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黄孙氏活到将近九十岁的时候，突然就变得不像她自己了。

她以前是个多安静的人啊。那时候，丈夫训斥她，她不回应；儿女嘲笑她，她不分辩；就连后来孙子、孙女和外孙、外孙女整天在她的小院里吵吵嚷嚷打打闹闹，她也不喝止。这世间的话，仿佛是有数有量的一般，每个人自生下来都得到了平均的一份，可到了黄孙氏这里，她的那一份，大部分却被别人你一捧、我一把地瓜分了、抢走了，等她自己想说话时，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于是她不得不珍惜地使用着剩下的那些话，生怕自己有一天说多了、说完了，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黄孙氏说的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说他们死得太早了，虽然死得早，却没少受罪，蝗灾、旱灾、水灾、饥荒、时疫……土匪、官兵、义和拳、伪军、东洋人……天灾和人祸都让他们赶上了，这一辈子就没享到一点福。她说的是父母从族中过继来的兄弟，说那个族弟来到她家时才六岁，瘦得像高粱秆儿似的，全家人饿着肚子紧着他吃，就盼望着他能快点长大，快点娶上一房暖被窝的人，能为这个家留下一脉香火，可当他终于将媳妇娶进门，生了儿育了女，他们的父母却早已躺进野地里去了。她说的是自己嫁到远地的妹妹，说妹妹才十五岁，就被嫁到了山里，是她们那辈的小姐妹里嫁得最远的，刚开始还能一年回一趟娘家，后来就成了三五年回来一次，每次住上几天，临走时就哭个不停。她还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没见到妹妹的面了，我问她嫁到多远的地方去了，她咂咂嘴，用手掌抹了一把挂在嘴角的涎水说，有三十多里地呢。

黄孙氏讲述这些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方式界定时间的，“发大水的那年夏天”“东洋鬼子来到这里的那一年”“天气最冷的那一年”“我爹死的那一年”“我兄弟七岁的那一年”……我问那一年究竟是哪一年，她就小孩子般负气地说：“就是那一年啊，你不知道吗，难道你念的那些书上不写这些？那念这些书有什么用啊！”

黄孙氏是在生完一场病后突然变成这样的。生病之后，她的嘴稍稍有了些歪斜，说话就含糊不清了，但越是含混不清，她就越想说，好像再不说就会有人把这些话全都拿走似的。事实上，后来所发生的事似乎恰好验证了我当时的感受——如此过了一两个月后，她的嘴巴似是被谁慢慢掰了回来，嘴角不再流涎水了，话也能说清楚了。可当她发现自己能说清讲明了之后，好像又一次把自己怀里的话丢失了一般，竟突然闭了嘴，不再讲述自己父母、兄弟和妹妹的故事了——她安静了下来，安静如之前我们最熟悉的那个老人。对我们而言，她这是康复了。我们感到了安心。

黄孙氏安静是安静了，但那也只是言语层面上的安静，行动上却又开始反常了。她整日坐立不安，颠着那双缠裹了一辈子的小脚，如雏鸡啄食似的走来走去，好像有谁一直在后面撵着她一样。她有时站在屋子里，有时站在院子里，有时站在大门外；她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似乎那些陪伴了她多年的物件，都是初来乍到的新鲜玩意儿，她还没有看够呢。

黄孙氏把去年地里打出的粮食卖了，又请人把院里院外的杨树和松木砍了，也卖了出去。她喊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当着他们的面，把卖粮卖树和这些年藏下的钱都拿了出来，自己先取走一百五十元，剩下的一分为七，交到了每一个儿女手里。几天之后，她让我母亲用独轮车推着她去了集市上，用剩下的那一百五十块钱，从白事铺子里买了一套颜色鲜亮的寿衣。

某天，黄孙氏对我的一位舅舅说想给寿棺刷一遍桐油。她房间里有一具寿棺，那是我外祖父在自己六十岁上打好的，当时打了一对，两具寿棺打好后，就并排放在了屋子里，我外祖父八十八岁那年用掉了自己的那具，黄孙氏的那具却始终摆在那里，一放就是许多年。这许多年里，黄孙氏往寿棺上堆了一些杂物，杂物之上，又堆满了长年累月沉落和汇集起来的尘埃，因为这些杂物和尘埃的遮掩，早已看不出那是一具寿棺了，若不是她突然提出想给寿棺刷一遍桐油，大家都要把这茬给忘了。我舅舅是个孝顺的人，按照黄孙氏的吩咐，他选了一个响晴的日子，把寿棺上的杂物拿走，又将上面的灰尘揩净，用湿毛巾把寿棺里里外外擦了两遍，等稍微晾干后，这才开始仔仔细细地刷他从镇上买回来的桐油。舅舅给寿棺刷桐油的时候，黄孙氏就坐在不远处，等刷完一遍，她还不满意，非让再刷一遍。直到舅舅桶里的油都刷干净了，她才放下心来去忙别的。

之后，黄孙氏命我舅舅把她养的鸡鸭抓到了他家里，又将她住的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番。等忙完这些，她便再没有那么急躁了。她又安静了下来，整日不言不语，就一个人坐在屋内或院子里，一坐就是大半晌，如一尊泥像似的。有时候，她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脑袋歪斜或耷拉着，呼吸几乎无声，似是进入了一场很久远又很平静的梦境。舅舅过来看她时，总是会用手戳戳她，等听见响起稍微重一点的呼吸声时，才安心走开。

二

黄孙氏这一生与我外祖父一共生养了八个儿女，除了一个早夭的，其他的都活了下来，他们长大后，或守在黄孙氏的身旁，或嫁到了其他的村子。如此稀里糊涂地过了几十年，儿孙辈收了一大把，黄孙氏数来数去，却怎么都数不清，总有那么两三个，被她遗漏在记忆之外。几个女儿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上一些时日，还没等送她回家，另一个女儿或女婿就推着独轮车或拉着地排车赶来，把她从姊妹家拉到自己家里住。可是，自打给寿棺刷过桐油后，她便不愿出门了。几个女儿来请她，都被她拒绝了，她说她走不动了。女儿们说用车推着她，她便说路太“颠硌”了，万一死在外面可咋办。

去我家是例外。黄孙氏所在的村庄与我们村毗邻，说是邻村，其实早就挨在一起了，除了行政意义上区分此村彼村外，在其他方面，完全已融成了一个村。我家离黄孙氏的小院也近，不过短短的二三百米，这样一来，当别的女儿请不动她的时候，我母亲却可以很轻易地将她接过来。

我母亲是黄孙氏最小的女儿，生她时，黄孙氏已经快五十岁了。对于这个小女儿，黄孙氏总是更偏爱一些，因此就连别人给说媒时，她首先考虑的便是远近。黄孙氏与我其他几个姨母的母女关系，更多的是规矩是人伦，可到了我母亲这儿，便多了几分疼惜和溺爱。有一年冬日，天气晴好，我曾看到年迈的黄孙氏给我已不再年轻的母亲拔过一次白头发。满头银发的黄孙氏坐在暖阳下，而我母亲却如一只乖巧的小猫般趴在她的怀里。黄孙氏的眼睛早就花了，手也颤巍巍的，扒拉了半晌，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根白发，每拔下一根白发，她都要装作惊慌地喊一声：“呀，拔错了，是根黑发！”然后将拔掉的白发偷偷藏到自己的斜襟褂袄里。那一年，黄孙氏已经八十九岁了，而我母亲也已四十多岁了，可黄孙氏依然把我母亲视为小孩子，想方设法哄着她。

某一天，我父亲不在家，毫无征兆的，黄孙氏突然就埋怨起我母亲来。

黄孙氏说：“你这个丫头，这个不会干，那个也干不好，以后可怎么办呀？”

我母亲笑嘻嘻地说：“还不都是您给惯的。”

她接着说：“那你就好好学一学，再过几年可就没人惯着你了。”

黄孙氏也会说到我。在她的诸多孙子和外孙之中，我年龄最小，正如我母亲与我大姨的长女同岁一般，我亦与大姨家那位表姐最小的儿子同龄。或许是爱屋及乌吧，黄孙氏将对小女儿的疼爱也分给了我一些，经常给我买零食和玩具，过年的时候还专门给我留一份压岁钱，而这样的待遇，是我的那些表哥表姐享受不到的。她经常指着我向我母亲问：“我还能吃到这孩子的馒头吗？”她所说的馒头，是一种带着花纹的面食，花纹一般是用苘麻的蒴果蘸着红颜料戳成的，在我们这儿，结婚的时候，是需要给外祖父和舅舅家送去一篮筐这种馒头的。倘若不用苘麻蒴果印上一朵好看的花儿，那么白面大馍就是些身世不明的野孩子和来路不正的不合格产品，不配登上外祖父和舅舅的大门。每当我母亲听黄孙氏这么问的时候，就赶忙说：“快了，快了，你可得等着呀！”

我们那个地方四面环着矮山，这么多山围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盆地，活在盆地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过什么事，即便知道了，也已经是一段时间之后了。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临近2000年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外界的一些风气竟然渐渐吹了进来，穷乡僻壤也开始流行一些时髦的东西了。我父亲也是个孝顺的人，他怕黄孙氏寂寞，便跟风买了一台VCD放映机，又从集市上买了十多张盗版的碟片。那十多张碟片，有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小调曲目，三分之一是吕剧的经典曲目，剩下几张则是豫剧、评剧和黄梅戏。别人家的VCD放映机里播放的多是流行音乐或武侠影片，而我们家里播放的却总是戏曲，害得我老是偷偷跑出去，到邻居家里看碟片。但黄孙氏却很喜欢看，她的身体陷在椅子里，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似乎对那些早已滚瓜烂熟的画面、唱词与腔调永不厌烦。那一两年里，听曲看戏几乎成了黄孙氏最喜欢也最重要的事，她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看着看着，便常常会在剧中人的离合悲欢中不知不觉地睡去，等醒来的时候，电视屏幕上早已落满了雪花。这时候，趁着她正酣睡，我便会将戏曲或小调碟片取出来，美滋滋地换上从邻居家借来的武侠片。有时候看她睡着了，且老半天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我就用手戳戳她，喊她“姥娘、姥娘……”这时候她就会睁开眼看看我。然而有的时候听见我的喊声，她只是嗯了那么一声，就继续睡了。歪斜着身子或垂着头酣睡的黄孙氏，睡得那样安详和深沉，安详深沉到就好像是陷入了一个个由别人演绎的故事里——似乎看到剧中人的苦，她这一生就不苦了；似乎看到剧中人的甜，她的日子也就会跟着甜一点。

直到有一天，睡着了的黄孙氏突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这一摔虽无大恙，但也着实让她自己和我们受惊不小。从那之后，黄孙氏就说什么也不再听戏了。就算是我父亲专门定做了简易沙发，靠在上面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摔下来，黄孙氏也坚决不再看戏了。

三

从2009年秋天开始，黄孙氏便反复生病，每病一次，长则半月，短也要十天。她原本就不是丰腴之人，这样病上几回，人便愈见消瘦了。如此一来，我的两个舅舅就坐不住了，他们俩似预感到了什么，将她生病的消息悄悄通知了各处的亲戚。

那段时间，黄孙氏的女儿和外孙、外孙女们都来看她，来了一次还来第二次，她就生气了，非要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儿孙辈通通撵走。她之前一直念叨的那位过继来的弟弟也来看她，她弟弟也有八十多岁了，走不动路，是让他儿子推着独轮车送过来的。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说起了一些多少年前的事，两个老人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的，心性变化，就像是两个小孩子。

人人都忌讳在黄孙氏面前提到某些字、某些词、某些话题，她自己却并不在意。有时候，听到从房前屋后传来唢呐声，她就会问我舅舅是谁死了，我舅舅说出个名字、称谓或是绰号来，她便会说出一段或几段那个刚刚故去之人的故事。她先是以自己的年龄为标尺，提一句那个故去之人是比她大，还是比她小，然后再细说发生在他们这一生中的几个片段。临了，她还会用手指掐算一下数字——“7”或者“6”“5”或者“4”——这些数字代表的是村子里她那一辈老人的数量，每一次掐算之后，数字就会减少一个，减着减着，最后只剩下一根手指了。谁都明白，最后的那根手指就是她自己。

又一场大病袭击了黄孙氏。请来卫生室的医生给她打完针、吃完药后，她便沉沉睡去了。我舅舅和几个姨母在院子里聊天，不多时，就听见她在屋里喊我大舅的乳名，大家听到后全都扑进来。她躺在床上，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我大舅身上。

她问我大舅：“这回是谁死了？”

大舅说：“没人死。”

她说：“我怎么听到有人吹唢呐啊。声音这么大，你们怎么能没有听见呢？”

在卧床将近一个月后，她渐渐好了起来。在别人搀扶着的时候，她能下地走路了，但步子颤颤巍巍，身体左摇右摆。她一颤，仿佛大地就会跟着她颤；她一摇，好像天空就会跟着她摇——走不了多大一会儿，她便会觉得眩晕，不得不站在原地休息片刻。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身体又好了一些，能独自在院子里散步了。某一日，她在院子里溜达时，又听到了唢呐声，她以为自己又幻听了，便没搭理，可那一上午，耳朵里的唢呐声虽时断时续，却始终没有彻底停下来。到了下午，我大舅来她的小院里拿东西，她终于还是忍不住询问我大舅“这一次又是谁”。舅舅说出了一个名字，这名字的持有者年龄与大舅差不多，和大舅既是族兄族弟，又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属于黄孙氏的子侄辈。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

“没受罪？”

“没有，是在梦里走的。”

黄孙氏听了点点头。可她突然又问：“丫头回来了吗？”

她口中的“丫头”，是那个刚刚离去之人的女儿，早些年嫁到了外省。“外省”在哪里，黄孙氏并不清楚，但曾听别人说，那里要比她那妹妹嫁到的三十多里远地还要远很多。

几天后，大舅让二舅在家里照看黄孙氏，自己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去了镇子上。保温杯、软面包、卫生纸、葡萄糖口服液……到了下午，大舅背回来一大包东西。放下东西后，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件坠着流苏的平安符，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请来的。次日一大早，大舅和二舅就来到了黄孙氏的小院里。大舅给她擦了脸，梳了头，洗了脚，换上了新鞋子。大舅忙这些的时候，二舅便把许久未用的地排车找了出来，停在院外，先擦了一遍，又给车胎打足了气，在车斗里铺上被褥，又在铺着的被褥上盖了另一床被褥，紧接着再把大舅买来的那些东西弄到了车上，将大舅请来的平安符挂在了车头。等一切准备妥当后，我大舅在前面掌着车，二舅则将她搀进了车斗。

大舅拉着车，黄孙氏坐在车斗里，母子俩就这么出发了。小路虽近，但是崎岖；大路虽远，然而平坦。因此大舅专挑大路走。他们先是去了最远的我大姨家，之后依次是我二姨家、四姨家和三姨家。黄孙氏立下了规矩，每个女儿家都只待一天，只住一晚，到了第二天早晨便重新出发，任凭女儿女婿如何挽留，她也不松口退让。黄孙氏的一个外孙见这样太辛苦，便提出自己开车送外祖母和舅舅，母子俩却不答应。到达我们家时，已经是母子俩出门的第五天了。我母亲早就从四个姐姐那儿得到了消息，一大早就在村头候着了。那时候我正在外地，并不知道内中详情，只是后来听我母亲说，与在我几个姨母家住了一宿不同，黄孙氏并未在我家下榻——她原本是打算住下的，可到了傍晚，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突然说想要回家。

之后的事情是我大舅告诉我们的——二三百米的回家路，拉着地排车的大舅回头看了黄孙氏数次，每一次回头看她，都是一张微笑着的、心满意足的侧脸。到了家门口，我大舅停下了车，看见她仍靠着车架坐在那儿，脸上依然挂着浅浅的笑。大舅喊了她一声，她未答应；大舅又喊了她一声，她还是未答应。大舅赶忙去搀扶她，就在这时，如枝丫上硬撑到深秋的一枚树叶，她搭在车架上的一只手，从高处滑了下来。

那是2011年的冬天，九十三岁的黄孙氏，她的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滑了下来。

【刘星元 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43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散文集《小城的年轮》《大地契约》《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获山东文学奖、滇池文学奖、万松浦文学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