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月末，跟着《星火》团队去德兴大茅山做了两天白日梦。

我梦见峡谷、飞瀑，梦见野菊和杜鹃夹道相迎，梦见溪涧巨石孕育着一棵松，梦见一只把结网玩成行为艺术的小悦目金蛛，梦见大雨在深山峡谷排练了一场恢弘的交响乐。梦中的乌云忽而扎堆倾轧，忽而四散，猛烈的光倾泻而下，点燃了整个山谷的草木和一群文青高高昂起的头颅。

他们中的多数我不认识。女生居多，年龄普遍90后或95后，一张张诗一般人畜无害的脸庞从我眼前闪过。头天抵达的傍晚，驶往大茅山深处的中巴车里，她们好似故友重逢，电光石火一点就着，晶晶亮亮的说笑声洒了一路。作为全车唯一的“陌生人”，我只能歪着脑袋和窗外的风景对话。后来她们中有人注意到我，扭过头和我打招呼。我自报家门后，前座女孩心领神会地嘀咕了一句“向～西～藏～借～一～把～天～梯”，一字一顿，念得极尽悠长，然后嘴角神秘地一咧，洞悉真相似的转过头去。

多年前在《星火》发表的那篇散文让我赤裸己身，在一面陌生的镜子中纤毫毕现。而她们的来历则像窗外讳莫如深的山林。两天的同行，我也只识得冰山一角。

驿友们的职业五花八门，教师，画家，公务员，人才市场四处逡巡的“猎人”，新能源电池行业苦行僧般钻研的工程师……在地理版图上，我们算得上老乡，喜辣，好客，操着一口七拐八绕但饱含热诚的赣方言或客家话。在更深一层的精神版图上，我们依然是某种程度的老乡，热衷于把玩文艺，时而神经错乱，把一地鸡毛的生活装饰成超现实的逆旅。

一群陌生的“老乡”之间，搭话总是随机的。随机中遵循着某些共同点，比如形单影只的男同胞，比如下巴那一撮小黑胡，比如手里同时夹着的烟，就这样，在大茅山夜色混淆的人群中，我和章贡驿的钟逸轻易便发现了彼此的存在，并通过客家话和互相递出的香烟进一步接上头。钟逸说这次出门烟没带够，荒山野岭没处买，问我能否为他支援点余粮。作为一名十多年的老烟民，我太能共情他即将弹尽粮绝的惶恐了。我们可以食无肉居无竹，却没法忍受指间夹着哪怕小半天的虚无。

不知是因为钟逸身为画家的特殊魅力，还是源自我职业病似的不停发问，那天在马溪边水杉下的“夜谈会”，钟逸没一会儿便从客串晋升为主角。

头天晚上八点多，列队活动散场之后，几个人意犹未尽，在水杉鬼魅的树影下聚成一团，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最初是我和黄敏两个人，从他老家的翠微峰一路聊到他所从事的新能源电池行业。他说早年大学学的化学专业，以为毕业后难找工作，没想到恰好赶上新能源车狂飙突进的风口，在广东某个大厂成为了电池研发工程师。黄敏一边研发他的电池，一边打捞远方的诗意，他写：“木柴点燃我的火，山羊在吃我，芭蕉在树下摘我。”在车间和书房、公式与意象之间，黄敏自在出入着。

正聊着，锦灵、钟逸、风雨竹，还有一个女生（好像是汪亚萍）陆续加入进来。聚集的人多了，蚊虫开始肆虐，汪亚萍给大家递来花露水，起身拍打间，话题随之发生了偏转。钟逸把自己放置在暗处，倚着溪边的栏杆吞云吐雾，似乎自带艺术家气质。身为一名糙汉子，我没想到自己会被另一位同龄糙汉子所散发的近乎孤绝的理想主义光芒给弄红了眼眶。不过，这是第二天傍晚的事了。那晚我们的交流还没有那么深入，也没有完全放下陌生人之间的戒备。

我很好奇他作为尚未成名的画家是如何谋生的。

他说主要靠卖画给画廊，或临摹经典，或写生原创，每幅几百上千不等，但单子极不稳定，主打一个看天吃饭，时运好时一个月能卖十多幅。我似乎不该冒昧地追问他的年收入，即便帽檐和树影遮蔽，我也明显察觉到他目光的抖动闪躲。马上我便识趣地跳过这个话题，以一名资深画盲的求知欲，另行勘探。比如你的师承，比如你的一幅画是如何诞生的。旁边有人打趣我职业病犯了。我笑说就是单纯感兴趣。钟逸吐了一口烟，颇为严肃地看着我：“你别嘲笑我。”似乎身体里某根隐秘的神经被我无意触及。我说怎么可能，我是无比羡慕你。钟逸说他没有师承，硬要说，便是师承大自然，是大自然那些鲜活斑斓的色彩引诱着他不停地拿起画笔。

前不久，钟逸把他的画室从赣州城区搬到了离大自然更近的会昌羊角堡，在群山环绕的古村里租了一爿两层废旧民居，准备自己动手整饬一番。接水通电，刷墙通厕，定制桌椅，这些我望而却步的手工活，在他却是小事一桩。自小在乡下摸爬滚打长大的他，神色傲娇地自诩为电工、木匠、瓦匠、泥水匠……一个给自己安了一堆名号的人，却没有半点鼓吹他赖以为生的绘画。由此我窥见艺术家的某种美德，他们总是将唯一的谦逊留给自己视若神圣的领域。钟逸说他准备开车运点竹子木头到羊角堡去的时候，我脑海里有些画面冒出来，和梭罗当年在瓦尔登湖畔伐木搭梁的场景有些类似。我想着哪天一定要去羊角堡看一看，看看钟逸捯饬一新的民居小院，看他大汗淋漓地劳作，闲云野鹤地画画。

我忘记了那晚话题是怎样从羊角堡一下子跳跃到西藏的，大约和他的妻子是藏族有关。他说他的画受到了藏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聊到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进而发散到宗教相关话题，这时候谈话氛围已经和大茅山的夜色一样稠得化不开了。一伙神经亢奋的人，用饱含敬意的目光为钟逸那些家常似的神秘谈说持续充电，锦灵、黄敏和我作为艺术与宗教的双重门外汉，只能捧哏似的偶尔搭句嘴。

80后的锦灵是一名安静、内敛且令人心安的聆听者。因为他，我甚至加深了对余干那座县城的好感。他的美德正如肢体无意间呈现的那样，当人群围拢时，始终处在一个相对边缘和适中的位置，既不刻意冒突，也不吝惜身影参与时哪怕不被镜头聚焦的热诚。就我有限的观感，他每次望向发言者的目光总是散发着热气腾腾的暖意。那种暖，源自他性情的真，和血液里的修为。那两天同居一室，睡前我们聊文学，从余华到布罗茨基，一路飞驰聊到凌晨一点多，我的寂寞已久的嘴巴亢奋起来真是毫无节制。日常作息极为规律的他，早已困得眼皮打架，两只耳朵的通道却依然为我的滔滔不绝用力敞开。当察觉到黑暗中另一张床的回应一点点走向微弱时，我及时刹住了车，向他道了声晚安。一只脚已迈入睡梦的他下意识张开嘴巴，也向我道了晚安。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复盘昨夜那场“文学马拉松”是如何结束的，他竟断片了一般。

锦灵不信任记忆，因此他口袋里始终装着一支笔，以便随时记录。第二天上午的“把《星火》读给你听”活动结束回到住所后，我看见他握着笔在本子上匆匆疾驰，努力把每个人在旷野中发言的“金句”都打捞上岸。我感慨于他的用心之细，更惭愧于自身的懒，或更直接地说，是无意识去做这一点。并非对记忆力有着盲目自信（事实上我正在川西旅途中与衰退的记忆焦急赛跑，努力还原这场梦），而是我更信赖记忆对日常无情又精准的筛选，历经年岁暴力摧残依然幸存的那部分必是与灵魂所向深度挂钩的。幸存者即为不死的。而且我相信，云山雾罩的记忆中，一定收藏着少数几个金光闪闪的尖顶，它们孤冷而决绝地怒指苍穹，那神性而迷人的天花板。

我尝试还原梦中打动过我的氛围。比如一群文艺青年在大茅山马溪边的一块草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面对四周耸立的墨绿色山峦，在亚热带初夏炸开和蒸腾的千百种植物气味中，深情款款地把诗读给“你”听，而其实更多是读给“鸟”听。那些栖身于丛林深处的蚊虫鸟兽，是这场朗读会的隐秘听众。波尔的“小飞蟹”不知在山间何处捕捉到一只红嘴蓝鹊振翅而飞的身影，它如此匆匆，是否急于向伙伴们八卦这群奇怪人类的消息？95后祖籍陕西的客家驿友蒲公英正深情朗读诗歌的时候，不知哪儿冒出一只拇指大小的黑带蚜蝇，扑扇着薄而透明的羽翼，探头探脑加入草地静坐的队伍，在我食指上逗留了半分钟，终于无聊地飞走了。

诗性便是在无聊中生成，旁逸斜出的东西总是带来惊喜。

以敬业著称的“梦境策划师兼导演”波尔也有开小差的时候，瞥见一波骑行队伍从马溪对岸的水杉林闪过，立马抛下一众“群演”，端着相机兴冲冲追了过去。这时候，一位从山东来此露营的女孩循着音响里的吉他声走了过来，以为这里正举行户外音乐会。主持人张琪琪见状赶紧快步上前“逮”住她，把她“请”上了草坪的舞台中央，为大家读诗一首。在最后的采访环节结束后，张琪琪脑筋飞快转动，酝词酿句，准备为山东女孩送上诚挚的祝福——“祝你今后的人生……”我以为脱口而出的会是“一帆风顺”之类的套话，没想到轻微的卡顿后，她话锋一转，说：“祝你今后的人生中不管遭遇什么，都能有一个轻松自由的灵魂。”这时候我猛然想起来了，她就是昨天傍晚在中巴车里扭过头和我打招呼的女孩，我记得她神秘而无邪的笑容。朗读会结束后，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与赞美，对她说：“你主持得真好！”和她那句惊艳的祝福语相比，我的赞美是如此苍白，但，就应该这样苍白！

苍白是一种美德。

大茅山空白的绿草地也保有它的美德。它敞开怀抱，接纳了这群山外的不速之客。

那块印着“把《星火》读给你听”的巨大绿色幕板背靠马溪的一排绿树立着，幕板上同样是一排绿树。和张琪琪搭档的主持人、柴桑新区驿友熊昱说：“你们看，这块背景墙上的树干和它后面的树枝仿佛长在了一起。”他的声音沉郁而有磁性，是那种被岁月开过光、足以让耳朵怀孕的声音，经由角落那只音响的放大，在山谷间幽幽回荡。音响是他不辞辛劳从家里特意扛过来的，据说每次《星火》户外朗读会都有它的身影。它就像一盏忠贞不渝的灯，让《星火》的微光能够辐射更多的人，以及更多的困兽。

波尔回忆，《星火》这盏灯曾偶然唤醒了婺源乡下一位毕生务农的七旬老奶奶。

老人有些文化底子，年轻时或曾醉心文艺，只是阴差阳错，命运不济，一生困在田埂和丈夫森严的目光里，那簇文艺的火苗在身体里渐渐熄落。去年某日，在婺源乡村一棵老樟树下，驿友们的诗声正浓，在家照料瘫痪老伴的她被音响里的朗读声牵引了过来。主持人邀请她朗读一首。她翻开《星火》杂志，挑选了一首与农耕有关的诗，用普通话和婺源方言连着读了两遍。没人知道她为何眼含泪光。然后她回到了琐碎的日常中，回到了丈夫挑剔的目光里。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那已是新一天的太阳了，她微微抬起了头，朝窗外那澄明的天空望了出去。据说老奶奶不久后上了央视，她目光如炬地望向镜头，她知道镜头外站着她的丈夫，她更知道，那是她第一次如此无畏地直面他的目光。

这个故事同样是通过熊昱那只音响传进我耳朵里的。但属于它的功德，不会被写进故事里。

对于我，它就像一只邪魅的大黑猫静静伏在草地上，让我朗读的声线产生了轻微的战栗。“我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或许那正是它的美德”，我读的是《星火》2024年第3期诗人云籽的《空地的晚祷》，选择它的原因正是开头这两句契合了我对身下这块绿草坪的幻想。我对列坐其上的大家说：“你们环坐在草地上，就像一个个美好的汉字，共同组成了今天这首无比美好的诗。”

为这首诗画上句号的是大茅山景区管委会的赵书记。他来自东北，身体里却郁郁葱葱生长着江西的丛林。在德兴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嗓子早已被江南山水浸泡得如丝绸一般柔滑。十分钟的欢迎致辞兴之所至，全程脱稿，配合着抑扬顿挫的抒情语调，仿佛每个字都经过了血液的洗礼，一篇推介大茅山的“科普文”硬是被他演绎出了抒情散文的味道。他说大茅山是一座“红山”，八十多年前有300名红军战士在此殉难，魂归山野；他说大茅山又是一座“药山”，漫山遍野长着1927种中药植物。听到脱口而出的这个数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下意识直了直腰背。后来黄敏说，赵书记这些年一定走遍了大茅山的角角落落，寻遍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我想不仅如此，他肯定还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那天下午沿峡谷徒步，经过“点将台”时，我们看见一方天然巨石横亘在溪谷中间，顶部罅缝中长出一棵极为纤瘦的小松树。

时间忘记了那株小松树。就像这潺潺终日的溪水，永远流不进它石头间的树根里。

在大茅山，很多东西都在突破常规野性生长，包括我们。我相信日常下班后，她们没有人会跑到河边戏水打闹，但大茅山似乎有种让人卸下伪装的天然魔力，我看到好几个女生在峡谷石滩的泼水大战中滑倒湿了鞋。我也相信，在以人人相互提防为生存法则的城市，她们绝不会当众赤裸地表达自己的欲望，但面对着雨中披挂悬崖的一练飞瀑，她们被震撼得口不择言，纷纷赤诚许愿，一个说：“我要变美！”一个说：“我要暴富！”从半山腰下来时，蒲公英说要用另一个号再加我微信，那个号里有她更加真实活泛的朋友圈日常。她说因为发圈太过频繁高调，最近被单位领导谈话批评，不得已再申请了一个纯粹的生活号。我说你为何不直接将领导屏蔽呢，她斩钉截铁地说：“不！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生活，而生活无须掩饰！”我想起十分钟前奉新驿友金琳然问我的一个问题，她说：“宝光老师，你的西藏的天梯借到了吗？”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知道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问候，也许应以幽默回之。但我很痴，也很较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敷衍。

是的，我没有一个像蒲公英那样斩钉截铁的答案。

类似痛决般的反应我还在钟逸脸上看到过。

那是第二天傍晚五点多，大伙晚餐进行到一半，他悄悄溜出门去。我以为他躲起来抽烟去了，也撂下筷子，快步跟了过去。没想到他正独自一人坐在附近马溪的廊桥上，侧着身子对着流水群山专注写生，对我的靠近不以为意。他抬眼看一看远处，然后低下头在纸上落几笔，发现水彩颜料蘸得过浓了，就随手在牛仔裤腿上刮一刮。我靠近的时候，瞧见他的裤腿上已是赤橙黄绿，伤痕道道了。再看画，除了少许空白，颜料几乎晕染了整张纸，尚未干透，枝枝叶叶散发水光，正好对应着雨后的大茅山。

我问他：“快画完了吧？”

“还早呢，完成度不到三成。”他往颜料盒里蘸了蘸，裤腿上又是一抹。

我有些吃惊。外行人的眼里，这画分明已形意兼备了。他听了咧嘴一笑，“你能这么说，说明我画得不赖。”

“画框”里，顶部是淡紫色金字塔状的远处山峰，左上角是一排尖尖刺向天空的墨绿色水杉，向马溪中间倾斜倒伏的枝叶混杂的树一律采用印象画法，重点突出绿色的浓淡层次；右上角那丛张牙舞爪的枯枝尚未画完，先用柠檬黄垫了下底；中间一大片灰白显然是为马溪而预留，这是最棘手的部分。画水不难，他苦恼于如何有效处理溪中央那几块大石头和水流之间的关系。“石头不好处理，透在水面，和水底是不一样的。”他盯着桥下的石头看了又看，终于没敢下笔，转而先去处理其他的细部。比如视觉上在岸边交叉的两根粗大的白色树干，他没有直接去画，而是在涂抹周遭的绿色时，特意留出了两条狭长交叉的白色甬道。我指了指十米开外的某个点位，说你是在画那两个树干吧，他说你眼尖，看出来了。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廊桥上画，而不到桥下去，画一画廊桥和与之交融的景色呢。“可惜了，在廊桥上画出的画里没有廊桥。”我嘀咕了一嘴。他不以为然，表示自己写生一定得是被某个东西触发，否则找不到感觉，没法下笔，而廊桥恰好不是“那个东西”。接着，他便把重心放在处理“那个东西”上了。只见他拿笔蘸了点黑颜料，在大片绿色中心的某个部位用力涂抹着，一下又一下，不断加重它颜色的深度。我抬头寻找对应的实景，发现“那个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上游左岸不远处的一段石板台阶。早上七点多，我就是被那段台阶吸引到马溪洗了把脸，晨光普照的溪水青蓝透底，仿若轻薄无物。下游不到五十米处就是我们所在的廊桥，被树枝掩映着。作为外行，我想坐在石阶上画廊桥应该不错，但钟逸偏偏反其道，被他极端隐秘的经验指引着来到了廊桥上，一抬头便看见了打动他的“那个东西”。他给出的理由是，那段台阶的颜色完全独立于周遭，就像一片绿色海洋中孤立着的岛屿，恰好为他的写生构图提供了支点。“大自然是参考，不是答案”，对他而言，创作一幅画，永远是色彩为王，构图次之。那段台阶就这样成了他画中的“王”，其余的山啊树啊水啊还有石头啊，都是为了成全这段君臣关系而搭配的泛泛臣民。我甚至怀疑，他很可能就是为了画这段台阶而画了整幅画。就像电影《邪不压正》里姜文饰演的前朝武人蓝青峰，大冬夜里为了吃点醋而去包了顿饺子。

“现在总该到八成了吧？”

“没有，五成。”他瞅了眼天色，说天黑前肯定是画不完了，明天一早还得继续。

我实在瞧不出此画相较成品还差了点什么。只见他又是这里涂几下，那里勾两笔，不断丰富色泽的层次，充实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细节。他拿着画笔的手便没法拿烟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无视烟的诱惑，深陷于画里的世界。既专注又抽离，他在画框内外自由出入，画笔不停的同时还和我深度对话。我想对于作画中的他，我的存在差不多就像一只无聊的苍蝇，嘤嘤嗡嗡地释放干扰。我观察了他每一次的落笔、调色和勾勒，这个过程直观揭示了我对于一幅画是如何诞生的困惑。但是他的师承呢？我不信所谓大自然的那套说辞，它可以提供灵感氧气，却不能解决经验和技法问题。于是我换了个问法，就没有你心仪的画家？他说那当然有的，随口列了几个名字，比如毕沙罗、莫奈、布丹等等，基本是印象派一路，倒是契合他的画风。莫奈画池塘睡莲，布丹画港口天空，钟逸在画那节黑乎乎的台阶。台阶只画了一小段，剩下的藏进了树丛中。他仍在一层又一层地加重台阶颜色的深度，像是某种精神的持续投射。顺着莫奈和布丹，假借西方上世纪以来闪耀的群星流派，我代表门外汉群体对他进行了轮番灵魂拷问——

当代画界有什么新流派、新画风吗？国画是否是一项濒死的艺术？面对过往恢弘的艺术宫殿，若不能跻身超越，你们再画还有什么意义呢？

甫一出口，便觉可笑。就像自己被人质问，你再怎么写还有什么意义吗？

钟逸没有取笑我，也看不出脸上有什么表情变化，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管如何，画画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的。”

而这件事，他在小学四年级时就认定了。某个黄昏的放学路上，一个长发翩翩、肩挎画板的少年蹬着二八大杠从钟逸身旁一阵风经过，一溜烟消失在了甘蔗林后面。那个不知名的少年当然不会知道，他的那阵轻风就这么如飓风般刮进了另一名小少年的心里，让他从此魂牵梦萦，一步步孤身犯险，走向了与画笔终生为伍的“不归路”。

为了养活画笔，中专毕业后他便四处闯荡，扮演过保安、书店店员、支教老师等不同类型的角色，后又到广东美术学院进修。十余年漂泊异乡，浮浮沉沉，但最持久也最让他着迷的“工作”却是流浪。他曾风餐露宿，一路化缘，用了两年时间徒步走遍了整个中国，硬生生把“无业游民”实践到了行为艺术的高度。凯鲁亚克那句“道路就是生活”，或许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身体里一定住着一个不安分的安迪。不然，他何以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只身跑到滇西藏区的香格里拉农村支教呢？他说那半年时间都在教藏族孩子画画，没有任何收入，好在食住无忧，偶尔卖出一幅画，伙食就能稍加改善。他的画作以及他本人相继引起了客栈一位女服务员的注意，那个藏族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随他千里奔赴赣南的丘陵深处生活，并为他孕育了三个孩子。我想，那个女孩不仅是嫁给了他，更嫁给了他的艺术理想。他说，妻子非常支持他画画，从无怨言。他说：“我很穷，妻子当年决定跟着我，这一生注定是受穷的。”他又说：“我很惭愧。”他还说：“就算一生穷苦，画画这件事也总要有人做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第一次停住了画笔，从纸中抬起头望着我，用他那透光的不可置疑的眼神告诉我，他愿受尽一生困厄，去做那样一个人。

我被他的眼神深深击中了。

作为一个向来以穷酸写作者自居的人，那一刻，我的眼眶毫无招架之力，瞬间决堤。

夜色不觉中包围了大茅山，包围了我们。我问他：“你给妻子画过画吗？”他的反应意外果决，“没有！”“为什么？”“火候未到。”原来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问的是“给妻子‘画像’”。我想，他的妻子一定很美，需要他用毕生的技艺锤炼来为她的画像蓄能准备。我又想，一个画家需要爱得多深沉，才会如此执拗地不肯轻易为妻子落笔呢？他说他画了很多画，但最得意的基本是在妻子藏区的家乡画的。他向我展示了那些画，有那儿的山坡、牛马、庙宇、天空……其中一幅藏族村民在空地上热闹聚会的画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他唯一一幅群像画，虽未勾勒一张清晰的脸，却又分明感觉到每个人活泼泼迥异的神色姿态，以及一种淳朴自在的生活状态。他说遗憾这幅画没有画完，一来他的笔跟不上那天天黑的速度，二来当时旁边有个人像今天的我一样地对他“纠缠不休”。我听了哈哈大笑。

对艺术来说，残缺、神秘，也是一种美。就像此刻他画里的大茅山，背后隐匿着一座风雨廊桥，以及桥上两个在抽烟和蓄须以外还达成了深度共鸣的男人。

次日早晨七点多，我本想去廊桥上看看钟逸如何为这幅画收尾，刚下楼又被那段台阶引诱着下到了溪边洗脸，正好遇到王艳金和金琳然两名驿友在那儿拍照。王艳金问了我一个和昨天早上一模一样的问题：“刚才坐在树下椅子上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我也回馈了和昨天早上一模一样的摇头。她说连续两个早晨的六点多，她都从二楼阳台上看到一个身形和我很像的人，戴着帽子坐在溪边水杉下的长椅上，面向台阶雕像似的坐了很久，好像在沉思什么。

我站在最底层的那节台阶上，用视线拨开树枝，往下游廊桥的方向望过去，没有看到钟逸的身影。也许他早已画完离开了。我再低头看了看清澈见底、绿得让人心慌的溪水，没有看到一条鱼。我感叹了一句“溪里面一条鱼都没有”，然后转身上岸。这时，金琳然忽然喊了我一声，说有鱼！我疑惑地转过头，问鱼在哪呢。面露秘不可测的表情，她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谢宝光，1990年生于江西南康。2011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共青学院。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曾获三毛散文奖、2021年度江西优秀散文奖等。中国作协会员。第十批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