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字如其人的说法，我很喜欢。想想，也喜欢。字漂亮，人跟着漂亮。

十七岁的课堂上，内科老师在台上讲解左心室右心房，目光黏在教室的天花板上，我在他的眼皮底下练钢笔字，临的是田英章的。

内科医生是军医出身，估计没怎么写过板书，黑板上的“心”字，怎么看都伤心。

帖，是我隔着新华书店玻璃柜挑的，也不敢多指点，怕营业员不耐烦，他们的脸上总是多云的天气。好在一挑就中意。

我不知田老师是何许人也，甚至不知是男是女。田老师的字，属于雌雄同体，既潇洒又妩媚，起笔斜切，落笔矜持，又不失活泼，犹如母亲手中的菜刀，贴着滚圆的萝卜，切出一条条丝来。最养眼的，是连笔，偏旁抵一下，然后扛起肩，力撑整体，仿佛住进了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挑了两只箩筐，累了也不歇一歇，在肩上换了前后，农村人叫“盘肩”。

练字这门功课，真应了天道酬勤。我的字，慢慢有了力道。

实习时，我坐带教老师的右侧，听老师跟病人一问一答，也看老师在病人的身上叩、触、听，如果临床特征明显，老师会让我听或触。善良的病人，总是配合着我，任我用不熟练的手在他身上触摸，或静静地让我听心率或呼吸音。

老师捉起笔开处方。我眼巴巴地瞅着，希望能瞅出些临床经验来。结果，我望字却步，老师的字根本不给我一个认门的机会。她的字潦草中带着恣意，既一气呵成，又喘息不止，凭我的眼力，几乎认不全一个药名，它们趴在了纸上，累得不行。

病人双手接过，小心翼翼中带着某种虔诚。病人的目光在上面端详片刻，慢慢抬起头，神情里卧着羞涩，问老师刚才说的药配了没。在得到答复后，他起身离开，那张处方始终被他捧在手里，仿佛很重，或许，是担心上面的字迹齐刷刷地溜了。

我无可救药地想到，自己儿时每遇突然发热，常被母亲拉去邻居家，央一位老爷爷给我叫魂。老爷爷对着黄表纸开始念诵，一边念一边在上面画。念诵之后，老爷爷把那张符蒙在小酒盅上，嘱我把里面的水喝掉。

因为年幼不识字，姑且叫符。

处方上的字，一时间让我停顿在小辰光。

每次我都会闭上眼睛，一口一口把它们喝光，耳边落下老爷爷的赞许声。喝完后，黄表纸上的符瘫软在酒盅里，黑色的墨迹淌着泪，往四处洇。老爷爷捞出，揉成一团，掐一半，往我耳朵塞，凉凉的，我感觉心里定了定。

有时，我也挺理解老师们：手术要做，病史要写，门诊要坐，尤其是病人多的时候，恨不得手长翅膀，一张处方变成多张处方。

无论如何，处方都是自带光环的。

所以，当老师让我开处方的时候，我被小医生的角色激荡着，尽管是老师口述，我抄写，笔落处方的神圣还是在心里飞溅起一大堆浪花。

老师确认后，一边签上名字，一边夸我字写得老结。我心里喜滋滋的，可签的名还是羞涩地缩在老师名字下面，中间还隔着一条斜杠。老师签的名，除姓字尚可依稀辨别，后面的名，几乎只剩下骨架，还是被肢解过的，有的甚至是一条线。那线画得有些不知所终，也有些不知所措，如白云深处。偏偏，这条线压住了处方，引渡着后面的我，如果单单是我签名，病人绝对是配不到药的。

我的老师做了一台非常漂亮的手术，剖宫产的时间被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而且产妇的刀疤也是非常的精致，一般不会留下蜈蚣似的疤痕。然而做病程记录时，那字仍像是蜈蚣出没。蜈蚣出没的病历，最后会移存到医院的档案室，在那里，任由时光一点一点淋湿它们。

一般来说，医生们如果没有手术，下午会比较空。几个年轻的医生坐在窗底下，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聊的话题令人脸发烫，他们在评价医院里哪个护士漂亮。大多时候，他们眼中的漂亮护士不会是同一个，这样才能聊得更清澈。一个说，想要约她看电影，另一个说请她去吃饭。我在心里暗暗着急：何不先给她写封信？可一想又觉得实在不妥。提议约电影的，他的字一笔连到底，像无数条蚯蚓爬上处方，如果写信，情书变情报。那个请吃饭的，他的字更混沌，如同得了软骨症，立不起来，倘若有人给我写这样的信，我得需要有一个极好心情，才会耐心读，回信的时候还会特意加一句：这信是在太阳底下读的。意在提醒那些字需要补补钙。

字如其人的印象，生生被带教老师们颠覆了。因为他们很帅，帅得毫无道理。

实习结束后，我正式走上临床岗位。教我们妇产科的王老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是：大胆细心。这是嘱咐我们临床上胆子要大，但又要细心沉稳。我特意把这四个字写在笔记本上，用了田老师的字体。田老师当然是没有这样写过，我是从他字帖里抠出来的。

到了卫生院后，我又抄写了一遍，心里还给自己打气——不仅要替病人看好病，还要把处方上的字写出气质来。

卫生院的门诊量，远远不如县人民医院。镇上的病人，大多能忍则忍，忍到市日才来医院。我坐诊的时间没什么缩减，但真正用于看病的时间不多。

余出来的时间，我有时用在练字上。

还是田老师的字。

就在我为自己的进步感到愉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现象：挂号室的梅姨捧着处方问过每一个医生，除了我。

我仿佛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医生。

我悄悄看过同事们的字，阿其医生的字非常大气，具有力透纸背的气势，但过于方正，犹如他的脸形。陈护士的字很潇洒，还写得粗壮，笔画中带着捭阖自如的流畅，很难与她的人联系起来，她是典型的江南小女子。徐医生的字也可以，瘦瘦长长，学的是仿宋体，跟他的体形极不相称。徐医生如果穿件短的白大褂，乍一看还以为是厨师，那圆嘟嘟的身材，散发着人间烟火气。

谢医生他们的字很难点评，就凭大拇指压食指的握笔姿势，也能想到那些字如同待急救的伤员。

最辛苦的是梅姨。她的近视八百多度，眼镜片跟瓶底似的，那双美丽的眼睛，生生被描成了昆虫的复眼。她一手夹着处方，一手打算盘，窗口趴着病人。梅姨打到一半，停了下来，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反复确认处方上的字，甚至把处方捧得更近，差不多是嗅的距离，惹得病人不由得伸进头去。

片刻，梅姨捉起处方，跑到诊室请医生来指认上面的药名。

所幸处方是刚开的，如果时间长了，有些医生也不一定能认得自己的字。

有次医院里出现了纠纷，患者因为腹痛来就诊，接诊的吕医生给他开了处方。他配了药便回家，服药后出现头痛恶心，怀疑用药有误，于是找院长投诉。院长找来接诊的吕医生，让他跟病人沟通一下。吕医生当时的诊断是肠胃炎，开的药也是普通的药，照理不会出什么差错。病人不服气，要求查看处方。在一叠处方里，吕医生的处方最好找，那张最难看的，一定就是。吕医生的字像是出了车祸，伤痕累累地倒在处方上，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这件事成了大家闲聊时取笑吕医生的话题：自己写的字自己居然不认识。吕医生不服气，把存放在会计室的一叠处方拎了出来，在阳光底下一张张铺开，还捧来十几个空针盒，压住处方的签名。

可怜那些处方上的字，如同池塘中的残荷，一个个呈现不祥的死样。

那个掰手掰脚，似乎从楼梯上下来的，是谢医生的字。拧成麻花辫子的，是黄医生的。院长的字稍稍清秀，可连笔跟馄饨似的，一个个半生不熟地浮着。

吕医生扯着嗓子，神情庄严地吆喝大家来认领，脸上不时闪现一片粼光。

大家嘻嘻地凑到了一起，看西洋景似的。我开的处方也在示众之列。因与大家挤在一块儿，处方上的字一下子变得八面出锋，笔笔飞动。那个叫“骄傲”的词，在我心底滚动。我一次次别过脸去，试图用吕医生们的字来阻止它的跳跃。

徐医生双手抱胸，对一张张处方品头论足，引来谢医生的起哄，说是他的字也不咋样，跟烧火棍似的。吕医生补上一句：你给我开一张处方来试试。徐医生一下子蔫了。徐医生没有处方权，他是防疫医生，只管打防疫针，发糖丸。

黄医生开玩笑说：这样的处方，才能留住病人。

不久，镇中学的一位书法老师来医院配药，吕医生忙拉住他，让他给大家写几个字，还给他磨墨、铺宣纸。书法老师姓赵，多次在市里参展过作品，镇上有好几块招牌是他写的，一个字值十斤老酒，或换三丈棉布。赵老师不知其意，稍稍推托后，在纸上一笔下去，半枯半湿，忽浓忽淡，有时把字的最后一竖抻得老长老长。大家屏息观看，一脸庄重，不过同时也是一脸茫然。吕医生有些怯生生地问：这写的是什么？赵老师说：这是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这诗我熟悉，勉强能认清，但吕医生他们不熟悉，跟着赵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相认，认得有些艰难苦涩。

赵老师前脚刚走，吕医生便开始兴叹，说字写得不认识便是书法，那我们个个都是书法家。

一阵哄笑，惊得一群麻雀飞上屋脊，像散落的墨汁。

自那天处方示众后，医院里很多人开始练字，徐医生还从家里找来一些字帖。谢医生练了两天的仿宋体不想练了，说写这样的字太费劲，束手束脚的。吕医生在旧报纸上练楷书，每天把新闻的标题抄三遍。

医生的字，大抵是世上最神圣又最不着调的字了，中间既有拉丁文、阿拉伯数字，又有中文，三种文字混搭在一起，彼此谁也不服谁似的。

而书法，毕竟是有法度的，并非每一位医生都有这样的兴趣。

如果患者病情急，医生哪有心情一笔一画，这纸上的时间也是黄金。有时病人在边上痛苦呻吟，医生落笔如疾风中的劲草，几乎不歇一口气，一笔到底，既有挂碍，也无挂碍。

医生的字被人戏称为天书。此字只应天上有，而医者仁心，全在人间。

一位老中医手搭在病人腕部的横纹上，那里有桡动脉在搏动。他嘱病人张开嘴，再问几句，慢悠悠地，也是笃定的。然后，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串串药名，用的是小楷，工工整整，笔笔闲庭信步。

这是电视剧里的一个镜头。

我并没见过这样的老先生，但他们一定有过。

干亚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庄》《树跟鸟跑了》《带不走的处方》等。作品常见于《散文》《作家》《上海文学》《天涯》《美文》等。曾获得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储吉旺文学优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