一座三百年前的古老石头房子，去年刚装修过，一个人住。我选了后者。北京已经够吵的了，换一处待着我当然挑安静的地方。

到了莫托瓦，我才意识到捡了个宝。那是真安静，安静到安静这个词的分量根本不够。即使在大白天，这个不足七百人的小镇也只能听到风声和鸟鸣。去三十公里外的城市上班的年轻人都开车，但他们进出小镇从来不需要摁喇叭。除非进山，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理想的写作和修养之地了。更意外的是，莫托瓦之于边境，不是近，完全就在边境线上。从我的小石头宫殿出来，跑步十分钟就到了铁丝网前。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带倒刺的铁丝网对面，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边境线上也有一座小城，比莫托瓦规模大不少，扑扑剌剌一大片，远看建筑和市容，应该要落后一些。两座城镇相距如此之近，像是一对刚分家的兄弟。贴着边境线跑步时，我偶尔能听见对面小城隐约的嘭嘭声，像有人在冷不丁地打鼓。

两个国家间隔着各自领土上的铁丝网，铁丝网之间是一条宽阔汹涌的界河。只要不下雨，我几乎每天下午四点都沿着铁丝网跑步，来回至少十公里。视野开阔，四野无人，无须戴耳机，我可以把音乐声放到最大，或者练习英语听力。贴着铁丝网是一条一车宽的水泥路，车极少，人更没有，偶尔能遇到的，也多是步行和开车的边境巡逻兵。我在跑动中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会用标准的军礼回应我。路边是荒草，事实上，从莫托瓦小镇最边上的那条路一直到边境线，都是荒草。我到莫托瓦时正值夏末，风从小镇边缘吹过来，高及膝盖的野草起伏如苍茫的大海，绿色的波浪一直涌到我脚面上。

去了趟首都，一个南美作家代表团来基金会交流，这也是驻留计划中的规定动作。前后三天，回到莫托瓦已经傍晚六点。尽管边境处天色沉着，但离夜幕垂下来还早，两条腿开始自作主张，运动强迫症又犯了。我放下行李箱，换了运动装备出了门。

铁丝网边的小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边跑边跟着外放的手机唱周信芳的《徐策跑城》。跑步时气粗，声音也高亢，很有点麒派的味儿。跑至三公里处，界河水面收缩，也就是说，两国的距离拉近了。每次跑到这地方，我跑步和跑调的声音都会惊起对面国家荒草和灌木中的鸟雀。这次出来的不是鸟，是一个人，他突然从草木丛中弹出来，扭动脖子到处看。转向我时，那张没睡醒的脸上突发的茫然和惊慌透过铁丝网清晰可见。一个黑瘦的小伙子，一米七左右，高鼻深眼，脑袋上贴着一层黑色的小卷毛，像中东人。看见我，他转身就跑，在对面国家的边境线上，贴着铁丝网的土路。那是年深日久，他们国家的巡逻卫士、动物和鸟雀生生踩出来的一条细长的土路。

小伙子启动速度很快，几秒钟就把我抛下了，但他耐力不行，速度慢慢降下来。听到我的脚步声他又加速，然后又慢下来。再加速，再慢下来。每次听到我的脚步声他都警惕地回头看，继而加速，好像我在追赶他。三公里后他跑不动了，频频回头看我。河面渐宽，天色也暗下来，我对他挥挥手，转过身往回跑。不知道他看见没有，转身时我看见他也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到荒草上。

第二天下午，我在跑步快结束时又遇到他。他从相反方向过来，沿边境线走走停停，不时转头往铁丝网和界河这边看。见到我，他撒腿开始往回跑。我跺了两下脚，觉得腿部力量足够，便跟着他继续跑。见我追上来，他开始加速，他加速我也加速；他慢下来，我也降了配速。我们俩隔着铁丝网和界河，边跑边相互看对方。他快我快，他慢我慢。直到他彻底停下来，弯腰扶住膝盖喘息，我才停下来。相隔三四百米，我也能感觉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愤怒和惊恐。我还是对他挥挥手，慢悠悠地往回跑。这一天多跑了六公里。

过了两天再次见到他。他在慢跑，我们方向相反。也就是说，跟我的规律性运动不同，他是随心所欲地乱来，一会儿朝这方向，一会儿又换另一个方向。我改变了方向，跟他平行跑在了不同国家的边境线上。我们俩又一次同快同慢。尽管年轻，他的耐力应该还是不如我，四公里后他慢下来，再也无力加速，直至从跑变成了走，然后走也停了。

“嗨，”他扯起嗓门，用弹舌严重的生涩英语问我，“你是长跑运动员吗？”

“不是，”我也停下，“我只是个跑步爱好者。”

他突然弯下腰，发出一阵大笑。

一回生二回熟，过几天再见，他老远就冲我“嗨”了。他在跑步。

“你也跑上了？”

“向你学习，”他说，“要把身体练好。我还以为你是巡逻的。”

“巡逻也巡不到你们的领土上啊。”我说。其实是喊，我们俩说话都是在向对方喊。“哪有巡逻的穿这身行头。”我扯扯自己的运动 T 恤。

“我跟着你跑。”

我们真就这么跑下去了。在异国他乡，一个陌生人带着另一个陌生人沿着国境线跑。他慢下来我也慢，等他；我快时他也尽量跟上。刚开始，他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也就三公里，多了四肢就有点不协调。但他进步很快，年轻的确是最重要的资本。

不停歇且气息平和地跑到五公里那天，他问我，跑到我这样，一口气至少十公里，速度不必减下来，要练多久。

我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晃一晃，“一个月足够。”

但他做不到。除去阴雨天，再撇开各种杂事，一个月里他连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他说：

“我刚到这个国家，我得挣钱养活自己。”

他从另外一个国家来。他的国家现在正打仗，炮火连天的那种战争，半个国土都像烧红的烙铁，下不去脚。“活下去成了最大的问题”，这是他说的。更荒唐的是，除了打仗双方，他们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但凡有条件的都离开了，移民、出国、难民收容、流窜、偷渡，他们把古往今来能够离开一个地方的所有方法都用尽了。他们一家六口人，把几年前镶上的金牙都敲下来，送了出去，也只有三口人从战火里逃出条命来。

“另外三口人呢？”我问。

“死在路上了。”一个病死，一个船翻了落水溺死，祖父因为年老体弱，累死在半道上。

“活着的三口人呢？”

“我，”我们在界河最窄的地方面对面站着，他拍着胸口对我喊，“在这里。母亲和弟弟，不知去了哪里。”

“所以你要锻炼。”

“我不能死在路上。”

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已经是一种相当文学的修辞了。不管怎么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干活挣钱也罢，逃命流亡也罢，身体跟不上，都白搭。我支持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跑步爱好者，多少有点心得，在隔三差五的碰面中，我一点点把注意事项通过喊话告诉他。有一天我看他跑步的姿势有点怪，右腿抬起时，身体好像出现了一个休止符，总在空中多停留三十分之一秒。我让他抬起右脚，那的确不是一双适合跑步的鞋，底薄得像层纸。他说过，他祖父倒毙在戈壁滩上时，脚上是一年穿到头的凉鞋，因为箍住脚后跟的带子磨断了，连着三天的行程里穿的其实是拖鞋。“脚都磨烂了。”他说。

我给他买了一双跑步鞋，带到铁丝网前的第三天才见到他。在两国距离最近的地方，我把两只鞋拴在一起，像发炮弹一样扔到了对面的国土上。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两个月后，十公里的跑程内，他可以随时减速等我。年轻就是不一样。接下来他跑步的次数更少了，忙，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工作。这个要祝贺，挣不上稳定的口粮，也没力气每天跑十公里。但也不能懈怠，运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身体的各种机能会迅速地打折扣。

“问题不大，”他说，“逮着空我就游泳。尽可能多游。”

如果他所言属实，那么他的游泳能力会跟长跑一样，日渐精进。在我们越来越少的相遇中，他告诉我他游泳的距离在逐渐拉长。一千米，两千米，三千米，四千米，五千米。他说的是一口气不停歇的数据。假如在游泳过程中可以随机调节，再来几千米也不在话下。尽管他的长跑速度有所下降，但他自信地微笑时露出的满口白牙让我相信，这些数字没有水分。游泳当然很好，专家们都在说，最科学的运动方式就是游泳。不过在我看来，他游泳的潜在动力，也许是他那位快到港口时溺死在大海里的姐姐。他不想死在路上。

我以为他会把运动方式从长跑逐渐转移到游泳时，他长跑的频率反倒高了。入秋，莫托瓦到边境线之间的草海一天天在改变颜色，直至风有了冷意。为了防止一身大汗后受风着凉，我把跑步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即使这般，我跑到铁丝网前，也经常发现他已经跑了一阵子了。一个人跑，他的方向又是乱的了。这次从这头往那头跑，下次又朝相反方向跑。他乱跑，我也跟着跑乱了，遇到了就掉个头跟着他的路线跑。跑在哪里都是跑在路上。

乱跑也有收获，新路线有新风景。我跟着他把沿途十来公里的边境线差不多都搞明白了。哪里的铁丝网高一点，哪里的低一点；哪里的稠密一些，哪里稀疏一些；哪里是全新刚换的，哪里已经陈旧生锈了。还有界河，哪个位置宽一些，哪里又窄一点；哪里是急流，哪里平缓；哪里水漫到了铁丝网前，哪里水离河岸还有很远。荒草和树木也不同，草木疏密高矮各有分别。我们俩经常会经过某处时达成共识，那地方如果架一座桥，将是最便捷和经济的。

的确曾有过一座桥。因为我总到边境线上去跑步，邻居一位大哥遛狗时跟我聊起来，说一度两个国家关系处在蜜月期，那时横跨界河上是有一座石桥的。石桥双车道，两边还单设了人行道，可见团结友爱的道路相当宽阔。桥两端在各自的国土上分别建了一个海关，不大，也就一个哨所的规模，既然你好我好，海关也形同虚设，来往的行人亮一下护照即可，没人深究。也因此，莫托瓦和对面的小城经常联姻，有了不少亲戚。但此一时彼一时，某一日两国交恶，桥拆掉了。双方都怀抱巨大的仇恨，所以桥拆得也彻底，一块石头都见不着了，没运走的也都扔到了界河里。海关自然也消失了，铁丝网重新补上了缺口。

邻居大哥只这么一说，石桥的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跑步时我还认真观察了，沧海桑田，哪里还有一点痕迹。我让小卷毛在对面的国土上也找，同样杳不可察。所以每见到一处河面收紧，我们就猜，桥是不是曾经架在那里？只能猜着玩，河面摊开处很多，骤然收缩处也不少。

国内过重阳节的那天下午，我们竟溜溜达达来回跑了近二十公里，一直跑到我这方的边境哨所跟前。那座细瘦的建筑里常驻五人，一名军官带四个兵。当时云霞满天，站岗的士兵立在哨所的最高处，逆光里像一张薄薄的剪影。他抬头挺胸，背负着一整个辽阔艳丽的秋天。我对他挥手问好，他回了个军礼，然后继续抬头挺胸。

在对岸，他也向高处的哨兵敬了个军礼。

大雨之前我们跑了最后一次。这个区域有点意思，每年秋天都会来几场大雨，不是雨季胜似雨季。基金会的人叮嘱我，这个时候别出门，哪哪都铺天盖地。那天我从一条垂直的水泥路跑到边境线上，他已经在对面的国土上等着我了。秋草黄，界河长，水色变暗，汹涌的流水声溢出了两边的国境线。他刚做完礼拜，从地上站起来。这也有意思，他说出门在外，条件有限，礼拜也没法按时按点，好在一腔赤诚，心到神知。

可能因为天阴沉，他的话有点多。我就听他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喊，逐渐壮大的风声把他绝大多数的声音都吹走了，所以十公里下来，我也没完整地听明白几句话。有一句话听清了，碰巧那几秒风落了下来，他说：“就算隔着边境，两个人跑步也比一个人好。”喊话时还向我挥手致意。我猜他说的是孤独。哪怕隔着边境，两个人也可以分担和化解对方的一部分孤独。

基金会的人说得没错，铺天盖地。那场雨够大，豪雨如注，漫山遍野。硕大的雨点把三百年的石头房子都敲出了金属声。三天三夜彻底出不了门。也好，沉浸式地写作，我竟然把长篇小说中一个久攻不下的难题解决了。除了吃喝拉撒睡，间或从窗户看出去，感叹一下浓稠的雨幕，其余时间我都在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地写，飞流直下三千尺地写，一日看尽长安花地写。以至于雨停了，我又写了两天才打开房门。天朗气清，艳阳高照，莫托瓦高远的晚秋来了。我试着围绕石头房子走两圈，在阴凉处深感秋寒已至。下意识地做几个扩胸运动，两条腿骤然开始报警，得跑起来了。下午就换上运动装出了门。

老习惯，到边境线上，我把外套脱下来挂到铁丝网上，一身短打往右手边跑。如果他也来了，我们总会在这一边相遇，我的右手，他的左手。边境两侧空无一人，风也空旷，似乎有无边的悲伤从大地上吹起来。我又想起他说的，两个人跑步的确比一个人好。我把音乐关掉，有点听不进去了。

跑到四公里处，对面驶来边境巡逻车。军官带着两名士兵坐在车里，打过招呼各自前行。身后响起喇叭声。左眼角有颗蓝痣的军官从车里下来对我招手。我往回跑几步。军官说：

“先生，抱歉打扰。你们是朋友吗？对面跑步的那个人。”

车里伸出一个脑袋，就是那天背负整个天空在高处站岗的士兵，“和您一起跑步的那个人。他死了。”

军官斜了他一眼。我剧烈地抖动两下，凉风吹过汗津津的皮肤，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您说的是？”

“是的，”军官说，“他死了。”

因为是我的朋友，他们希望我最好能去确认一下。他们请我上车，和另一个士兵挤在后排座位上。军官说，每年这时候都会有人死，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来说，大雨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车子经过一段河面紧急收束的地方，速度慢了下来。军官指着窗外，依然面无表情，声音也像不锈钢一样中正客观。“他们以为窄处过得就快，害了他们的恰恰是这窄地方。哪一块石头都能要了他们的命。”

“这地方就是过去石桥的位置吗？”我问。

军官摇摇头。“不知道。”他说，“水深流急，谁知道石头都被冲到哪里去了？”

我有点冷，请他们经过外套时停一下。穿上外套总算止住了哆嗦。

尽管此地天空湛蓝，晴得近乎虚无，界河仍然洪流滚滚，混浊的泥浆和泡沫里浮沉着草木和各种小兽的尸体。上游的某些地方正在暴雨接力。

让我确认的是他的遗物。极少，但看第一件我就知道是他。我送他的跑步鞋，两三个月下来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了，他还保留着。发现尸体的士兵说，为防止被大水冲走，他把鞋系在了腰上。还有一张折叠的地图，是他身上唯一干爽的东西。他先用油纸包好，再封进塑料保鲜袋里。那是一张我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地图。

尸体已经送走了。他们给尸体拍了照，问我要看吗。等他们打开电脑里的照片，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征求我的意见。实在惨不忍睹。一打眼你会以为那是一长块颜色肮脏的烂棉絮。他被河水泡得肿胀，被石头和树段撞得皮开肉绽，无数条鱼曾在他的伤口处大快朵颐。左手小拇指上的戒指还在，因为指头胀大，戒指嵌进了肉里。他曾在对面向我举起这根手指，说他妈早就担心可能走散，从自己的无名指上褪下来给他戴上，他的手大，勉强套到了小指上。隔着边境，我看不清戒指，但界河的波光反射上戒指，我看到一圈细小的光亮在他左手上一闪而过。

照军官的说法，每年这时候都会有人试图从对面过来。他们趁着漫天大雨，从某一处坏掉的铁丝网的空隙里钻进来，然后跳进汹涌澎湃的界河。运气好，他们可以早早上岸；运气不好，就得在河水中一直漂流，直到有合适的机会再往岸上爬。有的人会提前踩好点，准备不充分的只能听天由命。他应该算前者。但他可能忽略了水中潜伏的石头的威力，也可能是高估了自己战胜冰冷水温的能力。“要是在这个水温里抽筋，”军官点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那你就死定了。”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暴雨滂沱，哨兵看不清楚，你也看不清楚。大水横流，搭把手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只有他自己清楚。

军官点上烟，我也要了一根。

打开他的面部特写时，我闭上了眼。

“你们是朋友？”军官问。

“算是吧。”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请郑重考虑后再回答。”军官用右手蜷曲的中指敲了敲桌面，“他叫什么名字？”

“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