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为书写是自一种不可观看（不是面对面，不是一上来就促成视觉，而是促成写与画的行动）的后退和开叉进行的，它将支撑物分成几个通道，好像是要提示出完成书写的这个复数的空无——书写就是脱离表面，在表面上编织。

——菲利普·索莱尔斯《论物质主义》

葛清源

我初见他时，他从栖身的悟空寺前来我家探望弟弟。时节已入冬，江阴的天气时阴时晴。那日冬阳甚好，仿佛搭好戏台，等待一幕才子佳人的戏上演。大凡这样的戏，以悲情为主，即便大团圆的结局也少不了过程中的几多坎坷悲催。不如此便不足以催人泪下。他一身单薄青衫，手持书卷，眉眼间有一股清气，算得上一个俊雅的书生。他孤鹤般形只影单，寒门的气息镌刻在他深沉的眼眸中，与富贵之家子弟身上那种骄矜、轻慢的神情相去甚远。

佛家讲因果。我想，我与君谟的姻缘定是修了多少辈的福德。此前，我约略在闺房听见姐夫凌景阳与父亲说起过这个名字。那是姐夫宦游在外，赴任新职途经江阴，探望父亲闲聊时说起的。他提起这个人的语气就像陈述一件精金美玉，或是描绘一幅美妙的书画，抑或演绎一支超凡脱俗的琴曲。

庭院游廊，冬阳切割出金黄和暗紫的色块、灰白的窟窿石、葱绿的冬青和篆隶般古意的红梅，以及庭院中一个难得一见的年轻书生的背影——无不使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生出几许萌动的情怀。我无法预知与他之间会发生什么，只是内心欢喜同时慌乱。我隐隐感到一个命定的缘分劈面而来，更害怕失去它。

后来读到他写于发蒙时期的诗歌，忍俊不禁，又暗自赞叹：

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

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

我仿佛能够看见他在遥远的福建惠安，与年龄相仿辈分不同的舅舅，一起欢喜地在伏虎岩寺开授教馆的外公指导下，启蒙读书的情景。这个小孩，祖上五代都是务农。自然地，起初谁也没有对他抱有更高的期待。我的公公蔡琇，是个粗通文墨的农民；婆婆卢氏出身书香门第，是个长寿且颇有眼光的女人，她在君谟5岁、弟弟君山3岁时，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将幼小的兄弟俩寄托到惠安娘家，让被称为“惠安名士”的父亲卢仁进行启蒙。

三年后，兄弟俩回到仙游乡序枫亭会心书院就读。

君谟12岁那年，遇到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人物——凌景阳。

时任仙游县尉的他到枫亭办差，目见这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小有文采的兄弟，深为赏识，旋即将他们荐入县学，后又推入郡级学堂，学习“墨义”“帖经”“诗赋”，完成了应试前完整、系统的科目学习。

我朝科举，与唐朝不同，不仅放宽了“工商杂类”不得报考的限制，还打破考生乡土籍贯限定，所谓“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尤其京师开封的府试，面向全国考生开放。

天圣七年（1029），君谟携弟千里徒步北上，参加了开封会试。对于这次考试的成功，同科进士欧阳修这样描述：“公年十八，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君谟，在开封府试拔得头魁。

那是不久前的秋闱。弟弟君山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府试中落第。也许留在京师等待来年春闱费用太高，回到老家仙游又路途甚远。正犹疑之际，姐夫建议兄弟俩到江阴他丈人家备考。这是个不错的折中选择。于是他们来到长江边这座城市。哥哥寄居悟空寺备考，弟弟留在我家学习。家父虽非进士出身，但也是饱学之士，生五男三女，大姐嫁屯田员外郎凌景阳，二姐嫁进士陈玉，我正待字闺中。

姐夫帮人帮到底。君谟赴开封参加府试，绕道芜湖拜会姐夫，请教科考事宜。姐夫特地将君谟所作赋文送三司使晏殊过目。晏殊称赞其赋必为今岁第一。姐夫甚至亲自陪同君谟到开封参加府试。揭榜正如晏公所料——这位14岁以神童昭试，赐进士出身的临川才子果真眼力不凡。

君谟与欧阳永叔一见如故。永叔出自江西庐陵，4岁丧父，母亲“画荻教子”传为美谈，虽家贫却好学。正是共同的身世，让这两个卓异的青年相见之下便在灵魂深处刻下对方身影。同出同叔门下，后来时间证明，他们没有辜负同叔的期待：永叔成为我朝诗文革新的领袖，君谟开宋代“尚意”书风先河，后世虽以“苏黄米蔡”并称宋四家，“蔡”位居末次，但君谟无疑是导路先锋，对后世书法创作影响甚巨。

天圣八年（1030）春闱，君谟通过省试进入殿试，列进士甲科第十名。永叔“连中三元”：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礼部省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解元和省元，但在殿试中被人告发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如主张考试应重策论轻诗赋等，勉强被保住功名，列为第十四名。另一个说法来自晏殊，称永叔殿试未能夺魁是因锋芒太盛，众考官想挫下他的锐气。

姐夫助力君谟中进士后，又努力撮合君谟与我的婚事。在等待吏部铨选的空当，满脸喜气同时又忐忑不安的他，特地来到江阴，一来感谢我家给予的帮助和照顾，二来拜别悟空寺方丈，三是正式向家父求婚。

我和君谟步入新人生的起点。无论如何，我要感激上天的恩赐，能与君谟这个日后注定要写在七闽大地上的才人成为伴侣，是我的幸运。虽然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数次遭遇打击，但仍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欧阳修

谈论君谟的书法，是我最乐见的事。

君谟精于茶，著有《茶录》（不仅是继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茶的重要论著，还是一幅传于书法史的小楷佳作）。范仲淹曾有《采茶歌》流布甚广，君谟指出其诗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存有瑕疵，说茶之绝品贵白，翠绿乃下品，若改成“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岂不更好？范希文服膺。

我不以书名，虽也薄有“超拔流俗，别有一番情趣”的评价，如苏轼称我书法“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欧阳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但我深知，我远非经典的书家。君谟的字如同他的诗文清美端庄。晚唐五代以后，书道颓靡100余年，此间罕有大家出现。囿于视野和师承，君谟年轻时的字虽端庄温厚，但远不能称善。我曾评价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君谟好学，幼时在乡序随处士许怀宗学书，后在江阴葛家也习书不辍。君谟对书法的理解悟性很高，中进士入京后，随着交游的扩大，特别是与苏舜钦兄弟、宋绶等人的交往，书法很快摆脱早年的局限，上升了一个层次。他像一个胃口很杂的饕餮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取法的对象，可以说是转益多师。少年时，曾学周越。说起周越，可是当今书坛一个重要存在，在天圣、景祐年间名重一时。不独君谟，更年轻的黄山谷、米襄阳，都曾拜在他门下。正如天才，总需要一座桥梁来过渡，周越正是前面几个天才人物的桥梁。周越是晚唐至宋百余年书法断层的重建者，真、草、行、隶均有所成就，法度谨严、切中规范，但也有体态娇娆、未能脱俗的弊病，山谷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就曾说：“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君谟从学习当代书家开始，进而上溯晋唐，取法高古，渐渐形成自家温润典雅、自然率真的书风。他以唐代颜真卿为首选学习对象——鲁公书风之所以在宋代兴隆，与“爱其书，兼取其为人”的价值取向相关。颜真卿在宋代衣钵的真正传人是君谟。他学鲁公楷书几可乱真，但又兼取欧阳询、虞世南、徐浩等韵味，同时还吸收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代书家风神，因而有鲁公雄厚但又不失晋人意趣。他开启了从“尚法”向“尚意”书风转变的滥觞。

君谟29岁迁调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有机会接触到皇家所藏历代法帖。此后又有两次受诏，除为秘书丞、知谏院，是著名的“四谏”之一，又进直史馆，同修起居注，与我、梅尧臣等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的书风正是在那时渐趋成熟的。

我与君谟初识，源于天圣八年（1030）开封府试，而我们建立坚实友情的基础，来自他作《四贤一不肖》诗。景祐元年（1034）春，君谟弟君山进士及第，兄弟俩先后中进士，改写了家族五代不仕的历史。君谟结束三年漳州军事判官的初次入职生涯，携弟入京等待铨选。一到京城，就听闻了朝中一场以年轻进士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政治斗争风波。这场争斗在24岁亲政3年的仁宗的裁决下，把青年进士的领袖范仲淹定为“朋党”，贬黜知饶州而结束。正当满朝谏官、御史噤声不言时，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和我先后站出来声援范仲淹，我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斥他是个落井下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小人，没有资格出入朝廷称谏官。我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耳闻目睹此种种现状，君谟义愤难平，当即写了一组五首七言古风诗《四贤一不肖》，并在众士人为我饯别的晚宴上吟唱出来，当时气氛之热烈甚为感人。我不禁感叹：“君谟作诗，道滋打拍，穆之弹琴。壮哉！何其乐也。”

君谟这组诗，无疑是给当事的五个人画像。“四贤”即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我，“一不肖”指高若讷。这组诗一出来，便在京城引起轰动，酒肆、茶楼、旅栈、城墙，到处都在张贴、抄录和传诵。

宋仁宗

君谟进入我的视野并逐渐为我所器重，缘于他奉旨书写中楷《无逸篇》。

《无逸》是《尚书》中的名篇，为周公和周成王的对话，旨在告诫后者以殷商为鉴，学习周文王勤政节俭，不要贪图安逸，要禁止荒淫。我提出请书家将《无逸》抄写在阁屏上，以示对自己言行的镜鉴。参知政事宋绶推荐蔡襄书写。蔡襄的字正如他这个人一样纯粹，我因字及人，将他纳入视野，很是喜欢。

我将一幅书有“君谟”的御书赐给他，令他大为感动，用五张澄心堂纸书写了一卷七言古诗《谢赐御书诗》，以表达知遇之恩。君谟29岁书写的这件颜书味颇浓的楷书，精到、劲健，历来为书家所重视。这件书作正文仅9.2寸，裱成手卷加跋文后长达26尺2寸。此作为内府所藏并刻于石上。米芾曾目睹并记言：“芾于旧翰林院曾观刻石，今四十年，于大丞相天水公府始睹真迹。”除了米芾的题跋以外，这幅长卷后面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文及甫、谢克家、鲜于枢、赵孟、胡俨、解缙、吴牧、宋洵、刘真、尹昌隆、赵有同、夏元吉、陈继儒、董其昌……跋文后，还有郑孝胥、吴俊卿、陈宝琛、张祖翼、罗振玉等人的观记。君谟此帖似楷实行、似静而动的风格，温润典雅、大方端庄，与其人一样让人如沐春风，心生敬意。

在此之前，如君谟者备受士大夫一致推崇的书家我还未曾见过。虽然周越善书，但其气息、格调与君谟难媲美；永叔推崇鲁公，其书亦可观，但总体不出唐法；宋绶笔札精妙，倾朝学之，号称“朝体”，但少有新意。总体而言，我国朝之初，书法难有可观之处，每每引发士大夫叹息和不满，如欧阳永叔就尝言：

自唐末兵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

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书道不振除了唐末之乱，打断了书法传承谱系以外，也与我朝制度设计有关。唐朝以书取士，我朝废除了以书取士。“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朱弁《曲洧旧闻》

从“以书取士”到“以经义取士”，也象征着从审美取向向实证、理性取向的一个大转变。理学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人文偏向义理、思辨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唐代重感官、宗教的浪漫主义文化形成强烈反差。印刷术的推广普及，进一步加剧了书法（尤其是楷书）的衰弱，可以说，我朝初年，文化勃兴，书道颓靡，亟须有人站出来扭转这个局面。

君谟的出现，似乎开始打破这种书坛的寂寞状况，并具有旗帜风向的启学后贤意义。他的楷书《无逸篇》既是对我个人为政的告诫，也是吁请书道振发的一种揭示。其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辈，虽未能续写唐楷的辉煌，但是开辟了唐代书法所缺失的另一座奇峰——行书。行书是我朝文人士大夫知识修养和精神趣味的绝佳体现。如果要找一种书体代表一种时代气象，我想魏晋草书代表了士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优美自由的精神境界，唐代楷书代表了士人端庄宏大、开放雄强、激昂浪漫的精神气质，我朝行书代表了士人敏锐善思、温文儒雅、书卷气足的精神内涵。蔡襄的行书《暑热帖》《扈从帖》《安道帖》《离都帖》，雍容腴润、流美婉转，启示着苏、黄、米诸家，其艺术质量更在其楷书之上。

在我眼中，蔡襄是书家，更是能臣。作为一个注重实干的经世致用者，他的艺文观深合我意，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士人，他曾说：“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于道者多矣。是故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他同气相求。他继鸿渐著《茶经》之后著有《茶录》，可以说是我朝茶道的一个著名理论家和茶艺制作的改革家。他的《荔枝谱》是国人第一次撰写的果树栽培著作。这些从地方任职，从实践中提炼总结的著述，反映了这个谏官、翰林学士、知府、权三司使、三司使聪慧、务实、干练的品质。

卢太夫人

我嫁入仙游焦坑，成为农民蔡琇的妻子前，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父亲选择这门看似下嫁的婚事，起初不能完全理解但只能听命。蔡琇虽是一介农夫，却并非一个痴愚顽人，相反，他在教育子女方面，与我一样尽心竭力。我是个有主见且不甘平庸的妇人，对于蔡襄蔡高兄弟俩的期待，落实在识字读书明理的悉心安排上。多年后，君谟在寄给欧阳永叔的一封信中写道：“孝行闻于乡里，约素而严，诸子甘贫而自力，仕官无过，皆母氏之训也。”母亲是孩子的初任老师，我对君谟的教育让他终身受益。这自然是无足挂齿的。千千万万的中国农妇都是这样去做的。只是她们大部分没有我幸运，通过孩子的飞黄腾达将自己的功绩衬托出来；同时，也将母亲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然而，我又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不会过于关注他们仕宦中显赫的部分（与他们的期待正好相反），我更感伤于那些伤心的时刻、不幸的遭遇。福祸相依，几乎成了生活颠扑不破的铁律。就在君谟19岁中进士、20岁迎娶葛维明季女清源的喜气尚未消散时，君谟弟君山也于景祐元年（1034）春21岁进士及第，可说是喜上加喜。然而，就在兄弟俩仕途一片光明之际，康定二年（1041）初夏，君山却意外染疾病逝了。犹如晴天霹雳，对我这个母亲打击很大！君谟也初次感受到世事无常、命运残酷。兄弟俩情意之深笃，不亚于苏子瞻苏子由、苏才翁苏子美。君谟说，他与君山“爱为兄弟，学业为朋友”。君山清廉能干不在君谟之下。在欧阳修的回忆中，君山任上染疾去世后，家贫不足以支付丧葬，留下妻程氏和一男二女，县衙同事拟以二百贯钱相送安葬，被程氏拒收，说我家素以廉为吏，不可以此污我夫！

英宗继位后，因听信谗言，不喜任三司使的君谟，让吕公弼接替他的职位，并对他说，蔡襄主持三司使期间，公事不及时了断，遗留很多余事，你打算怎么做？这位前宰相吕夷简次子却说，蔡襄勤于公事，从未听说有过失误，恐怕是言者妄论。英宗大赞其长者（公弼长君谟五岁）。连政敌之子都称善的君谟，其公正无私可见一斑。甚至他的老师宰相晏殊也受过他的弹劾。君谟不因私恩而对老师的过失有所袒护，尽力去做好一个谏官的职守，可谓尽忠。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而君谟却竭力做到完美。为照顾双亲，他总是尽力说服皇帝，让他在福建本府为官。庆历八年（1048）十月，夫君蔡琇去世，享年75岁。他回乡丁忧，脚不入城市，谢绝一切交往，除了给好友苏子美、陈汉卿撰写祭文等数则文字外，无其他活动，一心服丧。守孝期满后，他将78岁的我带上一起赴京，此后15年悉心照料，无一日有怠慢，直至我以93岁高龄仙逝。

从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我一生似乎无可挑剔。我享有了世人少有的漫长光阴（恐怕只有书圣王羲之的妻子郗璿活得与我一样长），眼见着人事更替，皇帝都驾崩了好几个，我因君谟的显赫而不断抬高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幸福感是君谟不断反哺的。

在君谟的一生中，总是喜忧参半。至和二年（1055），君谟在泉州任上，修建了一座万安桥。缘于我怀蔡襄时去泉州探亲，横渡洛阳江，眼见风浪给百姓出行带来困难，便暗自许愿，儿子出世若能为官，定要修建一座桥。君谟此举遂了我心愿。君谟长子蔡匀补了官，步入仕途，还娶亲成婚了。然而，举家南归中，打击又降临了——蔡匀染伤寒病故了。“慈母号嗷而屡绝兮，少妇无依而冤愁。”长孙的意外去世，使所有的喜事变得轻薄和虚幻。葛清源是个好儿媳，知书达理、贤良淑德，她的人生本应比我更圆满，然而蔡匀的去世仿佛耗尽了她的气血，使她一病不起，也亡故于回乡途中。

接踵而至的灾祸，严重摧毁了君谟的健康和精神，不到一年，他便两鬓全白，秃发蠧牙，消瘦且佝偻，脸上仿似失去了光彩。

在经历亲人丧亡的时刻，我恨不能替他们去死。

我这一生沉淀了最甜美的琼浆，也蓄满了最痛苦的泪水。

第二年夏天，君谟仅27岁次子蔡旬又被死神召唤，不到几个月，君谟的生命也停止在56岁上。

蔡 洸

从我记事起，这位从未谋面但无时不在的先人，便在宗谱和文集中冉冉升起，将我召唤和审视。我听见夜风习习——像是一个从未离去的人深夜品茗发出咂嘴的声音；甚至看见他微笑着取出几张珍贵的澄心堂纸，用上好的李廷珪墨轻磨慢研，并用舌尖舔了下笔毫——这不易察觉的细节被我捕捉后，他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古人言：“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这一充满女性意味的描写，形容一种书写的高级美。不单文字，古画中的男子，无不充满着女性感形象，仿佛孔武有力的造型，与士大夫气质不搭边，会让观者产生粗野、卑贱乃至蛮夷的联想。据说曾祖是个美髯公，这个须眉男子在我的幻觉中却被赋予了巾帼形象。仿佛是另一个女子的化身，在一群女性中晕染出来的一朵梅花。

曾祖以上五代躬耕垄亩，之后数代举业有成。大伯蔡伷、仲伯蔡佃、父蔡伸均进士出身，时称“三蔡”。仲伯中榜眼，堂叔祖蔡京欲罗致门下，仲伯却敬而远之，甚至上疏请徽宗罢免蔡京；家君以词名天下，婉约清丽，秦桧当国，与之划清界限，保持了读书人的高洁与纯粹。伯祖和祖父命途短促，分别死于17岁、27岁。治平三年（1066）、四年（1067），高祖母、高祖父和曾祖仙逝，蔡家陷入至暗时刻。父辈像是曾祖的隔代转世，身边被女性环绕着，偌大家族缺乏一个成年男性为中心，但并不意味着一种颓败……相反，三个稚子仿佛一种新的生命力的绽放、迸发，朝露般的眸子、凝脂般的笑容，冲淡甚至抵消了家族沉重和苦难的往昔。如同春风拂面，将所有不快扫进记忆的冬天。

我们家族的女性，继承了力挽狂澜的传统，她们善于哺育，并以视富贵如浮云的高迈，将廉耻作为家教的中心名词并有所成。

父辈多才而廉洁。这条“红线”贯穿着我——以荫补将军侍郎入仕，先后知吉州、镇江、宁国府，后又主刑部、户部。我辞官归家时，家贫到无法凑足旅费，最后靠变卖马鞍才得以成行。

知吉州时，特意去了沙溪，瞻仰曾祖好友欧阳修祖墓。当我站在陵园，目睹欧公为其父死后60年所作的祭文《泷冈阡表》，突然间读懂了他，更读懂了曾祖。表文称其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我全身仿佛被一股无名的灼烫之气所充盈。站在赣中丘陵起伏的红壤，青天白日之下，松风阵阵，恩江静流，广大的世界一片岑寂。

突然觉悟到，有生之年，应完成一个夙愿。这个愿望，像一个嘱托，穿越100多年时光，落在我双肩。

仁宗驾崩后，英宗继承皇位。英宗为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因仁宗早年无子，年幼便被仁宗接入皇宫，赐名为赵宗实，交给曹皇后（后来的曹太后）抚养。英宗继位后即患癫狂病，甚至屡屡顶撞曹太后。宫中宦官也向曹太后说皇帝的坏话，致使两宫失和。曹太后甚至后悔立英宗为皇子，乃至说出知名近臣也和有些宦官、妾妃一样不明事理，几乎坏了大事，最近把关于废立的奏章烧掉了。曹太后这种自我掩饰、诿过他人的说法，却无意间中伤到曾祖。

曾祖知泉州时，曾将贪官晋江县令章拱之削职。章拱之一直怀恨在心，来到京城后投靠章望之。宫中传出曹太后话后，他杜撰了一个曾祖奏章《乞不立厚陵（英宗）为皇子疏》，刊刻印行。流入宫中后，英宗大怒。这一极具迷惑性的构陷几乎要去曾祖的命。曾祖为英宗所冷遇是必然的，他从三司使任上被赶下来，离京出知杭州。治平二年（1065）冬，朝廷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按照古制，大赦天下、犒劳功臣。曾祖也被赐予食邑五百户的荣誉性加衔——似乎表明皇帝已冰释前嫌。但曾祖并没有等到新的任命便在守孝的悲恸中悄然去世。

英宗与曾祖同一年去世。新皇帝（神宗）听闻曾祖病逝后，为之恻然。但神宗只给诸多抚恤，并不肯赐谥号。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对一个有一定功绩地位的士大夫来说，谥号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关乎朝廷对其一生的评定。尽管如欧阳永叔所言，“翰林学士王珪等十余人列言公贤”，但皇帝硬是不肯赐予谥号。也许英宗怀疑曾祖反对立他为皇子的传言，也烙印在这位富有改革精神但也颇受争议的新皇帝脑海里。

百有十年后，靖康之乱，朝廷偏于临安。

孝宗继位五年后，我以户部尚书身份向皇帝诉状，要求为曾祖赐谥。这晚到的荣誉终于落地。曾祖被赐谥号“忠惠”。意为廉公方正、遗爱在民。谥号颁布后，朝廷着令按三品重臣礼遇重新厚葬。

朱熹评价曾祖：“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泉下有知，他应感到宽慰。

苏舜钦

书法的核心要义在“法”。法是不可见的书写的技巧、审美、学识、天赋以及工具制约，诸种因素汇聚的平台。它们本身寓于单字之中，甚至一点一画之中。一幅手札、翰墨，以字的集合的方式出现，恰如夜空，闪烁着发亮的星辰——我们从来不曾为哪一颗星星所吸引，冲击我们视觉的是一幅阔大、浩瀚、奇幻，同时神秘莫测的画面。也许书法，是可以与星空进行对称的人工所能达到的极致创造。当我的目光从星空移到桌案，我无法不注目蔡君谟的书法。

我是个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我的收藏颇丰，不仅有怀素的《自叙帖》，还有唐人摹本《快雪时晴帖》《兰亭序》等这些无价的法帖。至于我是如何收藏到这些宝物的，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人与人的相遇是奇迹，人与物的相遇是神迹。我知道，这些宝物，从来不会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因而，我只是它们暂时的拥有者。那些渴望将名贵字画作为传家宝世代留传的愿望，无异于痴人说梦。连皇宫也无法捆缚它们渴望飞出的翅膀——一件书法，一旦在历史中奠定地位，便被打上公共属性的戳印。君谟与我相厚。我任福州监司时，他知福州。我常常拿出私藏，让这位比我小四岁的老弟，一睹为快。我难以描述两个志同道合者共睹一件法书的愉悦——这份满足与欢喜，胜过世间一切值得高兴的事。没有交流，一件法书，无异于干尸。只有交流的机制开启——被欣赏、临摹、展览时，血肉才会从它干枯的躯体里充满，使之焕发出熠熠神采和不朽的光芒。

与君谟交流书法的乐趣跟与永叔交流书法的乐趣相似。也稍有不同。我承认，君谟对法帖的观察比永叔更细致。比如坊间传说怀素《自叙帖》有六行字是我补写的，永叔并未看出破绽，而君谟则准确地找到了。福州共事两年，我的诸多法帖，助益君谟不浅。众所周知，他出身寒门，识见不宽，这是制约这位天分极高的书家的客观条件。坦率地说，在福州，我在这些法帖上留下的体温没有他多。他几乎天天借去临摹、观览，甚至睡觉时都抱在怀里——夫人葛清源也不以为怪。

在日后隆重抬出的四大家，苏、黄、米、蔡中，君谟的字是最平淡含蓄的。甚至不少人因其并不夸张个性和意趣，而有所怀疑。对此，朱熹评价最公允（他在四家中最喜君谟），说“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苏东坡不为世俗所累，飘然如仙人；黄鲁直参悟禅机、一扫恶俗，淋漓天真无尘埃；米元章风樯阵马、洁癖疯癫、搞怪装神，颇有名士范；蔡君谟则真有君子风度、士大夫风度。

当千余年后，美国作家苏桑·桑塔格在一篇论述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有趣散文中，这样说：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众所周知，女人能够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性出现在丈夫身上时，她们决不苟同。同样，读者可以忍受一个作家的不可理喻、纠缠不休、痛苦的真相、谎言和糟糕的语法——只要能获得补偿就行，那就是该作家能让他们体验到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受。在艺术中，正如在生活中，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当一个人被迫在他们之间做出取舍的时候，那真是天大的憾事。

我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阿尔贝·加缪，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

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觉得东坡、山谷、海岳，具有书家的情人特质（从艺术风格而非道德趣味而言），君谟则是书坛的“理想丈夫”。

苏桑·桑塔格论加缪，与朱熹论君谟，可谓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

当君谟在书法中流露出这种君子风度，诚如加缪的个人美德和魅力被人称颂——这种君子风度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仅仅是个非常出色的作家（依然借用桑塔格的说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君子风度和清纯气息，如果没有达到王羲之的地步，则永远只能矮右军一等。这是君谟遇到的真正难题。也是日后苏、黄、米的声誉盖过他的原因所在。

在君谟最出色的那些作品，如楷书《茶录》《集古录序》《蒙惠帖》中，魏晋气息横逸飘发，点画劲实端严；行书《澄心堂纸帖》《安道帖》《虹县帖》《扈从帖》《暑热帖》中，其“秀丽可爱”（黄山谷语）、流美婉约，甚至让东坡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书体；草书《陶生帖》《贫贤帖》被东坡称为“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从东坡略有保留的评价，可以看到，其烟云龙蛇之状自合乎晋唐法度，但艺术表现力并非那么突出。客观地说，与黄山谷惊世骇俗的草书有不小的差距。

君谟被理性束缚和被理学所禁锢的成分，比他在意趣和想象力上的开掘要多。君谟是在一片荒芜、严肃的土地上，开出了浪漫、摇曳的花朵，已殊为不易。这花朵，正像报春的风信，即将点燃一个盛大无比的书法春天。

【作者简介：李晓君，生于1972年，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散文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