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昱宁，作家、翻译家，译文社副总编辑。译著近三百万字，包括《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螺丝在拧紧》等，获春风悦读盛典金翻译家奖。著有随笔评论集《一个人的城堡》《假作真时》《小说的细节》等。二〇一五年开始虚构写作，二〇一八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八部半》，获《晶报·深港书评》年度虚构类十大好书荣誉、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二〇二三年第二部小说集《体面人生》出版。

手可摘星辰（节选）

黄昱宁

一

易江南的脸越来越具体。

起初只是晃过脸的局部。机场免税店，坐满了三十九个人的旅行大巴，奥斯陆海鲜餐馆贝壳灯罩底下的那一圈橙黄的光晕，都隐约叠着这张脸。颧骨的轮廓，眉眼的间距，嘴唇的弧度，这里一截那里一片，潦草地堆积在李苏的视网膜上，并没有进入大脑皮层。

直到整个旅行团排着队在国立美术馆里轮流跟《尖叫》合影，直到易江南用力托住两边脸颊把嘴挤成一个夸张的椭圆，李苏才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张脸。完整的脸。记忆的黑影压过来，突兀而坚决，如同十二月里下午三点的奥斯陆，白天与黑夜在瞬间更迭。李苏下意识地想推开这张脸，可她还是绕到导游跟前，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松软一点。

“这位是易大夫吧？”

“你们认识？”导游在手机上搜索了一通，还是只能模棱两可，“是有位姓易的——是医生？抱歉，这个团有点大。”

就像所有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一样，《尖叫》看起来充满失真感——周围簇拥的人越多，你越是会疑心昨天深夜，对，恰巧是昨夜，一场完美的计划刚刚得逞，一件连你都能感觉出某种异样的赝品挂在墙上，接受各种颜色的眼睛的凝视、各种型号的闪光灯的腐蚀。至于真品，应该躺在某个恒温恒湿的保险柜里，等着几年以后在拍卖行里震惊四座，那里有长得像舒淇的戴着蕾丝手套的女人不紧不慢地举牌。

当然是心理作用，李苏想，不过此时此刻她需要这个可笑的念头来分散一下注意力。是的，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帮忙掩饰的同谋。藏青色墙面上那道浅浅的、意味深长的划痕，楼下餐厅里奶味过重的咖啡香，以及不远处那位冲着旅行团鄙夷地皱起眉头、手里却一刻不停地在画板上临摹的学生，全都在静默的空气里交换着无声的秘密。

就连那位瘦瘦长长的、仿佛从蒙克的哪幅真品上走下来的华人导游都像是跟他们串通好的。他毫无理由地放慢参观美术馆的节奏，一张嘴就是车轱辘话。

“各位朋友打起精神来，卢浮宫还有三件宝，咱这里严格说就这么一件。对，就一件。咱不拍白不拍啊是不是？还得往好里拍，不留遗憾。多按两张，总有不闭眼的，是不是？回头别埋怨我没提醒过你们。”他显然不是北京人，但是努力在每一句断开的地方都让舌头打个卷。

“易大夫，这是你家公子吧？一看就有艺术气质。”

少年被推到画跟前，绷紧了全身的线条像是在逃避周围随时可能伸出的手。导游说得有点夸张，但是少年冷色调的皮肤、长得几乎在脸上打满阴影的睫毛，跟身后墙面的颜色搭在一起确实显得很有气质——鬼知道气质是什么意思，但当它存在的时候，你好像就只能用这个词。少年的体型与面孔奇特地属于两个年龄，彼此差了十年光景。

李苏的心跳漏了半拍，她下意识地收腹提气，仿佛这样就能接住往下一荡的心脏。她当然记得少年的名字叫马超。然而，如果没有刚才易江南的铺垫，李苏不可能把马超给认出来。一个男孩的青春期的变化，足以让最坚固的记忆陷入间歇性紊乱。

正好是十年，她想，肋间的刺痛从一点弥散成一片。

导游歪着脑袋挥起一只手，激动地比画着，指挥马超跟大家一样摆出尖叫的表情。少年没动，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双手依然垂在裤腿两侧。足足僵持了半分钟。米色冲锋衣的拉链头，严严实实地抵在他喉结底下。在暖气充沛、人流集中的展厅里，这个显然穿得太多的少年头上并没有渗出一滴汗。

李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马超现在的状态：热与冷，空与满，极度松弛与极度紧张，都集中在他的身体上——他自己呢，倒像是早就从这身体里飞了出去，悠闲地悬在天花板上。

旁边有几个团友也渐渐看出一点蹊跷，他们认真地打量着这张好看的、有着奇特吸引力的脸。他们试图沿着少年的视线找到他究竟在看什么，却分别望到了不同的方向。

“他就这样。你们不用管他。”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嗓音不怎么悦耳，像是闷着一口痰。他呵呵笑着伸出手，礼貌地挡开导游几乎要扑过去的前臂。

“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要尖叫，他不会装。”

还真是合家欢出境游啊，李苏在心里干涩地笑了一声。李苏不记得十年前短兵相接的时候，马超的父亲出过场。她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见过面。然而，对于眼前这个比儿子矮了半个头、显然正在心安理得地发胖的男人，李苏总觉得有几分眼熟。也许看到所有普通的男人都会觉得眼熟吧——她很快说服了自己。

在大多数家庭里，总有一位，至少有一位能融得进外面的世界——成为“芸芸众生”，成为这个世界的宽阔的背景板。显然，在马家，这个角色是父亲。

母亲的声音尖锐地摩擦着周围的空气：“马清源你没必要这么说。”

“噢，”马清源顿了三秒钟，又缓缓加了一句，“有没有必要都是你说了算。一向如此。”

“不是我，马清源，不是我说了算。你还记得颜大夫是怎么说的？要耐心，要正面，少替他判断，更不要下命令，你答应过我的。”最后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李苏怀疑是自己的幻觉。

大部分团员都在兴高采烈地翻新尖叫的姿势，并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眼前刚刚打完一场局部战争。导游已经缓过神来，自己给自己打圆场：“可以可以，不看镜头才有高级感嘛。出片，出大片儿。”

少年还站在画前。直到母亲叹口气问他：“我们是不是要看下一幅？”他一个激灵，原地转了半圈，嘴里喃喃地说：“乱了乱了，应该是顺时针，乱了。”只有易江南懂他的意思，轻轻扶着他的肩膀往回转了小半圈，像夸张的言情剧那样托住他下巴，看着他的眼睛，说：“没事的没事的，逆时针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乱了，不一样。”马超还在念念有词。然而他到底还是被易江南挽着手臂往前走去，渐渐汇入旅行团的队伍。李苏死死盯着他的背影。她在心里默默地数了十几步。马超走得不快也不慢，速度没有问题，但是半脚深，半脚浅。还不至于到明显跛足的地步，不过，也许，右腿要比左腿长那么一丁点儿。

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想，毫无疑问。

把李苏从泥泞的记忆里一把捞回现实的是倪可。一向是倪可。他看起来最多比穿着厚底靴的李苏高三厘米，费了一点力气才用右手揽住她的右肩，贴着她的左耳说：“你不太对劲。又想逃回去？”

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李苏还在从他们共同的行李箱里往外扔第三条围巾。她说：“大疫三年我已经习惯哪儿都不去了，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吗？”倪可一只手抓住围巾一只手就像现在这样费力地揽住她的肩膀说：“没事没事，三条都带上。黑的长，蓝的短，红的毛茸茸就是条大披肩。都好看，箱子里全都塞得下。”他们之间，常常以某种答非所问的方式达成平衡。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睛发亮，等着他的脸凑过来，横在她的脸和天花板之间。这是他们之间永远有效的仪式。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她居然哼起了他最近一直在念叨的《罗刹海市》。他诧异地看着她。“看什么看啊，”她说，“我会唱，是因为这歌太难听了，听一遍就不可能忘记它。”

“我没想过逃回去，”美术馆门口，李苏从包里摸出酒红色马海毛大披肩搭在肩膀上，“真的，无处可逃。”

“那就好——”

“有些事情，你放过了它，可它不见得会放过你。”

二

马超曾经是月半湾实验小学三年级九班里个头最矮的男孩。隔了十年，李苏依然记得他在教室第一排的座位。李苏刚来月半湾的时候，马超还靠着窗坐。三个月以后，班主任钱老师就把马超拎到离讲台最近的那一列，旁边坐着齐刘海的学习委员。“这个年纪的男孩呀，”钱老师边说边叹气，“你以为他在听，实际上大眼睛瞪着你，就像看空气。这个马超更绝，装都不跟你装，他宁可看窗外。窗外有什么呢，他那个窗口连棵树都没有。”李苏忍不住说：“那换了位置就有用吗？”钱老师没好气地讲：“那你说怎么办？”

李苏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自从被钱老师戗了一句之后，她发觉自己讲课的时候会忍不住朝马超那边瞥一眼。马超坐得很端正，甚至比别的同学更端正，可大半时间他的眼神都是空的——空就空了，他还空得那么坦然。久而久之，能不能让马超有点反应，渐渐成了李苏衡量自己上课有没有意思的标准，就好像挑剔的食客总是能激活好斗的厨师。

马超的语文成绩中等偏上，写字要比说话强。李苏记得有两篇马超的周记，她给全班念过。一篇写在游乐园里坐过山车没玩够，被妈妈硬拽回来；还有一篇写在学校的池塘里看见小蝌蚪游得很欢快，完全没有找妈妈的必要。当时李苏在班上说：“马超的周记很生动，怎么想就怎么写，比有些同学更有真情实感。”说“有些同学”的时候，她忍不住扫了一眼齐刘海。

钱老师说马超的数学只能算中等，其实还偏下，因为太不稳定。学除法那阵子他怎么也弄不清余数是怎么回事，到轴对称图形的那一节却又能考满分。李苏想难怪啊，难怪有一节语文课要用课件，黑板上悬下投影幕布，马超举手说老师歪了很难受。这是李苏记忆里马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举手。课堂里笑成一片，只有马超不笑。他用他那空洞而坦然的眼神凝视着李苏，直到她明白歪的不是老师而是幕布，难受的不是李苏而是马超。“你看，”马超说，“难受，不对称，两边，一点点，很难受。”

“有的孩子，”钱老师摇摇头说，“后面的路怎么走，你是吃得准的，比如那个齐刘海。可马超，明天会怎样，下一个钟头会怎样，我都说不好。”

“不好猜的孩子，往往潜力更大吧。”李苏又忍不住顶了一句。

“小李，你才教过几天书？你的一手材料还太少，总结经验的话，还是应该让我这种有二十年教龄的来讲。”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李苏敢跟钱老师顶嘴，多少跟语文教研组长魏老师的态度有关。与其说是魏老师喜欢李苏，不如说是迷信985。月半湾虽然是这一带抢破头的重点小学，985本科毕业生来应聘倒还是头一回。魏老师领着李苏来见钱老师的时候，把这事念叨了好几遍。她越说越激动，最后把李苏的应聘跟这几年的语文课程改革形势联系在一起。李苏当时就听得糊涂，如今更是连个囫囵意思都想不起来。总而言之，她想，镀在学历上的那层金还是管用的，随时可以剥下来，贴在月半湾的招生简历上。

“是外地来的吧，”钱老师嘴角浮出一丝微笑，“我们民办的现在是挺热门，可没有教师编制。你可得想想好。”

魏老师横了钱老师一眼，说：“老钱你不要把人家小姑娘吓跑好不好，要是没有新鲜血液输进来，新形势咱们跑着步都跟不上——更何况那是985的血，蓝血。”

话里话外潜台词丰富，李苏一句都接不上茬。最后她只能放弃努力，僵着脸傻笑。她不好意思说自己其实还挺喜欢站在课堂上的感觉，喜欢窥破十岁的孩子的秘密然后并不点破他们。一幅明亮的充满孩子的画面，不时掠过条状的蓝灰色的阴影，会让她既困惑又着迷——这一点，在二十二岁的李苏眼里，也许要比教师编制或者上海户口都重要。但是她知道她不能用这么诚实的方式跟她们讲话，那会显得她很不诚实。

李苏只是没想到她自己也在这画面里。蓝灰色的阴影变成一大团黑雾突然飘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站在画面中心，甚至来不及托住脸颊发出一声尖叫。事情发生在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阳光明媚，气温高得不像深秋应该有的样子。三分之二个办公室在拉开躺椅午睡，这是李苏记忆里最后一次听到钱老师那粗重的、多少有点呼吸障碍的鼾声。李苏讨厌自己把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她相信这是一种病态。

推门进来的男人就像一座随时要爆发的火山，细密的火山灰从他彬彬有礼的外壳里溢出来。

“请问这里有一位李苏老师吧？”他说，“我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写对。”

李苏有一半还停留在午后微甜的倦怠中，另一半却被糟糕的预感震得手脚发麻。钱老师已经从躺椅上坐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本能地摆出了防守的姿态。

“我是马超的班主任。我没见过您吧，您是哪个孩子的爸爸？”

“不是爸爸是舅舅。我是马超的母亲易江南女士的表哥。不过我也是律师，可能用这个身份交流，我们都能冷静一点。”

火山一直绷着脸，凝重的表情使得他撒一圈名片的动作显得格外荒诞。但是李苏笑不出来，她想起今天早上九班的语文课，马超没有来，钱老师说家里也没人来请过假。她麻木地接过名片。八达律所，罗思捷。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李苏没有看钱老师冲着她比画的手势。她凑近罗思捷，站定。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就像是一部矫情的文艺片里的画外音，空洞，遥远。

她听见自己说：“你好，我是李苏。”

火山微微震颤，也可能这只是李苏的幻觉。事后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境下，火山口一定堵着千言万语，但律师罗思捷最后还是战胜了舅舅罗思捷。火山没有喷发，他镇定地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蓝色封面上有个戴着潜水镜的卡通小黄人。

“11月18日。今天的语文课上，李老师说今天半夜里会有shi子座流星雨。每年都有。李老师见过，不用望远镜就能看。那是她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她说流星像闪电一样，一颗接一颗从天上划过去，每一颗都能用手接住。”罗思捷翻到那一页，哑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我问妈妈，她说十岁的小孩每天应该睡十个钟头，所以我最晚应该九点上床。我问爸爸，爸爸心不在yan，说以后带我去爬佘山，那里有天文台。但是我还是相信李老师。我猜我今天晚上会睡不着。”

李苏死死盯住罗思捷手里的日记本，后一页有整齐的被撕下的痕迹。

“李苏老师，”罗思捷合上日记本，“你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昨天的课上你到底讲了什么？”

此后的几天、一周，甚至一个月以后，李苏都在一遍一遍地回答这个问题。魏老师，石校长，教育局调查员，记者，民警，心理干预专家，最后是易江南。在李苏的记忆里，他们的脸像千层蛋糕那样重叠在一起，她对着这张厚厚的、公共的面孔，叙述越来越流畅，细节越来越充分，以至于她完全忘记了第一次面对罗思捷的时候，到底有多么语无伦次。

11月18日的那一节是李苏试用期结束之前的公开课，整个语文教研组都坐在最后一排，全程有录音。后来，为了佐证她的叙述，李苏也陪着他们听了好几遍。录音里的李苏，嗓音比平时更清脆更敞亮，积蓄着暗暗的兴奋，就像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最自信的时刻。

“我们读李白的诗，从来都不会觉得跟他隔了一千三百年。那是因为他的诗，好像随随便便就能跨越很多东西——时间的，空间的，各种各样的距离。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二年级就学过他的一首《夜宿山寺》，他是怎么写的？”

男孩和女孩的嗓音错落交叠。有的在认真地拿腔作调，有的敷衍着想赶快念完，谁也不迁就谁，拼在一起便成了荒腔走板的合唱：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对，大家都记得很准确。诗写得好，就一点儿也不难背，是不是？你们看，我们的大诗人是不是跟谁都不见外？什么样的问题对他都不是问题。一抬手就可以摘星星，说话声音响一点儿就会惊动天上的神仙。我说过，想象力就是李白最厉害的武器。其实我喜欢上这首诗，就是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就在十二年前的今天。”

北方的海边小镇。2001年的狮子座流星雨。11月的第十九天。平生第一次见到凌晨一点半的夜空。竟然没有雾。电视剧里的台词。男孩与女孩的约定。黄色的绿色的流星，一颗，两颗，很多颗。就像在电影里点燃一支“夜明珠”，然后慢速播放烟花弹射的镜头。长久的静默。长久静默之后的欢呼。

那时候他们真是什么都信。相信欢呼声后面有漫无尽头的延长线，可以顺着海岸一路传到南方去，跟住在那里的陌生人的欢呼声连在一起。没有人拍照，因为至少还得再过四五年，数码相机才会出现在这座小镇里。没有图，所以不会有真相，没有人可以证明——甚至连李苏自己都无法确定，那些关于流星雨的叙述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想象。

但录音可以证明，在昨天的课堂上，李苏确实从李白讲到了流星雨，确实说过这样的流星雨每年都会在同样的时间段发生。那是她的临场发挥，她不可能把每句话都说得那么周密，她没有时间在一堂语文课上精确地定义一种天文现象；她没想过有必要强调，仅凭肉眼就可以观测的狮子座流星雨，每隔三十几年才会出现一次，她只是碰巧在2001年撞上了最好的时机；她更没有想过，如果她的童年在一座像上海这样光污染严重的城市里度过，那即便守到天亮，也无济于事。

然而，罗思捷说：“然而，一个更有责任感的老师，会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会提醒年幼的学生分清幻想与现实，告诉他们同一件事情碰上不同的客观条件，就会出现天壤之别。一个更有责任感的老师会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当你没有把握将这些信息交代清楚，当你要讲的故事超过了十岁的孩子可以理解的范畴，你完全可以选择不说。”

“如果我早知道——”李苏的舌头和牙齿绕不出一个有效的词语。她的眼前晃过昨天上课时魏老师赞许的表情。对，她想起来了，紧接着她又朝马超那边看过一眼。马超听得很认真，他专注的眼神让她颇为得意，忍不住又多说了几句。

“我讲的有点道理吧，李苏老师？”罗思捷的语气越来越专业，像不锈钢表面反射的冷冷的光。

钱老师凑过来，她胖胖的身体挡在李苏与罗思捷之间。

“罗先生，我觉得，这事情是不是应该让马超的爸爸妈妈来？”

“马清源先生和易江南女士都在医院里。他们一直都在那里。”

所有人都觉察到这场谈话的顺序完全不合情理，但大家好像都宁愿晚一点听到那条最重要的信息。当罗思捷不得不揭晓答案的时候，人们恨不得捂上自己的耳朵。

“是的，昨天晚上，大约两点还差七八分钟的样子，超超，我们的小超超……从阳台上……

“不小心，是的，当然是不小心——不然呢？他还是个孩子啊。

“他以为能看见流星雨，在那个位置。我想是这样。

“是的，他们家住十二楼。”

三

从美术馆出来以后，易江南便隐隐感觉到李苏的存在。这个女人总是出现在易江南视野所及的地方，总是恰好站在一个适合观察她的位置。易江南用眼角的余光看不清她的表情，倒是更容易瞥见跟在她身边的年轻男人。男人和女人以一种并不常见的方式达成了般配的效果——他们看起来都有弹性，但她像一副冷硬的弹簧，而他像一团松软的海绵。

易江南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个似曾相识的女人究竟是谁。出门在外，她的弦比平时上紧了好几倍。她的头等大事，是确保马超一直在她眼前。截至目前，马超的表现很正常，甚至比同意他们旅行的颜大夫预测的更正常。今天在饭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顶着一头红棕色鬈发的侍应生冲着他说Morning，他甚至回了一个得体的微笑。

“到新鲜的环境改善社交能力，锻炼生活技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辅助治疗手段。”颜大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紧接着她深吸一口气，把话又滴水不漏地绕回来，“整个旅程最好根据——嗯——根据患者的特点作细致规划，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专业人士能指导一个三十九个人的境外旅行团。就像这十年里经历的一切，天上从来没有在易江南需要的时候掉下一个靠谱的专业人士来。易江南对于靠谱的理解是一锤定音，是抓大放小，是不说“但是”。然而她来来回回撞了那么多年，从神经科撞到精神科、心理门诊，没有一位专家能给她确凿的答案，没有一个人不说“但是”。她着急，她发狠，她沮丧地自言自语，还要防着马清源的冷箭——他只需要一个反问句，就能把易江南噎得说不出话来。

“你不也是医生吗？”

“我是——又怎么样？你不知道我是什么科的吗？”

“嗯，我知道，外科嘛。那你们毕竟学了这么多年的医——”

易江南每次听到这话就想冲着他吼。她想说外科也分很多种，我专攻消化道，可你好像从来就记不住。她想说我们学医的可不读心理学，在我们外科医生看来，心理学就像你们文学一样遥远，一样荒唐，一样虚头巴脑。可她终究没有说。马清源这个人，怀里通常只有一支冷箭，箭一出手他整个人便矮了一截。面对这样的姿态，易江南再发火便是胜之不武。然而火气不会凭空消失。易江南运用自己所有的解剖学知识，感觉到这一团火大约堵在横膈膜位置。她想象那里静静地烧成了焦炭的颜色。

“奥斯陆的面积相当于十四分之一个上海，商场里的东西既不够时髦，又贵得莫名其妙。”导游说这些话的时候把手一摊，表示他对于游客们的不满毫不意外。仿佛只是信步一个拐弯，他把一群人带进易卜生故居，说：“给你们半小时足够了吧？”

女人们三三两两围着易卜生的老家具讨论他家境如何，只有马清源站在红色半透明的塑料牌子跟前看英文解说。易江南看到他脸上又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微笑。每次他这样笑的时候，身上就好像多了一层玻璃罩子，自动隔绝周围的杂音。等他终于走开，易江南跑过去瞥了两眼。牌子上写着易卜生的感情生活。那位跟易卜生纠缠了一辈子的女人，被他描写成“缺乏逻辑感，却有强烈的诗性，对任何琐碎小事都怀有近乎暴力的仇恨”。

十二月初的奥斯陆，天气难得有好脸色，所以从故居里出来，导游见到一缕阳光洒在街面上就当机立断砍掉了进中餐馆吃团餐的时间。三小时，他说我们只有三小时的户外活动，下午三点天会准时黑，那时正好返程。隔壁快餐馆里送来一堆汉堡薯条，导游在摇摇晃晃的大巴上数人头发点心，然后一挥手说：“我们出发，去于特岛。”

“于特岛离奥斯陆市中心只有四十公里，原本是当地人夏天最喜欢去露营的地方，十二年前，”导游说，“一场枪击案改变了一切。一名恐怖分子在市区引爆炸弹声东击西，然后又跑到于特岛上假扮警察扫射，遇难的全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少年。罪犯只判了二十一年，他在法庭上伸直右臂行纳粹军礼，得意扬扬地去全世界生活条件最好的监狱服刑。”

易江南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发痛，下意识地紧紧盯住马超。

起初，马超并没有什么反应。像往常那样，在大部分时间里，易江南根本吃不准他有没有在听。直到一车人全上了岛，沿着一条长长的散步道穿过树林，在一块空地上看到几棵松树上悬着一个硕大而笨重的不锈钢圆环时，马超才突然用他奇怪的节奏一字一顿地大声说：“七十——七。数一数，要数一数。一个都不能少。”

不锈钢圆环表面镂空刻着七十七个死难者的名字。先前一车人都在吃汉堡打瞌睡的时候，可能只有马超记住了导游念叨的细节。他沿着圆环数那些错落排布的名字，颈部肌肉别扭而紧张地拉伸。身旁那些忙着拍照的游客，时不时地在他顺时针绕行的路线上造成障碍。走到第二圈，他似乎仍然没有数对。易江南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叹了一口气。

那个一直出现在易江南视野里的年轻女人凑过来，微笑着对马超说：“我站着不动，你绕一圈过来，看到我马上停下，就不会错了。”马超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但他顺从地又开始绕新的一圈。这一回，数到第七十七个名字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朝女人这边倾斜过来，差点踩上她的脚。

“谢谢你，”易江南双手按住儿子的肩膀，扭过头对那女人说，“我们应该是在哪里，见过？”

阳光似乎就在这一两秒之间消失。透过树林能看见于特岛周围的海面悄悄升起了一层雾，奥斯陆市区顿时变得遥不可及。易江南知道这只是错觉，但她的心里还是浮起一阵恐慌。

“易大夫，我叫李苏。十年前，我在月半湾实验小学。”李苏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嗓门。她和易江南来不及交换眼色，就同时朝着马超的方向望过去。马超紧挨在马清源身边，父子俩都在仰着头看一棵笔直而高耸、单薄得让人担心会折断的松树。哪怕只是看侧影，马超也比马清源英俊得多。他的外貌显然更像母亲易江南。

“李老师——没事——他——超超什么都想不起来。对，我是说那件事。”易江南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接得如此顺口，仿佛十年不是问题，上海与奥斯陆的距离不是问题，她和李苏之间曾经有过的恩怨也不是问题。那件事，似乎就发生在此时、此地。

十二个小时之后，易江南再次与李苏面对面，是在奥斯陆丽笙酒店大门口。李苏脖子上缠着一条黑围巾，又被那条大红披肩兜头兜脸地裹住。她在帆布斜挎包里一通摸索，最后掏出一盒烟、一只打火机。

“易大夫，来一根？”

“不用吧——行，来一根。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忘了，也许第一次在大学里，跟着那时的男朋友。但是进了月半湾以后，我以为不可能再碰这个。没想到——我在那里只需要待半年。”

凌晨三点的奥斯陆，并没有易江南想象的那么冷，然而站得久了，寒气还是从脚底往上爬。她想跺两下，可是脚趾发麻，不听使唤。

“所以，李老师——那件事以后，你改了行？”

“不仅改行，而且失恋。一切重来一遍。”

“这我真没想到，李老师，我不知道对你影响这么大。”

尽管被披肩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李苏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嘲讽。易江南想象着她披肩底下抽搐的嘴角，跟她那双看得见血丝、妆没有卸干净的眼睛拼在一起，胸中突然生起一阵怒意。

“李老师，这怨不得我。十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讨个说法。”

李苏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句话，但她没有顺着说下去。一口烟含在她嘴里，她既不吞下，也不急着吐，只让它慢慢从鼻孔里溢出来，在寒气中缭绕成一团雾。

“易大夫，这个点下楼，时差还没倒过来？”

“这也怨不得时差，我在上海也睡不好。本来倒是好的，如果不是那种可以倒头就睡的人，很难当上外科医生。可是，从十年前开始，事情就不一样了。”

眼看着话题又要绕回去，李苏从嗓子里挤出两声干笑：“反正我得怪挪威人。三天了，我醒来就看表——他们一到两点半就开始在大街上砸瓶子。我那间靠街面近，听得一清二楚。倪可照睡不误，他顶多就是把呼噜打得更响一点儿，可我不行。我想我今天一定得起来看看，我得看看他们长什么样。”

她并没有看到他们。伏特加瓶子砸在石板路面上的声音在深夜里有惊人的穿透力，李苏跑到酒店门口才发觉那是从隔了一排房子的那条街上传过来的。她仍然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甚至无从分辨是几个人还是几十个人，是纪念日狂欢，还是一群素昧平生的醉鬼。男人和女人们扯着嗓子嚷着笑着唱着咒骂着——虽然李苏和易江南什么都听不懂，还是能感觉出他们在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最后这些声音和情绪汇合在一起，调子逐渐变得无比凄厉。

“他们是在哭吗？”

“不知道，反正比哭还难听。”李苏给自己和易江南又续上了一支烟，“你知道吗，我今晚睡不着的时候，一直在想下午那座岛。”

“嗯？”

“他们本来的方案，是要把海岬劈成两半，当中挖空，隔着几米远的海水。他们说要给那个岛留下一个永远的伤口。这样一来，你如果沿着下午我们走过的那条路一直往前，就不会看到那个平庸的圆环，而是突然发现自己站在锋利的切口边缘。那些名字，嗯，七十七个，就刻在对面那块岩石的表面上——近在咫尺，遥不可及。”

“真是……疯了……”

“对，地质学家，还有当地居民都说设计师疯了。倪可，我现在的男朋友，在网上搜索到的时候，也说他们疯了。”

“还好没搞成。”

“也许吧。可我今天晚上睡下去的时候，眼前全是那座岛，岛上的伤口，逼真得不像是在图纸上。有些伤口是不会痊愈的。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它都在那里。反正我再也想不起来圆环长什么样了。”

“你真的应该好好睡一觉，我们都需要充足的睡眠。明天要去卑尔根，七个小时的火车。”易江南掐灭只抽了一半的烟，然后伸手夺过李苏嘴里那支，连同从地上捡起的两只烟头，全都交给打着哈欠过来干涉的侍应生。

“Sorry.No smoking.I know.We know.”

两个人转身进门，眼看着快到电梯口，易江南说：“晚安吧，我不上楼……没错，是我要求住一楼的。这十年里，我到哪里都只住一楼。”

四

在过去的十年里，易江南和马清源吵的每一架，几乎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咱们有事说事，谁也别提那件事，提了伤感情。”接下来，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没有离开过“那件事”。当易江南开始咬嘴唇，张开左手手指插入一头鬈发时，当她终于决定卸下一个外科医生的冷静的耐心时，马清源就会慢吞吞地说：“归根结底，去月半湾，住在十二楼，那是你的主意。”

他没有讲错。租下月半湾十五号一二○一室是易江南一个人的决定。从马超四岁半开始，她就物色了十几家小学，在电脑上做好Excel表格，按照硬件、软件、生源、发展潜力、入学路径，给它们打分、排名、算账，千挑万选才在“月半湾实验小学”旁边打了一个郑重其事的钩。那几年，房地产集团给高端楼盘配套的民办学校正在风口上，月半湾实验小学的名气很快就超过了月半湾社区，慕名来念书的租客并不比业主少。按照马清源的说法，这是因为月半湾社区的房价与月半湾实验小学的教学质量构成了完美的正反馈闭环：因为房价高，所以在月半湾念书的都是贵族，所以月半湾就是培养贵族的学校，所以房价就会更高。

“这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决定吗！”易江南冲着马清源嚷，“就因为我操心得多，所以锅就得我来背，是吗？”

“你当然没有错，你从来都不会错。空关着我们一楼的房子没有错，大老远跑过去租那间十二楼的房子也没有错。那么大的阳台不封窗，搬把凳子就可以——摘星星——这样的房子能有什么错？”

所有关于那套房子的细节，那些易江南很想遗忘的细节，都被马清源拉扯出来。那本来应该是构成一个完美家庭的配方，只要不出错，它们本来可以达成精确的平衡。一旦出错，这样的平衡就会被一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巨大的离心力，甩出黑色喜剧的效果。当罗思捷拿着小区禁止封阳台的告示去找开发商维权的时候，接待他的业务员小心翼翼地说：

“退一万步讲，罗律师，您也不能只拿封不封阳台说事儿。凌晨两点钟，小朋友，不管哪里的小朋友都应该在床上做梦，梦见海绵宝宝和灰太狼——这样才比较正常。马超同学——他睡不着，他有别的想法——这事儿咱们也不能说，对吧，就没有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责任，对吧？我的意思是，这事情不可能只跟阳台有关。”

“如果你们的规定不是那么死板，如果，基于安全的考虑——”

“可是，您知道，从十二楼——这事儿最后没有产生太严重的致命的后果简直堪称奇迹——那是因为我们恰巧——也是基于安全和美观的考虑——用维修基金给十五号的外墙安装统一的空调架，顺便还粉刷了一道。我是说，那两天如果十五号没有搭脚手架的话——”

所有人都在刻意避开“坠落”这个词，就好像出了那件事以后，这个词已经从马超家里的词典上、语言中、空气里完完全全地清除了。如果没有脚手架——易江南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她甚至来不及组织后半句，眼前就模糊了一大片。

有媒体采访过某某专家，结论是：当时哪怕马超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部位，换一种方式从第一根脚手架弹落到第二根脚手架上，结局都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尽管是否会留下后遗症尚有待观察，”专家在镜头前慈祥地微笑，“但这已经堪称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那条新闻写得很短很轻快，有一个耸动的标题，配了几张小区照片，结尾不痛不痒地呼唤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高楼住户的安全，看起来更像是月半湾售楼处的公关稿。

这样的新闻总是飞快地被另一条新闻覆盖，“有待观察”就是没有人观察——除了易江南自己。11月19日下午，在医院——易江南工作的医院里，她的同事告诉她，谢天谢地，孩子“脱离了危险”。实际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确定马超并没有生命危险，只不过要等所有的检查报告都出齐之后，才能下一个正式结论。左侧髋关节骨折，这确实有点麻烦，但这事儿得慢慢养，急不得。至于马超为什么昏睡了两天，醒来也不说话——那可能，只是因为受到了惊吓。

只有易江南固执地相信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在那段日子里，她的生物钟被死死钉在凌晨两点，她总会在那个点醒来，浑身冒汗。她记得保安砸她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大喊“一二○一家孩子出事了，躺在楼下的泥地里一动不动”，他们不敢挪他的身体，他们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那一刻她完全没法动弹，就像是自己被自己绊倒在梦里，醒不过来。马清源第一个冲下楼去，而她被保安拽着扔进电梯里，出电梯便看到马清源抱着孩子飞奔的背影。从那一刻起，她的世界就被劈成两半，一半在前，一半在后。她的儿子，她真正的儿子，被留在前一个世界里。

当她试图向马清源表达这种感觉时，马清源那张本来就没有棱角的脸被他自己的手掌拧成了一团愤怒的橡皮泥。“你不要再自寻烦恼了好吗，易江南，”他几乎是在哀求她，“真正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意思？那你说，现在乖乖在家里养病的超超是谁？”

易江南想说那只是一个空壳，超超的空壳，可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说。她还没有疯，家里已经够乱了，不能再多一个疯子。

罗思捷也这么说。他说：“南南你要稳住，你不能发疯，你发了疯就什么都要不回来了。这种事情你不相信律师还能相信谁？你跟马清源不管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得先放下来，为了马超——你用脑子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易江南说不出话来，只是死死盯住母亲高海鸥。高海鸥知道她的意思，却并没有扬起脸来接住女儿的目光。有气无力的字从高海鸥嘴里一个一个蹦出来：“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有什么好多想的？是，我跟小捷把这些话都说开了，他也不是外人。都是为了你好。”易江南的视线一格一格往下移，看见高海鸥一边说一边抓紧了姐姐高海燕的手。

一如既往，高海燕总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一锤定音。她按按海鸥的肩膀，说：“马清源跟南南是个问题，但那是小问题。我们这代人哪，苦惯了，都晓得忍一记，最多最多，忍两记，事情也就过去了。你和南南的爸爸，我和小捷的爸爸，哪个不是？我看小马也是晓得利害关系的，他就超超这么一个儿子，如果这种时候放手，他还是人吗？”

高海鸥一定是把易江南和马清源闹过离婚的事情都跟高海燕说了，说不定还把签过名但是没有机会生效的离婚协议书都拿给罗思捷看了。想到这里，易江南在嘴唇上咬出惨白的牙印，她想，好吧，都是命，如果不是这样见鬼的事情落到她易江南头上，高海鸥怎么会把高海燕当成救命稻草？

易江南小时候有一半时间寄养在外婆家。在她混乱的童年记忆里，姨妈高海燕永远能用最少的语言说出最多的意思，妈妈高海鸥就相反。她难得回家一次，积攒了许久的变质的怨气从角角落落的缝隙里挤出来。易江南渐渐习惯听她兜圈子说话，在她说隔夜饭馊掉或者黄梅天衣服永远都干不了的时候，辨别出几粒走调的弦外之音。

“两岁，你想想看，我只比高海燕小两岁”——每一回，只有等高海鸥终于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悬在易江南头顶上的靴子，才算是掉下来。

就因为小两岁，海鸥说，她就失去了海燕的一切。海燕是关闭高考大门前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她考上了复旦，而海鸥是全家第一个插队落户的，发配到了西双版纳。易江南记得，那是全家最安静的时候，也是她的耳朵最为灵敏的时刻。邻家鸽棚里放出的十几只鸽子，扑棱着翅膀，擦过石库门房子的瓦片。鸽哨一路呼啸，经过树丛时听起来若隐若现。一圈，两圈，易江南耐心地数。鸽群飞到第十圈的时候，海鸥开始把账算到了小舅舅海星头上，说：“海星去上海贴贴隔壁的海丰农场，统共待了两年半也好意思叫苦？那我是不是不要活了？落实政策我高海鸥是最后一批回城的，差点就跟着没出息的易保华在昆明扎了根。”“你们把我扔在那里，”她说，“让我被蚊子咬咬死算了。”

海燕起身，倒水，加进一勺端午节蘸粽子才舍得用的绵白糖，一根筷子顺时针搅三下，然后递到海鸥跟前。海燕按按海鸥的肩膀，三句话层层递进，每一句都咬住海鸥的死穴。她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先前都把关系转到昆明了，再调回来有多难，这个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托人安排保华到无线电厂上班，窝在工会发发电影票，那也是铁饭碗，厂里哪个不夸一句老易人好，什么话都听你的——这你也不能装作不知道吧？”于是，刚才还叉着腰斜倚在桌边的海鸥腿一软，一屁股坐进海星跟他的小兄弟一起打的棕色猪皮单人沙发。沙发四个脚不太稳，回弹乏力，被她压深了表面的凹坑和裂纹，也吸走了她最后一点力气。千言万语，她是多一句也讲不出来了。

易江南知道，海鸥理亏，嘴笨，这场持久战她从无胜算。日复一日，海鸥把自己手里的牌数了一遍又一遍，唯一拿得出手的那张就是她的女儿易江南。南南长得争气，书也念得争气，从小到大，不多不少，样样都能压着海燕的儿子罗思捷半个头。“男孩子嘛慢热一点也是有的，”海燕对海鸥说，“关键时刻踏踏准，才是顶顶要紧的。”海鸥讲：“话虽如此，这一脚深一脚浅的，会不会踏空，谁说得好呢？”海燕笑笑，并不急着怼回去，只说：“有道理，他们年纪轻的，都欢喜走夜路，等后半夜，天一点点亮起来，路才看得清爽。”

马清源第一次上门，高海鸥就没看上眼。按照易保华的说法：“这事情主要不怨小马，换谁你妈能满意？她一辈子手里就捂了一张好牌，拿什么配对都舍不得出手。马清源最多负个次要责任，他的工作（出版社怎么可以跟三甲医院比？）和眼神都太飘，不落地。”老易悄悄跟南南讲：“你妈说啦，别看这小子人不怎么样，你照样抓不住他。”

细说起来，这场婚事没黄，还真是姨妈海燕帮了忙。她才跟马清源打了个照面，转头就说：“南南还是在医疗系统里找人合适，要不你早上七点进病房，这种文化人大白天在外面跟女孩子喝杯咖啡也算工作的，你怎么搞得过他？”海鸥当面点头称是，回到家却跟老易嘀咕起来：“海燕能真心为咱们南南好？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谁能想到，超超的意外让高家第一次同仇敌忾。海燕捧着一包餐巾纸一张张递过来，海鸥擦着眼角和鼻腔一圈圈渗出来的黏稠液体，最后干脆把半张脸都埋进去。那天，罗思捷不管说什么，听起来都是那么善解人意。他甚至抽空讲了个故事，说：“去年接过一桩案子，三岁的小朋友在电热毯上触了电，没救过来，更惨的是那男孩的妈妈第二年也跟着走了。”说到这里罗思捷朝易江南瞥了一眼，说：“是急性白血病，就是因为太伤心了。”

易江南差点说白血病致死概率跟“太伤心”并没有医学上的必然联系，可是高家空前和谐的氛围让她不好意思开口，只好任凭罗律师继续侃侃而谈。

“你知道我有多后悔吗？我对电热毯厂就应该更强硬一点。证据不够充分我知道，可我应该死死拖住的，就打质量问题。赔不赔钱，赔多少钱，都不是重点，你猜孩子的妈这时候最需要什么？她需要有人分担责任，真的，假的，虚的，实的，总之不能让她一个人扛着吧，是不是？听听那些冷冰冰的词儿，什么电器使用不当，超过合理使用年限，或者是连续使用时间过长。也许都有吧。你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这是判决，死刑判决。我见她的最后一面，整个人连骨带肉的不满七十斤，真的，我知道内疚可以把人，把一位母亲，压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只压垮了母亲？男孩的爸爸呢？”

罗思捷手一挥，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好像易江南在这种时候还要提这种问题，太不懂事。但是，毕竟，在“这种时候”，所有的不懂事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2013年的高家早就搬出了虹口区的石库门房子，隔壁再也没人养鸽子。然而，易江南还是觉得自己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大群鸽子呼啸而起，在屋外的天空里飞了一圈又一圈。第五圈，好的，我跟马清源能过下去。第八圈，是的，我们本来就没什么问题。十三，当然，一切为了孩子。十五，都是学校的错——我也说不清楚——李老师？——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她的试用期刚到第三个月，所以你还没来得及在家长会上见到她。”

噢。鸽子的声音渐渐消失。

“我们是应该去见一面，等超超的情况更稳定一些。”

噢。易江南身上一阵奇痒。她觉得，房间的每一处空隙，都被那些看不见的鸽子的羽毛填满了。

五

倪可用夸张的动作把窗帘拉开，窗外的光线却并不比屋里亮多少。天空，屋顶，停在瓦片上的两只正在互啄的海鸥，只是深灰、中灰与浅灰的差别。奥斯陆仿佛昼夜颠倒，早上八点半清静得几乎能听见修道院（现在还有没有修道院？——她问倪可）的钟声，让你怀疑凌晨两点半那些清脆地砸在石板路上的酒瓶，其实并不存在。

“我什么也没听见，”倪可顺势递来纸杯装的咖啡，“你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了？产生幻觉了？”

见鬼，用幻觉可以解释酒瓶，但可以解释易江南、马超，或者十年前的流星雨吗？如果可以，李苏求之不得。

一次性纸盘装着湿漉漉的看不见油的炒鸡蛋、水煮三文鱼、焦黄的吐司和几片生菜，端到李苏鼻子跟前，又被她推开。但倪可很坚持。“三小时以后要上火车，一口气坐六个半小时，不吃饱怎么行？”

关于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倪可早有耳闻。但李苏的讲述从来不成系统，碎片与碎片之间需要倪可耐心缝合，才拼得出大体的形状。李苏并不是个缺少逻辑的人，所以，反过来，倪可能掂量出这件事给李苏的磁场发射了多大的干扰频率。他努力安慰她，说：“十年前及时退出教育一线，对你是塞翁失马，你想想如果你今天还在月半湾——呃，就跟那位，钱老师还是魏老师来着——跟她们一样你会甘心吗？”这话有道理。李苏很清楚，无论是收入、名声、眼界，还是发展前景，她现在混的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岗都要比月半湾优越得多，优越到她没有任何理由再给倪可摆一张矫情的脸，猜一个无解的谜。

去年春天，李苏被关在跟倪可一起租的古北的公寓里。那会儿正在返乡探亲的倪可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进不了上海。四天变成十四天、四十天、两个月。他们俩在手机上说完了半辈子的话，但倪可还是没弄明白那件事为什么对李苏如此重要，那道隔了十年的阴影为什么在拐了几个弯以后竟然会笼罩在他身上。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手续给办了？”

“因为我没想好。”

“没想好什么？”

“我不想要孩子。”

“那我们就不要孩子。”

“你会后悔的。”

“我当然不会。李苏你不能不讲道理，你不能替我后悔。”

于是话题就在要不要孩子以及会不会后悔之间来回兜圈。他先失去耐心，在对话框里发了一串表情包，各种拥抱与亲吻，然后说：“都是我的错，你现在担惊受怕的，还要测核酸抢菜，我跟你啰唆这个，纯属添乱。等一切恢复正常就好了，我们去旅游，我们去北欧，我们去追北极光。”

“没关系，”她冷静地回答，“不怪你，说开了也好。”

然而并没有说开。一说到那件事，李苏就讲得支离破碎，拒绝给倪可清晰的时间线和因果链。就像昨天半夜，李苏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出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来，倪可好像在梦里看到她坐在书桌前或者窗台边或者靠着床头板，幽幽地说了一句：“我没认错，就是她。”

“谁？”

“马超的妈妈。”

“马超是谁？”在说这句的时候倪可其实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实在不愿意醒来。直到早上，窗外照进来一抹勉强可以算是白昼的光，他们才续上了昨天的故事。

过去两年里倪可从李苏那里得到的信息，加在一起也没有今天早上多。李苏甚至说到了2014年2月的最后一天，她在月半湾第一次见到易江南。那一回，李苏完全可以不去，因为她已经结束了在月半湾的见习期，并且下定决心这辈子不会再跟教育系统有一点瓜葛。但是钱老师打来电话，说：“马超家已经决定转学，家属跟学校达成了赔偿协议，但要求跟‘当事的’老师再见一面。”钱老师说，“小李你放心，我们都咨询过了，在法律上你没有责任，学校也没有，我们就是人道主义一下，我们只是——同情马超。”

但是马超并没有露面，人们积攒了三四个月的同情一时之间失去了落点，只好各自小心翼翼地避开四目相对的机会，努力将视线落在安全的地方。整个会议室里都在回荡着罗思捷的口齿清晰的陈述——口齿清晰只是李苏事后想起来的印象，当时她什么也听不进去。

她只记得罗思捷说到一半的时候易江南的鼻子抽了两下，截断话头：“谁说事情就圆满解决了？圆满是你们的，我是不会圆满的。我不是说他的髋关节，那个问题总还有办法，可以针灸，可以按摩。问题是，以后的日子那样长，那些看不见的后遗症怎么办，怎么办？这里的，这里的——”她一边说一边在太阳穴和胸口附近来回比画，“你说说看，针往哪里扎，手往哪里按才治得好？”

罗思捷关切地拍拍易江南的肩膀，慢条斯理地解释了一通马超现在的状况：“苏醒后短暂的失语符合脑部创伤的典型症状，好在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恢复了语言能力。问题是，他开口以后，你甚至觉得离他更远。谁也看不出马超有任何后怕的迹象，似乎那件事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然，家属也没有必要和胆量去主动刺激他，没有人想加深他的创伤记忆。孩子明显比以前沉默，你很难让他集中注意力听你说完一件事，你会发现他跟你好像根本不在一个空间里。别家的孩子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但马超没有。”

“我们没有时间表，”罗思捷说得字正腔圆，“医生没有结论，脑部CT没有提示确定有用的信息，我们只能密切观察。”

“他是不是——”李苏吞吞吐吐地追问了一句，“我是说，马超同学，我记得他一直就有点……特别。”

“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他其实挺聪明的，但是会对一些细小的事情特别偏执。还有，我一直觉得，他很孤独。”

“李老师，你只是在这学校里待了三个月，还是见习期。你怎么——你哪来的根据——你，怎么敢——说他孤独？”

李苏试图跟倪可形容，易江南说“你怎么敢”的时候脸上扭曲出怎样的表情。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只能从纸盘子上拿起还沾着炒鸡蛋的叉子，在空中画了一道不知所云的弧线。

“她长得很好看，可是那个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豁出去了。我说我这两个月也没闲着，听说马超的情况以后也去咨询过医生，我知道外伤之后引发脑部创伤的典型临床表现不是这样的，我的感觉是这场意外诱发了——我也说不清诱发了什么。也许该追溯一下他的童年，也许得回忆一下他最近看过什么听过什么，也许该考察一下家庭情况，也许应该马上给他一个瓶子和并不匹配的瓶盖——我听说有的小孩会别扭一下午，因为怎么也拧不上去。他会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动作，就像掉进一个黑洞，直到在那里越陷越深。如果出现这样的自闭症状，再不及时干预那就晚了，真的晚了……”

“等等，那天，你真的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这么完整——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倪可打断了她。

李苏愣了一下。什么也瞒不过倪可。

“好吧，我也许只说了一两句、一两个字。当时她很激动，我是说易大夫，她一直在打断我，我就算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她也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她反复说我在逃避责任，说我控制了她那简单纯洁天真的男孩，说我害了他一辈子，害了他们家一辈子。没人能拦得住她。”

“关键在于，连你都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十年了，在你内心深处，你一直相信，你确实要负一点——也许是很多——责任。那个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夜晚——十二楼的窗台——构成了你最大的心理障碍。这是你恐婚恐育的根源。”

叉子从李苏手里飞出去。苦笑爬上法令纹，凝固在嘴角。“自作聪明，陈词滥调。”她喃喃地说。

六

从奥斯陆开往卑尔根的列车，有宽敞的座椅和巨大而透亮的景观窗。倪可一边往行李架上扔东西，一边兴奋地念叨他看来的攻略：“这条线路不简单，铁路工程学上的奇观——”

马超静静地堵在倪可跟前，手里捏着车票。倪可挺直腰，头顶只能够到马超的鼻尖。

“四十八号，是我的。”马超一连重复了三遍。易江南挤过来，冲着李苏和倪可说：“真不好意思，给票的时候我也没看清，我是四十五，我们四个换一换，那咱们就都顺了。”

本来只需要靠一个眼神就能解决的问题，一旦投入马超的认知世界，就搅拌出一场小小的灾难。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过道上，僵着身子皱紧眉头，从四十五数到四十八。正一遍，反一遍，再跳着数一遍。易江南冲着他说：“我们一个团的都是自己人怎么坐都不要紧。”她的声音越提越高，但显然一个字都钻不进马超的耳朵。李苏往旁边瞟了一眼，看见孩子的爸爸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干脆抱起胳膊，斜过身体，给后面的乘客让路。

李苏拍拍倪可，示意让他往四十六号那边靠，然后深吸一口气，说：“多大点事儿啊，我们就按票坐吧。”这话顿时让马超安静下来，他的双手在前排座椅的靠垫上轻轻一撑，瘦长的身体顺势挪到了靠窗的四十八号座椅上。李苏把自己的票在他眼前晃了晃，然后在他旁边的四十七号上坐下来。易江南有点蒙，嘴里说：“这样不好吧不好吧，车上那么长时间，给你添麻烦我怎么好意思？”

“能有什么麻烦呢？等我应付不了的时候，咱们再商量。”

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应付不了的事情。坐在李苏身边的马超安静得就像一只正在午睡的猫。你看不出他跟一般人有多大的区别，最特别的地方是他不用手机。易江南跟李苏说过，关于自闭症患者能不能用手机的问题，“医学上有争议”，她就没给马超买。在一车人都举起手机盯着窗外拍照的时候，马超是最悠闲的那一个。

隔着过道，坐在四十六号上的倪可一会抬头拍照，一会儿低头研究手机上的攻略，不时兴奋地冲着李苏报沿路经过的站名。他很喜欢用那种兴致勃勃的反问句，就像是刚刚用机器翻译过来的外语。

“这样的铁路，难道真的是十九世纪建成的吗？你能相信吗李苏？”

李苏心不在焉地哼哼了两声。车速不快，她即便不盯着窗外看，也能感觉到挪威的乡野在午后的日光中渐渐醒过来。远山与枯黄草地搭配的开阔景色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些本来只是悬浮在远处的山崖、松林和蜿蜒狭窄的海峡，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就逼到了眼前。倪可说列车已经驶入著名的峡湾地区，那是第四纪冰川消融以后形成的特殊地貌。倪可的手比画着冰川、海水和峡谷之间的关系，手指完全不够用。“反正，”他说，“峡湾叫fjord。”他夸张的咬字，听起来好像牙齿有点漏风。

李苏以为马超什么也没听见，但她又发现，当倪可宣布此行要经过一百八十多条隧道之后，马超就开始一条一条地数。每次从隧道里钻出来，李苏都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像一根被稍稍拉松的橡皮筋那样，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舒展，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窗外的阴云与大风越压越低，把列车裹在其中，李苏恍惚间觉得自己正在被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深秋推入隆冬。“要翻雪山了，那个叫哈什么的高原。”倪可努力控制声音里的亢奋，几乎要下意识地去拉身边易江南的手。易江南却浑然不觉。大部分时间里，她的视线都要辛苦地绕过倪可和李苏，落在马超那清瘦的轮廓上。有好几回，她让李苏提醒马超喝水上厕所，都被马超摆摆手拒绝。然后，就在易江南自己离开座位找厕所的当口，马超突然站起来，飞快地往相反方向走，到后面那节车厢里上完厕所，赶在易江南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李苏忍不住低声问他：“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我去上厕所。”

“我知道——可是你是在躲你的妈妈吗？”

“我是在躲我的妈妈吗——”马超每次都要认真地把问题重复一遍，就像在一堂语法课上练习造句，“我，其实，是在跟她做游戏。”二十岁的马超，脸上绽开了十年前的笑容。

冲动涌上来，李苏抛出一个危险的问题：“马超，我认识你，早就认识你。你听好我的问题：你认识我吗？”

列车又从一条隧道钻出来，就像游乐场里那种带虚拟现实的过山车，刹那间就转成了风雪交加模式。铁轨沿着高低起伏的山岭延伸，列车就在茫茫白雪中穿行。李苏眯起眼睛，尽量往远处眺望才能看到一点不一样的颜色。远处滑雪场里有移动的人影，更远处的小黑点也许是动物。“多半是成群的野生驯鹿。”倪可说。车厢里开始响起压抑不住的惊呼，此起彼伏。贴在玻璃窗上的大大小小的手机屏幕挡住了后面的视线，于是靠过道这一排的人几乎全都站了起来。

“一百一十三。”马超又数了一条隧道，然后慢慢转过头，盯着李苏的眼睛，“我认识你吗？有可能。我觉得我可能见过你。可能性有——百分之七十四。”

“那你还记得月半湾小学吗？”

这一次是飞快地、坚决地摇头。“我要专心，”他说，“要不就数乱了。”李苏刚刚把马超从他的世界里拽出来一点，实在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他再缩回去，于是指着窗外说：“你看啊你看，上海见不到这样大的雪。”

马超那张干净而好看的面孔凑近玻璃，最后几乎全贴上去。这个动作维持的时间是那么漫长，以至于李苏暗暗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把他推入窗外那个茫然而未知的世界。有那么几分钟，她听到马超在念叨几种会冬眠的动物。蛇，松鼠，刺猬，北极熊。李苏猜他是觉得自己能穿透积雪跟它们说话。可她不敢打扰他，不敢追问他。

窗内的世界充满正常的、专属于文明社会的喧闹。连着有几拨高大的挪威人站起身来，抓起行李架上的滑雪板，穿好荧光色的滑雪衣，在沿路停靠的站点下车。倪可说：“李苏你看，他们会住在远处的那些小木屋里。滑雪滑累了就躲进去，喝黑咖啡，吃油煎三文鱼，看以前住过的人扔在那里的平装书。”

“北欧人就这么好学吗？”坐在后面一排的马清源冷不丁插进来。

“呃——”倪可愣了一下，紧接着，因为多了一个听众，他变得更为兴奋，“好学倒是也有限——你猜他们最爱看什么，全是侦探小说，连环杀人的那种。”

马清源笑起来，“说得也是。这里确实有那种氛围——你想啊，这么安静的地方，这样厚的雪，这么少的人，有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痕迹，是藏不住、抹不掉的呢？”

七

“冰雪奇缘”挪威半自助旅行团是易江南报的。她甚至没有问过马清源这段时间是不是能请得出假来。她只是用微信通知他时间地点。那一条太不显眼，与马清源的工作群信息混在一起。直到晚上易江南从手术台上下来，又发过来一条，他才反应过来。

“十天休假，这不是个小事儿，你应该先问问我。”

“超超需要出去走走，这事儿本来早就该办的。颜大夫也支持我，我们都说好的。”

“我说的是休假问题。”

“我一个外科医生，两周的门诊说停就停了，你的假比我还难请？”

马清源没有再往下说。他收拾起桌上的碗筷，对着吸顶灯在桌面上投下的一圈倒影苦笑。在外科医生易江南的眼里，马清源在出版社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一叠卡在门缝里被压扁的文学梦。他早先当编辑的时候还可以算个半吊子文人，情书里夹着刚刚发表在《诗刊》《美文》或者《微型小说》上的文章。易江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这些从未超过两页的作品，究竟怎么会打动她，也许只是因为她那时刚刚当上住院医师。一个动不动需要值夜班的女人最坚强也最脆弱，马清源的文章碰巧击中了后一半。

后来国营出版社搞市场化改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编辑分批到发行科轮岗，轮了三个月以后社长把小马叫到办公室里谈心，说：“你这样知书达理但又比一般书呆子要灵活的人，就是咱们现在最需要的人才啊，听我的就待在发行科吧，这里升职要比编辑部快得多。”一转头发行科长便拍拍他肩膀说：“小马你猜我为什么问社长要人？我看中你小子能喝两杯，跑渠道少不了这点花样。”

马清源果然很快升职，从发行员混到科长再到副社长，但他的酒量并没有给这家七八十人的小出版社增加什么效益。他没法跟易江南，也没法跟自己说清楚，为什么始终不放弃这家离开“书号合作”就没法完成指标的企业，为什么从来没试过跳槽，为什么进了发行科以后就再没发表过一个字。他只能努力让自己显得很忙，跟易江南一样忙，用来循环论证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合理的。然而易江南并不放过他，尤其在超超出事之后。她似乎不需要任何行业经验，就可以冷冷地看穿他。马清源不得不承认，那也是一种天分。

“一天天的，瞎忙。”

“你怎么知道是瞎忙？”

“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我在构思。我在卖书。”

“卖出几本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吧？那都是人家什么公司的。你们就收点书号钱。”

“说这个有意思吗？”

“那么说什么有意思？要不我们来讨论一下马超的治疗方案？”

“马超没病，我认为。”

“你认为，嗯，你认为——马清源你醒醒，你有没有办法让学校也这么认为？你有没有办法让马超上一所正常的学校？”

马清源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苦笑。事后想起来，自从罗律师让月半湾赔了钱退了学以后，他们家多半已经在教育圈里默默地出了名。易江南试过几次转学，见过十几张为难的校长或者教导主任的脸。有两所小学同意试试，但总是刚刚挨过一周，学校就会打来电话让他们过去。这一回没有校长也没有教导主任，只有保健室的医生（这也能算医生吗——易江南悄悄跟他嘟囔）和班主任。她们捏着嗓子说：“恐怕不行啊，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

“小朋友融不进这个集体——他总是一个人。”

“慢慢会好的，他适应一下就好了。”

“我见过太多孩子了。我分得清不习惯和做不到之间的区别。”班主任的声音。

“马超妈妈，我们是学校，你们需要的是医生。”保健老师的声音。

“我，本人，易江南，就是医生。”她侧着身，不看她们的脸，僵硬的声带发出没有充分润滑的机械转动时的异响。

“我知道。我们知道。”对方的拒绝越来越轻，却也越来越坚决，“我们知道您是外科医生，可是马超需要的是更专业的——嗯——”

好像有一大把词语撒在保健老师眼前。精神，心理，抑郁，自闭，宛平南路六百号。太多了，她挑花了眼，最后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音。最后总是马清源，在这一地的狼藉里捡起破碎的易江南，带着她走出学校。

他知道又要开始一轮。学校让他们找医院，医院让他们找学校。医生迟迟打不下自闭症的结论，因为尽管确实有部分症状符合指征，却不够典型，既“不符合原发性自闭症儿童的典型情况”，也难以建立这种症状与坠落事故的因果关系。在医生看来，回到学校里，回到人群中，“也许有助于加速孩子心理复健”。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回到学校？你告诉我们怎么回去？”

没人觉得有必要回答易江南的问题。那时候学校和医院之间还没有多少缓冲地带，医生还不会递来儿童自闭症干预中心的名片。诊室里每一秒钟的沉默都是奢侈，很快就会有下一个病人把病历卡塞进来。

马清源其实宁愿跟着易江南或者罗思捷或者他们家的任何人在外面奔波，寻找一个越来越渺茫的机会。这要比回到家里好得多。他们俩的抽屉里留着好几个离婚协议书的版本，有一份甚至签过字。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没有人再把它们翻出来，就好像他们迅速达成了一份新契约，默默地覆盖掉了旧合同。

那是一份漫长的新契约，包含很多义务和禁忌。他们曾经为了松绑而努力，如今却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他们不再有激烈的吵架。关于马超的每一个决定，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都会被搁置起来。他们退了租，回到原来那套一楼的房子。马清源买了一张折叠沙发床搁在书房里，一到晚上就拉开。

沙发床一点都不舒服，可他觉得独自窝在那里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这房子在小区里最靠外的一排，前面没有高楼遮挡，即便是底楼光线也不差。当初装修的时候书房没打算让人睡，只装了一层薄窗纱，可是当易江南提出要给他再加一层厚窗帘的时候，他没同意。易江南不知道，老马睡觉的时候是连这层纱也懒得拉起来的。那些被月光照醒的午夜，当隔壁马超粗重的呼吸声传进来，马清源觉得自己总算能找到一点久违的安全感。他会想，不管怎么说，儿子还是在长大。至少他活着。

五年前，还是四年前，总之也是那样一个晚上。月光透亮，可是马清源睡得很踏实。把他弄醒的是易江南。她的面孔就飘浮在他的鼻梁上方，嘴里呼出的是一种进口漱口水的味道。那是一个很小众的牌子，易江南只用这种。马清源的意识还停留在一段毫无情节的梦境中，上半身已经弹起来，下半身却麻着动不了，于是腰部被凭空拉扯出一阵剧痛。

“别怕，是我。”

“我知道是你，但为什么是你？”

“我们说好的。”

“说好什么了？”

马清源一手托住腰，另一只手在空气中抓了一把，又沮丧地垂下来。他想起易江南这几天一直在跟他念叨二胎政策放开的事情，而他照例不置可否，以为沉默就能打消她这疯狂的念头。

“你是不是，可以冷静一点？”

“马清源，我很冷静。没有人比我更冷静了。我们没法照顾超超一辈子，你知道的。”

“所以呢，所以你就要给这个世界再制造一个可怜的孩子，然后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他吗？”

易江南的手指正从马清源睡衣的缝隙里滑进去，听到这话就僵住了，停留在他右侧肋骨附近。

“马清源，你说说看，这个烂摊子是谁造成的？”

“又来了。你不是就想说都是我干的吗？是我，行了吧，是我。”

腰下意识地挺直，换来又一阵剧痛。马清源整个身体都瘫软下去，沙发也跟着一起塌陷。易江南的手指从睡衣里猛地抽出来，拽飞了一颗纽扣，落在黑夜里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大捧月光，死死地照在那块地面上，像是清冷的舞台上打了一道惨淡的追光。

“别闹了，南南，我不好，对，我是说，我不行，早就不行了。”

小名都喊出来了。两个人同时被尴尬堵在了死角上。

“你真没种。”易江南咬着牙从喉咙口里挤出一句话，“你连一个机会都不肯给你的孩子。”

一时之间，马清源弄不清易江南指的是哪个孩子。是马超，还是那个没有机会出生的孩子。

门外，马超起身上厕所，冲马桶，一连串清醒的、节奏铿锵的脚步声让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睡。易江南努力压抑的抽泣，断断续续地和上门外的节拍，听起来像一段荒诞的二重奏。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