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2024年第8期｜段文昕：距今六十九海里
段文昕，1998年生，20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现居上海，虚构与非虚构创作者。正在写作和行走中，捕捉蒸发的南方故事。小说散见于《上海文学》《草原》等，曾获广州青年文学奖、“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入围奖。
一、返程
章一琳是被轻微的震动叫醒的。将近日暮，机舱内是穿过云层的余温，飞机狭窄的圆形窗外，留着泪痕般的雨。依稀看得见泥地上的沙粒，好像刚做完一场干涸的梦。
下了飞机，弟弟早在停车场处等待，弟媳牵着小侄女，一琳蹲下，女孩于她右脸印下一记瘦小的吻，一声声姑姑叫着，亲昵，胶着，四人中烧起一股陌生的热情，一琳不由得脸红。
车朝南开，回家的路上车依旧很少。侄女拿着一琳送的天使玩偶，在弟媳怀中左摇右晃，轻快摆动起来。一琳感到疲倦，大概是飞机延误，她觉得自己仍有一部分丢在海峡对面，还没有回过神，一句话只能说几个字，诸如还行，吃得惯，捷哥比较忙，我先回来看看，以此回应弟媳的关心。
“其实我们都有在照顾，但妈比较想见姐。”
“她怎么样？”
一直沉默的弟弟忽然从前座转过来，看了她一眼，说完“你要有准备”，便转过头去。弟媳觉得有点惊讶，车厢内忽地安静下来。一琳注意到弟弟下巴冒出粗硬的胡须，黑发也乱，像是几天没休息好的模样。弟媳握住她的手，又紧紧地，按捏两下。
一琳点点头，去摸侄女的短发。弟弟乘机谈起今年自己和朋友在做小区游乐场，似是刚刚起步，又似是前程万里，说着便激动起来，腾出双手给她比画大小。
“这么小的碰碰车，一个小区可以放五辆，只要有投资……”
“别说了，让姐休息吧。”
一琳于是闭起眼睛，她不知道弟弟会将她先送到哪里、去见谁，在快要睡着之际，有那么几秒，她甚至感到车在向后倒退。
车驶至医院门口，弟弟答应会把她的行李放回家，而后摇上车窗。侄女却很不舍，台湾姑妈地喊着，那双眼睛一直紧跟，目送她进去。
这是市里唯一的三甲医院，墙体通白，鲜明的红色招牌。一琳、一琳的弟弟和一琳弟弟的女儿都在这里出生，生老病死像是这扇自动开合的门。她顺着走进去，按照弟媳留的字条找到301病房。一琳犹豫过，要不给母亲买一束花、一袋水果？母亲想要的关心都并不昂贵，她知道，但弟弟的车就这样开了过来，她没有机会喊停。
把手是铁的温度，一琳站在米黄色的门前，没有进去，透过门上一方窄小的开口，隔着五年未见，她先认出母亲的轮廓，后背，稀疏的花白卷发，比想象中要胖些。母亲正和隔壁床的老太太聊天，也许是在别人眼中看见了惊异，母亲才转过来，发现门外的她。
母亲对一琳的到来很满意，但缺乏精力，母亲只抬了抬手，章一琳，低声喊出她的名字。母女间没有太多的寒暄，母亲大概已经向老太太介绍过自己，老太太询问一琳在台湾的工作、婚姻，一琳没接几句，母亲却讲了许多。她在台北做酒店管理，和老公结婚五年了，还有一年就能拿到身份证。
带我去拿拍片报告单，最后，母亲叮嘱她。
医生看片子时，一琳的眼神忍不住飘向窗外。四周的楼是新建的，六层的砖红色仿古建筑，埋进午后的烟尘。五月末的凤凰花，沿街一路似火烧过去，映得问诊室里昏暗无光，剩医生手中电筒的影子，在片子上游走，拍出母亲的条条胸骨，阴影清晰可见。她压回一个哈欠，重新拿起手上的CT报告单，给对面的人递过去。
“右侧胸腔积液，心影大。”那人嘴唇一闭，拔开钢笔盖，在纸上重重添两道横线。笔划开纸的声音，令两人都紧张起来。母亲挨着一琳，忽然，用消瘦的手环住她的手，一琳能感受到那力道，将自己向下拉，如同在求救。
一琳用手机敲下医生的建议，无非是按时吃药、保持进食营养、适当出门晒太阳之类的话。“尤其这半年，要好好注意。”母亲听过，鼻子下轻哼了一口气，乜斜看向医生，转身走出门。过道的冷风刮来，那穿着病号服的白色背影显然一抖，一琳来不及记下这句话，她向医生鞠躬，简单地致歉，也朝外追去。
病人是走不远的，一琳跑了几步才意识到，因此停下来。母亲昂着头，仿佛是在等她，因剧烈的情绪波动，那股粗重的喘气声被压了下去。想咳就咳出来，她劝说道，而母亲只是向前看一眼，伸出手让一琳搀着，缓步朝病房走。
隔壁床的老人见母亲回来，朝身后的一琳打了个招呼，费力撑起上半身，探过头，问怎么样。
“我要换医生，他一点用也没有。”
老人不语，只当是笑话，反而咧开了嘴。但一琳知道，这话母亲已经在电话中说了许多次，要她回来替自己找医生。刚开始一琳仍有耐心，好言劝几句，后来索性不回答，只听母亲一句句抱怨，偶尔医生的白大褂没有穿整齐、开的药太多，都会化作无名怒火。
这种病，能治好的到底有几个，一琳也不知该抱多大的希望，也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癌”这个词。弟弟怕人承受不住，只告诉母亲说她患的是肿瘤，活检出来是良性，医生说配合治疗便能好。一个好字制造泡沫般的希望，足以让母亲把挑剔都转移给指标、数据，以及漫长的透析。
有时，母亲那密集、沉重、字字清晰的怨怼声，反而给一琳制造出一种意外的错觉，对面的人仿佛还很健康。她几乎听不出母亲的咳嗽——患者显著的症状，还剩轻微的浮肿，也随着母亲的抱怨而消散。
母亲吃完苹果泥便睡着了，一琳站起身，一口口咬着剩下的苹果核。眼前，窗框住洋红的花，初夏算是很温和的季节，往常她会和经理告几日假，去基隆的海边夜钓，爬爬象山。若不是因为母亲生病，她大概不会回来。
想来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一琳二十三岁，母亲鼓励她去台湾，叮嘱她去做捷哥的妻子。捷哥为她举办的仪式很少，只在岛上办了场满月的回门，毕竟一琳能嫁给捷哥，一纸合法确凿的结婚证书，已经让母亲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不少。一琳登机前，全家人都来送她，好似有意在机场为她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假花，成对的玩偶，红色帽子，还有母亲脸上的风光。捷哥牵起她的手，走过安检，一琳转过身，朝对面的亲友挥挥手。
回想起来，那时捷哥对她也许真的有爱，他带一琳到台南乡下，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又拜托村里的老先生替她看看面相。一琳那时年轻娴静，连一个不字也难以说出口，肉肉的掌心翻开，老先生在她掌纹上来回摸索，咂咂嘴，说一琳命里带金，再问捷哥做什么的。制造业，很好，会旺呢。一琳害羞，将手收回，环着捷哥树干般的小臂，他爽朗的笑声，连同头顶的树叶一起在抖动。捷哥牵着一琳，将她转过来，弯腰给她戴上祖母的玉耳坠，两根银线陷入她柔泽的长发。捷哥与她贴得更近，能闻见他头上洗发精的气味，她伸手替捷哥整理歪曲的衣领。仿佛是第一次，章一琳真切体会到，眼前的人这样需要她。
“水……”母亲的呻吟适时打断了回忆，一琳把床头的保温杯递过去，见母亲不动，她再将瓶盖拧开。出人意料，生病的母亲一点也不像小孩，不需要爱、情感与关怀，她依旧是那样直接，只是希望一琳能回来，陪她度过每周的例检，看诊拍片，记录医生的字斟句酌。大多数时候，母亲都在刷手机，她在手机上看到许多疾病中的幸存者，比自己瘦小，但更坚强，能够在医院走廊跳手指舞，拍画面抖动的短视频。母亲拿起手机后，便很少和一琳交谈，只不时让她替自己插电插头，为多看一会。视频的分钟和日夜激励了母亲，使她相信这世上一定会有奇迹。
当夜，母亲在病床旁支起一张折叠小床，让一琳陪她睡，两人夹着一条狭窄的过道。一琳推说她才刚回来，衣服都在拉杆箱里，想去弟弟家一趟，母亲不许，干脆让他送过来。谁都知道弟弟不会这样做，他或许还在小区楼下玩碰碰车呢，她只好套上母亲的旧睡衣，松垮垮的，翻身时能闻见白天熬的中药气味，黄芪生地藏红花，盖过她出门时擦好的淡香。
不知究竟从何时起，母亲身上，已经从蛤蜊油、雪花膏，化作愁苦的药味，生命全凭靠一碗药汤。
将近十点，护士查过房，就替众人关了灯，在老太太闷重的呼吸声中，她与母亲分向而睡。一琳闷进被子里，无法回复朋友的消息，更无法登录看看，捷哥是否有发来一两条关心的话。她的生活随之减少一半，只能呆呆听着音乐。最后探出被子，长吸一口氧气，如同喝了大口药般苦楚，一琳想下床走走，却听见母亲剧烈的咳嗽，在夜的雾气中不断加深，听得见痰声，以及肺部的震颤。
“喝水吗？”一琳赶忙去拍母亲的后背，手却被打掉，她一时忘记该如何应对，呆立在床前。隔壁老太的梦境被打断，不耐烦地呻吟几句。母亲在嗫嚅，声音黏腻，一琳俯下身，把耳朵凑近母亲双唇。
扶……扶我，厕所。
一琳挽起母亲的腰，将她从床上轻轻搬至地面，不想母亲的脚刚触到水泥地，猛然受惊，朝后跌在一琳怀里，继而挣扎着站起来。一琳的小臂萌生尖锐的痛感，一低头，是母亲许久未剪的长指甲，正一点点扎进自己的皮肤。两人争先恐后地，喊出痛字。
一琳站在门外，厕所里不断传出干呕、叹气与捶打的声音，她分不清哪个属于母亲，但都很痛苦，索性戴上了耳机。一琳爱听李宗盛的歌，赶路时听，做饭时听，工作时倘若主管不在，便偷偷听，听完三分钟的歌便能擦净浴缸，以及擦掉客人滴落在洗手台的乳液，捡起下水道口纠缠的发丝，抚平被褥。她习惯用整理的动作，缓慢地补齐歌里唱出的遗憾。
等母亲从厕所出来，双颊下垂，显出日经折磨的疲倦。或许母亲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但对一琳来说，这只是第一天。她向前去搀母亲，握住那双脱去力气的手，母亲脸上的肉松弛下来，朝她做了个苦笑的表情。
“好好陪我，房子会归你的。”
一琳不回答，只是试着将母亲再向前拉一步。
“医生都说你会好的。而且，我也不是为了房子才回来。”
“我答应过你的。”
一琳开始回想母亲拨来的那通电话。那时她整理完最后一间客房，沿忠孝东路直走回台北的出租屋，站在红灯下等待。她贴近手机，听到母亲虚弱的声音，说自己长了肿瘤，叫她回家照顾。
海边那栋房子，你还记得吗？你回来我就给你。母亲说完，就匆匆把电话挂断。
红灯转绿那刻，一琳不敢走，直至一辆摩托车逆行，径直朝她撞来。车灯照亮一琳的脸，她听见车轮胎在地上急速刮过，男人的指责声响了一路，她将双眼紧闭，如同面临审判。
二、疤痕
一琳买了一束洋桔梗花，插在两张病床中央，母亲或许不需要，她要买给自己。
陪母亲住在医院的一周，一琳清晰地看见生命这件事，是同手术室的灯光一起亮起，也伴随着血液一点点被抽干。因而，她在花身上寄放些微的希望，每日为它换水、剪枝，等最细幼的花苞张开。母亲从不在意与自己无关的事，倒是隔壁床的老太太，姓张，不时会夸赞一琳的细致。
偶尔在母亲去输液时，一琳留在病房，与张老太聊天。她发现不时有女伴来探望老人，却不见年轻子女，一琳不好意思问，只偶然一次，老人主动谈到自己没有结婚，更没有后代。一琳一听，不免起敬，把那束洋桔梗朝老人处轻推一点。
张老太倚在床上，五指插进发缝，拨弄至发尾处，显出一点留恋；说起自己年轻时，和兄弟姐妹争吵，于是独自去新加坡做帮佣，发誓一辈子不结婚，那时她每日都把发髻梳得整齐，和姊妹挤在廉租房，她们称作穷人屋，赚到了钱便要搬出去，可她在那儿一住便是半辈子，帮主人奶过的孩子，如今比一琳都要大许多了。到了六十五岁，她觉得做不动，便和雇主说要回家。雇主给她买了头等舱，她终于飞回国，挑了个近海边、气候适宜，还有朋友的小镇。
“你啊，结婚了吗？”张老太摘了朵桔梗花苞，这样问她。
一琳想了很久，反问道，领了结婚证，但老公和别人在一起，算结了吗？老太太轻“嗳”了一声，咂咂嘴，泛出酸气。听起来像在哀叹，真没劲。
老人拜托一琳为自己换件衣服，说自己的手颤抖，碰什么都疼。一琳将老人的衣扣一颗颗解开，脱去外套，再将僵直的手举高，卷起秋衣，一条斜长的疤痕渐露了出来。她又绕至前面，疤痕由肩胛蔓延至前胸，挖去老人的左侧乳房，另一边如同水袋般吊着，她不忍心，赶忙为老人套上衣服，增生凸起刮过她的手。
“你比你妈说得有耐心，很好。”老人冲她笑了一下，赤裸的牙龈间露出一块黑洞，一琳感到心里某块东西暗了下去，一阵慌张。
待母亲输完液回房，她望见母亲手上胶带粘合的痕迹，才意识到那暗去的叫作恐惧。她开始担心母亲哪天也会像这样，被看不见的病菌解剖、挖去，最后给自己留下疤痕。
按照医生的叮嘱，一琳开始记下母亲一日三餐的进食量、呕吐频率和脱发程度，数据比检验单更残酷，证明母亲的免疫力在一日日下滑，吃的东西不一会儿倒吐出来，赶不及到洗手间，索性就倾落在病房间。混杂、浓稠的流体落在地面，让一琳险些也想吐出来。
母亲再做一周的检查便能出院，弟媳请好假，来和一琳交接班。两人坐在医院中央的花基聊了几句，弟媳说起弟弟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不管女儿的学习，不时又指点她对母亲照顾不周，却很少出现在医院。一琳听来苦楚，知道弟媳还有话没说完，但一定是说不出口的。她很想告诉弟媳，这些事情她都知道，不正是因为解决不了，自己才想要躲远一点的吗？
催促的汽车鸣笛声在栏杆外响起，一琳眉头一皱，将手提包合起，起身向弟媳道别，她将记录母亲病情的本子转交给弟媳，预先在夹页内放进四百块，带有标价的怜悯，不由得想起捷哥便是这样对自己，以及那些女孩。她们闹脾气时，捷哥便往她们手心塞几张钞票，教她们去做脸、烫头发、往脸上打镭射。
弟弟将她接回家中，给她留下一间朝北的小房间。侄女的身高一点点往墙面上爬，标记歪斜。时隔两周，她才整理自己从台北带回的行李箱，撕去行李标签，像拆伤口，将咬合的拉链拉开。第一层，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还混着一琳清理客房惯用的漂白剂气息。第二层有面膜、发饰，一琳将这些物品一推，知道都用不上了，她现在过着不整齐的生活，冒失得能挑出刺来。她从箱子最底层掏出一个束口袋，反转倒落出来，全是天使。粉色头发，白色翅膀，玩偶叮叮当当地落在床单之上。
一琳到台北后，如母亲的愿，和捷哥领了结婚证，两人在基隆的海边度蜜月。捷哥在沙发、椅子和钴蓝的玻璃窗前要她，似乎有意要她记住头撞进桌角的感受，他们的孩子大概就是在那时怀上的。后来的三个月，一琳哪儿也没去，坐到捷哥新开的工厂里，替天使翅膀上色。那不过是个极小的工作室，钨丝灯整夜亮着，坐着越南、印尼的非法劳工。她们不知道一琳和捷哥结婚了，还热切欢迎她，似乎一琳还在，她们的委屈便能共享。
为翅膀上色是最后一道工序，她坐在整个流水线的末尾，看见源源不断的天使从远处传送而来。颜料要涂得均匀，不能有刷痕。刚开始，她一天只能涂五个，而后慢慢到了七个、十个，所有细小的天使翅膀都在眼前飞动。
“台湾姑姑。”房间门开了，小侄女自外跑来，一下环住她的腰，如同缠住一棵树。注意到床上的玩偶，侄女又伸手去抓，她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在补习班，朋友们如何喜欢这个小巧的天使。
“你可以把这些送给她们。”侄女眼中闪出惊异的光，把玩偶都拢在怀里。
“谢谢台湾姑姑，你真善良。”小孩总是爱用庄严的词语，一琳听到便苦笑。她没有告诉别人，捷哥的工厂破产时，就给她留下这些天使当作工资。若不是行李不多，她也不会想到，要用这些陈旧的礼物填满行李箱的空隙。
弟媳留在医院，三人便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番薯丸配面线糊，说是特意买给一琳的，依旧是中学巷口的味道，不过店家已经换成老爷爷的儿子，右手纹着一条龙，还生出更年轻的小男孩。一琳拿起筷子，发现里面已经凉透了，糯米皮僵硬，虾米嚼来阵阵腥味。她不由得怀疑这番薯丸，从前便是这滋味，只是她爱和弟弟争，抢先吃下，便尝不出来。
夜间，她躺进被窝，辗转睡不着，才发现自己在想母亲，想念母亲漫长而深沉的呼吸声。整整七天的陪护，让一琳的生活变得很规律，起床，整理被窝，清扫房间，陪母亲吃药化疗，在光线最膨胀的时候陪母亲下楼，借阳光驱散疼痛。
一日，晚饭后，弟弟提出要带她去走走，但让侄女留在家里写作业。一琳没多想，背上包便同他出去了。弟弟将车窗全部摇下，夏夜的风卷带着沙粒，清晰地划过她的脸颊。一琳明白这里再不会变了，除却她和弟弟共同买的楼盘，如同怪物般不合时宜地层层高建，四周，土坑仍旧是土坑，特卖场的霓虹灯经五年也没有修好，电流短缺的光频闪。转个弯，弟弟带她往市中心开去，路从坑洼走向平整，一琳才看见热闹。
“到了，你下来玩玩看。”
耳边是喧闹的童歌，开了车门，空荡的平地上，长出一座野蛮的游乐园。充气式的彩虹滑滑梯，重心不稳的蹦床，小孩两两坐在玩具车上，朝一琳开过来，因为抢夺方向盘，便东倒西歪地笑。弟弟站在她身旁，一头褪色紫发的男子走来，看起来比弟弟还要小，皮带上的钥匙却叮当作响，两人亲切地打了声招呼。
“这是我姐，刚从台北回来。”男人又将手伸出，握住一琳的。
男人递来一根烟，弟弟暗暗瞥了一琳，没有接。男人正要将烟收回烟盒，一琳却拿了过来，很自然地凑近男人的火机。烟雾从三人眼中擦过，将四周都染灰，雾蒙蒙一片，弥久未散。地上多了几个烟头，弟弟将火星踩灭，拉着一琳往人群中走。
试一下？弟弟邀请她。一琳选中一辆红色的小车，车里只坐得下一人。弟弟和朋友在后，车开动起来，带动非常廉价的旧磁带噪音。她感到座位一震，原来是弟弟的车加速，一头碰上自己的车尾。弟弟一挑眉，冲她耸肩。
一琳主动要求再坐一次，这次换成她想撞前面的小孩。轮胎相碰，两辆车里的人痴痴地笑。到了第三轮，小孩的家长抛来白眼，一琳只能摆摆手，下了玩具车。弟弟的朋友礼貌地将她牵下车，关了车门。
回程仿佛是从灯光里开出来，他们闯进一片黑色的雾里，暗黄的灯光笼罩着大王椰，弟弟调开远光灯，车窗清晰地映出前路，碎石搅乱，草梗丛生。
怎么样？弟弟问，以为她没听见，于是又问一遍。
“刚刚那个，玩的小孩这么多，肯定很有市场。”
一琳没说话，身边擦过一辆车，她赶忙扶住车上的把手。
“你一定去过游乐场，我们这里的小孩很可怜，都没东西玩。”
“说真的，再十万，再给我十万，我也能在小区楼下开这种游乐园。”
一琳与他算起账来，像母亲教过的，分门别类。一琳从台湾邮来的钱，替他交了房子的首付，弟弟略去不讲，反谈起母亲的赡养、医疗费，细致到从福州到上海看病的路费，是飞机而不是动车，还有给医生塞的红包，弟弟都和她从头说一遍。
“家里不是还有一套海边的老房子？到时候我卖了，肯定能还给你。”
“怎么变成你的？”
“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吗？”
一琳往后仰头，她多希望能够在座椅上睡着。车却旋即陷入颠簸之中，弟弟骂了一声。漂亮的柏油马路，只有那一段是顺畅的。
回到家时，侄女卧在沙发上看电视，弟弟正在气头上，踹开塑料凳，叫侄女把作业拿出来检查。侄女自知理亏，抱住弟弟撒娇，弟弟不理，将自己关进主卧。一琳走过去，将小孩努力抱起，发现侄女在弟弟将门锁上的那刻，已是噙满泪。
“我想妈妈。”
一琳揉着孩子哭得发震的后脑勺，将她带回自己朝北的卧室，两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天使玩偶，侄女问她，在台湾的家是不是也有很多玩具，一琳不知如何回答。她大概从小就没玩过玩具，对于流水线上的玩偶，才描画得那么冷静。
台湾姑姑，侄女说，妈妈说以后带我去台湾找你。那小小的、毛茸茸的辫子钻进一琳的怀里。
台湾姑姑，你说台湾好玩吗？
一琳摇摇头，揉了揉侄女的脸。不要叫我台湾姑姑，她轻声地说。那要叫什么？缓缓地，一琳说出自己的名字。
章一琳，侄女努力咬字，仔细念了出来。印象中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叫她，除了签结婚协议书时，公证处的女士礼貌地念着她的单身宣誓书。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健保卡，一琳大多数时候没有完整姓名。在酒店时，经理也通常叫她作Lin。Lin，你去扫一下房间。Lin，今天客人有投诉你，浴缸没有洗干净。Lin，你不是结婚了，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一琳很久没说话，侄女意识到故事停了，于是放下手头的天使玩具，问一琳还有别的故事吗？听见没有，侄女扁嘴，在她的怀里犯了困，于是用小手牵住一琳的睡衣，睡眼惺忪；捏住一琳松弛的腰腹，仿佛有了新的发现，再次亲昵地凑向她。
这是什么？侄女问。
她深吸了一口气，是疤痕。什么的疤痕？烟头的，这是水果刀的。
侄女接着问，摸到膝盖那巨大的缺陷时，终于停了手，大概在她身上辨识到新的故事，又出于孩子的不忍，没有继续问下去。一琳抱住侄女，两人相对而睡，交换彼此温和的鼻息。一琳没有数过，原来身上有这么多伤痕，新的旧的，凹凸不平，像年轮一样规划着她留在台北的五年。
三、去云南
弟媳打来电话时，几乎是带着哭腔，让一琳急忙赶到医院。
进了病房，一琳没看见弟媳，于是问母亲。母亲没好气地回答，数落起弟媳的不是，想是母亲气撒在别人身上，一琳叹气，不得不安慰起来。
母亲比几天前脖子更显肿胀，白色胶布将母亲手腕绑住。桌面上化疗的药铺开，红白绿，一种季节的颜色。母亲还在抱怨，有意让她留下，弟媳把毛巾拧干，便出了门。一琳于是坐在小床上，拍去枕头上散落的几根头发。
护士来查房，叮嘱她带母亲去拍片子。她看了手表，还有半小时，于是翻开枕头下的笔记本，日期仍然停留在她记的那日，弟媳只在下面新添了句“喝了粥”，而里面的钱确是抽走了。
一琳感到母亲走得更慢了些，穿过长廊的时候，几乎是靠在她身上，蹒跚的步伐带着余波。检查室的绿色大门前，排起一道等待的队伍，一琳带着母亲站在最后边。大门开合，如同贝壳吞吐沙粒，就在快要轮到她们时，母亲叫了一声，音量低得令一琳怀疑自己听错了。
琳妹，那是母亲小时候才会念的她的小名。
没等她缓过神，后面的人又将她们朝前推了一步，站在门口的值班男人披着黑色外套，较她们高许多，嘴唇发紫，面色昏暗，不健康的神色。他扯过一琳手上的检查单，说她们走错检验室。他瞪了一琳一眼，眼神里有责怪，让两人跟着他来。
一琳低下头，数着前面男人的步子。男人有意赶路，母亲却行走缓慢，她拉锯在中间，只能喊一句慢点。待慢下来，过道显得更长了。男人无奈地站在原地等两人，忽地打起响指，一下一下，伴着步子，通往她们的目的地，一扇极窄的小门。
这真的是做检查的地方吗？一琳疑心，她们像走进迷宫，只能听见清脆的响指声。如同倒数，母亲终于走到门口，一眼便消失了。她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打了个冷颤。
报告在次日才出，她们于是度过了安静的一夜。屋内有冷气的声音，她几乎听得见空调外机滴出的水声，一滴一滴，如同男人的响指声。她入睡的时候，像是进入一片黑色的海洋，无数的鱼在啄食她的身体，制造出鲜明的痛感。她疼醒过来，才发现母亲已经坐起身。
在幽深的月光中，她看见母亲的脸被切割；藏进阴影的那面，流出眼泪。
许多年后，一琳想起母亲忍着痛、看向自己时的轮廓，她才知道母亲是有预感的，人的生命就是不断触及边缘，然后模糊。
真正拿到结果那刻，知道母亲已是肺癌晚期，一琳躲在楼梯间大哭了一场，回来看见母亲还在和老太太聊天，见她有藏进去的泪痕，于是递来一个啃不动的苹果，让一琳给自己削皮。
医生怎么说？母亲问。一琳说挺好的，可以回家休息，最好一个月来复查一次。
母亲晚上便催一琳收拾东西。张老太回来时，看床铺已经叠好了，表现得很惊讶。母亲洒脱地表示她们要回家了，临走前，张老太喊住一琳，用皱巴巴的手指，一个个数字敲下她的手机号码。
一琳发现床头的洋桔梗早已枯败，用矿泉水瓶剪就的瓶内蓄满污水，积累水苔。她走后，病房里没人再管病以外的事情，想到这，她还是将花从瓶内抽出，扔进垃圾篓。
晚上大家聚在弟弟家，弟媳做了五菜一汤。母亲胃口虽不好，但仍将每个菜夹进碗里，小口而费劲地咀嚼着；那样努力，好像在拼凑他们家的原貌。印象中，上次其乐融融，只听得见筷子扫碗底的聚会还是在她飞往台北前，那时母亲身体健朗，弟弟新婚，侄女未满一岁，小得要抱在怀里。捷哥坐在一琳的身边，给她夹菜。几乎每一场正式餐宴都有母亲的影子，见识了她如何从一位细心的老板秘书，长成老板的妻，从恋爱，到争吵，直至订婚，虽不能说各怀心思，但也绝非单纯。母亲教她如何用柔媚的声音，去安慰与应付，用自己从未产生过裂痕的身体，去承接捷哥粗暴的掠夺。一琳都学会了，捷哥对她也不是不好，起码眼前房子里的东西，有一半是靠捷哥添置的。一琳大学学的是艺术，念到最后，不过知晓怎样的美才讨男人喜欢。
等她真的到了台湾，才知道捷哥见过不少。他大多把女孩养在台湾北部的乡间，里面她最安静，褪下衣服的时候几乎不叫嚷。母亲自以为了解男人，实际上，捷哥才最清楚一琳想从自己身上拿什么；像她这样乖的女孩子，领张结婚证就像签合同，捷哥要在她身上盖章，也没什么不可。
五年过去，一琳才明白母亲错了，母亲始终用努力的态度应付一切，无论是走进婚姻，还是治疗自己。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用、吃过药指标就会下降，如果听医生提醒，就会了解，有的病从开始就是治不好的。
餐桌上，侄女咿咿呀呀地表演起新学的儿歌，母亲笑意浓浓，用脸紧贴小侄女，动作标准好似画报表情。一琳又为母亲舀了一碗汤，就当大家都觉得舒畅、胃口舒展，弟弟又再提起那辆碰碰车。
“十万，妈，你就让姐借我十万。”
一琳几乎要骂出口，是被车撞坏脑子了吗？又碍于母亲情面，没有说出口。弟弟滔滔不绝，有意趁着母亲笑脸还挂着，说出那句会让人难堪的话。
“是吗？”母亲仍在笑，“你有的话，就给他吧，反正你有房子了。”
众人错愕地看向母亲，弟弟终于明白那套海边的房子并不属于自己，气得将筷子一摔，就诉起苦来，用词激烈，令每个人都觉得被冷水淋面、呼吸不畅。一琳于是站起来和他对峙，地下是残羹冷炙，汤汁遍地。
先是母亲激烈地喘息起来，但被两人的争执盖住了。侄女发现奶奶脸涨红，急得大哭，弟弟才与一琳分开，他与弟媳去哄孩子，一琳替母亲抚背，彼此搀扶着回房间。
“妈，要我拿钱给他？你以为我过得很好是不是？”
一琳的手拍过母亲的后背、胸前，每一处几乎都能摸到颤抖的肋骨。两个人中间隔着许久的沉默。
“你啊，”母亲的胸口在抖动，“电话都不打一个，怎么可能好嘛。”
要是不把你送去台湾，是不是就好了？母亲反问她。一琳背过身去，听见母亲的话，终究是没法冷静，于是跑去卫生间，颤抖着哭喊出来。她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倘若不经历这件事，父亲消失后，跟着母亲生活的他们俩，是否真的会好，还是像母亲的病情，就此愈来愈差下去？
说起来，一琳其实是不太回头看的人，这大概是她虽一直向外走，却总是栽跟头的原因吧。
回到房间，母亲留着一盏床头灯，掀开被窝让她爬进来，棉絮细孔里面藏着药和母亲的气味。
“我想去云南旅游。”母亲闭着眼睛，这样对她说。
云南，一琳自小就听母亲提起许多次，因为距离，最好是坐飞机去的地方。很奇怪，他们宁愿借钱买出去的机票，却迟迟不肯为旅行花费时间。
一琳答应了，反正她从台北回来时，只换了五万块钱，她告诉自己，花完那五万块钱，就回去。
四、她的朋友
去云南之前，母亲带一琳去逛街。那栋百货商场几乎有三十年历史，如今橱窗都失了色，只有黄昏一点点爬上墙，盖住半面的人影。
尽管换好裙子，母亲的神采间仍挂有疲困，两人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停下，在长椅上歇脚，聊一会。直至走出店面，母亲的挑剔仍在，细声讲起那衣服的线头，布料如何粗糙，宽大的尺寸失去剪裁，足够将人形吞没。
母亲原本相中一条裙子，但因免疫力弱，皮肤变得敏感，经不住麻料的摩擦；更好品质的衣服又被嫌贵，走到最后，反倒是一琳挑中一件。她在蓝红两色间犹豫，想挑一件与云南景色相当，忽然，她为自己的意识感到羞愧，于是手将衣服一松，放回了口袋。
一琳不知母亲从何养成的秩序，明明她们总是挨苦过来，按最低的标准去生活的一群人。可见母亲晚年的生活是饱满的，像气球慢慢吹胀，塑成了形，能够把人重新变成对生活有要求。但在病痛中，要求却显得生不逢时，只是为她们的生活徒添了许多落空。
两人乘电梯，母亲按下二楼，没有说话，将一琳带到一家小柜台前。一琳打量一圈，墙上挂满各式假发，及肩的、波浪式的，黑色和棕色铺得满满当当，离远瞧像是草丛。一琳的头发虽不多，但不至于到了要为此忧愁的地步。烦恼丝不论是过多还是过少，人都要为此担心，大概只要长着头发，便终有忧愁的一日。
母亲稀疏的头顶引得店员瞩目，于是朝两人走来，热情地招呼母亲坐在红色升降椅上。店员挑来几款假发，供母亲穿戴。
“这是三百块的。”说毕，店员便将一顶厚重的毛发扣在母亲头上，再摆弄稳正，人脸在镜中看似被压得喘不过气。售货员再换上五百元的假发，这次母亲认真观赏许久，而后要求再挑一下。一琳看着母亲在递增的价格中一点点鲜艳起来，最贵的那顶也最薄，假头皮如蚕丝般轻软。
最后，母亲将最好的一款头发放回墙上，拿起平淡无奇的一顶，让一琳付了款。晚上收拾行李，她替母亲认真地整理好，放进行李箱，覆在透明袋装好的药堆上。假牙、假发、双脚交叠的老花眼镜，上面糊了一层指印。
次日中午的飞机。一琳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洗漱，预备吃早饭；拖鞋擦地，发出窸窣的声响。早早地，一琳已经在查找攻略。制订旅行计划中产生了厌倦，她不得不时刻挂念母亲的口味与疲惫，为可能有的争吵做准备。为了避开缺氧和高原反应，她还删去自己最想去的香格里拉、明星的结婚地，而费心挖掘洱海旁边的公园、树林和花田。如同交作业一般，她做了详细的表格，甚至将预算也整理清晰，再打印出来，给母亲看。密密麻麻的字代表她的心意，母亲尽管没精神看，仍是仔细收好，最后和一琳说，自己早已和朋友讲好，就在洱海旁边住五天，一琳不用多准备。
一琳并不了解母亲有哪些朋友，印象里，和母亲单独出游还是第一次。如果可以，她希望对世界的探索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地图也好，随心走也好，也只是她一个人。
弟弟开车送两人去机场，出发前，他为母亲绑上一个智能手环，大圆盘的表盘使母亲的手显得很小。他教一琳如何查看心率、血氧。
“有了这个手表，你去哪里我都能找到。有事的话，我一张机票就飞过来。”
母亲连声说好，似乎察觉紧，一琳又调松两格，于是手环无精打采地挂在母亲手腕上；和在医院时一样，戴着病人的标签。
仿佛来得不是时候，刚落地大理，风卷起暴雨，机场门外的天色乌黑。母亲并不着急，只说有人来接。两人又在雨中站了一会，一琳觉得身边的人想咳嗽，却仍然忍住了，只是细致整理了头上的假发。
母亲打完电话，几分钟后，一辆银白的大众割开雨帘，稳稳停在眼前。一琳不知是来接自己的，刚要走远一些，车窗摇下，一个年轻女孩俯身低头，轻快地说了声“嗨”。
“雨这么大，我说肯定会晚点，但爸爸就是不准，要我提早出发。”
见一琳身上晕出一大块雨斑，女孩给副座的她递来纸巾。一琳正要给母亲抽几张，回头一看，才发现后排有位打扮入时的叔叔，棕色的皮衣干爽，一个墨镜夹在胸前，但脖子的皮肤仍露出衰老的纹路。男人隔着座位，和母亲自然攀谈着。雨声大响，尽管努力去听，一琳还是不得要领，只偶然捕捉到几个寒暄的字眼，好久不见，真的很久，许多年。
七月是云南的雨季，雾水升腾，将女孩的车团团困住。雨刮器不断划出前路，蜿蜒窄缩，红绿灯，斑马线融在雨里，行人胡乱冲撞，一琳的一颗心吊着，不时却听见母亲和男人的笑声自后座传来，车厢内渐渐生出暖意，玻璃覆着白雾。
女孩将车开到一栋白色建筑前，男人撑起车尾厢，替母女二人拿出行李，向一琳伸出手，握了一下。他的手掌很大，能够将一琳的五指包裹着，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茧，那样的触感好像在走路，路上全是沙砾。
一间面朝洱海的房间已经替她们准备好了。房间在三楼，不算高，因此只能沿着窗边，看着远处湖面泛起的粼光。她们睡了很舒适的一觉，没有隔壁情侣的叫喊、小孩跑过走道的脚步，甚至连蛙声和蝉鸣都不太能听见；若是一琳自己出去玩，绝不舍得定这样好的房子。
常常是母亲和男人在车后面坐着，女孩一边开，一边向她介绍周边的景色。她们拜了崇圣寺三塔，沿洱海周游一圈，更到森林公园游湖，四人坐在一条舢板上，湖水自船向两边展开。她们在船上吃茶与水果。
一琳从未见过女孩和她的父亲，但打心眼里，很感激他们，让这次两个人的尴尬旅行变成礼貌的聚会，才教她与母亲互相谦让、理解，在人前不至于沉默寡言。女孩笑说自己从小就像孤儿，父亲去各地游玩，留她和奶奶在家，直到爸爸在云南买下了民宿，等到她成年，就把民宿交给她打理。
“做民宿其实很累的，你要照顾喝醉酒的客人，最烦是欠单不给的，房间弄得一团糟，还要给差评。”
一琳点点头，说自己也是做住宿服务的。
是吗？女孩故作惊奇，夸张地喊着，又睁着大眼睛，从旁看她一眼。
“我听爸爸说你在台北。我也接待过台湾的男生，我觉得，他们很小气。”
一琳于是讲起自己的主管，每次都要从客房的订餐里挖一点，打包回家给老婆吃。酒店新进的洗发精小样，他也忍不住要带几包。母亲和男人又因为这位陌生的主管而攀谈，男人叫一琳千万不要借钱给这种人，车厢里面哄地笑起来。
一琳觉得母亲和男人应该不只是朋友，大概是婚外的情人，抑或曾经的伴侣。她忍不住去猜测两人的关系，却始终不得要领。男人与他的女儿，对她们很礼貌，里面有着旧情与体谅。
在云南的最后一日，男人给她们送来早餐，提议一起去爬苍山，没想到母亲当即应承下来。一琳的目光一闪，虽然很快恢复正常，还是被男人捕捉了。
“苍山海拔不高，你们肯定能爬。”
“不行，我妈不爱爬山。”
“是吗？”
男人看向母亲，而母亲有意避开那目光，紧盯着一琳。
一琳很惊讶，她竟然从母亲的脸上辨别出示弱的意思，但仍不得不摇头。母亲叹了口气。
“去吧，阿珍。”
“真的不行，我妈不能爬山。”
母亲彻底转过身去，只留下一个弓着的背影，印在远处的洱海边缘，形成一个轮廓。远处，一块巨大的阴云覆在湖面，已经看不见太阳。
男人又来劝解一琳，既然到了大理，怎么能不爬苍山呢？一琳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阿珍，阿珍？”男人再喊。
“不行。”话音刚落，她自己也感到惊讶，为自己竟自如地拒绝了别人。印象里，她很少如此坚定地说完这两个字。
男人自觉无趣，将手放回口袋，再向一琳推荐了几个附近的景点，便推门出去了。临走前，男人转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母亲始终没有转过身。一琳拿起男人留下的面包，正要放进嘴里，忽然听见屋内的啜泣，身体一抖，那声音好像是从角落里长出来的，起初很微小，逐渐布满了所有空间，占据了一琳的所有注意力。
妈？她喊了一句，哭声因为被打断而变得愈发强烈，一下，一下，像尖锐的顿号，将一琳的思路切分开来。
因为呼吸不畅，母亲很快咳嗽，她不得不将面包放下。应该很坚强、从不会示弱的母亲，竟然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哭起来。
“哭什么呢？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她板起脸，这样问母亲。
“连山也爬不了吗？我还以为我好了。”
“要等你再好一点。”
在大理的这周，一琳能够从母亲的笑容、体力和好奇心中看出，母亲的状态确乎是好了许多，好像一个原本就要没电的灯泡，忽然滋地亮起来，令人明朗地瞧见电光在碰撞、燃烧，擦出一些细微的火花。
一琳始终没有说出来，母亲的病已经到了肺癌晚期，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很残忍的词。她从医生手上接过报告单的时候，医生和她说，母亲最多还有半年。
半年，一琳的脑海有回声。医生将纸抖了一抖，听起来像是海浪。
这让她想起海边的那栋房子，建在近海的礁石上，高高地俯视着海面，那是她和弟弟童年的家，一直住到父亲离开那天。
五、童年照片
离开的前夜，她从烟酒铺里买了几瓶红酒，又选了两饼普洱，预备给男人送去。
一琳敲开了一楼的房门，看见是她，男人咧开嘴，胡须堆砌出浓密的笑意，像是知道她会来，说了一声晚上好。见男人只套了一件宽松的衣裤，一琳有些不好意思，本想将水果放下便走，但男人已经将房门敞开，一琳朝前再走几步，随即陷入浓郁的香烟气味中。
仿佛是刚起床，双人床上还堆着衣服，地上堆满为客人准备的工艺品。玻璃缸内，男人抽剩的烟蒂像食物残渣，已经开始变黑，不断冒出腐烂的气味。
烟灰缸旁边是一本书，《公鸡背母鸡》，上面满是细小的鸡骨头，几开几合，细致摆成易经的卦相。
在台北清扫房间时，一琳能够很轻易地辨认出房间内遗留下的属于客人的气质。比方说，刚缠绵过的情侣，被单里是暧昧的气温，爱液同眼泪搅拌出腥味；老人则会在桌面放置许多药，留下清淡但持久的气味。她很难辨别出男人房间里的感受，只莫名地感到很熟悉。
一琳道了几句谢，男人却邀她坐下，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轻轻翻动，抽出一叠照片，递过来，竟都是一琳。三岁时她留短发，一脸惊奇站在动物园，与白虎合影，右脸映有柔软的酒窝。到了五岁才活泼起来，她喜欢扎单边侧马尾，同母亲在公园放风筝。照片停在二十二岁，她大学毕业，进入捷哥的工厂里工作，此后母亲再没机会和她拍合照。最后一张，她看见自己与捷哥相拥，站在礁石上，身后是家乡的海面。
“你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对吧？”
这些记忆原本都只属于一琳拥有，却忽然因为男人的参与，变得面貌模糊。她说不出话，只是看向男人，一步步朝她走过来。
“你知不知道……”
一琳感到害怕，她希望男人永远不要把话说完，门忽地响了起来，她慌忙去开门，几乎是同时，她和女孩发出惊讶的“哦”声。女孩很快换上了笑脸，左右脸颊因为看见一琳而朝上扬，堆成圆球似的两小团，又礼貌地绕过她，朝男人走去。
“爸爸，空调这么冷，怎么不穿外套呢？”
男人擦亮火机，含着燃好的烟，双手高举，像是无奈地投降。任女孩从衣柜里拿出衬衫，将他一点点套进衣服里。烟雾升腾，夜灯照拂，两人的轮廓变得柔和，一琳眼前也雾蒙蒙的，看不真切，如在梦中。
女孩临走时不忘打开窗，让烟丝丝缕缕地飘出去，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无事发生过。
一琳呆呆地，觉得意识突然被抽净了，一片空白，她连反应都来不及。男人把相片压在她手中，还想说点什么，她摇了摇头，几乎是跑出门去。
回到房间，灯已经暗透了，母亲只隐约在一琳进门时低声说了几句梦话，似是抱怨，又似是在找她。一琳洗漱完正要入睡，枕头那端却忽地响起母亲清醒的话，让一琳明早约男人再见一面，赶晚上的飞机回家，正好。
“我刚刚给他送过礼物。”一琳说。
“但我要见他。”母亲翻了个身，一琳能感觉到母亲正望向自己的后背，她却不敢回头看。那一觉是向下坠的，一琳卷入梦的泥淖中，每一帧画面都是男人的模样，他翻动相册的姿势、神态，食指在塑封相片上摩擦，抚过一琳幼时的脸和头发。男人也有与自己一般的酒窝，像钻不尽的漩涡，但看上去，他和女孩分明更像一家人。
三人约在古城边的咖啡厅见面。章一琳几乎没睡，要了杯美式，头倚在最靠窗的座位。外头蒲团上坐着穿白族服装的老奶奶，叫嚷着要给往来的游客扎一元一根的彩色辫子。清晨，整个城市还未褪去夜的酒瘾，走在街上的只有买菜的人。
母亲分不清美式、拿铁、卡布奇诺，于是点了一杯橙汁，店员有意将研磨咖啡豆的声音弄得很响。男人从远处走来，看见窗边一琳的脸，分明想闪躲的表情，于是将手上的烟熄掉，踩在脚底，门口的布帘簌簌地传来风声。
母亲与他谈起往事，章一琳背过身去，能瞧见巷子里的老人坐在矮凳上发呆。忽然，母亲提起了父亲，还有自己中途夭折的爱情。我本来要嫁给你，对吧？母亲声音忽然响起来，结果他又向我求婚。
怕是骗你的吧？男人笑着问。母亲不应，接着讲，他是做木雕的，胡子怎么也刮不干净，我爸却很喜欢他，把他做的观音木雕都放在台子上。不要讲了，阿珍。男人将头发抓乱，又看向一琳，三人各有心事。
我要讲，我爸要我挑个本地人，这样才能嫁回来。可我，可我结婚六个月，就生了琳妹。于是他又叫我生，这回偏要生个儿子。
母亲说话时，低垂眼看着眼前分层的橙汁。男人眼睛变红了，却不愿看她们，一直在摇头，已经等不及要走了。
“都过去的事，说它干吗呢？”
“你不愿意听，琳妹总得知道。”
男人站起身，忍着气，沉默地向四周打探。一琳这才明白两人表面在对话，实际对着自己讲，她偏像个局外人似的，只希望自己是在看戏，万万不要成为当中主角。男人的酒窝随着呼吸刻意颤抖，他再三向母亲道歉，还是推门而去。
“一样地，”母亲无奈地叹息，“和二十年前比，没有变过。”
一琳还没能接受，那离去的男人原是自己的父亲，她甚至连联络方式都没有留；离开云南，或许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她顿了很久，不愿追出去。母亲也倚着，没力气睁开眼睛。咖啡厅里渐渐响起人声，那白族老太太有了生意，一条一条将金线缠进女孩头发里，人们在窗外肆无忌惮地笑。
“我没有准备好。”许久，章一琳这样说。
“你不一定要认他，但那栋房子是他买的，所以我要留给你。”
母亲开口时，布满皱纹的眼看向章一琳，那一眼平静、镇定，像一个句号将清晨匆匆结束。章一琳坐到母亲旁边，用一样的频率安静地喘息。母亲将手搭在一琳腿上，继而吃力地抚上她的肩膀，将坐在一侧的一琳搂进怀中。
母亲干瘦的肋骨枕着她的头，脆弱的呼吸一下又一下击打着她的脸颊。她的发间、耳垂，传来冰凉的知觉。章一琳颤抖着，对母亲说她害怕。
“有什么好怕的，你看我，连死都不怕。”一琳惊讶地看向母亲，却没有对上母亲的目光。
“我这几天，梦到有人要带我走，有时候是你爷爷，有时候是不认识的人。真要走了，反而没什么好怕的。”
章一琳就这样在母亲怀里，任凭母亲抚摸她的头，她像个婴儿刚学会哭，将所有的感受都倾泻出来。她记得，到台湾的第十个月，捷哥因为工厂出事频频与她争吵，一琳的胎儿查出畸形，不得不流产。她也是这样枕在捷哥的腿上，干瘪而悲苦地哭着，此后她试过几次，却再难怀上。捷哥又带她去看老先生，此时一琳的手心苍白，指腹生出茧。老先生说她带了煞气，怎么也去不掉。
“如果我走了，把我葬在老房子后面，我和你爸在一起。”母亲忽然说道。
章一琳应承下来，她知道母亲说的老房子，从那以后会属于她，遗嘱会说，公证也会说，完完全全属于她。
“你要是回来，陪着我就好了。”母亲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她装作没有听见。一琳想起那幢海边的老房子，由石头砌成的，挡风耐雨，却极为闷。常常是父亲在餐桌上喝酒，她带弟弟在一旁看电视。有一年冬季刮海风，父亲带她同弟弟躲进小的房间，点燃一盏蜡烛，烛光里有他喝白酒的影子。红的意识随火焰摇晃，慢慢爬上父亲的耳朵、鬓角、额头，整个父亲变成红彤彤一片。一琳想起来，不喝酒的时候，父亲对她也不赖。
后来父亲在工厂里做的木雕画，被送到德国参加比赛，竟然获了奖项，一封众人都看不懂的邀请信寄到家里来，母亲从门缝里拾到，转交给父亲。
父亲向母亲借了一大笔钱，便到德国去领奖了，此后两人再没见过父亲，只听母亲提起父亲留在德国了，等挣到足够的钱，就会回来看他们。一琳还以为自己继承了父亲的木雕天赋，大学时努力修读艺术史，期待自己有一天，也用另一种方式，飞出这片海域。
六、送行
一琳是在医院外面接到电话的，还是白天，印象中家里的八月本没有这么冷。
电话那头是未曾听过的声音，极鲜明的粤语口音，女孩悄声问，你认不认识张姨？
张姨？一琳想了一会，始终没有想起来，那边带着一点哭腔，说道：“我看见她手机里有你的电话，以为你是张姨的朋友。”
从台北回来之后，一琳才换上这个电话，她终于想起曾经睡在母亲邻床的那位老太太，提到过自己姓张，终生没有嫁人，有一群姐妹。乐意替一琳照看母亲，喝热水时会提醒她也要喝的张老太，上周过世了。
“我妈妈和张姨在同一家医院，住隔壁床。”
“原来是这样，那祝你妈妈平安。”
一琳看着眼前洁净的医院，没有回音。女孩算是明白了，于是说了声抱歉，两人互道节哀，就此道别。
大概是准备好了，母亲面对死亡时，除了疼痛，其余都放下了，却忽然给一琳留下了很多问题。她试着和弟弟一起解决，按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迁到老家的山上。按照习俗，两人手臂上都绑一块白纱，他们在山下的木屋里住了一晚。
那晚弟弟似乎变回小孩，非常谨慎，疑神疑鬼，一只猫的叫声都会令他害怕。一琳没有去哄他，都已经成家的人了，还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一琳只叫弟弟安静一些，她很累。
母亲的葬礼上，她去看那些挽联和花篮，男人没有来，他留在了云南的那个雨季，好像再也走不出来，剩下章一琳频频地回复亲友的节哀，整个房间像是淹没在一种巨大的悲声中，一琳很不喜欢那样的环境，像是在反复提醒母亲的死亡。
她穿着白色丧服，想自己应该不会哭，一直坚持到最后，她将最后一位宾客送出门，回头看，看到母亲黑白的遗像，她觉得那再也不会变化的眼神中，带有一点肯定。她沉默地、持久地看向母亲的眼睛，好想和母亲说，其实你也很辛苦，已经到了最后一刻。
其中有人问起她和捷哥，丈母娘过身，怎么也不回来看看？一琳只能推说他很忙。
出殡时，她作为大女儿跟在队伍的最前面，能够听见弟弟在身后的脚步声。天飘下微弱的细雨，把她的视线慢慢变得模糊，后面奏起哀乐，先是很规律的鼓点，随后加入喇叭的声音，前面有人带头，喊了一句，天啊。
一琳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出来。刚开始还是沉默的哭声，后面便越来越痛彻，回响在整座林间。弟弟跟着她后面，也放声哭了出来。
晚上，她和弟弟住在山脚的木屋里，灰雾和夜气使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极重。弟弟反复几次，忍不住问她：“姐，你没有听到吗？野猫一直在叫，明明是夏天。”一琳只叫他快点睡。
弟弟翻身，打开手机的电筒，木板做的墙在光线中慢慢清晰起来。他从裤袋中摸出烟盒，又给一琳递来一根。一琳伸手打掉，弟弟沉默不语，将烟从地上捡起，在衣服上磨干净烟头，点燃了。
“你记不记得，以前妈在的时候，就是像你这样。”
一琳不理睬，一挥手，扫去香烟味。
“就是像你这样啊，这个也不让我做，那个也不让我做，只会说睡快点、吃快点。”
弟弟谈起小时候，他和一琳为了争一双新的拖鞋，彼此拉扯，最后拖鞋拉断，两个人都倒在地上。他记得最后是一琳抢到了那双拖鞋，在台风夜还穿出去跑步。
一琳没有回答，但她记得，大多数时候，母亲是不愿批评她的，一句也没有；哪怕一句，也会让她觉得被关注。她希望成为被母亲挑剔、管束的人，而不是半夜回家也没有人在意、被厌倦的人。
“也许她不知道怎么对你好吧。”一琳回答。
“她肯定不知道，不然爸也不会走啊。”
一琳脑子忽然空白起来，她竟不知道弟弟在说谁，她一直以为的父亲，其实很早就退场了。
或许是弟弟还小，或许是不在意，他没有想起，一琳抢到拖鞋后，台风便汹涌地来了。那是2001年，那时一琳才九岁，弟弟三岁，一琳被风声吓倒，急穿着拖鞋跑回家，和父母，还有奶奶，五个人挤在房间里，看东方卫视的综艺节目，厚重的电视机在众人的笑声中吱吱叫，屏幕突然变成雪花点，台风刮来了。
先是从瓦片的震动开始，屋顶震动，落下沙灰，弟弟被吓坏了，不顾一切地大哭，闯出门去。父母于是叫一琳也披上衣服，去追弟弟。等他们走得足够远，才发现远处，所有的房子都在风中摇晃，树冠全朝东面倾斜，弯成夭折的姿态。
往上面跑，父亲在前面喊。穿着拖鞋，两根束缚的鞋绳很快断了，鞋底飞出去。一琳的脚站不稳，右膝盖重重地跪在地上。她哭了出来，似乎等了很久，才等到奶奶返身回来找她。
还能走吗？奶奶问。小小的一琳哭着摇头，说太疼了。
奶奶握住她的小臂，就要将她拉起来。琳妹，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往上跑，海浪就要打上来了。
于是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一琳落在后面，始终和弟弟、爸爸、妈妈保持着一段无法靠近的距离，最后他们还是消失不见。奶奶带着她，也跑不动了，她们已经到了半路，奶奶跪倒在一家人门前。一琳走上去，敲响那户人家的门，原是她的同桌阿勇，那时阿勇没她高。两人相互看了第一眼，竟哭嚷起来。
“你还记得爸的样子吗？”弟弟又问，一琳觉得好烦，她只听得到那年的风声。
背靠着风，他们只好将门推开很小的一条缝隙，看见九岁的一琳膝盖上破了一个大洞。他们将缝拉得大了些，把一琳和奶奶迎进了家，用手电筒一照，才发现一琳的膝盖血流不止，可以清晰看见骨头和肉。
奶奶哭着，用衣角去压她的伤口，想要将血止住，但血还是渗过衣服冒出来。奶奶索性将上衣脱下，揉成一团，重重压在伤口上。
终于是不流血了，而奶奶那两个下垂的胸袋，就这样赤裸裸地耷拉着。她看见年幼的阿勇抬起头瞄了一眼，又转过身去。
“那栋房子，妈为什么会留给你呢？明明是我更需要吧。”弟弟的声音听起来好遥远。
在2001年的那场台风中，一琳和奶奶紧紧抱在一起，她本以为她会死掉，和大家一起。再后来，无论是捷哥把女人带到家里、把她赶出去，或是赤裸地拿烟烫她的耳垂，她都没有动过那样的念头。膝盖上的疤，伴随着雨天的潮湿，用疼痛来警示，她曾在飓风之中找回一条命。
“你在台湾，你要这个房子干什么呢？”不休的问句，让她的眼神都聚焦在弟弟就快要燃尽的烟蒂上。
“因为我要搬回来。”
这一回，一琳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野猫的叫声，掠过他们的窗外，尖锐、细弱，仿佛重复这句话。
七、海边的屋子
隔日，一琳就把行李从弟弟家搬出来，也没想到这么快，母亲的死像一把手术刀划破纸面，带来一条明确的切割；既然撕破了，就不由得不分开。
临走时弟弟给她微信发来一张照片，她点开一看，发现弟弟已经帮她把东西打包好，最后一箱，叮嘱她早点回来拿。
她特意找了一个弟媳休息、侄女上课的日子，回弟弟家，她发现门口自己带的那双拖鞋也已经收进去了，弟媳给她开门，站在门口，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姐，不是我叫你回来的。”
“没关系，反正我也有地方可以住。”
“他就是这样，我也劝不动。”
“你对他太好了。”
她在弟媳抽抽搭搭的声音里，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包裹，确定没有掉东西。弟媳还在说，一琳在心里骂了一句，不愿停下，于是很剧烈地将拉链拉起来，露出衣服的一角。
“不要这样，做个好人什么也捞不着。”一琳看向弟媳，对面人的脸慢慢扭曲变形，这是个除了善良什么都不会的人。一琳觉得无奈之余，又不得不依旧发出声凄苦的嘲弄。
一琳抱着行李，上了回乡的公交车。三十多个站，沿路的景色几乎没有变过，只是颠簸少了，从田埂一直开上山坡，最后到达海的对面。这条线路从她小时候就开了，读书时一周坐一次，为的是回家、返校，这条路上，她靠想象度过了许多时间。
选中一个靠窗的位置，她将头往后仰，感到一阵睡意，于是阖眼睡了一会儿。她的身旁不断地换人，光滑的编织袋擦过她的腿，时而闻到浓重的土烟气息，吞吐、侵扰着她的疲惫。也有小孩，伸手去拉她的行李，一琳迷迷糊糊间护紧了背包，将它压放在胸前。
车拐了个弯，将她的头倒向左侧，碰到旁人的右肩，她这才惊醒，连忙和那人说对不起。两人彼此看一眼。是一琳吗？那女人问。
一琳从那人脸上辨认出初中同学的样貌，知道是欣欣，她初中的好朋友。实在是糟糕，怎么偏偏在自己没有梳洗的时候碰见了？注意到一琳放在脚下的包裹，欣欣问一琳要去哪里。
回家看看，一琳回答道。两人扯起篇来，左右绕圈，不得要点。读书时欣欣最喜欢跟着一琳，像她的小跟班，学一琳的穿着打扮，也要攒钱买小卖铺里新进的彩色文具盒。欣欣的父母都是农民，知道一琳有个父亲在德国，因而极羡慕一琳侨子的身份。一琳为这忠诚的信任而感动，自然不会说自己更羡慕她有父母陪伴在身边。女孩之间总是会有秘密，不能分享的，只要她们仍然手牵手去洗手间，收发作业，友谊就已经算是坚固了。
欣欣还是没什么变化，热情、天真，岁月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痕迹，除了南方令土地干裂的阳光，都使两个人脸上冒出斑点。
那是兴港村，最近古建筑都翻新了，在做旅游点呢。欣欣手指向远方，一琳只能看到一众土色的荒原，农村自建的别墅冒出头来。那一边。一琳顺着欣欣的话看过去，建起了仿古的石头房子，漆过的玩偶立在庭院，一旁是大王椰，一边是七叶树，日式风格和欧洲装饰混作一团，象征着村委会发展旅游业的决心。
“我们的村子，据说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才六十九海里呢。”
“是吗？”
“他们还做了一排望远镜，投一块钱，就可以看到那边。”
欣欣拿出手机，给一琳看望远镜底下，缩成一个点的台湾岛。一琳推测那大概是中央山脉，台湾的背脊，朝天空微微隆起。
“我常常会想，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欣欣回忆起一琳回门的那场餐宴，多么盛大，鞭炮声一直响到陌生人的家里，于是问起现如今在台湾的生活。一琳实在是不愿欺骗那双真诚的眼睛，于是说自己在台湾过得并不好，因为要照顾母亲，也不得不辞掉工作，现在靠存款过日子。
“我打算回老家住一阵子。”一琳说。
“这样我们可以经常串门呢。”欣欣笑着，语言里听不出一点宽慰的意思，正是这样，才让一琳觉得轻松。
公交车仍旧朝前开，就要触碰到一琳最熟悉的那段回忆，老井，水沟，迎娶新娘时乐队吹吹打打，从村子里的主干道踏过，旁边是无尽的田埂。那时一琳能做的，只是透过房间里那扇狭小的窗户，看向外面的世界，于小小的脑海中残余一点欢庆的动静。
播报到站，一琳想要下车，却被欣欣拉住。
“这么久没见了，去我家坐一会。”
一琳笑着点点头，又坐下了。两家不过相距三百米，再往前走，已经能看到站台下候车的姐弟俩，欣欣朝外招手，男孩于是“妈妈”地喊叫起来，才知道小孩是在等欣欣。
一琳吃力地将包裹搬下车，欣欣已经抱起男孩，另一只手牵着女儿，带着一琳往家的方向走。男孩看了一眼，很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陷进妈妈的发丝。
“阿力就是比较害羞；姐姐呢，更活泼一点。”
那被称作姐姐的女孩吐了吐舌头。四人缓慢走上坡道，老旧的房屋朝后退，一些几乎要忘掉的人，又似乎重新从一琳的脑海中生长起来。欣欣告诉她，在校门口卖奶茶的姐姐已经结婚了，和老公一起去日本卖炸鸡；文具店的阿伯已经过世了，怎么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回国；她们从前最讨厌的体育委员，去新加坡放高利贷，现在赚了几百万回来。她们目光所及，最高的那栋就是他新建的别墅，足足有八层。只是这三百米的路，一琳好像就把人家的命运都听了一遍，房子立着，人却不断在变化，她不由得开始想自己会是什么结局，在别人的嘴里又是什么样子呢？
欣欣话语不停，那种啰唆的语气令人察觉出女孩一下就变老了。一琳，那时候我们都很羡慕你呢，去台湾，赚外面的钱，寄回来给家人。现在整个村子，年轻人只剩下我和阿勇。阿勇，你还记得吗？你以前的同桌啊，他现在留在这里出海，是个很好的人。那年台风过后，好多出海的人都死了，阿勇的爸也死了。他在替他爸出海。
欣欣停下脚步，用手指道：“到了，那边矮矮的，就是我家啦。”
欣欣的家建到四层，算是小康之家的力所能及，却始终够不到五楼的门槛，被别的高楼吞没。一楼是客厅，二楼才是卧室；一琳望向三楼，发现空空荡荡，没有铺地砖，甚至连杂物都忘记堆。
欣欣招呼她坐在一楼客厅，两人再聊了一会，孩子和她熟络起来，亲昵地喊她一琳阿姨。一琳从前不觉得小孩可爱，但这些孩子，仿佛两张欣欣的脸，长着欣欣的眼睛和鼻子，小孩身上有种水果糖的甜味，使她一下想起从前的日子。一琳为了逗小孩，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唱起童歌。阿力虽然害羞，却喜欢抱着她的小臂，一个劲地摇晃，要她再唱一次。
天黑黑
要下雨了
阿公拿锄头去挖芋头
锄啊锄
锄啊锄
锄到一条小泥鳅
咿呀嗨哟真有趣
……
阿公要煮咸的
阿嬷要煮淡的
两人相吵弄破锅
……
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孩子摇着她的手。欣欣在厨房做饭，铲子刮过铁锅的声音像是在伴奏，辣椒和蒜的辛香从推拉门里传出，一琳的鼻子发痒，打了一个喷嚏，泪水自然就流出来了。女孩去捏她的鼻子，阿力在笑，一琳也咧开嘴，很久没这样开心地笑过。她忽然也想拥有一个孩子，想将全部的爱放在别人身上，可惜医生早和她说过，自己再不可能怀上了。当捷哥不再需要一琳的时候，她真正放弃爱这个念头。
欣欣的丈夫回来，见到一琳，很客气地打了声招呼，便去厨房帮忙把菜端出来。海蛎、鱿鱼、自家种的通心菜和一大盆的面线糊。小孩伸手去抓，嘴唇沾满了汤汁。欣欣丈夫是东北人，语气却很热情，两人经人介绍的。他先前做过劳工签证，去新加坡的工厂灌猪肉肠，干了两个月，嘴唇都熬紫了，拿到手的钱虽比国内翻了一番，却像拿命换来的，没什么意思。后来随中介回来，发现福建气候温和，适合过冬，而欣欣热闹，声调黏腻，也许更比猪肉肠吸引他。
“刚上夜班，我负责把猪大肠往龙头灌。”
丈夫学着那手势，欣欣一下便脸红了。
“我越干越得劲，好像能挣一百万，白天醒来，身上疼得像遭锤了，你知道为啥不？”
“工作强度太大了？”
男人撇嘴，自顾自地说下去。“那个老板，往车间里面灌纯氧。”
“纯氧啊，我靠，老子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越来越离谱，不要讲了。”欣欣往男人碗里夹去一块鱿鱼，那青色的胡茬就乖乖张开，用力嚼着，一声不吭。
吃完饭，男人为孩子们调出动画片，欣欣拎着一琳的行李，将她送出门，临走时和她说，如果一个人住不下去，就来找他们玩。一琳答应了。
门在身后吱地关上了，孩子的笑声和父亲的斥责声传出来。一琳没有回头，转身往没有路灯的下坡路走去。
她还记得路。很多时候她就是一个人走回家，如今还多了满包的行李，足够她一个人生活上一段时间，但总归有点空落落的。沿路的橙黄色窗格中，不断折射交叠的人影。一琳想起那两个小孩身上糖的香味，抱着自己软绵绵的触觉，好像整个秋天都躲进了她怀里睡觉，没有烦恼。
她诚心为欣欣高兴。从小没有心眼，也不费力的欣欣，找到了一个恰好的归宿。但一琳做不到，而母亲走后，她一直秉持的生活准则，似乎也断掉了，找不到目标。也是在母亲走后，她才明白自己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才嫁到台湾去的。
一琳顺着记忆找到了母亲留给她的房子。那是一栋很小的平房，台风过后，用白色马赛克加固了墙体，反而变得新不新旧不旧的。四周的邻居早已搬走，比大家都老的房子，没有亮灯，光秃秃地占着一段暗掉的岁月。这样也好，没有人认得她，也不会知道她曾如此热闹地离开这里，最后又回来了。
甚至没有上锁，绿色的门已经生锈。这使她有点心惊，不敢进去，独自睡在这里的第一晚，还不知道要怎么打发。她先是一推，怕有流浪汉住在里面，后来觉得也没必要，毕竟已经是自己的家。
一琳用脚一蹬，右边的门沉闷地一响，彻底打开，她走进这栋十五年没人住的房子——满目野草。
原本是空荡的庭院，她记得，她和弟弟能够在这方泥地上打羽毛球。不知哪来的草籽落在地上，野蛮地填满了空地。风吹来，有尿骚味，草叶变得蓬松，左右摇摆。
柴房、厕所都在，而屋檐下燕子白白筑好的屋巢，都再不见影踪，隔壁屋舍的枯枝掉落在地。
原来被台风吹遍，那夜过后，许多东西都会消失。
八、花盆里的信
往日在台北，她放了晚班，还会去大安区的小酒吧，和朋友喝上一杯，那边有Livehouse，营业到两点的咖啡厅，牛头和空的玻璃酒瓶挂满墙壁，她曾经想象那日子如春风，被吹拂得鲜丽，足以将她身上每一寸肌肤，都换成新的土地。直到她喝酒开始胃部泛酸，酒吧里坐着更年轻的女孩子，衣服既露上面也露下面，她才觉得这样的生活好没有意思，看起来很自由，但并不知道在自由什么，只是每晚抱着酒杯，一个个空瓶地等待意识彻底模糊的瞬间。从酒吧离开，随着人们走回去的，总是地上的酒和呕吐物的味道。
整座村子醒得很早，睡得很早，夜里蛙鸣，白天狗叫，一琳按照村子里的作息，生活简单而有秩序。
八月底的夏末，沿海的气候温和，到了晚上不时会翻起凉风。天黑之后，一琳都待在家里，房子不大，住过十多年，倒也功能齐全：一间昏暗的厕所，湿答答的厨房朝东，两间房堆得满满当当，堆满千禧年前的，被淘汰的垃圾和记忆。打扫是她每天做的唯一一件事，擦掉柜子里外的灰，丢掉虫蛀的大米，如果可以，她还想把厨房里那沾满油污的洗水池丢掉，只可惜太重，她一个人搬不了。
她从网上买了不少装饰品，防水贴纸、仿金的水龙头，还有些假的盆栽，花了两千块钱。快递慢悠悠地到达她家门口，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笑着说整个村子只送她一家人。她还买了新的马桶，再不用过那种过时的生活，房子慢慢新起来，算下来，她还剩一万块钱。
院子里的野草，一截截地被剪短，终于露出了裸露的地皮。欣欣给她送了几条番薯叶根，一琳随意种在旁边的土壤上，过几日竟然稀稀落落地活了下来，在地上爬行。没过半月，一琳便吃上了新鲜的菜苗。
她由此得到鼓励，开始修剪屋外的野枝，还有一盆母亲养的竹子。她记得是邻居送的，因为没人浇水，早已枯萎了，陶盆却很重，占据许多位置。一琳蹲在地上，试着将盆底挪动，陶盆却是轻轻打了一个转，仍然留在原地。她又试着朝前推，推到布满青苔的地板上。
于是花盆一下滑到底，碰到墙壁，猛地碎成几块。一琳叹了一口气，拿起扫帚，想去清理土堆。扫着扫着，她碰到了一个铁盒，是儿时吃饼干剩下的卡通铁盒，上面有几道划痕。一琳试着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堆钱，母亲和那个男人的合照，以及三张泛黄的信纸。她翻开来，认出是父亲的笔迹。信连在一起，写出父亲初到德国的前三个月，他说：“钱不够，再寄一点。”“我打算黑下来，你帮我凑齐，还差一万。”“我换地址了，如果有钱，寄到这里，照顾好儿子。”
大概连母亲都已忘记，自己还在花盆里藏过这样的盒子。原来，是父亲抛弃了他们。母亲仍旧保留着他在德国获奖、就此黑下来的承诺，或许是为了说服别人，后来，母亲带着他们搬出了这个房子，再也没有留恋。
晚上睡觉时，一琳看着眼前的那堵墙，觉得上面有红色的字影游动，字字关于钱。当晚她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这面墙塌了，她被砖压在地上，丝毫动弹不得。
一琳想了两天，决心把中央的墙打通，使两个房间变成一个房间，她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便够了。
她很快联系到了一个装修队，工头带来两个男人，先查看墙面的状况，确定不是承重墙后，很快列好了打墙的方案，要一琳把房间里的东西先清出去。一琳说东西坏了也不要紧，他们于是盖了块布，打算从中间开始打，碎掉的墙需要额外收取费用，整体算下来工程需要五天，一共两千块。
一琳的一部分生活，是随着墙一起被捣碎的。签完报价单，与工头约好第二天开工，当晚她便用剩下的一部分钱，买了一张飞往台北的机票。
落地松山机场后，她回到自己在忠孝东路的出租屋。从捷哥的房子里搬出来后，她就自己租下这间房，只是偶尔等捷哥打电话来说要她，再回捷哥在北投的公寓。她不喜欢这个小房间，外面是一个空荡、防盗门随时会松动的阳台。晚上会有重型机车驶过的追赶声。空调是老式的，合租的舍友是台湾本地人，总是嫌她早上起床做饭太吵，还会偷拿她放在冰箱里的芋泥蛋糕。
一琳和房东商量退租的事情，房东并不愿意，执意要按照租期来，但听说她母亲死后，也就退让地，说要扣掉押金的一半，又赶霉运似的催她赶快搬走。于是一琳又将房间整理了一遍，丢了一些从淘宝转运过来的衣服，那些衣服让她想起被清理的地板，漂白剂和消毒液的气味，如今她再也不用做这些事情了。台北像一个贝壳，把所有的东西吞吐干净。她忽然感谢母亲留下自己的房子，让她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
她将自己在大安银行存的所有钱悉数取了出来，凑个整有五十万台币，将近十一万人民币，是她唯一的积蓄。这五年来酒店的工资，她都全部寄到家里，剩下的大多是捷哥的钱，她一边忍受捷哥的暴力，一边靠捷哥豢养她的生活。按家人的标准，捷哥或许真的让她在台北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只要挨得住痛，再也不必为钱发愁；继续挨一年，也就要拿到身份证了。
一琳和捷哥约在青田街的一家面馆，捷哥第一句话便问她，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吃牛肉面的时候，捷哥将眼镜摘下来，他浑圆的脸上会留下两道眼镜的印痕。捷哥趴在她身上摇动时，一琳常会盯着他脸上的印痕出神，一时看着像蛇，一时又像虫。
捷哥吃面吃得满头大汗，眼神亮亮的，听到一琳说自己母亲死时，捷哥把头一低，放下筷子，双手合十，做了一个祈祷的表情。
捷哥开始回忆起她的母亲，每次去她家，一琳的母亲都会给他做炸猪排，配九层塔。送她来台北的那天，还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其实她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大概算让母亲放心。
别说了，一琳打断他。看见一琳面带愠色，捷哥又换上无所谓的笑容。为什么不能说？你已经拿到你妈最想要的东西啊。
我这次回来，想和你离婚。一琳望向他的眼睛。离婚，你有没有搞错？要不是我和你结婚，你凭什么申请台湾身份证，凭什么在忠孝东路的五星酒店刷马桶？现在时间还没有满六年，你要和我离婚，最后什么都捞不到。我知道了，你想要钱是不是？你要我永远养你，这些年是有少给过你一分钱吗？
店内坐满吃面的人，人声鼎沸，盖住了捷哥的说话声，他谈起台湾离婚要付高昂的赡养费，一琳除了要钱，什么也不会，可他就是被她旺到破产。白雾的热气从中央厨房蔓延开来，红色的价格牌挂在墙上，身穿黄肚兜的服务员，端着面碗从他们中央穿行而过。四角圆凳冰凉，一琳坐在上面，总是感觉不舒服，不时挪动屁股。她听着捷哥噼里啪啦地骂自己，却又听不清，好像飘来沉重的惊叹号，纷纷砸在她脸上。一琳的离开令捷哥难堪，他仿佛看见那些原本死气沉沉的天使玩偶一时活了起来，纷纷飞出那扇破产的工厂大门。
一琳于是将袖子拉到肩膀，卷起裤腿，站上桌面。她的动作惹来不少惊呼，服务员立马将餐盘放下，担心出什么事情，想要拉住她。
此刻的一琳，如同被一根银钩吊着、挂在玻璃窗前的肉，供路过菜场的人挑剔。她站着的身体上面爬满针孔和烟头的印记，还有她在那个台风夜留下的，膝盖上碗口大的疤痕。
“我问你，离不离？”捷哥抬头看她，瞬间被她吓到，冒出了担忧的表情，一把将她拉下来，连忙说可以，干，疯女人。
一琳从地上爬起来，拉了拉衣服，背起包包就出门了。沿路的行人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泪痕，有人躲开，也有陌生人递来纸巾。一个阿嬷拄着拐杖，颤颤地，从挽着的布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问她怎么了。
一琳抱住那个老人，那双树枝般干枯的手于是轻轻攀上她的后背，轻抚一琳凸起的脊梁；听说一琳终于离婚了，对她道了恭喜，又讲了几句祝福的话，目送她朝日落的方向走去。
台北真的很小，什么事情都会碰到，什么人都会有，但还是会有无条件的善意，抚去她无言的悲伤，这是一琳曾经喜欢这里的原因，但离开后，她不会再想念这里的生活。
和捷哥约好办公证的时间，她把钥匙放在出租屋，就坐捷运去机场。一琳在台北有几个交好的朋友，直到在台北的最后一天，要走了，一琳谁也没有联系。大家都是漂洋过海来结婚的，为了一张身份证各有挣扎。或许听闻一琳离婚了，大家不知是要恭喜她，还是替她伤悲。
坐在飞机上，还未起飞，隔着窗口看，外面有几个安保人员，在冲着飞机拜拜。她满身轻松，也同他们挥挥手。
回到家，墙已经被拆除了，留下一个蛀牙般的边缘凹坑。
大概是没有见过一琳这么放心的客人，装修队把东西清理得很整齐。物品都蒙上白布，阻隔灰尘，这使一琳回想起带着病痛离去的母亲。明明只有一个月，但她好像已经历过许多事情。
弟弟不再和她联系。通过微信，她能看见弟媳偶尔会带侄女去附近的游乐园玩，侄女手上已经不再握着天使玩偶，而有许多新玩具。时间真要翻起页来，其实特别快。
九、讨海的人
汽笛是从海面拉近的，一艘船正从远方驶来，日光普照，码头站满等候的人。
终于等到休渔期，船员们将满载的船舱卸尽了，轻轻松松地回到乡里来。他们是讨海的人，半年在海上捕鱼的生活，使他们几乎忘记了土地的感觉，有时连家也想不起，生活中只有板房里潮湿的地板。
甲板放下，他们像鱼纷纷跳到地面，有的小孩冲上前，抱住父亲的腿。
阿勇的母亲试着往人群中喊，声音于是一遍遍传下去，此起彼伏的“阿勇”响起。人群仿佛水流一样分开。男孩胡茬刚刚剃干净，已经被晒成太阳的模样，头上还有汗滴，朝呼喊的这头走过来。
船员归来是村里的大日子，一琳不知，她在专心研究自己的房间。打通墙后，一琳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卧室，以及四面光秃秃的墙，视野宽阔，日子的紧逼一下被疏散了。网上订了两桶乳胶漆，一琳按照说明书，决定自己刷墙，她学着用旧报纸做成帽子，盖在头上，举着滚筒一遍遍地刷过她小时候乱画的墙面。她看见有自己画的，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那时她还向往爱情；有理想中绒毛很长的棕色玩偶熊，她还写过“明天会更好”，在旁边仔细地画上一朵花。
隔着口罩，她闻见刺鼻的油漆味，一片片覆盖着她童年时代的心愿，化作没有痕迹的墙面。但一琳知道，这不是抹去，而是画出一片新的空白，提供给未来的无限可能。
她越画越起劲，像完成一幅名画那样，将这个空荡的房间一点点填成白色。
欣欣说阿勇讨海半年终于回来了，回村子休息半个月，要邀三个人一起吃饭。欣欣最终选中了镇上中心小学旁、开了三十多年的蜗牛咖啡厅。读书时，他们每周的零花钱只有五块，没有钱和勇气走进这样的店。老板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妇，店里的装饰品不少都是老板女儿从国外二手集市淘回来的，旋转电话机，达利的时钟画，断弦的尤克里里，红绿蓝三色的面板中央，画有长发的尼尔·杨。
老式电视机、旧轮胎、荒凉的铁链吊灯，装点出上世纪的风情，三人走进去，仿佛到了另一个历史时空，而布沙发的革料已经腐烂了，一片片凋落。没来得及用塑料膜盖住的木椅，显出虫蛀的痕迹。灯光是棕黑色的，老板躲进后厨。他们掀开帘子，发现是一间闷热的包厢。咖啡厅旁边是小学的商业街，卖冰饭和福鼎肉片，喇叭的叫卖将咖啡厅里的音乐声割开一道裂口。
年代的错位，酝酿出一种荒诞感，使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在这里，又不在这里。
一琳快要认不出阿勇了，他长得不高，但四肢鼓鼓的，方形下颌刻画他的稳重，似乎将海洋给予的所有考验都经受住了，风雕刻了他每一寸骨骼。阿勇坐在她对面，闻起来像海水，像鱼，偶尔像盐粒；和一琳碰上目光时，又会羞涩地躲闪开去。笑起来时，阿勇两颊陷进去的酒窝提醒一琳，这就是当时坐在自己身边的小男孩，
他们在咖啡厅里点了两份排骨饭和青椒牛柳盖饭，没有人养成喝咖啡的习惯。除却荒诞的装潢，这里还是他们熟悉的味道，走也走不掉的。
三人聊起高中生活，高中毕业后，阿勇在家待了两年，而后随着父亲的船队出海；一琳大学毕业后，一直跟着捷哥；反而是最不爱读书的欣欣，按照父母的期待，读完了研究生，毕业后考回家乡的村委会。往日最和善的语文老师，得了贫血症，每个月要自己跑到乡镇医院吊水。欣欣带孩子去看病时，见过她几次。语文老师老得很快，呆呆地坐在铁椅子上，看着那一方小小的医院木门。
一琳和阿勇都有意避开自己现在的日子，只谈过去。过去携带着遗忘的本能，可以被美化，可以悼念。欣欣却是充满朝气的，她对现在有种简单的认知，旧房改造，拆迁，被敲裂的碎石会给她带来新希望，她觉得重建后一定是好的，自然替换是一种生长规律。一琳却觉得，很多东西拆掉了便拆掉了，代表着不合时宜，再也回不来了。
欣欣提到自己最近的工作，是帮村里组织送王船的活动。烧王船是闽南特有的祭祀活动，为海上和村人祈福，每隔四年才有一次。一琳记得最盛大的是小学二年级时，两岸“小三通”刚刚开放，不少台湾人返乡祭祖，村里造了一艘比篮球场更大的杉木船，火烧了一整夜，以至家家户户睡前都能闻到烟味。今年活动正好安排在阿勇出海后的一个月，村里提前准备许久，欣欣还请来市里有名的手艺人，设计出一个极奢侈的船头，绘满彩漆。
只是听到出海，阿勇的情绪便变得低落，一琳察觉到，便将话题引到自己身上，向欣欣请教。欣欣热度不减，很快将兴趣转到刷墙和装修上，阿勇不说话，一琳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今年一定是个平安年。
这一顿饭，一琳只记住了黑椒调料包的味道，极咸，令人觉得渴。欣欣骑电动车回家，三人在门口挥别。一琳不知道，转身离开的时候，阿勇走了一半，又折回去，一直看着她的背后，影子拖在地上那么瘦。他在咖啡厅门口呆呆地站了一会，直至影子转弯、消失不见。
花了三天，一琳才涂满了墙的两面。厚重的白色时常会闯进她的梦境，一口泉眼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水花，醒来咽喉疼痛，想是油漆的刺激。长期在酒店做清洁，俯身、驼背造成的职业病又出来了，一琳的胳膊因此变得很僵，后颈酸痛，时常感到一阵针刺般的麻木。她于是给自己放了两天假，不做饭，外食，傍晚去海边走走。
九月是海鸥的时节，一琳走到村子外边的礁石小岛上，果然看到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面盘旋，像酒店洁白的毛巾，甩开，扯平，漂浮。海鸥只剩头顶一点黑色，不时上下，在水面掠过几点波澜。走着走着，她发现了欣欣说的三座锡色望远镜，正立在岛中央的一座小亭子，像候鸟一样，昂着头，骄傲地看着对岸。
一琳投下硬币，清脆的声音，暗示她是难得的游客。一格格调整，对焦，那片土地在视野中央清晰起来。刚开始只能看到山脉，眼前一片绿色，再往下压，左边有黑色的暗礁，海边的房子被涂作彩色，而后是无尽的海浪，往她的心里倒灌苦涩的海水。眼前忽然一黑，望远镜关闭了。
铁色的柱体上，贴着一条标语：“距离台湾六十九海里。”这计量单位近得亲人，但正是因为近，才始终保持着距离。她想到母亲，在云南的时候，好几次，她都能瞥见母亲隔着一段距离，认真地看向她。
十、送王船
回家的时候，她看见门口有人在等，大概因为敲了几次门却不开，那人显得有些困惑，不时往门缝内探望。
阿勇，一琳喊了一声。他转过身，手里还提着两条鱼，似乎是刚从海里捞出来，尽管被草绳捏着，还在尽力扑腾，亮着水的银光。
“听说你在装修，我想可能需要人帮忙。”阿勇抖了抖手上的鱼，颇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一琳请他进去，鱼被放进脸盆里，随即游起来，一半斑白的墙面似乎也露出了笑脸。
阿勇给自己也做了顶帽子，抢过一琳手上的滚筒，从另一片空白开始。一琳靠在房子里唯一的、未被虫蚀的木椅，看着阿勇的手自如地，像鱼一般游来游去。靠着靠着，一琳睡着了，醒来墙面已经刷好了一半，比自己刷的更平滑。明明自己也能做的事情，却因为多了一个人帮忙，反而凸显自己的疲惫、劳苦。这种感受复杂，藏在陪伴里，却又说不清，
他们的晚饭便是两条鱼，一条炖汤，一条切成块，香煎后红烧，虽没有姜片，鱼却一点也不腥，阿勇吃了几口，便停下筷子。
“不好吃吗？”
“不是，在海上吃太多了。”他于是又拿起筷子，挑其中的香菜来吃。
“这是什么鱼？”
“鲳鱼，红烧做法最好。”
一琳一边问，阿勇一边答，说起他在海上夜钓，经常有小卷，石斑是上好的收获，乌鱼则不常见，要看季节。运气差的话，只能勾上一堆鹿角菜。
见一琳不说话，阿勇像意识到了什么，侧着头看她。
“不讲了，我的生活太无聊了。”
“不会。”一琳盯着他，认真地回答，“比我好多了。”
一琳于是听见了不同的海，他们如何追着台风眼跑、差一点就要丧命的经历，算起来也有三次。风暴中央原是黑色和金色交杂，连风都有形状，将导航旗吹成一个半圆的三角。下到南边的海域，男人通常会在当地的码头休息几晚，吃吃喝喝，但他们船长很严格，定了一项规矩，酒瓶子不能丢进船里。倘若玻璃瓶碎，对出海的人来说，是极大的禁忌。
“有没有碰过女人呢？”阿勇想了一下，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语气认真，只有那一次。
大家带他去，每个人都找了，他不得不要，不然会被笑话，阿勇还想讲，似在告解，一琳却摆摆手，她不想听这么多细节。
阿勇休息的十天，几乎每日都来到一琳家中，帮她刷墙、整理房间。屋子眼见着充满，生出毛茸茸的生活细节。阿勇粗枝大叶，却每次都为她带来新鲜的海味，或是自家晒的贻贝干，似乎想要长长久久地留在这里吃饭。一琳虽然有感激，但只为阿勇的热情添了一双实木筷子，和自己的筷子分开放在置物架上。她想阿勇迟早是会走的，两个人吃顿饭，再说些什么，便足够了。
十月轮到告别。一琳知道阿勇明天就要乘船离开，于是准备了两瓶高粱酒，上街买了一点卤味，更郑重地画了一个妆，尽管镜子是旧的，还是能照出她褪去的一点点明亮。
他们将桌子撑开，两瓣合在一起，坐在庭院里，落日染红了一琳的左脸。阿勇显然发现了她的热情，喝下两杯后，话也开始变多了，他谈起明天要出海，去很远的地方。他从第一次出海谈起，讲站到甲板上，其实他的腿在发颤，总觉得平静的海面下是漩涡。说到后面生出点悲伤，阿勇讲每次出海都很怕死，他爸爸就是出海死的；一个人死倒是没有什么，但他心里忽然有了挂念，又没有那么想去死了。
一琳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耳朵、脖子，她很理解那种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念头，只要一个浪打来便会升起，又覆灭。
你会好好活着的，一琳说，今年不是有烧王船吗？会保佑你们的。她的脸在渐渐变黑的光线里发亮，光泽逐渐笼罩整个人。阿勇看她，好像在看一尊雕像，他不得不鼓起勇气，用精干的手臂，一把将她搂进怀里。阿勇的呼吸重得就要接不住，她往后退，阿勇走上前，用手解她衣服的扣子，混合盐和沙粒的气味，让她感到一丝危险，又不可抗拒，终于在后退第三次的时候，她倒在阿勇怀里，几乎是很沮丧地，随着阿勇陷在床上。
他凑近一琳的耳边，浓稠的酒气忽地让她想起捷哥。
我们在海边建一栋房子，我家里还有地，阿妈只打算给我，还有走道那二十米也算我家的，不然你平时搭个棚子、卖个菜也好。阿勇一句接一句，像孩子刚刚睡醒，向母亲复述自己的梦境。章一琳没有打断他，她躺在自己的床上，感受着余震无尽的疲惫。阿勇没有注意她的失落，依旧在规划二人的生活。
我们生个小孩，好不好？阿勇摇醒她，要她睁开眼睛，看看自己。阿勇的眼睛里是有光的，看她的神色，好像在打量一条刚刚被捕捞的鱼。一琳被他从大海里捞了上来，浑身湿漉漉的，房间里有她和他的汗味，隔夜的饭菜，墙的缝隙散发出的油漆味。
等我出海回来，我们生个小孩，好不好？阿勇又问她一遍，这次势必要听到她的回答。阿勇不知道，章一琳没有选择，她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眼头蓄着眼泪。他以为那是喜悦，于是再次将她抱紧，几乎用铁棍似的力度缠住章一琳的身体。她一下又一下，做沉重的呼吸，像甲板上奄奄一息的鱼。
大概是在午夜，阿勇离开，一琳能听出他特意放缓的步调，关门的瞬间涌入一股夜的潮气。这一晚，两人其实都没睡着，一琳搂紧被子，她承诺阿勇要送他出海，却一直等到太阳升起也不愿起。她的电话不停地响，索性关机。她在床上躺至日落，身上还留有阿勇的气味，她本想洗个澡，还是作罢，就着餐桌上剩的冷饭，一口一口，数着时间。
直至晚上，她才敢打开手机，因为知道阿勇已经离开。他给一琳拨来好几个电话，没有接通，又表示自己很喜欢她，再给她发沉重而炙热的告白，希望章一琳等他回来。最后一条六十秒的语音里，终于响起远行的汽笛。章一琳把手机一关，叹了口气。
阿勇走后，只有海记得，十一月为了送王船，仪式在下午五时开始，村长发表讲话，有电视台的车来采访。欣欣坐在主席台上，熨得整齐的衬衫，耳环和丝巾都穿戴好，原本白皙的圆脸因激动而飘出两片红晕。看见台下的一琳，欣欣忍不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用力朝她挥手。
王船早已停在祠堂前，杉木做的船体，画上年画似的祥云和神兽，船边等分插着许多彩纸扎成的人形，四色旗帜竖在船身的四个方位，舱内堆满金纸元宝。年关将近，一串红灯笼沿着桅杆，像是爬上了云。做完请神仪式，村长在船前点燃火盆，有家人在外出海的，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等着祈祷上香。
一琳站进人潮里，不知怎的就排到队伍最前面，穿着红色绸衣的阿姨把香放在她的手心，温和地对一琳说了一句，回来啦。
这三个字，像音乐的尾音迟迟留在一琳耳旁，那么轻巧，又充满怜爱，一琳心底升腾起久违的感受。对啊，她用乡音答着，原本紧闭的双唇才松弛下来。回来之后，要去哪呢？一琳又没有目的地。她只得替阿勇许了一个愿望，希望他在海上平安。
男人们穿着红黄两色，嘿的一声将王船抬起，于村子绕行。巷道开始拥挤，响起男人的唱和与敲锣的声音，原本苍老的土屋仿佛醒过来，那些剥落的窗格、闭锁的门户里，纷纷探出好奇的脑袋，彩纸飞扬，降落在潮湿的泥土地。
船行一周，回到海边，潮正要涨到最高点。落日以极快的速度下坠，夜色弥漫开来，而每个人脸上都燃着金光。男人们往船上浇煤油和白酒，黏稠的液体慢慢渗入，船被猛力一推，慢慢离岸，海洋也泛出酒意。
最热的时刻，他们点燃柴禾，高高地举向天空。领头者一声令喝，一琳的眼前焰火连成一片，纷纷的火棍被扔到船上，火舌顺风而起，卷过雕花、金纸、人偶，很快烧到了灯笼顶端，将整座船包裹，好似金鸟掠过，成为海上最辉煌的一点。
他们同时感受着喜悦和灼热，被火光燃成红色的天空砰地炸开许多种白色紫色绿色金色的烟花，于烟雾中变化形状。不断模糊的边缘让她晕眩，一琳往后退了一步，她感觉自己正一点点被燃烧，变成气雾，不断地壮大，融入这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