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昆明湖畔，写雄辩的诗，

你度过了多少个晦明的晨夕，

跟穆旦、郑敏们合在一起

追随着异国的诗人们奔驰。

——唐湜《遐思：诗与美》

说到杜运燮1，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那场不无激烈的“朦胧诗”论争，而1980年开始的这场影响深远的诗歌交锋正是从杜运燮写于1979年的《秋》开始的。

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芽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

该诗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1期。杜运燮都没有料到这首诗竟然成为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朦胧诗”论争的导火线。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他认为杜运燮《秋》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而百思不得一解，实在令人气闷。于是，他将此类诗体称为“朦胧诗”。陈敬容则认为“诗的易懂与不易懂，很难说可以构成什么批评标准，因为‘懂’的本身就是附带着一定条件的……不经见的新鲜事物将会纷至沓来，我们对其中凡是有益无害的，应采取欢迎态度呢，还是拒之千里呢？”（《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随后，围绕着“朦胧诗”和“三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篇文章）的激烈论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此后不久又烟消云散了。

多年之后，评论家敬文东准确评价了杜运燮《秋》这首诗的诗歌史意义，“《秋》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诗作；包括杜运燮在内的‘九叶诗人’对新诗百年的意义，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发掘……而《秋》则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四十年代诗人给予北岛们的隐秘教诲——这是今天有必要承认的一个小结论。”

我们姑且不谈论这首诗的修辞技巧以及语言方式，实则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所体现出的一代诗人和知识分子坎坷的精神历程。通过“阵雨喧闹的夏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紊乱的气流”，我们重新目睹了一段悲剧性的岁月以及“扭曲和受伤”“狂热”“迷失”。

从橡胶园幻想到西南联大岁月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一起被誉为“联大三星”。曾敏之曾集龚自珍的诗句给杜运燮写过一个条幅“半生中外小回翔”，这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杜运燮半生漂泊的命运。

杜运燮（笔名吴进、吴达翰、杜松）祖籍福建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他的父亲杜世发本为农民，学了竹匠手艺，20岁来到马来西亚霹雳州曼绒县实兆远（马来语Sitiawan或Setiawan）艰难谋生。1918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五），杜运燮出生于马来西亚极其僻远的甘文阁的农村，当地华侨称之为“山芭”。当时居住的房子名为“亚答屋”，即用棕榈叶搭盖的茅草屋。这里极其荒蛮，除了橡胶林以及猴子、虫蛇出没，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橡胶园的外围就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的奇特动物给杜运燮他们这些少年带来极大的新奇感，“带橡皮管的大象，/吸满污水练习射击；鳄鱼偶尔躺上沙滩/晒太阳，猿猴假装聪明，呼啸着游进/绿叶深处；猫头鹰开了灯躲住不响；/大蝙蝠挂在枯枝上像晾着的烧鸭；/‘布袋’随风摇晃，没有人想到那也是‘家’。”（《马来亚》）与此同时，高大茂密的橡胶园以及森林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视觉上的阻滞，杜运燮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压抑以及压抑之下的幻想状态，近乎闭塞的橡胶园之外的世界是他最为向往的。从六七岁开始，杜运燮练就了攀爬树木的本领。有一次，他爬上了橡胶园中最高的一棵树，当爬到树顶，他放开嗓子吼了几声，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远处的山海以及万里晴空。世界一下子打开了！

这里距离马六甲海峡比较近。为了看海，杜运燮很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学会自行车的第一天，他就和玩伴去十几海里外红土坎小镇的渔村去看海——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咸味，第一次依偎在海风的温暖怀抱里。海，不能不使我一见钟情，激起我更多新的想象，新的幻想。”（《幻想伴我度童年》）

渔船、海湾、椰树、木瓜、榴梿、山竹以及橡胶园、热带鱼、热带花果拼贴成五彩的画板，给杜运燮带来新鲜的感受和幻想，“马来西亚所有的植物，叶面上似乎都敷有厚厚的一层油，晚上月光一照，就发出一种炫目的闪光。我在别处从没有见过那么强烈可爱的金光。”（《热带三友》）

尽管杜运燮在这里出生，但是对于遥远的故乡而言，这里只能是他的“第二故乡”。杜运燮先后在新民小学和国民学校、中正学校读书，其间结识了进步学生王文华、杜龙山、伍天旺等，王文华后来担任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读初中时，杜运燮每天上学前还要在橡胶园帮家里割胶。

杜运燮1934年初中毕业后与父亲乘船回到福州，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对他而言简直如同一场绮丽的幻梦。该年秋，他先是在英国教会主办的福州三一中学（后改为福州外国语学校）读高中，其间开始阅读《万有文库》以及鲁迅、茅盾、巴金、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并尝试散文写作。那时，杜运燮最为崇拜的是鲁迅，“哪本杂志只要有鲁迅的文章，无论长短，必定赶紧设法去买。”（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自序》）

每逢高中假期，杜运燮就回到祖居地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母亲江淑莲自是高兴万分。瑞岩村是有名的侨乡，坐落于翠屏湖畔，杜家老宅建于乾隆年间，这里的一切亲切而陌生，“故乡毕竟是故乡。/无论我离开多远，/那袅袅的灰蓝色炊烟/总飘在心里的树颠……故乡的月，只圆不缺，/想念得越久，就越亮越圆。”（《故乡毕竟是故乡》）

为了追求科学救国、农业救国的道路，杜运燮在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因为抗战，浙大迁到贵州，杜运燮不得不转入暂时迁到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杜运燮在厦门大学遇到了林庚（1910—2006）先生。林庚先生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赴厦大任教，主要教授“新诗习作”“散文习作”以及文学史。1938年至1939年间，林庚、杜运燮师生二人交往频繁，杜运燮的诗歌道路正是在林庚的启蒙和引路下开始的。林庚先生对汉语诗歌特质的心得和写作经验，使得杜运燮的诗歌在接受外来诗歌影响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汉语诗歌自身传统的接受和发展。换言之，杜运燮的诗歌既有现代诗歌的技巧，又有传统诗歌的比兴、意境以及语词的推敲和锤炼功夫，比如“雨后黄昏抒情的细草/在平静的河沿迟疑；/水花流不绝：终敲出乡声，/桥后闲山是那种靛蓝”。

也正是因为林庚的大力引荐，杜运燮于1939年秋天转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习。从长汀到昆明，一路上不知道转了多少次车，还几次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路经韶关时，杜运燮因劳累过度而生病住院，甚至因此耽搁了考试，最后凭借林庚先生的介绍信以及一年级时的成绩单被录取到外语系。

对于生长于东南亚和福建的杜运燮来说，昆明是一个充满了魅力和特异力量的地方。联大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杜运燮的衣服基本上是从旧货摊、旧衣店淘来的。战乱时期，当时的办学条件可以想见。宿舍是茅草屋，饮水依靠水井，至于饭食就更难了，“每碗饭中都是怎么挑也挑不净的小砂子。耗子屎，见多了，也不觉得恶心……上课时一只耳朵听课，一只耳朵听警报，有时连准备‘跑警报’的腿也会保持高度警惕。”为此，杜运燮不得不借助做家教和向报纸副刊投稿来贴补生活。

那是物质贫乏而精神富足的校园岁月，“在联大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感到精神上极为富有。每天都有巨额收入，那时留下的积蓄，似乎是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幸运的岁月》）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多并人满为患，于是杜运燮只得到大街上不多的几个书店以及翠湖附近的市立图书馆蹭书看。因为买不起书，杜运燮在书店往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时校园学风极好，很多同学不仅在课堂上争论，还常常到小茶馆里面红耳赤地争论。当时昆明凤翥街上几家书店和茶馆成为杜运燮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同学们甚至经常因为一本书、一个话题就热烈地讨论起来。

除了学习外语系本专业的课程外，杜运燮利用一切时间去中文系和哲学系旁听，有时甚至因为旁听的人太多而不得不站在教室窗外听课。那时，杜运燮与同学们经常到沈从文家里去讨论一些问题，在“家庭沙龙”中，沈从文所讲的文坛典故以及湘西故事深深吸引着这些学子。在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陈梦家、李广田、威廉·燕卜荪等老师的影响下，杜运燮开始大量写作新诗。那时包括外文系在内涌现了一大批校园诗人，比如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巫宁坤、赵瑞蕻、汪曾祺等。杜运燮模仿过艾青诗歌的“散文美”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田间的“鼓点诗”。外国诗人当中，奥登及其《战时》（27首十四行诗）、《西班牙，1937》对杜运燮的影响最大，为他打开了现代诗的新世界，此外还有里尔克、艾略特、斯本德、麦克尼斯、路易斯等。

1940年初，冬青文艺社成立，延续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至于文艺社命名的由来，杜运燮回忆道：“我们把新成立的冬艺社叫做‘冬青’，就是因为当时群社文艺小组的成员在讨论成立新的文艺社团时，窗外正有一排翠绿的冬青树。这也为了表达社员们决心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学习冬青斗霜傲雪、坚韧不拔的常青风格。”（杜运燮《忆冬青文艺社》）

杜运燮参加冬青文艺社并任负责人，参加冬青社的成员主要有穆旦（查良铮）、萧珊（陈蕴珍）、林元（当时名林抡元）、萧荻（施载宣）、巫宁坤、汪曾祺等。冬青文艺社刊印了《冬青壁报》《冬青诗抄》《冬青散文抄》《冬青小说抄》以及《街头诗页》。当时杜运燮和同学使用“马雅科夫斯基体”和“田间体”写作街头诗宣传抗战，诗歌传单张贴在文林街等街道以及乡村的墙上和路旁的大树上。

其时，萧珊、萧荻、刘北汜、王树藏、王文焘租住的昆明钱局街金鸡巷四号是冬青文艺社的一个“据点”，杨苡回忆道：“几乎每晚都有同学夹着书本匆匆而来，热闹得很！汪曾祺、巫宁坤、杜运燮……都是常去的冬青文艺社的好友。”冬青文艺社还组织了系列读书会以及多场影响很大的诗歌朗诵会，到了假期杜运燮还要与同学到农村去宣传抗战。

当时冬青文艺社的指导教师是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朱自清、冯至、卞之琳、闻一多等这些著名诗人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卞之琳的诗集《慰劳信集》对杜运燮的影响尤其大。当时巴金和老舍等作家都在冬青文艺社做过讲座。杜运燮和林元一同到闻一多先生家里，请他为冬青文艺社做一次演讲，闻一多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1940年，杜运燮还邀请卞之琳在冬青文艺社做了一次名为“读诗与写诗”的演讲，那晚听者甚众，反响空前。卞之琳演讲过程中杜运燮做了记录，整理后发表在1942年2月20日的香港 《大公报》上。40年后，一次杜运燮去拜访卞之琳时，卞之琳还拿出这张早已泛黄的报纸一起回忆西南联大的岁月。

沈从文是杜运燮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无论是昆明时期的青云街、呈贡的龙街还是北京时期的东堂子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前门东大街、崇文门东大街，沈从文的住处都少不了杜运燮的身影。沈从文给杜运燮留下的印象是不擅长讲课——口音重、声音低而含混，但是善于个别辅导和施行身教，尤其是在文学创作的具体指导上令人受教终生，“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看他的外表、讲话方式等，觉得与我原来从读其著作想象出来的湘西乡下人完全对不上号，看来更像个江南才子。但过了很久，过了几年几十年，才越来越能体会到他为什么总自称是个乡下人。我觉得，几十年中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课，也就是学习他坚持乡下人的优点的课。”（《可亲可敬的“乡下人”》）杜运燮的《粗糙的夜》经沈从文介绍刊发于香港《大公报》。那时，《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是杨刚女士（1905—1957，原名杨季徽，后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她非常欣赏杜运燮，刊发了不少他的诗作。

正是在西南联大浓厚的文艺创作氛围中，杜运燮深刻认识到，诗歌创作贵在“新”，贵在“创新”和“发现”精神，“新，才有诗，才有诗的生命，诗的特殊魅力。当我们有所见、所闻、所感时，有时会忽有一种新发现……如无在题材、意境、意象、视角等等有新发现，也不会有写诗的激情。因此说，有新，才会有诗，有好诗。”（《学诗札记》）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被唐湜誉为“湖上的三颗星辰”，而杜运燮则是唐湜发现的“第一颗新的恒星”，他还为杜运燮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呵，你远方的运燮……你们，是湖上的三颗星辰/你清俊的光芒叫我神往/像古代的占星者在南天之上/发现了第一颗新的恒星/我这才跟着发现了穆旦们/似一串新意象那样澄明！”

正是在联大学习期间，杜运燮结识了穆旦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我也是在西南联大和穆旦认识的。正如他喜欢讲的那样，写诗的人一下子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开门见山，无需客套，而彼此就理解了，我们很快就成为有很多共同语言的诗友”（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穆旦是我最谈得来的诗友。他早慧，很早就写诗，当时已发表一些较成熟的作品。从他那里，知道了燕卜荪和英国‘粉红色30年代’奥登等诗人群，以及他们所推崇的前辈英国诗人。在写诗方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自序》）毕业后，杜运燮和穆旦见面机会很少，基本靠通信联系，只在加尔各答匆匆见过一面。

在黑暗与死亡的丛林中醒来

滇缅公路于1937年11月开始修建——早在1935年12月，昆明至大理下关的411.6公里的路已修好，行政院下令一年内修通滇缅公路。当时，全线出工高峰期一天达20多万人。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长959.4公里——下关到畹町547.8公里，因为路况极其复杂险峻——所谓五大江河、六大山岭、八大悬崖，修建的难度和危险超乎寻常，因修路而死亡的有3000多人。滇缅公路最终于1938年8月底全线通车，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称其“惊为世界奇迹”。

2023年9月中旬，我应邀参加“全国诗人名家写大理”活动，期间去了永平，在博物馆刚巧看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天王锡光（1900—1958，字国华，鹤庆人）所撰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念歌石碑》。该石碑于1995年在永平县衙旧址出土，现藏县文物管理所。修滇缅公路时，王锡光任保山龙陵县县长（1939年调任永平县长），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全县每天出工7000人，多时达10000人，而当时整个县域人口才66000多人，当时因修路死亡和病残的超过300人，“龙陵本属多雨之区，而潞江两岸气候过热，瘴疠时作。初修毛路，民众爱国情殷，征工尚易；及至雨季，死者病者甚众，食粮缺乏，相率逃散。”

该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一度中断，被誉为“抗战输血线”的滇缅公路则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经滇缅公路抢运的军事物资就超过了45万吨。滇缅公路两旁是雾瘴弥漫的崇山峻岭，这里时常出现极端天气。滇缅公路不断遭到日军的轰炸，因而需要不断地抢修和维护，甚至一度停运。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1899—1967）在1939年春天用半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了滇缅公路沿线，“滇缅公路成功以后，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来因为滇缅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缅边日记》）

滇缅公路直接开启了杜运燮的诗歌写作大门。

在非常时代，杜运燮于1942年1月在昆明完成了一代名篇《滇缅公路》（1942年2月25日刊发于《文聚》杂志一卷一期）。

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普通现实，

试想没有血脉的躯体，没有油管的

机器。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

……

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在这首诗中，杜运燮通过现代性的诗歌写作方式发出了关于民族和人民的“新声音”，也在充满热力和明朗信念的歌唱声中期待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朱自清是公开评价杜运燮诗作的第一人，他高度评价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充满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欢乐”，称赞了我们“全民族”（《诗与建国》）。《滇缅公路》还被闻一多收入《现代诗抄》。

杜运燮大学时期最喜爱的诗人是奥登、路易斯和斯本德。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背景下，奥登等西方诗人的战争题材诗深深影响着杜运燮，“这些诗都是有关战争的题材，有的愤怒谴责，有的辛辣讽刺，有的是理性的沉思，我读来感到特别亲切，许多诗行与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通的。”1943年杜运燮在《谈戏剧主义》一文中对奥登极其推崇，因为在他看来，奥登的诗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很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性，“诗应有‘临床的’效果，诗人应有‘临床的’心灵，像一个医生戴着橡皮手套，嘴上挂着微讽的微笑一样来处理诗的各方面……他的诗就是那么直接有力，一刀一针都应该触到伤处，指给我们看’。”

和穆旦一样，满怀抗日热情的杜运燮于1943年至1945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和缅甸战场。

当时从昆明到印度的小镇利多（美军航运基地）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空中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是二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运输线。航线全长800公里，山地海拔4500—5500米，作为最高峰的驼峰海拔超过7000米，导致很多货机因拉升力不够而坠机。因此，驼峰航线也被称为“死亡航线”。据统计，先后有近600架飞机失踪或报废，近1700人因此失踪或死亡。

杜运燮他们就是乘坐货机沿着驼峰航线抵达印度利多，再转乘铁路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期间，杜运燮居然遇到了好友穆旦，当时穆旦刚从野人山战场九死一生回来休养。

5月初，杜运燮抵达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小城蓝伽（Ramgarh），那里有美国举办的中国驻印军训练中心。当时总司令是美国人史迪威，中方最高司令是郑洞国，下面是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杜运燮被分配到一个榴弹炮团的团部任翻译。在炮兵团期间，杜运燮学会了开汽车，驾驶技术还非常好。其间，杜运燮还开车去了蓝伽附近的佛教圣地菩提伽亚（Bodigaya），即释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树下成道的地方，还顺道捡了一些菩提树叶回来。

1944年初，杜运燮跟随部队从利多经缅甸北部密支那回到昆明，在昆明、沾益及湖南芷江任“美国志愿空军大队”（即“飞虎队”）担任少校及翻译官，当时为军队服务的随军译员有4000多人。在《夜》《月》《季节的愁容》《乡愁》等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处异邦印度的诗人满身都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1945年3月在缅甸胡康河谷期间，杜运燮极其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感到黑暗的死神随时都会降临，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是令人无比忧虑，“死就是我最后的需要，再没有愿望，/虽然也还想看看/人类是不是从此聪明。/但是，啊，吹起冷风，让枝叶颤栗咽泣，/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在夜里徘徊呻吟。”（《林中鬼夜哭》）

面对时时威胁生命的敌军的狙击手，杜运燮写下这样冷森森的诗句：“他们看不见我，我就安全：/又一次孤独才是自由的天堂……/捉迷藏要用枪声代替笑声/结束，神经系就变成雷管。”杜运燮这段特殊的经历被刻入“国立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名录”碑石（现存放于北京大学）。

1945年，杜运燮重回西南联大，办理毕业手续。那时包括昆明在内物价飞涨的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极限，每个人都感受到空前紧迫的生存压力，杜运燮在《追物价的人》一诗中，通过极其戏谑和批判的方式及时而精准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腿走，/现在不但有汽车，坐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搂他，提拔他，/他的身体便如灰一般轻，/飞。但我得赶上他，不能落伍，/抗战是伟大的时代，不能落伍。/……啊，是我不行，我还存有太多的肉，/还有菜色的妻子儿女，她们也有肉，/还有重重补丁的破衣，它们也太重，/这些都应该丢掉。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我们都应该不落伍，/看看人家物价在飞，赶快迎头赶上，/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袁可嘉高度评价杜运燮这首诗，“这首讽刺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的诗，采取了颠倒的写法，把人人痛恨的物价说成是大家追求的红人，巧妙在于从事实的真实说，这句句是反话，而从心理的真实说，则句句是真话。由此形成的一种反讽效果是现代派诗中特有的。杜运燮还采用了奥登常用的心理分析手段，把隐藏在追物价者心里的精神活动作了细致逼真的描绘。”（《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

1945年10月，杜运燮在老师沈从文的介绍下进入重庆《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那时，作为雾都的重庆，重重迷雾给孤独和压抑之中的杜运燮留下了深刻印象，“雾”也在诗人这里成为黑暗时代的绝好象征，而一切最终都会烟消云散、水落石出的，“但可怜它并没有想到，就在/我为严寒与疲劳所驱逼，/蜷曲在冻结的棉絮里，而它在/墙外把我的斗室团团围住，/把它变成潮湿的土穴的时候，/我一样可以看到那各方的人群，/他们的步伐与怒吼，海洋的澎湃，//……我一样也看见黑夜一转瞬间/在晨鸟的歌声中狼狈而逃；/春天的田野在短短的一夜之间/穿戴起所有美丽的花朵与露珠。//而且我觉得从没有看得这么清楚，/从没有感觉过能这样高瞻远瞩。”（《雾》）在重庆期间，杜运燮写了不少诗作，第一本诗集《诗四十首》就是在那时编成并寄给巴金先生的。一年后，杜运燮经马来西亚前往新加坡，先后在南洋女子中学和华侨中学任教，三年间在《中兴日报》做兼职翻译，还参与创办了《学生周报》。其间，杜运燮的诗作主要发表在《学生周报》《大公报》《中国新诗》上。

1946年7月15日，诗人闻一多父子在昆明遭暴徒暗杀，此时距李公朴惨死不过四日。闻一多和李公朴被刺杀的消息传到新加坡时，杜运燮极其愤慨，连夜写下《闪电》和《雷》以示控诉，以及表达对闻一多和李公朴两位举火者的歌颂——“是时候了，这一大桶干燥火药，/经过多久的压缩又安上雷管，/多少炽热的火把烘炙又烘炙，/只待你最后来举火点燃”。

1946年10月，杜运燮的首部诗集《诗四十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并很快再版，影响很大。当时年轻诗人屠岸读到《诗四十首》后非常激动，尝试着将包括《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在内的诗译成英文。屠岸翻译的《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发表在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主办的英文报纸《China Weekly Review》上，而报纸出来的当天正好是上海解放日——1949年5月28日。迟至30多年之后，屠岸才在北京与杜运燮相见，二人一见如故。

1948年，在新加坡教书的杜运燮通过萧珊把自己的诗作转寄给辛笛在《中国新诗》发表，自此开始了与曹辛之、陈敬容、唐湜、唐祈等人的交往。可见，作为同学，杜运燮与萧珊的关系非常好，进而成为巴金的好友。1964年8月28日，巴金的日记中就提到了杜运燮的来访以及相聚的情形，“杜运燮、汪曾祺、汝龙、刘昆水先后走进房来，不久萧珊也回来了，十一点半同到楼下大同餐厅吃中饭。饭后送他们到大门口外台阶上。”70年代，萧珊还经常给杜运燮寄书，比如《杜甫诗选》《诗经》《海涅诗》等等。正如1973年巴金给杜运燮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蕴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给您寄书，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中国诗集，后来找到一本就寄上一本。”从70年代初开始，杜运燮与巴金的书信往来比较频繁，其间巴金还谈论过杜运燮的诗歌，“您的诗抒了真挚的感情，不过它还有外国诗的影响，而且显著；知识分子的味道浓，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我想，生活变了，环境变了，多写，写下去，总会有改变。我倒赞成在旧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1975年12月8日巴金致杜运燮的信）。可见，巴金的诗歌观念受到了毛泽东诗歌发展道路主张的影响，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多年之后，经历人世风雨的杜运燮重回西南联大旧址，但只有一间当年的教室保存了下来。然而，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这里曾经的一切都不可能在记忆中被抹掉，哪怕小至草木虫鱼都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牢不可破的纪念碑——

这里，回荡着

永不变弱的声音

……

年轻的理想，常带着狂妄的口吻

狂热的想象力，向往闪光的桂冠

——《回西南联大》

忽然的变化……

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远在海外的杜运燮激动万分，当即准备回国工作。途经香港时，受《大公报》之邀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同时在《新晚报》兼任电讯翻译。其间，杜运燮与金庸、梁羽生成为同事。

在梁羽生的印象里，“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杜运燮和他的诗》）

1990年9月12日，金庸去信给曾经的同事杜运燮。

运燮兄：

数年来虽疏于通候，时在念中。得悉吾兄安健，至为喜慰。吾兄退休后仍致力译著，质量俱丰，弟仰羡不已。

（苏）仲湘先生大作甚多独到之见，已安排于《明报月刊》近期刊出，感谢吾兄荐介。

谨驰书问安，尚祈珍摄保重。此请

大安

弟良镛顿首

朴素、低调、机智、幽默是杜运燮的本色，正如辛笛所评价的，“每一念起你机智活泼的诗篇/我心头会立时漾起了涟漪阵阵/但你处世做人的朴素本色/却不由得让人赞美你的表里如一”。杜运燮如此评价自己：“一生乐观，但成绩平平/才华有限，又岁月蹉跎/倒是真诚地热爱过，努力过/爱恋过程有自卑，也有快乐”（《自画像速写》）。

1951年秋，杜运燮终于来到心心念念的北京，从10月起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先后任编辑、编译、译审。杜运燮因为怀念出生地实兆远，所以儿子（杜实甘）以及两个女儿（杜实宁、杜实京）的名字中都带有“实”字。那时，杜运燮在黄亭子新华社的寓所成为众多诗友时常拜访的地方。

受“双百方针”的影响，杜运燮于1957年在《诗刊》第5期发表《解冻》和《雪》两首诗作，他与同时代人一样加入到激越的时代“颂歌”的歌唱之中，这自然是一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新生活新世界的由衷向往之情，“忽然的变化带来共同的喜悦。/一切跟着飘，我的心也更轻，/数不清有多少重轻帘，但看得更远，/穿过去，全身越白越透明……”

然而，文艺风向突变，杜运燮的诗歌钟摆也自此停滞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1970年1月，杜运燮与妻子王春旭一同下放到山西永济赵柏公社东伍姓大队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改造两年。当时杜运燮的儿子杜实甘已经在侯马插队五年多了，刚新婚不久，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去见父母。杜运燮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班，那时最难熬的还是饥饿，“父亲来接我们。还是戴着那顶栽绒棉帽，人却瘦多了，大冬天风吹日晒，也黑了许多。一走进盐碱滩见四周没有人，父亲便问：‘带罐头没有？’我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听肉罐头递给他。在西北风呼啸的盐碱滩上，他停下脚步迫不及待打开罐头，背着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眨眼间就吃完了，我们愣了，一种酸楚油然而生。”（杜实甘《无法忘却的时光——记父亲在山西农村的日子》）透过这间盐碱地附近农家小屋的油灯，杜运燮经历了一个个风雨飘摇之夜，他何尝不是那簇飘忽的火苗，“在一阵又一阵大风大雨，有时甚至是狂风暴雨的袭击下，小油灯的光经常在摇摇晃晃，总像是快要熄灭的样子，有时甚至看来已经脑袋耷拉下来，闭上眼睛，倒下熄灭，但它总是又顽强地挣扎着点燃起来，保持着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的笑容。”（《小油灯》）

干校劳动改造结束后，1971年6月，杜运燮夫妻被要求搬离借住的农舍，住进放棉花的库房。1971年10月，杜运燮到儿子插队的侯马凤城公社林城大队落户当社员，每天下地艰苦劳动，靠挣工分生活达两年之久。离凤城公社不远有一条河，这就是《诗经》中提到的“浍河”，杜运燮在劳动之余会去呆坐遥想一下历史以及自我的命运，这期间还写过一首诗《谈绿》。1972年春节，在儿子杜实甘修建的土墙瓦房小院，全家终于团聚，两个女儿分别从山西绛县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赶了回来。

1973年9月，杜运燮接到通知，去北京谈复职和工作安排。杜运燮趁机到天津见了好友穆旦，二人还特意合了一张影。此时，穆旦的头发已经斑白，杜运燮瘦削虚弱得厉害。

1973年冬天，孙志鸣经常去南开大学穆旦家讨教诗歌问题，顺便借读穆旦刚刚翻译的英美现代派诗歌。有一次，穆旦从信封里取出一首名为《冬和春》的诗给孙志鸣看，并说这是一个下放到山西的老朋友寄来的，而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杜运燮。当时，《冬和春》这首带有乐观精神的诗作给穆旦和孙志鸣都带来了不小的激励，“记得诗中用活泼的语言和丰富的意象，赞美了‘积雪下面隐藏着无限风光’挨过秋后的苦思、在来年点染一片春意的新绿，诗中充满了哲理，有机锋。但留给我更深印象的是充溢于字里行间的乐观主义……《冬和春》，像片片绿叶，给我这颗被灼热的骄阳烤得快要失去了耐性的心灵带来了一抹希望的荫聆……然而，当时我并没有问作者的名字……”直至穆旦辞世后，孙志鸣才从其夫人周与良的口中得知了《冬和春》的作者，当孙志鸣终于见到杜运燮时，已是1997年的夏天。

1974年1月，杜运燮到位于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现山西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两个月后妻子搬了过来。一转眼就是四年，在此期间杜运燮还担任了系主任的职务。杜运燮与山师大外语系的学生留下了一张合影，前排最右侧的杜运燮极其消瘦，戴着帽子坐在土塬上，背后是黄土高原以及一座高塔。

在艰苦的乡村生活的锤炼以及政治运动风雨的冲淋下，杜运燮对乡村生活有了切身的认识。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坚持创作。在临汾期间，杜运燮非常少见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组诗的草稿《农村生活杂写》（修改稿于1990年4月在《香港文学》发表），这对于停笔已久的诗人来说实属不易，尤其是在农村生活的艰苦劳动和真切体验中，他仍然没有忘记戏剧化的“命运”和“灵魂问题”，“觅食，求爱，唱歌，养育后代，/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世界，/从不测算和忧虑自己的命运，/有求索不完的秘密和乐趣。/……有时它们还直勾勾地/用自信的眼睛瞅着我，/带点自豪的神气问道：/你们是否像我们/生活得一样有意义而快乐？”（《鸡的问题》）在这组诗中杜运燮的孤独感、荒诞感、现实感和历史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它们彼此交织成一张时代之网以及这一特殊生存境遇下一代人的命运底色和精神情势。

前文提及，在山西九年的这段苦难岁月中，萧珊和巴金时常给杜运燮寄书、写信，这给了他极大的慰藉。杜运燮将山西岁月当成“中原补课”，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了很多了解。

穆旦是杜运燮结识最早、结交时间最长、交往最多的挚友。

1975年，杜运燮在给穆旦的信中提及自己的女儿杜实宁准备年内结婚，身处逆境中的穆旦非常高兴并专门从上海买了一个床罩以作贺礼。

在山西严酷而冷彻的冬日里——十二月份，杜运燮收到了穆旦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夹带着穆旦的诗作《冬》。

当时，第一版的《冬》中每一节的最后一行都是“人生本来是严酷的冬天”，杜运燮认为，这样复沓式地强化悲观情绪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首诗的成色和完整度，于是建议删去。穆旦认真听取了杜运燮的意见，改写了每一节的最后一行。

《冬》恰好是穆旦的绝笔诗，在人生即将落幕的一刻诗人仍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体验悲剧性的精神境遇。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读穆旦在人生最后一刻创作的这首《冬》（节选）。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通过比较原稿和修改稿的结尾，“人生本来是严酷的冬天”与“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对应了两个不同诗人对待命运和时代的差异性态度。较之穆旦，杜运燮确实是一个极其坚韧的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乐观主义者，“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寻找和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答王伟明先生问》）

杜运燮1976年冬天给穆旦回信时也写了一首诗，名为《冬和春——答友人》，显然诗人是以双重视野来看待时间、生命、现实以及历史的，正如冬天和春天交替一样，有寒冷也必将有温暖，有暗影也必将有光芒。在“寻找冬天里的春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毅的诗人面庞。

1977年，因腿伤卧床的穆旦在寒冷的日子里倍感孤单。等待好友杜运燮的来信成了他最温暖的事情，他经常艰难地走到门外去查看邮箱，“有时空无一人，枯坐室中，这时就想起你已久不来信了。冬日酷寒冻住了邮差吗？”

197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穆旦写信给杜运燮拜年，这也是穆旦写给老友的最后一封信，其中谈及自己的病情以及要做手术的准备，“我的手术，大概五六天即入总医院，因为那里房子条件好，医生虽年轻，但是熟人，可以照顾好些，大概两个月不能下地，重新骨折一次。这次一定要养好，咱们以后好见面。”

谁料到竟然一语成谶——“希望你把思古幽情的诗写一写，我等着躺在床上拜读了。再谈吧，也许我有一时动不了笔了。”穆旦再也未能拿起那支命运多舛的笔，而他也未能在病床上读到好友的诗作。

“半生中外小回翔”

十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乍暖还寒的春天，杜运燮才“落实政策”，从山西重返北京。此前为了“落实政策”，杜运燮不断奔波于临汾与北京之间，受尽了苦头。而每次回北京，他都会趁机去拜望住在小羊宜宾胡同的沈从文先生，甚至有一次，在沈从文的强烈建议下，他们还一起去故宫看了新发掘的文物展览。此后，杜运燮担任过《环球》杂志副主编，还担任过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杜运燮在六十七岁的时候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1年，杜运燮妻子王春旭病逝。后经人介绍，杜运燮认识了从事新闻工作的菲律宾归侨李丽君，二人有缘携手成为夫妻，“初次见面是在1981年9月。运燮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他没有旧社会那种世故作风……他平易近人，脾气随和，心眼实在。我们又是同行，有共同的爱好和共同语言，又有不少共同的朋友，相信婚后的生活会是幸福的。”（李丽君《深深的怀念》）婚后，二人去了上海、天津、南京、西安、大连、苏州、杭州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还参加了玉门石油诗会。值得一提的是，杜运燮带着李丽君去上海，辛笛听闻老友来，专门到车站迎接，还让他们住在家里。让我们感受下辛笛女儿王圣思对他们相遇相聚情形的温暖回忆——“夜晚或餐桌上他们坐在一起谈诗文创作、谈在京在海外的友人，不亦乐乎。运燮叔华侨出身，待人朴实亲切……当他和丽君姨从父亲那里知道正逢我的生日，就悄悄买了蛋糕点上蜡烛来庆祝，给我一个温馨的惊喜，至今不能忘怀。”（《杜运燮的“朦胧诗”》）1996年他们夫妻又一同去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探亲访友，每一次出行杜运燮都称之为“蜜月”。1997年4月，为了纪念十五周年水晶婚，杜运燮献诗给妻子，赞颂一起携手走过的老年岁月，正所谓“平平淡淡的日子也甘甜”。

杜运燮是一生被诗情点燃的诗人，在他的人生和诗歌世界中没有“衰老”这一词语。70岁时，杜运燮写出《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心/你不想老就不会老/仍然能流出汩汩春水/把你的眼光/灌溉得春意盎然”。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杜运燮仍然在歌唱爱情。1992年，时年74岁高龄的杜运燮重回出生地马来西亚。旧地重游，杜运燮倍感时光之易逝无情。诗人是热爱这片热带土地的，正如他所高唱的“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重回故地，几乎一切都变了，而这注定是永生难忘的“第二故乡”，“在一阵阵惊喜、唏嘘的重逢中/我看见当年无言凝视的挥别”。

1998年八十岁生日之际，杜运燮写了一首长诗《八十自语》，表达对生命暮年状态的深沉思考。

我服老，又不服老

变老，因主动权在天

但服老，也不信“人老莫作诗”

能点燃时决不停息点燃

……

且看那一棵棵绿树

从有芽起，就奉献绿色

最后只剩下一片黄叶

也要捧出最后一角绿

我不愿听枯叶得意的自语

人不如树，人不如树

2002年是杜运燮的本命年。春节时杜运燮在病房中写成一诗自况此时的身体状态——

个人反思的是“马年”，我又属马

“本命年”似乎也想给我一点颜色

出院两年多，病情可称平稳

可是到年底又叫我“四进宫”

天天看着“吊瓶”过日子

在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杜运燮又五次住进医院，原因是肺部感染。杜运燮在心脏手术之后安装了起搏器，但身体恢复得很慢，虚弱得很，每次起来坐在椅子上最多超不过半小时。4月22日，杜运燮生病住院期间，家人在宣武医院为他们夫妻二人庆祝结婚20周年。

病中的杜运燮已不能写作，他就让女儿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以口述的方式回忆一生的经历和诗歌写作。五月初，杜运燮终于出院，回家之后仍不能下地走路，双手不由自主地抖动。即使如此，杜运燮仍坚持在沙发上看报写信。

在杜运燮病危前——2002年5月22日夜里，时为《新诗界》主编的李岱凇（时名李青松）曾携李天靖前去探望，见到杜运燮返老还童之状和回光返照之态，他不胜唏嘘，“杜先生躺在靠房门的单人病榻上，脸上泛着红潮，他的心脏已经十分衰竭……然后他铺纸落笔颤颤巍巍地给我所编杂志的栏目题词，他写道：‘写诗追求新、真、深、精。’……这无疑是对后辈的希冀，也何尝不是先生一生的追求所要达到的境界！而当时却令我心酸——这行字在一张白纸上先生竟抖抖索索地写了三遍，越写越发显得吃力，竟有些气喘吁吁了，最后的签名只能依稀可辨——显然，他已用尽了最后的力量，终于，他抬着头望着我——我说：‘挺好，谢谢！’他露出了孩童般灿烂的微笑。”（李天靖《第五片飘落的叶子——悼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先生》）

2002年杜运燮病逝前一个月，他还抱病接受了湖南青年学者易彬的一次访谈。此次访谈主要是谈论穆旦的情况，可见杜运燮对穆旦的情义之深。6月15日上午，杜运燮躺在病床上接受采访。过程中他艰难地起来让亲人扶着去厕所小解，“访谈自然是暂时结束了，录音却还在继续。这个放在床边的忠实的机器记录了生命流逝的细节：有好几分钟，不再有问和答，有的是磁带转动的‘吱吱’声，和隐约可辨的琐屑的声音，还有，杜诗人不小心弄湿了裤子，叫人换裤子的声音……我知道，我已经被什么东西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穆旦消退了，声音消退了，一个倔强而无助的晚年，像黑夜中的一双眼睛，注视着我。”（易彬《记与诗人杜运燮的一面之缘》）

本想着手术后可以再多活几年，可惜天不遂人愿。

2002年7月16日晚7时许，杜运燮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宣武医院924病房，享年84岁。当时，杜运燮正在和同室的病友一起看电视，突然说声“我累了”，然后一头栽倒就再也没有起来。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一心跟着梦走，/最后总是看到了灯”。

惊悉老友病逝，同样已经安装了起搏器的辛笛唏嘘不已，老泪闪动，于无比悲痛中写下《挽“九叶”诗友杜运燮》——

《秋》的朦胧虽然激发了一场喧哗和骚动，

你吟唱的活力也重新苏醒；

如今你长眠在碧绿的冬青丛中，

你睿智的诗篇将永久为人们传颂。

听闻杜运燮谢世，郑敏也只能通过诗歌悼念老友：“我们共度过烽火之年和昆明的宁静……/你的心灵走过一条滇缅公路/思考这生死搏斗与人类的友爱/这矛盾是一个千古不解之谜/你匆匆地离去了，在无际的高处/重见早逝的诗友的神采……”（《悼念运燮》）

7月17日，李方在电话中得知了杜运燮去世的消息，“从不回家午休的我，正午一时竟鬼使神差地冒着烈日回寒舍取文件。未进家门，便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电话是杜老的儿子海东先生打来，告知昨晚7时许，杜老因心衰而故去……而我木然呆滞在电话机旁，默默流泪而无语作答。”（李方《远行，向那宁静的深秋》）

杜运燮的客厅中几十年间一直悬挂着一幅书法条幅，诗句出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十三》，“半生中外小回翔”。

杜运燮的骨灰最终洒落在新加坡的大海上。对于杜运燮这一代诗人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以及人性和精神渊薮，未尝不像是一口幽深冷寂的古井，那些伟大而忧悒又独立的灵魂也必将发出历史的有力回声。

你们只汲取我的表面，

剩下冷寂的心灵深处

让四方飘落的花叶腐烂。

你们也只能扰乱我的表面，

我的生命来自黑暗的地层，

那里我才与无边的宇宙相联。

——杜运燮《井》

1 杜运燮（1918—2002），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曼绒县实兆远，祖籍福建古田大桥镇，笔名吴进。早年在马来西亚、福州求学，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任教，担任过《大公报》等报刊的编辑。1951年开始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著有诗集《诗四十首》《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等、散文集《热带风光》等。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雷平阳词典》《于坚论》（传论三部曲），译注《笠翁对韵》以及专著、诗集、散文集、批评随笔集等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