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春台》：没有命运的人
《登春台》的开篇令人无法不想到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前者以物理学的解释方式尽可能简洁地讲述着宇宙里的时间秩序之不可测——“轻微眩晕或迷醉”，后者的开篇则以艰涩的气象术语来对当日的天气进行一番阐述；随后，二者又都落在一个相对精确的时间点上，“那是 2019 年的 10 月 8 日，农历九月初十”，“1913年8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前后相距百余年。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一位游离于现实内外、思索不休的“乌尔里希”分裂成为四个或更多的形象，这样说也不太确切，毕竟这两部小说在内核与精神气质上没那么一脉相承。罗伯特·穆齐尔以思想推动叙事，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国家，一点点为之赋形，我们逐渐发现它的骨骼与血肉相当熟悉，比如其话语与权力结构，以及小说里那些人物的所知与所感，“他们谈论感动心灵的东西，这心灵使脚掌和头发根之间的肉身显得高贵，并使杂乱的文明印象变成和谐的精神振荡”，类似的想象与感受在今天仍然成立，且依旧难以勘破。《登春台》有所不同，更好读，也更切近，存着现实的温度与湿度。如果说《没有个性的人》是以虚入实，种种思辨在悬置起来的“平行行动”里激烈交锋，《登春台》恰好相反，近于以实绘虚，在确凿的时段、地域、背景、行动路线上，捡拾出来一座现实以外的精神之墟：前面的“虚”为虚构、虚拟之意，后面的“虚”似乎可用书中所引黑格尔的比喻进一步描述，“无限性泛起了泡沫，溢出了精神国王的餐杯”，那些浮开的泡沫所包裹着的，试图占据着的，或许更接近于《登春台》中的“虚”之图景——有轻微的重量，相对明确的空间界限，且流动性强，易被压缩，也易消散。
某种程度上，这种“虚”可作为对当下世界的一次注疏。《登春台》故事发生的时间离我们既近又远，近到几乎可以等同于此刻，远的原因是，我们距离五年前的时光，的确还留有一道难以抚平的天然沟堑。《登春台》里有四位主人公，一女三男，依序登场，最终构成的不是线段或者图形，而是一个无尽的平面，向四周展开。也即，我们可以寻到一个完美的切入角度，与之纷纷相遇。至少在某一时刻的北京，无论背景与身世，我们可以感到“同时代”的几位主人公身上共通的那一部分，即都拥有同一类型的晚期市民社会的自我意识——抛却了时间感和历史感，自我独行于世，不为宇宙间的粒子振荡所左右，而是成为粒子本身，坚固，难以分解，不停自旋。即便他们的关系错综勾连，即使我们可以一而再地探讨命运之中的偶然与必然，但仍有令读者与上帝同感虚弱、困顿、无力，乃至悲恸的一瞬，比如在起烟的湖畔、柳莺的阵阵歌声里，沈辛夷决意不再闪避桑钦的入侵；再如窦宝庆的父亲，对一切早已了然，而他即将送走儿子时，“父亲在花楸树下的石堆旁叫住了你”，万语千言，最后只唤出一句引发不适的乳名；也如在全书的结尾，沈辛夷与母亲在树下道别，渐隔渐远，这也是二人一生里距离最近的一次。一种可能的理解和谅解，或是更为深切的误解，均在此时发生。
或许可以先从《登春台》的结构特征寻得一点“虚”之踪迹，在阅读时，我不断地想到音乐里用来描述形态的“织体”（texture）这一概念，即乐音运动所形成的纵横关系。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个章节分别以第三、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讲述，人称变化即声部的高低转变，不是为了凸显自身的生命韵律，而是共同完成了一次四重奏。多件乐器相互交叠、对话，每一次的插入、空白与错位，似乎都在夺取一种未完成的、近乎永恒的“姿势”（gesto），这使得语言、修辞、情节、人物等要素在“意愿”与“目的”之间被解放了出来。
其中，沈辛夷与周振遐章节构成了强烈的对位关系：沈辛夷一章属于听觉，自我的声音与嘈杂混沌的噪声，或者说，讲的是一个声音要如何在诸多受难、被迫的噪声之间逃离——“这些人为的、嘈杂的、无孔不入而又不能被无视的声音，成了她每天必须面对的炼狱。她终于开始明白，其实她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中，而是被抛到了一个无形的、陌生的、由各种声音组织成的嘈杂空间里” 。沈辛夷半生被内部与外部的这些噪声所围困，包括但不限于春游时被性骚扰、半梦半醒间听到母亲偷情、家中营生遭遇拆迁等，似乎只有桑钦，这位从天而降的、有着梭罗式“寂静的绝望”之人，其自缢为沈辛夷提供了那么一枚小小的休止符。之后声音又在持续，那是属于陈克明的叙述独奏，他的妻子静熹与上一章里沈辛夷的母亲贾连芳也有契合，她们所背负的总比表现出来的多一些，静熹的暴躁、清醒、果决以及悄无声息的退场方式，连同贾连芳的不幸、漂泊、疲惫以及声嘶力竭的进击，共同将四位主角所结成的平面向着不同的方向拉抻，重构小说的空间纹路。
最后一章里，晚年的周振遐对于侍弄花草有着惊人的热情与专注，看似不被外界的任何杂声所侵扰，任世事变迁，只在聆听生长与绽放之音，其栽种、修剪、灭虫与研究像是在对“物”进行重新的辨认与命名，也是对最初那场梦的一次抵抗，“少年梦见了既来将往、旋生旋灭的一个个晨昏朝夕，梦见了云飞、花开、犬吠、人跑，也梦见了自己日后的命运”。周振遐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回返与师兄蒋承泽同乘的那艘客轮上，彼时，他们一边注视着远处被夕阳染红的渔村，一边讨论，“世界上那些看似没有什么瓜葛的事物，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这些关联在周振遐后来的生命里被逐一揭晓，得到验证的部分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显形，也如蒋承泽所引赠言的作者卢克莱修《物性论》里的一句：“也不要以为我们所看见的/这里那里飘荡在物的表面上/忽而诞生，忽而立刻消灭的东西/能够安然深深地常住在世界的永恒的始基里面。”除去表面的感知，总有另一种诡秘的连接深藏于事物与事物的核心之间。与周振遐、沈辛夷二人遥相对应的，是这一章里的蒋承泽与第一章里的桑钦，作为主人公的友人和情人，均在叙述的中途完成了由生到死的历程，没有灰飞烟灭，而是化作幽灵，投身为一道影子，去而复返，无限次探访，凝视着剩余的生者，使其迟缓，使其震颤。
无论从写作技术，还是从乐曲进程上来说，窦宝庆身处的第三章也许最具难度，这个进度位置等于逼迫作者必须发动一次总攻。章节以第二人称展开叙述，情绪不易代入，也是在这一部分，整部小说的情节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窦宝庆作为一位可悲又可怜的复仇者，杀死对方的那一刻也即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瞬间，事发多年之后，他被逮捕，押送归途，在风景之间，慨叹于那些不曾真正拥有过的生活，为想象之中的热烈而落泪。窦宝庆望着那些劳作的人群，“他们的身影就像一个个黑色的、缓缓移动的图点”。的确，图点无始无终，即便发生位移，也留不下任何的痕迹，但图点也是原点，是基准的要素，也是全部的集合，如书中所述，“你既是在这世上苦熬并艰辛过活的一个人，也是所有的人”。
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人，反复测量命运之时，是否也能察觉得到其流逝的根本动力与形态？在《没有个性的人》里，主人公乌尔里希说过：“人们今天还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正在受到集体的和最终可以用统计方法把握住的事件的取代。”而这一预言，在《登春台》里转变为现实，周振遐在退休之前，每次进入公司时，总会抬头朝墙上的电子屏幕凝神观望，“幕墙上是一幅电子中国地图……每一个纯蓝的光点，都标示出一辆正在路上行进的重型运输卡车……通常在短短一支烟的工夫，系统就已实时监控到重型卡车运输途中出现的3700项高风险事件，并优先干预了其中的1600项。这些有可能导致险情的事件包括：司机因疲劳驾驶，出现三秒钟以上的闭眼个案480余例，违规打电话者超过530人……连接起了全国各地的280万辆卡车、43000个运输车队，以及2400个矿区、港口和工业园区……日均上传平台数据超过9.6TB……在这个电子幕墙的上方，公司Logo的右侧，有一句英文标语。它是公司创始人蒋承泽平常最爱引用的一句格言，来自科学巨人牛顿：上帝是关联的声音。”由此，“物联网”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典型象征，在今天真正变成了一种“可见之物”的存在，可触也可感，这使得小说里的人物们所组成的生活平面不断发生折叠，形成必要或者不必要的链接，并依此宰制着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这也许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链接形成的同时，也提供了捷径与解释，那么，真正的叙述也因此被消灭了；第二，这些关联越发密集、清晰、精确，命运的匮乏与不在，就越是显著。于是，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即使小说里的人物关系如此盘根错节，如在编织一张非凡的命运之网，而这张网最终所捕获的，也完全是“物”外之物，长空与虚空的涟漪，粒子之间不可测量的相互作用，欢腾、行进或是暴动。这个意义上，小说里讲的也许是，曾经拥有命运的人正在如何逐渐丧失，而那些没有命运的人，正要如何把一点点的自我争夺回来，从而获得存在。牛顿说得不错，上帝是关联的声音。那么人呢？俯首谛听的，以死相抵的，秘而不宣的，又是什么样的声音？小说呢，是命运的噪声，还是我们仅存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