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格非的长篇《登春台》是一部直面功绩社会、质询功绩主体的反思之作。一方面，它展现了功绩社会与消费主义之间的互动互构，揭示了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另一方面，它又生动演绎了功绩主体对自由主体的残酷剥削，以及这种自我剥削所带来的个体异化。从精神意蕴上看，这部小说承载了格非对于自由主体一以贯之的坚守与捍卫的姿态，也传达了他对于功绩社会驱动下，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与界线日趋模糊的理性认知、情感态度及其批判性价值立场。细究这部作品，可以发现格非创作中某些潜在的审美特质，包括反物欲的避世理想，人物的内心化叙事，简约性的张力结构，以及挽歌式的感伤主义格调等。它折射了格非对数字化时代个体生存困境的深切思考，也体现了作家对超然与诗意之人生的遥望与凭吊。

关键词 功绩主体 自由主体 不确定性 他者 避世 感伤

格非是一位极具内敛气质的作家。这种内敛，并非出于他对某种美学格调的偏好，而是源自他内心潜藏的避世哲学。他的一只眼睛虽然紧盯着滚滚红尘里的世俗欲望，但另一只眼却始终遥望超然和诗意的人生之境。或者说，他骨子里信奉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人生，却又不得不承受各种功利现实的扯拽。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里，格非始终秉持一种看似平淡舒朗的叙事，但在那些并无剧烈冲突的故事背后，却总是隐藏着形而上的灵魂与形而下的躯体所构成的各种张力。像《春尽江南》[①]里的谭端午和庞家玉，《望春风》[②]里的赵伯渝和赵礼平，《月落荒寺》[③]里的楚云与林宜生，都在种种情感或伦理的纽带之中，形成了互为他者的对抗性张力关系，并以各自的隐喻性，折射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撕扯。这种强劲的内在张力，在他的长篇新作《登春台》[④]中，再一次获得了更为集中的表达，并呈现出淡淡的感伤主义基调，也袒露了创作主体“我于窗中窥伤鹤”式的人生喟叹。

一 “功绩主体”的涌现

一切都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转折时代，也是生机勃勃却又躁动不已、高歌猛进却又欲望四溢的芜杂时代。它多少有些像韩炳哲所说的那样，社会形态从整体上开始由“规训社会”步入“功绩社会”，并迅速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掌控；社会集体无意识也逐渐由“应当”转向“能够”，因为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高效，可以更好更快地提升社会的生产水平，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人们也不再是一种驯化的主体，而是成为自身的雇主。“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⑤]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是一种社会屈从性的主体，而是一种追求自我绩效最大化的主体。《登春台》的故事背景就是开始于这个时代。它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四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史，当然也呈现了人们与物欲现实的抗争史。无论是沈辛夷的坎坷成长，陈克明的曲折奋斗，还是窦宝庆的悲剧人生，周振遐的随遇而安，都隐含了自由个体与功绩社会之间的艰难抗争。因为从本性上看，这四个人物都没有多少野心，更没有多少物质上的贪欲，严格地说，他们都没有真正地成为功绩社会的主体。即使是出生于甘肃偏远之地的贫穷家庭，窦宝庆来到京城之后，也从未渴望出人头地，而是处处随遇而安，只不过偶尔会受到一些本能欲望的诱惑而已。

但是，功绩社会的现实环境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合适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庭以及周边的朋友所构成的功利现实，乃至整个功绩社会的内在秩序，都驱使他们一步步寻求自我在世俗层面的最大价值，并迫使他们不得不扮演功绩主体。因为“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剥削者同时是被剥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⑥]根据韩炳哲的这一观点，功绩主体的主要表现，就是自我不断提升个人的绩效目标，然后在自由的感觉中自己剥削自己，使自我扮演了施虐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带有某种特殊的暴力拓扑学意味。在《登春台》里，沈辛夷的母亲贾连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功绩主体。当村里的年轻人“如同被鸟铳惊飞的麻雀，一夜之间一哄而散”，奔赴各地打工之后，贾连芳则从社会的躁动中知云望雨，开始每夜瞪着帐顶长吁短叹。她需要致富，需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功绩主体”。于是，她带着老实本分的丈夫沈文鸿为贾金强制作木条箱，继而又在小镇上开设窗帘店，不久又远赴武汉、南宁等地开店，留下女儿和母亲在家乡生活。她有一种永不言败的激情，以近乎疯狂的姿态，不断压榨自己。在外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她又回到家乡与他人合伙开设农庄。她的人生信条就是“生活就是拼命”，为此不停地奔波在“功绩人生”的大道上，雄心勃勃，百折不挠，至死无悔。女儿沈辛夷因春游遭遇猥亵，儿子沈新桐四处惹祸，丈夫沈文鸿英年早逝，这一连串的家庭波折，都没有打消她追求自我功绩的热情，直到自己已病入膏肓，她依然打算筹钱来接手一家养老院。“绩效主体不屈从于任何人。它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屈服顺从的主体。它积极扩张自己，解放自己，成为一个投射物(Projekt)。这种从主体向投射物的转变其实并没有导致暴力的消失。取代外部强迫的，是自诩为自由意志的自我强迫。……自从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剥削就远比受人剥削更有效果，功能更为强大，因为，与自我剥削相伴的是感觉自己是自由的。绩效主体对自己进行剥削，直到彻底把自己累死(Burnout)。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自残，且往往激化为自杀暴力。投射物到头来成了一颗子弹 (Projektil)，绩效主体射向自身的子弹。”[⑦]贾连芳的一生，不仅践行了残酷的、近乎暴力性的自我剥削，贯穿了某种自虐和自残的行为，而且伤及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沈辛夷。沈辛夷之所以辞去公职，转而投奔京城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渴望远离母亲的这种剥削。同样，周振遐的挚友蒋承泽也是一个典型的功绩主体。他一生都在不停地折腾，直到出狱之后的花甲之年，依然要拉上周振遐成立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窦宝庆的父亲虽无能力进行自我的压榨，但他也毫不含糊地给唯一的儿子定下了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在家乡盖一座像样的房子。陈克明的周边朋友，也同样是一些永不满足的功绩主体。

功绩主体的大规模涌现，一方面是消费时代驱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性膨胀的使然。消费社会刺激了个体欲望的扩张，个体欲望又反过来驱动了消费主义的增长，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构的关系。在《登春台》的开篇，周振遐便看到，“数不清的员工大巴一辆接着一辆，从城市的各处汇集到这里，吐出一批又一批上班的人流，将马路的丁字路口塞得满满的。这些人大多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手机信息，也有人大口吞食着刚刚在路边摊买来的煎饼果子，行色匆匆地绕过旗杆下的喷水池，朝着软件园东大门的方向疾速移动。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那些骑着黄色、青柠色共享单车的年轻人，焦躁地打着响铃，而像潮水一样漫上路面的人流对此却听而不闻”[⑧]。即使是在遥远而偏僻的苕溪山村，生活同样也变得欲望横生，甚至功绩至上，“对于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寂静山村里的乡民来说，生活的目的，早已不再是待在自己的家中且感到自在和舒适，而是猜测并想方设法去满足‘他人’的莫名欲望。而当所谓的‘成就感’，成了‘别人’瞳孔中偶然映出的虚幻闪光时，生存本身就像是自愿接受的无期徒刑了”[⑨]。这些叙述，既是人物内心的感受，也是作者的深切体察。它似乎印证了齐格蒙特·鲍曼的话：“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则是社会的特征。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⑩]鲍曼所说的这种个体无法摆脱的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韩炳哲所定义的功绩社会。所以无论是颇有学识和眼界的蒋承泽，还是毫无见识和社会经验的贾连芳，都无法抵抗这种特殊的“瘾”。

但格非对这种社会整体的“瘾”无疑是十分警惕的，甚至是相当拒斥的。在《春尽江南》中，格非就让谭端午以不合时宜的姿态，游离于喧嚣的社会之外，在功绩社会的边缘自我放逐，仿佛本雅明所说的社会“游荡者”。而妻子庞家玉则以近乎疯狂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压榨，成为极其典型的功绩主体。她雄心勃勃，争强好胜，拼命追赶时代潮流，仿佛摸到了功绩社会跳动的隐秘脉搏，一路狂奔在所谓的人生成功之途中。她购房，买车，雇保姆，将儿子转入全市最好的学校读书；当唐宁湾的房子被占后，她甚至雇用黑社会来解决问题；即使儿子已出现了明显的心理问题，她依然不择手段地强迫儿子学习。面对这个强大的功绩主体，谭端午只能退避三舍，以逃离来表达自己的对抗。《月落荒寺》中的楚云也同样如此。她饱受了功绩主体的伤害，最终只能以逃离的方式拒绝这个功绩社会。但林宜生却与《登春台》里的周振遐颇为相似，都以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方式，不断承受着功绩主体与自由主体的内在撕扯。像周振遐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今的世界，早已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加以评价了。因为两者之间，渐渐模糊了明确的边界，当他不无痛苦地认识到，蒋承泽留给他的这个人人称羡的企业，实际上已成为他难以挣脱的囚笼时，他甚至也可以这样说‘好’就是‘坏’,‘越好’也就意味着‘越坏’”[11]。功绩主体的“越好”，往往意味着自由主体的“越坏”，它们聚合在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形成各种难以调和的张力场。周振遐的这种刻骨体验，无疑折射了格非对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内在反思——毕竟，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面对高速运转的消费社会，周振遐、沈辛夷、姚芩等人虽有无数清醒的认知，但终究摆脱不了用世俗的成功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窠臼。

二 “自我”与“他者”之辩

如果说“日日万事丛生”是格非探究人性和命运的通道，那么“其实本无一事”则是格非消解功绩社会的哲学立场。格非将这两句话作为《登春台》的题记，其实是想表明自己对消费社会里个体生存状态的批判性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各色人物在饱尝了红尘中的万般诱惑之后，终于悟得那只是满足虚浮而又空洞的欲望而已，所以很多人物最后都选择了遁入空门。或许，这是他们求得真实自我的最后路径。《登春台》当然还没有这等消极，但在人物追求精神自由的困境中，格非也或多或少寄托了某种隐世或避世的理想。在小说的序章里，格非就借助周振遐的内心感受写道：“说到底，人的生命，不过是在两个虚空之间出现的一次小小的火花闪动而已。第一个虚空是出生前的暗昧，第二个则是死去后的沉寂。奇怪的是，所有的人自打出生之后，就在静静地等待第二个虚空的到来——正如某位哲人说过的那样，人一出生就老到了足以死去，却很少有人认识到第一个虚空的存在。”[12]从虚空中来，到虚空中去，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周振遐的人生信念，就是“竭尽全力去做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被忽视的人。”[13]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你想做一个怎样的人，就可以成为怎样的人。格非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中，孜孜不倦地进行探讨的，就是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时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既是肉身的，也是心灵的；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个体肉身的感官化需求，并不总是膺服于其理性意愿，而是常常陷入各种自我内在的冲突之中。陈克明的情感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深爱妻子静熹，但又恐惧于她的敏感、霸道以及强烈的控制欲，“自从我与静憙相识之后，我一直将她视为上天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你就是问我一万遍，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正是为了让这样一种幸福能够持续下去。用过去的老话来说，相依为命、白头到老。我们之间的婚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守护幸福而制订的庞大计划。但我同时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我身上还有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躲在暗处在处心积虑地破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14]。究竟是哪些“难以驯服的力量”，让他需要通过出轨的方式来进行反抗，并由此导致静熹陷入深度抑郁、婚姻最终解体？是社会身份的变化，引发了自我欲望的扩张？还是人性使然的结果？表面上看，社会身份和人性本能，确实都是主要原因。但从本质上说，这未必是其内在缘由。因为在消费主义社会里，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已成为功绩主体不断进行自我剥削的重要内驱力，就像陈克明在听鹂馆里记住的唯一一个比喻，即黑格尔所说的“无限性泛起了泡沫，溢出了精神国王的餐杯”。无限性不断泛起各种诱人的泡沫，是源于无数不确定性的此起彼伏，而无限性不断四溢，又加剧了不确定性的频发。陈克明的经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和无限性不断泛起的结果。从一所三本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特长，只能在大波和二波的手下，通过巧立名目来强征大批租户的各种费用；结婚之后，意外接到小学同学刘昆吾的邀请，被安排到京郊的马坡管理刘昆吾的贴牌服装厂。服装厂被有着严重道德洁癖的妻子静熹搅黄之后，他又趁着北京奥运会之前大兴土木的机会，在运渣土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不久，又通过唐纪礼的介绍，承包了一幢24层大楼的装修，结果被岳父在施工中偷工减料，弄得巨亏270万，不得不卖房抵债。随后几年，陈克明只好买了辆伊兰特加入京城出租车大军，结果意外遇到了周振遐，并入职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对于个体命运的左右，其中固然也蕴藏着人物的个性气质等必然性因素，但这些因素都不是主导性的。也就是说，现实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生存之无限性，总是不断溢出个体在经验意义的“餐杯”，形成个体命运的跌荡起伏。它源于社会变化的速度，并让每个人都变得难以把握自己。

周振遐的命运也同样如此。由于出生于苏北平原的他，少年时期就过寄给了当地和尚，而后又因为母亲即将改嫁，被送给天津大伯作为养子，伯父伯母成了他的新任爸妈，但他也由此获得了城市生活，以及更好的成长环境，并顺利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他又意外结识了能言善辩且思想活跃的师兄蒋承泽，两人遂成为终身挚友。毕业后，周振遐回到天津，在一家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娶了普通女工夏鹃，过着庸常的市井生活。但日常的市井生活并不意味着平静悠闲。一味追求清净孤独的周振遐，在结婚的第二天，就不近人情地提出与妻子分床而睡，理由是他忍受不了妻子熟睡后的憋气与轻微磨牙。当妻子将娘家那些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带入这个家庭时，周振遐更加烦躁不安，如临大敌。这种“社恐症”所延伸出来的冷漠，使那些热情造访的亲戚们颇受伤害，最终也导致了他的婚姻解体。他的天性里就有着避世的意愿，但是现实却不断地将他带入喧嚣社会的中心。当年过花甲之年的蒋承泽决定东山再起，在北京创建神州公司时，渴望逃离原来生活的周振遐毫无顾虑地加盟其中，结果公司的快速发展和蒋承泽的离世，再度将他置身功绩社会的核心地带。所幸的是，他找到了陈克明等人接班，成功地让自己金蝉脱壳。从世俗的层面上说，周振遐似乎享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红利，使他成为功绩社会里一个显赫的存在；然而对于有着强烈避世意愿的他来说，这恰恰是对他作为自由主体的巨大伤害，是现实生存的无限性溢出了他的“餐杯”。

如果我们再看看沈辛夷和窦宝庆的命运，也大抵如此。他们或成长于江南，或生活于塞北，虽然地域环境和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内心都负载了种种屈辱性的记忆。各种阴错阳差，或说机缘巧合，让他们走进了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并在这家高科技物联网公司的奇迹般发展中，饱尝了现代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无限性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说，它是缠绕在格非内心深处的一种生存纠结，也是他笔下人物不断对抗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春尽江南》《望春风》，还是《月落荒寺》《登春台》，只要梳理一下其中的主要人物命运，他们几乎都饱受了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伤害。《春尽江南》里的李秀蓉变成了庞家玉之后，几乎踏上了由各种无限性组成的高速列车，直到身患绝症之后，她才明白遁世才是生命里最完美的结局。而谭端午虽然一生都在努力恪守自由的主体，但同样被各种不确定性敲打得千疮百孔。《望春风》里的赵伯渝，从少年时代就没有成功地把握过自己，最后只能和春琴重返早已成为废墟的故乡，过着隐居的生活。《月落荒寺》的林宜生，名声显赫，名䘵全收，经历了破败的婚姻之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淡泊超然的楚云相伴生活，但最后他依然是两手空空，无所归依。当然，我们可以用“现代性就是不确定性”来评判这种生存现实，但是，对于格非这样具有恒定的人生意趣与超然生命理想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有点灾难性的。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和无限性，构成了一个个无法正视又无法逃离的他者，一种与影随身的鬼魅般的共生形态。

每个人的命运里都存在着他者，就像每个人的心魂里都存在着他者一样。他者既是自我丰富与完善的对抗性存在，也是自我主体得以确立的重要参照。没有他者的存在，人们便无法确立真正的自我。在《我们自己的陌生人》中，克里斯蒂娃甚至认为，他者不是外在的人或物，而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当一个社会将某一个群体定义为他者而进行排斥时，它想要拒绝和排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身内部的一部分，即那些它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能量和冲动。[15]细究格非对这些不确定性和无限性的迷恋性叙述，可以看到，作家已明确地意识到，现代人所面临的自由主体和功绩主体的撕扯，其实就是自我与他者的撕扯，而且这种撕扯已不再是那种明确的二元对立式的冲突，而是彼此纠缠在一起的、隐形的排斥性力量。也就是说，他者的存在形式是混沌不明的，他者的对抗方式是不确定性，他者的排斥性力量也是无法判断的。你只能明确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却难以和它进行具象化的碰撞。就像沈辛夷所感受到的那样，它们仿佛“来自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社会网络系统。你非要给这个无形的网络一个恰当的名称，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他人’。而‘他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追问到底所获得的答案，也许只能是‘查无此人’。很多时候，它仅仅意味着某种情绪、幻想或意愿的不安悸动，风一刮，也就没了踪影”[16]。周振遐也有类似的感受：“每个人的心里，都挂着一块幕帘。幕帘把一些东西挡住了。但人其实很清楚，幕帘后面有什么。没有任何人，在看着这块幕帘时不苦恼，不焦虑。过去的事让人揪心，没来的事令人畏惧，想象中未必发生的事，也让人惶恐，担惊受怕。”[17]每个人都明白，总有一些坚硬的他者在时刻等待着质疑、反抗或解构自己，但每个人都无法看清这些他者的具体面目，所以只能在心中挂一块“幕帘”，暂时避开他者审视的眼光，可是心里却永远也无法避开这种对抗性的存在。

从辩证发展观来看，任何社会或个人，当然都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它们会给人们内心带来某种不安、焦虑和危机感，因此人们往往会区分自己想要保留和尊重的部分，和想要排斥和压制的部分，这后一部分就构成了他者。当陈克明面对妻子静熹时，他既爱又惧，既喜又忧，因为静熹的道德洁癖、掌控欲及其反抗性格，恰恰构成了陈克明内心深处的他者。所以他的母亲就认为，“脾气大有脾气大的好处。首先一点，有这么个媳妇当家，别人不敢随便欺负咱们。再有呢，如今这个世界，声色犬马，乱七八糟，你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我老怕你在外面闯祸，你爹也成天担心你不走正道。现在好了，能有一个厉害点的媳妇管着你，说不好听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归了天，心里也踏实啊……”[18]。母亲从夫妻性格互补角度，试图消除陈克明内心的纠结，但她无法理解静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对于陈克明追求自由主体所造成的巨大恐惧。周振遐也同样发现，他与蒋承泽虽是互相依赖甚至是相互成就的挚友，但在本质上又是互为他者的存在。一个追求宁静安逸的避世生活，对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热情，而另一个则倾心拥抱各种不确定性的现实，“蒋承泽在三十年前曾经展望过的信息、控制与系统性远景，在今天已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生活正在日益蜕变为映入他人瞳孔的一缕缥缈之光，而通过技术、大数据、算法、监测，将世界上的人和物瞬时关联在一起的那个幽灵，更是无处不在”[19]。这种互为他者的结果，就是周振遐不仅深陷不确定性的现实之中，甚至还成为不确定性现实之核心“幽灵”（即物联网）的掌控者。这无疑都是他者的身份和边界日趋模糊所造成的结果。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由于他者提供的边界感的消失，人们不仅在感觉、认知、体验和经历等维度上丧失了价值判断的能力,也丧失了在自我主体上更清晰的认知能力，从本质上使自身沦为相对性的存在，人由此也不得不面临自我的异化。反观陈克明和周振遐，其内心多少都有这种异化带来的无奈和伤痛。

但他者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同样能带来差异性和丰富性，使自我更清楚地理解世界的丰富和多元，也更鲜活地感受生活的缤纷与妖娆，并最终强化人们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在《登春台》中，无论是沈辛夷、陈克明，还是窦宝庆、周振遐，当他们不断被推入时代的裂变之中，甚至难以面对一个个坚硬的他者时，他们虽不至于迷失自我，但也在无法掌控自我的过程中，更清晰地理解了功绩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价值立场的相对性。对此，周振遐有一段颇为清醒的感受：

在过去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赤裸裸的、让人难以承受的“坏”，也存在着不容辩驳、完满如期待的“好”。而在今天，我们既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坏”，也谈不上什么确凿无疑的“好”。如果你非要说一件事情“好”，那也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在过去，如同时序周而复始的变化一样，世界的大钟摆，通过兴盛和衰败的治乱循环，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和节奏，到了今天，这种循环让位给了共时性的简单叠加，“好”也悄悄地让位给了“多”。旧的尚未逝去，就来了个新的。一件事被宣布完结，仅仅是为了让另一件事发生。然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你却很难在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的轮替中，提取出哪怕是最微小的差异性。[20]

这段话既从生存的层面上指出了他者的特殊性，也道出了功绩社会的复杂现实。当他者变得身份暧昧之后，好与坏之间的边界也就变得模糊不清，而且这种模糊的边界还在不断地此消彼涨，变化多端，使人们无法从静态的角度给出一种判断，更无法借此来理解或把握世界。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这使得“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21] 可以说，《登春台》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展示这个不确定性和无限性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失重状态，使人们既难以准确把握他者的排斥性存在，又难以寻求并恪守真实的自我。避世，或者说遁世，似乎成为作家唯一的选择。

三 “自由主体”的感伤

我于窗中窥伤鹤，恰如仰头见春台。《登春台》通过看似辩证的思维，揭示了快速变化的现实所催生的各种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的迷惘和困顿，也传达了格非对于隐世理想的乌托邦式缅怀。可以肯定的是，当市场经济主导现代社会的发展时，消费主义便会将所有东西纳入非主体性的范畴，人的反抗也不再具有明确的具象化目标，而是更多地陷入精神内部的自我搏弈。“消费主义把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而非需求的满足——关联起来。这个增长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22]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社会，是将人引向自我的想象性满足，是欲望想象的无限性，而非现实需求的无限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格非再一次为自己的乌托邦式避世意愿演奏了一曲挽歌。

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抗争所带来的无奈和忧伤，使格非小说在深陷虚无之境的同时，还在审美情感上呈现出沉郁的感伤主义格调。在他近期的长篇小说中，常常离不开各种寺庵，离不开烟雨江南，离不开春色、春风或古典音乐。这些特殊的意象，显得清幽，疏淡，自足，有时甚至还有那么点虚无，既是人物的精神原乡，也是格非避世理想的喻体，并成为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感伤意绪的庇护所。可以说，格非小说中所有世俗的功名利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强大的他者，是主人公定义和建构自我的一种对象性存在，有此实然，才能展示应然。“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善之所为善，是因为有恶，好之所以为好，是因为有坏。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23]面对庞杂而无序的实然世界，既要投身其中，又要置之度外，人们才能确立应然世界的价值。这是格非的叙事哲学，当然也是他的精神信念。在《春尽江南》里，谭端午就深知，“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然的、对抗性的他者，个体的自由便成为无意义的存在。为此，他既置身于现实欲望的风暴之中，又游离于现实欲望的风暴之外。仿佛一个社会边缘的游荡者，他供职于江南小城的地方志办公室，与世无争、人畜无害地活着，以不断往返和抽离的方式，努力保持有限的自由。遗憾的是，由消费主义所激发的欲望现实，最终将他的内心自由击打得千疮百孔，并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被他奉为内心应然世界的庇护所，包括曾经有着桃花源式幽静闲适的花家舍。

如果说《春尽江南》是一曲有关生命的哀歌，那么《望春风》则是一曲关于宁静家园的挽歌。曾经满村的桃杏、遍地的红柳和菖蒲、成群结队的江鸥和白鹭的世外桃源般的儒里赵村，即使是在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历史运动中，依然保持着深厚的传统伦理和纯朴的人性情感，但它却无法对抗市场经济的全方位进攻。在这个强硬的他者面前，儒里赵村就显得不堪一击，各种道义伦理几乎崩塌殆尽，出轨、吸毒、虐待等现象随处可见，村庄最终在市场化进程中变成了一片废墟。“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24]只有赵伯渝和春琴最后留在便通庵，见证着这份苍凉。然而，这份苍凉，未必只是表达了格非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依恋，以及他对现代消费社会的质询，应该还有作家对于世外桃源般宁静、质朴而淡泊的遁世哲学觅而不得的凄惶。

《月落荒寺》也同样贯穿着这种感伤和凄惶。身为知名的大学教授，林宜生一方面享受着世俗的名与利，另一方面又饱受世俗生存的蹂躏，包括妻子的出走，儿子的叛逆。在林宜生的内心深处，与音乐相伴的遁世理想，依然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而楚云作为一种情感的隐喻，恰恰成为这种遁世哲学的具象化表征，有时可触可感，有时又遥不可及。楚云的最终离开，就像小说最后那场华丽的音乐会，昙花一现，遂成挽歌。

回到《登春台》，这种感伤的情绪依然如影随行。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看似都很成功，甚至非常光鲜，然而却无法拥有他们内心的幸福与宁静。沈辛夷自幼便成为留守儿童，甚至遭遇猥亵，初恋的对象桑钦曾明确地告诉她，他就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而非局中人，“无聊是你在生活中唯一能找到的东西。就算你能一时摆脱无聊，最后还得让它在身后追上，何苦呢？”[25]年轻的沈辛夷当然不理解这种无聊背后的倦怠与空虚，以至于桑钦自杀之后，她才似有所悟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寂静的绝望”。她辞去中学教职，远赴北京加入神州公司，以期摆脱家庭的负重，但这种内心的负重却没有丝毫的减轻。

陈克明拥有旺盛的精力和练达的人情，他一步步走上了神州公司的顶层，看似左右逢源，踌躇满志，但是，当他与梅宝莲缱绻之后，内心依然无法舍弃前妻：“如果我们为静熹剧烈的情绪变化画一张坐标图的话，它的波动曲线，与我那不可救药的放纵行为的节律，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我悲哀地意识到，夫妻间因多年的磨合而形成的默契或心心相印，到如今终于成了需要摆脱的负担。”[26]陈克明的悲哀在于，他意识到了失去静熹，就意味着他将失去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同时也是一个能够让他重返内心真实世界的心灵导师。郑元春呢，一个光鲜的女人，面对丈夫的背叛只能装聋作哑，她只能放纵自我。“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女人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一点兴趣，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临了，她还是要在睡觉前服下各种安眠药和抗抑郁的小药丸，来帮自己稳定心神；还是会在深更半夜时克制不住自己，给你发来一连串刻毒的抱怨。她向你抱怨丈夫的不忠，女儿的逆反，邻居的脑残，朋友的虚情假意，父母的歇斯底里，未来的不确定。”[27]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她陷入无法自控的、绝望的深渊。如果我们再看看窦宝庆的复仇人生，大抵也是这种绝望式的自我埋葬。即使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蒋承泽，在临终之前也终于明白，“财富积累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躯体溃败的速度，赶不上细菌繁殖的速度，赶不上死亡在身后追赶的速度。”[28]

这就是不确定性或无限性带来的生活。它无法让每个个体置身事外，只能在无穷的变化中东奔西突，最终却常常是无望而归。即使是周振遐这类拒绝喧嚣的人，坚定地走在一条与时代发展看似相反的道路上，但是，“在一片空旷的荒野中，他注定了只能与自己相遇。”[29]在乌托邦的幻影里，格非让周振遐和姚芩退到了社会的边缘，回到自家小院里，每日精心侍弄月季，从域外品种到本土种类，似乎获得了彻底的精神满足。这种满足，就像《望春风》里独守废墟里的赵伯渝和春琴，虽有世外桃源般的安逸，但终究让人生疑。不错，赵伯渝和春琴的生活是一首田园诗，但这首田园诗却失去了任何可持续性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必将再次卷入世俗的红尘，为生存而奔波。周振遐与姚芩似乎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只要神州公司不倒，他们的生活模式便可以维持，但从一个又一个神话般崛起与破灭的商业巨头的现实境况来看，不确性可能要远远大于周振遐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诗意般预设。

这种感伤主义的格调，其实还源于《登春台》的叙述方式。从叙事策略上看，除了序章和附记，格非选择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四个主要人物作为故事的四个主体部分，并通过人物自述的方式，完成整个小说的叙事。第一章是沈辛夷向姚芩述说自己的曲折身世；第二章由陈克明向沈辛夷述说自己的人生经历；第三章则通过《北方法制报》记者小罗的采访，采用第二人称向陈克明复述了窦宝庆的人生遭遇；最后一章看似选择了全知视角，但主体叙事依然是周振遐的自我复述，重点讲述周振遐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至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通过特定的复述者进行旁观式呈现。应该说，这是一种符合格非个人风格、相对简约的叙事方式，可以有效地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必对繁芜驳杂的社会现实进行大规模的画卷式呈现。《登春台》的核心意图，不是多方位地展示功绩社会对于个体自由的全面碾压，而是立足于不同个体的生存意愿及其内心的困绕，揭示个体生命对于功绩社会爱恨交织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像周振遐、陈克明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物，还是像沈辛夷、窦宝庆等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他们的困境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必须承受功绩社会所带来的强大的胁迫性力量。正因如此，这些人物的自我复述，不是自我炫耀或夸夸其谈，而是对积淀已久的内心块垒的一次次自我拆卸，无奈或无助之中，充满了各种感伤的意绪。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任何人物的自我复述都是记忆性的，都体现了复述者对于自身记忆的重构，因为人类的记忆是一个复杂而诡异的存在，它总是基于人对自我命运的认知来对往事进行选择性的表达。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复述他的人生经历，与一个悲观失意的人复述他的生活往事，不仅对记忆的选择各不相同，而且叙述的情感和语调也各不相同。别有意味的是，《登春台》里的人物在复述自我的人生经历时，总是充满了某种感伤而又无奈的情绪，在展示人物对自身命运认知的同时，突出了不同人物内心生活中难以释怀的人与事，尤其是人物对自我处境与内心理想之间差距的倾向性思考。像沈辛夷的述说中，只有柔弱、温顺而又庸碌的父亲，才是她内心最柔软的依靠；陈克明的讲述中，永远也摆脱不了前妻静熹给他带来的爱与忧伤；窦宝庆的讲述，无法脱掉乡野的质朴、坦诚、鲁莽和愚顿；而周振遐的回忆与怀想，则交织着更为复杂的矛盾与纠结，隐含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箴言，但同时也指向了这个不确定性被无限扩张的时代，“除了一刻不停的永续变化之外，世界本身没有了任何可以理解的静态特征。它实际上处在一种失重状态，给人带来犹如电梯急速下坠般的眩晕感”[30]。所以，从人物复述的角度来看，《登春台》遵循的是一种人物内心化的叙事，以展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群，对于功绩社会的焦虑和无奈，以及内心深处的迷惘与倦怠。尤其是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且蒸蒸日上的联合科技公司，作为一家直面数字化生存的高科技物联网公司，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生动、最鲜活的隐喻。一群迷恋于无用之物、迷恋于稳定性世界的人物，最终却成为虚拟化世界和不确性现实的积极推手，这种绝妙的反讽，同样也是一曲凄迷的挽歌。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 邮编311121】

[①]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用皆据此版本。

[②] 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下文引用皆据此版本。

[③] 格非：《月落荒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下文引用皆据此版本。

[④]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下文引用皆据此版本。

[⑤]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⑥]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⑦] [德]韩炳哲：《暴力拓扑学》，安尼、马琰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⑧]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页。

[⑨]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0页。

[⑩] [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02页。

[11]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10-311页。

[12]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6页。

[13]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50页。

[14]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172页。

[15] 转引自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16]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0页。

[17]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44-245页。

[18]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127页。

[19]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10页。

[20]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11页。

[21] [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79页。

[22] [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03页。

[23]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24] 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27页。

[25]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93页。

[26]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173页。

[27]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38页。

[28]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274页。

[29]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11页。

[30]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