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梦用白日梦式的幻觉代替了清醒状态下的思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一

周书生跟我说起这个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当时，他喝着酒，一脸坦诚地告诉我，我不由自主信了他的话，以至于过去这么多天，我还经常睡不好。有时候，我甚至突然醒来，坐在床上，回想着他的话、他的动作、他的表情，然后摇头自言自语，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跟你说一个除了你，恐怕没人会相信的秘密。”周书生嘴角轻扬，露出一丝浅笑，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真不敢相信，当时我竟然信以为真！

无数次，我坐在床头，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坐在饭桌上端着酒杯沉思，试图解释为什么当时让人信以为真的事，现在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受。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也许是因为没了当时他时快时慢、忽高忽低的语调魔力，没了他神秘的表情，没了悬在饭桌上昏黄的灯泡，没了灯光下花生米诱人的油光，没了他和我碰杯的叮当声，他营造的令我信以为真的与真实世界隔绝的幸福小世界，便土崩瓦解。

但现在，不再需要解释，我也不再怀疑。现在的我相信，就像当初听时那样确信，周书生真的尽其所能，原原本本向我倾诉了他的秘密。这些事是否真的在他身上发生过，或者只是他目睹，都因为他突然死亡，永远终结了我的猜想，也没给任何人留下前去探寻的线索。信与不信，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

“想不想我告诉你？”那天，几杯酒下肚之后，周书生突然跟我说。

我没指望周书生告诉我。都说人有钱之后就会变。自从他开着轿车进村，村里所有人便盯上他。谁问他，他都不说。有人说，他不是中了彩票，就是背了毒。这些年，我们村确实有几个人因为背毒被投进监狱。对于一个曾经像我一样穷困潦倒，穷得家里连一辆牛车都没有的人，突然开着轿车，烧着汽油，突突突地冲回来，并放出狠话，说过了年就要盖房子。不是一层，是两层，是两层的洋楼。这阵势，就像老天冬天四处飘着雪时，却突然丢下一个响雷，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那天是大年初五。头天周书生就告诉我，初五要来吃饭。还真的来了。开着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家场院上，然后从后备箱抱下一箱苹果、一提牛奶和一些糖果。周书生过年穿的西装还没换，配一条红领带，皮鞋也擦得光可鉴人，看上去既精神又阔绰，只是走路还像以前，摇头晃脑，还没完全脱去一副小混混的样子。

“我看你，就跟一只突然穿上西装的猴子没什么两样！”对一个曾经和我一起用玉米钓过鸡的人，我也没什么好恭维的。

他抬起酒杯和我干了一杯，然后嘭的一声把酒杯磕在饭桌上，说：“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看人，还不是先看这层皮。就说以前咱们在村里，谁他妈把我们当人看？”

然后，他接连夹了几颗花生丢在嘴里，咔嚓咔嚓嚼着，说：“你放心，兄弟发了财，一定少不了你。”对他的好意，我只是笑笑。虽然出去打工之前，在村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但就凭我们曾经一起抽过一支烟，一起钓过几只鸡，我就真希望他带着我一起致富，或者送我个万儿八千？可我没抱这种奢望。记得以前，他这张嘴也没少在我面前跑火车。

周书生倒认真起来，说：“难道你忘了，我们可是发过誓的？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还说要娶白可兰做老婆呢。”我笑道。

以前，只要闲暇无聊，我和周书生就躺在他家门前那堆麦草下，把衣服撩起来，晒着肚皮吹牛。因为烟瘾大，又没有烟，他嘴里总叼着一根麦草。我们没少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当然，对于两个穷光蛋来说，做得最多的梦还是突然发一笔横财。现在，周书生似乎真的发了财。我记得当时，他经常说，等发了财就把老房子拆了，然后起一栋新房，把白可兰娶了。他才回来，我就提醒他，村长的小儿子已经四处放话，要娶白可兰做老婆。

“嘁，”他抿了一口酒，一脸邪气地说，“我看上的女人，别说村长的儿子，就是乡长的儿子也没用！”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百元大钞，往桌子上一拍，往我面前一推，说：“兄弟，这点钱，你先用着。”那样子，别提多神气了。我当然没有接，把钱推给他。以前我们走在一起，两个人的钱加起来从来没有超过五百。现在，他突然甩给我一万，我不被吓到才怪！

我说：“你是不是喝多了？”

“这点钱算什么！”周书生说，“等过了十五，我就把老房子拆了，然后就地起一栋现代化的小洋楼。”虽然我不知道现代化的小洋楼和一般的楼房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吹牛。以前就是买一包玉米种子，我们也会一起商量商量，何况起房动屋这种大事。

“这笔钱，你先用着。”他又把钱往我面前一推，说等工程队一来，把老房子拆了，他就继续出去打工。到时候，我在家还得抽时间帮他料理一下盖房子的事。

“真要盖？”

“肯定要盖！”

“就为了白可兰？”我想，他肯定是为了这个女人。为了抢在村长的小儿子之前把白可兰抢过来，才突然决定盖房子的。他还真以为，盖一栋房子就能把白可兰娶过来？先不说能不能娶过来，就说盖栋房子，至少也得三四十万，他出去一年，能挣多少钱？不说他没什么过硬的本领，就说他平时做事拈轻怕重，还能捡到什么挣大钱的买卖？俗话说，扯树叶还得一片一片扯呢。

“就算不是为了她，这房子也要盖。”周书生说。

见他说得这么认真，我就问：“你不会真的背毒吧？”

“我有胆量去背毒？你真是高看我了！”他笑起来，和我干了一杯，然后接着说，“以前在家，我们确实干了些偷鸡摸狗的事，但也从来没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你说是不是？”

想想也是。

这样我就更加奇怪，一个曾经和我一样，没什么手艺，总喜欢躺在太阳底下，把衣服撩起来晒着干瘪的肚皮，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发财梦的人，怎么突然就发财了？

“想不想我告诉你？”他一脸神秘，瘦削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

我没有搭腔。从他回来，我就没有问过他发财的事。

“你猜猜嘛。”他有点急不可待。

我开玩笑说：“不会是做梦吧。”

“我肏，看来咱兄弟俩真是彼此肚子里的蛔虫，什么事都瞒不住啊。”然后他说，还真是做梦。

“梦也值钱？”我不以为然。

他点点头。

我说他一定是喝多了，开始鬼话连篇，或者并不想告诉我他干什么发了财。记得他出去打工之前，村里但凡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各种关于梦的标语，好像遍地都是钱，只要敢做梦、肯卖力。可以说，周书生就是在那些标语的鼓舞下跑出去打工的。现在他告诉我梦真的可以卖钱——开什么国际玩笑！不告诉我就算了，编这种低能的笑话，我不生气才怪。后来我想，我生气，恐怕多少有点嫉妒他发了财，不然以前他在我面前满嘴跑火车，我怎么从来不生气？而且我听说，但凡出去混，想要混得好，就必须油嘴滑舌。况且他现在混得这么好。所以我说：“就凭你这张嘴，就是把黄铜说成黄金，我也不足为奇。”

他有些生气，发誓说：“如果有半句假话，将来遭天打五雷轰。”

但是我知道，他对我还是有所提防的。他甚至没有告诉我那个地方的名字，好像害怕我知道之后，会去证实他的话，或者跑去那座城市，随便找个地方，摆一张床，躺着做几个梦，然后像他一样，挣点快钱。

他说，去那个小镇之前，他在外面干了好几份活。先在一个水泥厂上班，给货车装水泥，工资不错，只是太脏。后来他跑去一个木料厂给树削皮，拿的是计件工资，工作不算苦，但是第二天，他的手就磨出几个豆大的水泡来。每个地方，他都咬牙干满一个月，然后领工资走人。但是在饭馆端盘子，他是被老板轰走的，因为三天当中他摔了四盘菜。老板嘲笑他盘子都端不稳，他揪着老板的衣领就是几拳。

我被他逗笑了，说：“老板不把你轰走才怪。”

“都怪馆子的地板太滑，整天油腻腻的。”他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四处都是机会，遍地都是钱，只要肯卖力。他打算回家，但是两手空空，怕回到家落得大家一顿嘲笑，就犹豫起来。他四处晃荡了几天，然后在一根电杆上看到了一则收梦的小广告。

然后，他就跟我说起那间买梦的小屋。

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说得很详细。他甚至告诉我，门口挂着一个棕色的牌匾。牌匾上刻着几个方方正正的蓝字：梦之屋。下面有一排小字，像是注解：只要肯做梦，一定能致富。作为一个平时做事粗脚大手的人，我真不敢相信，他竟然观察得这么细致。但他说，见到牌匾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这样，我就信了。许多事，也只有吃惊或兴奋，才会在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诸多清晰的细节。他说，那天是他第二次到镇上，第一次去就有人告诉他，“梦之屋”在高价收购别人的梦，当时，他还嗤之以鼻。若不是后来混得身无分文，他也不会抱着试试的心态，推开那扇门。

那是一扇光可鉴人的铜门，又厚又重，他费了很大劲才推开。门后是一条昏暗的长廊。走在里面，嗒嗒的脚步声就像冷冰冰的锤子，狠狠敲着他的脊梁，他有点害怕。他说，后来每次穿过走廊，他都感觉自己正走在回梦里的路上，梦里的许多片段便会重新涌上心头。

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扇门。门开着，房间不大，但干净明亮，他在一张桌子后面看到一个女人，女人低头玩着手机，高高盘起的发髻就像一根天线，立在后脑勺上。他一直以为进了门，会在房间里看到许多人，没想到房间里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

“请坐请坐。”女人扶了扶眼镜，笑盈盈看着他很客气地说，一看就是好久没有客人上门的样子。

“女人长得还算漂亮。”他坏笑了一下，说，“一张白花花的脸，就像电视里的面试官，穿一身灰色的西装，里面配一件粉色的衬衣。但那身西装，还是包不住她火辣辣的身材，圆鼓鼓的两团肉就要从纽扣后面蹦出来。”

刚坐到椅子上，女人的眼睛就像探测仪，在他身上扫来扫去。他有点紧张，只好把视线投到窗外。窗外车来人往，阳光白炽刺眼，他突然觉得自己很荒唐，大白天的做什么发财的梦。现在这个世界，骗人的把戏还少吗？

“你有梦？”女人的话把他的思绪从窗外拉了回来。但他并没有看着女人，而是看着桌子上的仙人球。

“梦真的可以卖？”他问。

“童叟无欺。”

“不管什么梦？”

“不管什么梦。”

“多少钱一个梦？”

“那得看质量。”

“嗬，梦还讲质量？”

“当然。陈年旧梦、新新鲜鲜的梦、屁大点的梦、宏大的梦、简单的梦、复杂的梦，它们的价钱肯定不一样。”说着，女人扬起眉毛看着他，问他是不是真的有梦，那样子好像怀疑他不会做梦一样。

他点点头，然后把梦告诉了女人。

我非常好奇，他第一次卖给女人的到底是什么梦？卖了多少钱？

他喝口酒，润了润嗓子，让我不要打扰他。然后继续说，他说头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做梦，以前的梦，他也记不起来，就胡乱编了一个，心想能骗一块是一块。没想到女人听了哈哈大笑，说他的梦是假的。

他心里一惊，不知女人怎么会知道他在撒谎。当然，他并不承认，而是狡辩说，所有的梦都是假的。

女人并不与他争论，只是站起来示意他滚出去。显然，他的轻慢使女人很不高兴。但是等他走到门口，女人还是提醒他，说如果以后真的有梦，可以去找她。

“真实的梦！”出了门，他在心里冷笑一声，梦还有真有假？心想女人肯定是个骗子。为了早点揭穿女人骗人的把戏，刚回到住处，他就一头栽进被窝里，也不管太阳还高高挂在房顶上。但那天下午，他在被窝里除了被闷出一身臭汗外，连芝麻大的梦都没做一个。晚上，他也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梦，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一直感觉脑袋昏昏沉沉，感觉昨夜像做了无数个梦，却又像什么梦都没有做。

又过了三天，他才做了一个梦。他高兴坏了，一觉醒来，就赶忙把梦记在笔记本上。

“那个梦，女人给了五百块。”他说。

“五百！”我还是吃了一惊，说顶我挑两天的沙灰了。

他笑笑，说：“还有比这更高的呢！”

我没有问他最高是多少。梦能卖钱，就算卖十块，也是旷世奇闻。谁还愿意脸朝黄土背朝天干活！谁他妈不会做梦！我充满了怀疑，但是他绘声绘色讲述的语调魔力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

每次，女人都嗒嗒嗒地敲着键盘。他说，他的梦就这样被女人录进电脑，然后待他按下指纹，确认交易，电脑便会咔嚓一声，吐出一张金色的光盘。再然后，女人便把磁盘装进一个巨大的抽屉式的文件柜。他告诉我，女人似乎根据不同的梦，把光盘装进不同的文件柜，但他懒得管这些，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这些梦，他们到底买去干吗？他们这么做，不可能毫无意义。谁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为什么需要梦？”我让他好好想一想。当时，我非常好奇。现在，我也非常好奇。

碗里的花生已经所剩无几，他的筷子在最后几颗没什么吃相的花生上挑来拣去。“你管人家买去干吗。”他说，“你扛一袋米去卖，还管人家买去吃，还是买去喂猪！”

想想也是。

但是不论怎么说，如果不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家真的来了一支工程队，开着推土机嚓嚓嚓几下把老房子推倒，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说的竟然都是真的。

二

每早醒来，我都会感到一阵失落。我不是坐在床上发呆，就是失落地抽着烟。如果头天晚上我恰巧做了一个梦，这种失落就会越发强烈，就像自己丢了一笔钱。有钱还好，关键是我一直穷得叮当响。

我也会做梦，为什么我的梦不能换成钱？

当然，周书生早就看出了我的想法，但他的提醒也很有道理：我走了，我妈怎么办？不说我妈那双腿越来越弯，越来越不利索，就说我这条命，都是她从刺稞椤里捡回来的。“仅凭这一点，你就不能只为了自己的梦，独自丢下她。”他说。

但是，我也想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我当然知道，当初她把我捡回来，除了可怜我，当然还想等她老了之后，有人可以给她养老送终。这就是她的梦。如果我弃她而去，她肯定会抬着嘴四处乱讲，我是个不孝之子。所以周书生走的那天，我妈一直站在路边，见我没走，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其实，有时候我妈又希望我走。特别是周书生家开始盖房子，见我一天老往那边跑，她就垮着脸，骂我咸吃萝卜淡操心。我懒得理她，依然每天过去看看施工进度，老板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时候还得送几斤钉子，买几扎铁丝。当然，我知道我妈这么说，也是心里着急。以前周书生在，两个穷光蛋在一起，我穷得就不那么突出。也许我妈就觉得，与周书生相比，我讨媳妇还是蛮有希望的，至少我有一个妈，周书生连个妈都没有。虽然我是她捡的，但我妈还是希望我能娶个媳妇，将来能让她儿孙绕膝。

“你又坐在床上发什么神经！”每次见我呆坐在床上，我妈就像这样骂我。

我知道，其实她心里也非常矛盾，见周书生在外面挣了大钱，她能不着急？一方面想让我走，一方面又害怕我走，心情就像她那双腿，大腿向内撇着，小腿向外撇着，走起路来，里外不是办法。但走不走关键在我，如果我真想走，就凭她那双腿，还能管住我？

不过，幸好我没去。

周书生走后，隔三岔五就给我打电话，说房子盖得怎么样了，问老板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时候，他也会向我打听白可兰的事，问白可兰现在和村长他小儿子处得怎么样。我让他放心，说只要房子盖起来，难道白可兰还会喜欢一个长得没有一坨牛屎高的废物？我很少问他工作上的事，他不说，我也不问，问多了，怕他不高兴，怕他觉得我不是嫉妒，就是盯着他的钱。

不过大多时候，他还是会主动告诉我。除了我，他也没有值得分享快乐的朋友。就算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他至少跟我提起过两次。一次是中午，我刚坐到饭桌上，端起碗，电话就响了。他告诉我，说他刚刚搞了一个大单，让我猜猜，他的梦卖了多少。就算隔着电话，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兴奋，就像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

现在，还有什么事能让人奇怪的。就算卖个三千五千，我也不足为奇。我盯着饭桌上一只爬来爬去的苍蝇说。但是，当他告诉我卖了一万八，我还是吓得筷子掉在桌子上。

周书生说，早上起来，他随便抹了一把脸，牙都没刷，带着笔记本上的梦就朝“梦之屋”冲去。进了房间，凳子上已经坐着几个人。两个男人和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还有一个身穿短裤的男孩。轮到他时，已是中午。女人听了他的梦，并没有把他的梦录进电脑，而是把他带进了另一个房间。

“我没想到，就在她的隔壁，竟然还有一个人。”周书生说。一直以来，他都没有见过那个人，也没有见谁进过那个房间。房间里坐着一个秃顶的男人，四十多岁，进去的时候，男人正窝在椅子里打盹。女人敲了敲桌子，秃顶的男人才醒来。男人穿一身制服，像一个警察，又像一个医生，面无表情地在他脑袋上粘了四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巨大的显示屏，就像做心电图的仪器。

“说说吧，关于你的梦。”女人出去之后，男人直截了当地说。周书生脑袋上的吸盘吸得越来越紧，就像有四根触角想伸进他的大脑。他越来越不舒服，刚才还清晰完整的梦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他听到仪器呜呜的嗡鸣，也许，那就是传说中的测谎仪。男人看出他的担忧，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别紧张。

“怎么……怎么在外面不用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周书生问。

男人笑笑，露出一口黄牙齿，说：“就像看病，从乡镇卫生院到省人民医院，是不是检查的仪器越来越先进，检查的结果也越来越准确？”

想想也是。然后，他就把梦告诉了他。他说的东一句西一句，感觉很糟。但秃顶的男人却说梦的质量很高。

走的时候，男人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的钱又厚又沉，像一块砖。回到家一看，竟是一万八。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梦，是梦到自己变成仙，还是梦到调配仙水的秘方？

他说他已经记不清那个梦，就像把梦卖了，他就不再拥有那个梦，脑海中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也不知道那个梦为什么那么值钱。幸好有笔记本，他打开笔记本，简单告诉我，说开头和以前的梦没什么两样。似乎我们的梦，永远记不得开头。大概的情节就是他迷迷糊糊去了一家银行，想抢一笔钱，结果两个端着枪的保安一直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最后他只能认怂，假装去提款机上取钱，没想到提款机里的钱竟像洪水一样喷出来。

我想，他肯定是因为盖房子急需用钱，才会做这种奇怪的梦。我提醒他，在外面千万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既然做梦都能赚钱，就好好做梦。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个梦，就算只做一百个梦，还愁没钱盖房子？如果钱不够，就跟我吱一声，到时我跟我妈商量商量，让她把给我娶媳妇儿用的几万块先借给他。

他说不用不用。

我好奇地问起镇上的情况。他说人们过得很幸福！每次去镇上，四处都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没有车来人往，没有人在街上嘻嘻哈哈，所有人都在自家门口丢几把椅子，安逸地躺在上面睡觉，躺在上面做梦。

“那得做多少梦啊！”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有些担忧，说：“我听说后面做梦会越来越难，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不会再做梦。”

我笑起来，说：“难道做梦还像开采石油，有一天也会被采完？”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石油会枯竭，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也没见石油枯竭啊。我还特意问他：“过年开车回来，烧的是汽油吧？”

“肯定是汽油。”

“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的鬼话。”我提醒他说。

最后他说：“如果能再做几个高质量的梦就好了。”

对我来说，做梦比放屁简单多了。我说：“我可能几天不放一个屁，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几天不做一个梦。”

但是没过多久，大概三个月，也可能是四个月、五个月，周书生就打电话给我，说他不会做梦了。那时已经是夏天，因为一到夏天，我就经常全身冒汗。那晚，我在大汗淋漓中醒来，就像做了一个噩梦，头疼得像要炸裂。而且，被电话吵醒的时候，我的腿和手臂上还留着蚊子叮过的后遗症。我抓了抓，然后接起电话，说：“你搞什么鬼？半夜三更的，你就不能好好躺在床上做几个梦？”

“做个屁的梦！”他说。

我睡得迷迷糊糊，所以没有听出他情绪上的异常，还开玩笑说：“是不是想回来陪我一起去偷李子？”

有户人家的李子虽然只有鹌鹑蛋那么大，但是又脆又甜。以前每年，李子一熟，我和他都会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骑着摩托过去偷几斤。

“什么年代了，还偷李子！要是你没有买李子的钱……”他接着纠正说，“如果你想吃李子，等我回来，直接把那家的李子树买过来，栽在你家场院上，到时候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他声音嘶哑，透着浓浓的疲惫，一听就知道已经好久没有休息好。但我还是有些生气，他也知道，我们曾经非常穷，但是一起偷李子并不是因为我们买不起李子，而是因为偷来的东西吃着特别香。

我说：“你变了。”

“我没变。”他说。

“变了。”我坚持认为。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是的，我变了，变得再也不会做梦。”

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就像当初我不相信梦能卖钱一样。

“我再也不会做梦了！我真的再也不会做梦了！三十天，不，三十一天，整整三十一天，我没有做过一个梦！”他不停重复着，然后，电话里传来了呜呜的哭声。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整天躺在床上睡，我也会睡得不知白天黑夜。我说，“你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女人，只知道哭哭啼啼？”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雷劈在身上都不会掉一滴眼泪的人。记得有一次，汪老海家丢了一只鸡，汪老海媳妇找上门，他妈拖着病殃殃的身体，用刺条子把他裤裆都打烂了，他也没有哭一声。而且暴打并没有吓住他，那年我们又钓了汪老海家几只鸡。他说，以后每年都要钓几只。

自从周书生妈妈得了痨病，他便喜欢带着我四处钓鸡打鸟。他告诉我，医生说他妈得的是富贵病，就是要多吃肉，少干活。他妈舍不得杀自家的鸡补身体，他就到外面偷。当然，他妈没少骂他，后来每次骂他，他就说，当初赔汪老海家的可是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年能给他家下多少蛋，孵多少鸡啊！但是吃了这些鸡，没出四年，他妈还是走了。

我想，他应该是遇到了别的事。不会做梦，不至于这么痛苦。“不会做梦多好啊，一觉睡到大天亮。”我说，“这种日子我求之不得！”

他问我：“你为什么总是不肯相信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这话倒是真的。然后他说：“真正改变的是你，连曾经最好的朋友都开始怀疑。”他的话里充满了黏稠的痛苦和绝望。我无话可说。难道真的是我变了？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我还没有跟上节奏？

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的事，我撒我的尿。我回到床上，已经毫无睡意，但是脑袋又昏昏沉沉，便拿着杀虫剂，试图把叮我的几只蚊子干掉。无果，便坐在床头抽着烟，听他唠叨。“窗外月明星稀，真是出去偷东西的好天气。”我告诉他。他说：“你怎么还挂着偷李子的事！”

第二支烟抽完，我大概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上次卖了那个梦之后，他就一直琢磨，那个梦为什么那么值钱？什么样的梦才能那么值钱？后来，他真的又卖了几个价格不菲的梦。他说，他好像突然找到了怎么做好梦、卖好价钱的密钥。但是，当他卖了迄今为止最贵的一个梦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做梦。

他声音嘶哑地哭起来，说：“都怪我，都怪我太贪。”

因为担心他出事，我只能尽量安慰，说这种事怎么能怪他。梦不卖，留着有什么用，留着等着被遗忘吗？从小到大，我们做了多少梦，但如今，我们还记得多少？我说不是他太贪，是有人居心叵测，或者有人人傻钱多，愿意出高价收购他的梦。

“也许，也许我不该破坏那个摄像头。”我听见他擤了一把鼻涕，停止了抽泣，继续说，“做最后一个梦之前，我去到镇上，把一家银行装在门外的摄像头破坏了。我以为警察会很快找上门。那天晚上，虽然警察没有上门，但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噩梦。为了躲避警察，我在一栋空荡荡的大楼里东躲西藏，又好像是我们村子对面的程子山，山上四处都是树，我一个人被警察追着在树林里疯跑……”

最后，他说：“我的脑袋肯定是被人控制了。”

“被人控制了？”我笑道，“你被控制了，现在还能给我打电话？”

“你小声点，小心被他们听见。”他突然把声音压得很低，就像附近真的有人。然后，他固执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脑袋肯定是被人控制了。”

“脑壳长在你的脖子上，它怎么可能被人控制！”我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笑，”他很严肃地说，“我的脑壳真的可能被人控制了，但一时半会儿，我也搞不清问题出在哪儿。”

见他认真的样子，我也没有再跟他嘻嘻哈哈，而是对他的精神状况感到很担忧。我说：“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回来吧，回来散散心，顺便看看房子，房子快盖好了。”

三

周书生回来，令所有人吃了一惊。我也没想到，他真的会回来。

这些年，就算沾亲带故的人死了，那些在外打工的人也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他们更愿意请一个帮工，一天一百元的酬劳。来来回回四五天，多的十多天，加上车旅伙食，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他成了这些年村里唯一一个没干到年底就跑回来的人，还是开着银灰色的轿车。

这样，大家就更好奇，见了周书生都免不了调侃一句，说：“周书生，你是不是半年就挣够别人一年挣的钱，提前回来等着过年了？”他还是懒得搭理大家，偶尔搭句话，也是说回来看看房子盖得怎么样。大家因为打探不到一点他到底在干什么的信息，失望的失望，生气的生气，以至于后来在路上遇到，大家都不愿意和他说话了。

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回来。我觉得他现在根本不关心盖房子的事，就连白可兰的事，他都没有主动问过我。

他的精神状况很糟，就像变了一个人，脸色苍白。其实这倒不足为奇，我想。为了做梦，整天躲在屋里，睡在床上，太阳连屁股都晒不到，不白才怪。奇怪的是他的头发又脏又乱又长，乍一看就像一个疯女人；曾经结结实实的身子，也瘦得像根干木头。我永远记得，那天他从车上下来，就像一个纸人，被风吹着，飘飘忽忽向我走来。若不是手里拎着两袋沉甸甸的水果，可能早就被风吹跑了。

我妈从他手里接过苹果和糕点，说：“孩子啊，你干的到底是什么要命的活儿，怎么把身子累成了这样！”

他说：“婶婶，没事没事。”他的脸就像被冻住了，冷冰冰的，但听他的语气，我知道他并不想朝我妈板着脸。

我妈问他：“今年还出不出去？如果去，一定把我家儿子带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我妈是真的希望我出去打工了。就在周书生回来之前，她终于在我们村的贫困户公示栏里找到她的名字。那天中午，她很高兴，但高兴中又有一丝忧伤，说如果没有我，上面就会把她纳入兜底保障户。我很难过，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成了她奔向美好生活的一块绊脚石。紧接着，她又告诉我，说上面已经答应，今年会用钢筋混凝土帮我们盖一栋浇灌房，说现在我们住着的土坯房属于危房，如果不小心遇上地震，我俩随时可能被埋在里面。

“你总得讨个媳妇，政府把房子盖给你，到时候，房间里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没有液晶电视，没有双开门的大冰箱，白可兰怎么可能嫁给你？”她说。

我哭笑不得。周书生让我帮他盯着白可兰，有两次被我妈撞见，她就以为我喜欢白可兰。

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喜欢白可兰，那也是骗人的。就凭白可兰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哪个男人不想钻进去，好好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当然，我并没有告诉我妈我和周书生的约定。长期以来，我妈都这样控制我，时不时敲打我，好让我知道自己永远欠着她。

我告诉周书生，我家马上也要盖房子了。他的平静令我有些吃惊，若是以前，他肯定会骂骂咧咧，声讨各种不公。就连我们村的小村主任，他也经常和我躺在他家麦草上声讨。相比那些生活还算可以的人，穷人更见不得掌权者的不公和腐败。我说，如果当初他不急着盖房子，他比我更有资格当贫困户。他跑出去打工之前，准确地说，他跑出去卖梦之前，他比我更穷，房子更破。

“上面见你在盖房子，就不管你是不是欠了一屁股账。”我替他打抱不平。

他依然面无表情，说：“这事确实怪我。既然上面有标准，也不能怪那些摸排的工作人员。”

见他把事情说得这么轻描淡写，我想他不是气糊涂了，就是睡糊涂了。我给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原本有两个穷鬼，生活条件差不多，都穷得叮当响，当然，住的房子也破破烂烂，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勤快，一个懒惰。结果，有一天为了消除贫困，上面派工作人员来摸排。工作人员见勤快的人在外面打工，挣了一点钱，还盖起了房子，就没有把他纳入贫困户；而那个整天躲在家里的懒汉，不但被纳入贫困户，还通过各种补贴盖起了房子，关键是盖好之后，他一分不差，而且后续还可以享受医疗、孩子上学等各种优惠政策。

“你说，对那个勤快的人来说是不是非常不公？”我问。

“勤劳能致富，等、靠、要是永远不可能真正致富的。”周书生说，“只要能继续做梦，别说一栋房子，就是盖两栋房子都没问题。”

一个十三岁才第一次穿上裤衩，一个曾经比我更爱抱怨，比我更加精明，赔了汪老海家一只母鸡就要偷十只鸡的人，就这样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因为打工而错过的机会。如果真是打工也就罢了，偏偏是卖梦这种匪夷所思的事！

周书生真的变了。

“我的脑壳肯定是被别人控制了。”我突然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然后我才注意到他神色黯然，乌黑的眼睛就像两座被掏空的煤矿，黑絮深邃，仿佛通向无尽的黑暗，又似乎可以吞噬一切。就算我跟他提起白可兰，他的眼睛再也没像热恋的少年放出两道精光。

“我已经找过她。”他弹弹烟灰，说，“就这么处着吧，不管白可兰选择谁，只要她幸福就好。”

“只要她幸福就好？”我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曾经说过，娶她做媳妇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他呵呵一笑，说：“我曾经说过吗？”

在他眼里，除了梦，好像一切都已无关紧要。好像没有梦，他就对生活失去了所有激情。我感觉他的每个细胞都在号叫，都想做梦，却再也没有做出一个梦。

“怎么就被别人控制了？”我问他，“问题出在哪儿？可能出在哪儿？有没有怀疑的对象？”其实，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为了做梦整天窝在床上，即使不瘫痪，迟早有一天精神也会出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那两个人身上。”他说，“特别是那个秃顶的男人，每次去，他都会往他身上连几根线，特别是连在头上那两根线，每当他开始说梦，他就感觉身上有电流一样的东西被吸走。”

“也许是那两根线，把你脑壳里的灵魂吸走了？”我说。

“镇上也有许多人不会做梦，我也打听过，他们的说法比较一致，也不无道理。他们说，每个人一辈子能做多少梦，是由先天形成的梦容量决定的。”他说。

“梦容量？”我吃惊地看着他。

“就像手机，每个手机的存储不一样，它的大小决定了他能存多少东西。”

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他摇摇头，就像一艘迷失在海上的小船。在他身上，我再也看不到一丝年轻人该有的斗志，他不再关心盖房子的事，不再认为白可兰是他这辈子最想娶回家的女人，不再喜欢偷李子，约他去钓鸡他也没有一点兴趣。是什么抹杀了他所有的斗志和所有的好奇，让他变得无欲无求？也许，就是因为他对生活无欲无求，才导致他不会再做梦。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在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做梦，醒着的时候想做梦，睡着的时候也想做梦，结果做着梦中之梦。他就像完全生活在梦里，完全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谁又能确定，他现在不是一个完全沉浸在梦里，没有醒来的梦游症患者？

火苗在火塘里跳动，柴草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我们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坐在火塘边。为了爱吃的东西，就必须忍受闷热和呛人的火烟。为了这样，失去那样，这不就是人生吗？我们彼此沉默着，直到烧洋芋搭上我妈的老酱，令他的味蕾像一朵朵鲜花在舌头上盛开，他的舌头才又灵活起来。

“要说有什么预兆，就是刚开始我还能做梦，但每早醒来，所有的梦都变得模糊不清，再也记不起来。直到后来，我再也不会做梦了。”周书生艰难地吞咽着洋芋，仿佛每吞一口洋芋，都会耗尽他所有的力气。他的声音又干又小，就像从两块木板中间挤出来。

得帮他想想办法！我想。他的每根肋骨，都面目狰狞地突凸在皮肤下，像要挣脱出来。我说：“你也许可以偷梦。”

“偷梦？”他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像掠过一道闪电。我以为他会同意我的想法，没想到，他接着说，“我们生活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你为什么总想着干些偷盗抢劫的事！”

我有些生气，没说话。但他并没有道歉，也没有道歉的意思，而是继续辩解说：“再苦再难，也不能干违法犯罪的事。这个时代，连梦都可以卖，只要肯卖力，还有什么事不能赚钱致富？”

确实，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也似乎是一个荒唐的时代。

“但是情况越来越糟。”他说，“后来每天，我甚至担心能不能睡着；睡着了，又担心会不会做梦，好不容易做了梦，又担心会不会忘记梦；然后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好像为了证明他并没有撒谎，他从头上抓了一把头发丢进火塘里。

屋里立刻充满一股毛发被烧焦的臭味。当然，除了恶心，我感觉烧焦的不是他的头发，倒像是他的尸骨。

我不想就这样看着他萎靡不振，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某天突然死去，我还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很高兴，也许这跟我接连陪他晒了几天太阳有关。那天，太阳暖烘烘洒在他脸上，他苍白的脸终于恢复了一点血色。我说：“以后我把我做的梦告诉你，你再把我的梦当作自己的梦，卖给梦之屋。”

“这怎么能算偷！”他激动地拍了一下大腿，“你可以和我对半分成，甚至三七开。”我不在乎怎么分成，只要他开心就好。

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紧绷着的心才落下来。我想起买鱼的时候，只要给鱼蒙上眼睛，鱼就会以为自己一直生活在水里而不死。这多像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梦里啊！这个法子，也许不能让他一劳永逸，但也可以帮他解了燃眉之急。

后来，周书生去了镇上，我们几乎每早都会通个电话。不是我打给他，告诉他我做了什么梦，就是他打电话给我，问我做了什么梦。他的电话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候我还没有醒，他的电话就闯进来。我接起电话，一边到外面撒尿，一边臭骂，说他把梦都吵没了。当我真的把做梦当成了一项可以混饭吃的本领时，我才发现，做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么几天不做梦，要么记不清做了什么梦。为了尽量帮他，有时候我甚至会问我妈：“昨晚有没有做梦？”

“昨晚，我又梦见你爹了。”心情好的时候，我妈就这样说。我连我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准确地说，我连我爹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总接不上话。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没好气地说：“你又犯什么神经！”不过，与村里那些直接骂我神经病的人相比，这已经是非常顺耳的话了。他们还帮我找到了得病的原因：白可兰并不喜欢我，而我却经常像只苍蝇叮着她。他们跟我妈的想法一样，我懒得跟他们解释。我打电话告诉周书生，说最近村长他小儿子和白可兰打得非常火热。有天晚上，我甚至看见那个小杂种把白可兰往竹林里诱拐，结果被白可兰赏了一耳光。

“你一定要保护好她。”他说。我不知道他要我保护到什么时候？或者要保护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村长他小儿子要和白可兰结婚，我还得把白可兰抢走？

我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白可兰结婚？”他总是那句话，让我好好保护白可兰，说白可兰这么善良的姑娘，千万不能落入虎口，还说只要我对白可兰问心无愧就好。

什么才是问心无愧？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就像有时我问他，梦卖得怎么样？他总是说，别管梦卖得怎么样，把梦告诉他就好，好像怕我问他要钱一样。当然，我知道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至少以前不是。后来，就懒得再问。还像以前，有了梦，或者搞到梦，就告诉他。直到有一天，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

四

两年以后，周书生留给我的印象就像那栋未盖好的小洋楼，里面似乎空无一物，却又杂乱地堆着许多未用完的石头、砖块、横七竖八的撑杆，有的已经开始腐烂。幸好房子封了顶。门开着，两扇弧形的窗子就像他后来乌黑深陷的眼睛，仿佛可以吞噬一切。所以每次从房前经过，我都感觉它像一个白骨化的骷髅。这个骷髅当然是他。

我经常想，如果周书生真的死了，他现在的样子应该和他曾经豪情壮志要盖的这栋小洋楼很像，身上已经没有一点皮肉。

周书生回来的时候，已经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全身上下瘦得只剩半个人，表情僵硬，目光呆滞。他说话或者吃东西的时候，我能清楚看到他脸上的每一块骨头都在苍白的皮肤下艰难而有规律地运动。皮肤薄如蝉翼，似乎皮肤下的所有脂肪都被榨干了，每根血管，甚至毛细血管，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上次回来，他丢掉的可能是并不存在的灵魂，那么这次回来，我感觉他丢掉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肉体。

三年零四个月。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永乐刚好一岁零四个月。永乐是我和白可兰的儿子。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我和白可兰结了婚，比如我妈去世了。

“怎么没的？”周书生问。

“喝药，敌敌畏。”我说。

我没想到，周书生关心我妈比关心我和白可兰为什么结婚还多。当初，他突然站到我面前，我还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我和白可兰的事。都说朋友妻，不可欺，虽然当时白可兰并不是他的妻子。这样也好，我就顺着他的话，说除了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妈是喝农药死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妈是喝农药死的。上面帮我们盖了一栋房子，顺便挖了一座坟。新盖的房子、新修的路、新的生活方式，连思想也要求接受新的。我家房子还没盖起来，殡葬改革的风声就越来越紧。我妈说，她害怕火化，怕自己被烧得面目全非，将来去到对面，我爹认不出她。那段时间，村里好几个老人不约而同地走了，都是卡着执行火化的时间节点走的，上面要求，说他们的死是因为生病。必须因为生病。火不火化，我无所谓，我有几十年的时间去慢慢适应，况且几十年之后，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但对我妈来说，一切来得太快，她苍老的心根本来不及适应。

“幸好，她走之前，永乐已经出生。”我说。如果她有什么遗憾，就是没能等到永乐叫她一声奶奶。

白可兰背着孩子在厨房里忙吃的。应该快开饭了，屋里充满了鸡肉的香味，越来越浓。我把平时最斗志昂扬那只公鸡宰了，虽然肉不是很多。周书生以前最爱吃鸡，希望这只鸡能对他有所帮助，补补气，他瘦弱的身体还得长期调养。自从孩子出生，白可兰的身材比以前丰满了许多，只是乌黑明亮的眼睛再也不会闪烁出珍珠一样迷人的光泽。孩子还没断奶，她俯身上菜的时候，两只被奶水充盈得白皙的奶子在领口附近隐隐约约。

我以为，周书生至少会向白可兰投去一瞥，没想到，他竟然死死盯着桌子上的菜，但又没有对菜表现出一丝食欲，面无表情，眼神空洞无力，像一潭死水。

白可兰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异样，脸上洋溢着幸福，眼里装满了母爱。现在我才彻底相信她的话。当初她扑在我怀里，说要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问她周书生有没有说过他喜欢她，她说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绝对没有。”

当时我当然不信。我想，她不是被吓昏了头，就是在胡言乱语。从一开始，周书生就告诉我，他喜欢她，还让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甚至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会涌现周书生跟我说过的许多画面，比如他和白可兰靠在她家房子后面的柏树上，说他喜欢她，说他这辈子一定要娶她做老婆，白可兰听了捂着嘴，咯咯笑个不停；比如他和白可兰一起走在河埂上，手牵着手，一起憧憬他们的幸福生活……所以，我和白可兰的事，有点事发突然，非常突然。2月14日那晚，没错，那年的情人节——这个总令年轻人躁动不安的日子，我就想，村长小儿子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白可兰。那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开始盯着他。傍晚，当村长小儿子开着黑色的越野车，试图把白可兰拽到车上，我就冲上去给了他两拳。他羸弱的小身板晃了晃，没敢还手，嗷嗷叫着跳到车上，说等他回去就让他爹把我妈的低保取消了。

“哼，你试试。”我抡起拳头说。

“你等着！”村长小儿子丢下这句话，开着车跑了。当时，我以为他会开着车从我身上碾过去。尤其听到发动机刺耳的轰鸣时，我还是有点脊背发凉。我身板再硬，也硬不过一辆车呀。

后来白可兰就扑在我怀里，嘤嘤抽泣，心有余悸地说，她从来没见谁敢像这样暴揍村长的小儿子！我说，我早就看他不顺眼，早就想揍他了。

她问我是不是喜欢她，我摇了摇头。

没想到，她把我抱得更紧，说我对村长他儿子下了重手，以后她怎么办？村长他儿子肯定不会放过她，也不会放过我。还说如果我不喜欢她，为什么经常跟踪她？我没有反驳，但是一想起周书生的嘱托，我就像犯了错，一把将她推开，说我只是在帮周书生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但她说，周书生从来没有找过她，更没说过喜欢她，她和他最多算那种在路上相遇时彼此瞄一眼的点头之交。

后来，我就开始怀疑周书生跟我说的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曾经他跟我说的那些关于白可兰的事，会不会只是在他的想象里，或者梦里发生过？或者自从出去打工，他就变成了一个永远没有醒来的梦游症患者？但那栋骷髅一样的房子，又确确实实盖在那儿。现在，我也懒得当着白可兰的面向他求证这些事。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许多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又能看得清，谁又能道得明？

“肯定是那两个狗娘养的干的。”周书生说，“或者，他们本来就是警察。”警察的出现令他非常意外，给他的罪名也令他非常意外。他喝着鸡汤，说着他为什么突然杳无音信，完全对白可兰视若无睹。以前，第一口鸡汤下肚，他总会啧啧称叹：“香，真香！”现在，他对鸡汤没有一句评价，对白可兰的手艺也没有一句评价。不过，唯一令人欣慰的是，鸡汤似乎真的给了他一点斗志，好久没有听他骂人了。这样也好，本来我就好奇这些年他去了哪儿，现在他主动提及，倒也省得我开口。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那条昏暗的长廊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走廊。”好像为了让我听清他在说什么，他把鸡骨头吐出来，“其实，那条长廊就像一个暗箱，是一个可以把人的筋筋骨骨，甚至灵魂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暗箱。就像去医院拍片。”他好像担心我听不懂，继续解释，“就像医生给你全身做了一个核磁共振，你全身所有的筋骨和每根汗毛，都会清晰地出现在片子上。”

所以，当他走进那道门，买梦的人就已经知道那些梦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自他的脑海深处。是我害了他，偷梦，完全就是害人的馊主意。当初刚跟白可兰结婚那会儿，还有我妈刚走的时候，我做了许多梦，多得数不清。那时，我还替他可惜，心想如果能够联系上他，不知能卖多少钱。现在才知道，那些我告诉他的梦，被判定为偷盗，令他在监狱蹲了两年。

坏就坏在那些人，他们并没有在他出售别人的梦的时候制止他，任由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就像在秘密监视他，秘密收集他的违法证据，然后突然收网。但他们才是真正的偷梦者！他们自以为有钱，别人又需要钱，就可以把别人的梦买去。买去干吗？我想，肯定不是简单地锁在文件柜里。

“控制，引导，引导，控制。”他的声音很小，像是喃喃自语。

“我的脑壳肯定是被别人控制了，我感觉背后总有一双可怕的眼睛盯着我。”一想到他曾经悄悄告诉我的话，我就打了一个寒战。控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违法，难道控制别人的思想就不违法？

“引导。”周书生说，“在监狱里，一个和我一样因“偷盗”入狱的人，曾经跟我提起过，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口袋里都装着一个华丽的词——引导。就是那些买梦的人，试图通过别人的梦，了解别人的思想，然后把卖梦人引导到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所以梦的价格不在于梦的庞大和复杂，而在于梦的层级，层级越深，就越能反映做梦者潜意识里的真正想法，当然也就越贵。因为每个人最隐秘的秘密真情，总是藏在别人看不见的最幽暗的内心深处。”

我似乎听懂了他在说什么，又似乎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也许确实如他所说，就像我们平时，许多令人痛苦的又不能和别人言说的事，就经常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脑海里。

他很痛苦。

那晚，他喝得太多，也吐了很多。许多话，便只能留给下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新房子还没盖好，老房子又拆了，他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就让他暂住在我家。但他似乎想永远住在我家。当我问他盖了一半的房子打算什么时候继续动工时，他竟然说：“我打算把房子卖了！”

卖了？这又是一个没有和我商量的重大决定。我觉得他和我之间已经离得越来越远。

“我要去镇上，把我所有的梦都买回来。”似乎为了表明他的决心，他把啃着的鸡骨头直接吞了下去，然后重复了一遍，“我要把所有的梦都买回来。”

卖出去的梦，还能重新买回来！见他眼神空洞，面色却异常坚定，我就知道他一直被梦牵着，入了魔。曾经为卖梦痴狂，现在又要为买梦而疯。我劝他，不会做梦又不会死，以后就好好待在家，打理一下房子，然后讨个老婆，安安稳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个世上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比晚上躺在床上，手里抓着两个柔软的奶子更令人幸福的事了。

“嗬，这个冷漠的世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有些人就是想故意践踏你的梦，但我决不会灰心丧气。”他啐了一口吐沫，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踩了踩，“作为一个人，不会做梦，我还能算个人吗？我还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吗？我感觉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就像一个小偷，把我偷到了骨髓里。”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一副渴望我理解和支持的样子，说他现在一丁点儿雄心壮志都没有，不像以前他的志气可大了。我说：“我知道。我只是担心你把房子卖了，带着钱去，那些人并不把梦还给你。”

“那是我的梦，我的私有财产，同样的价钱，他们凭什么不还给我？”

“是你自愿卖给他们的。”我提醒他。

“他们居心叵测，阴险狡诈。”然后，为了把梦买回来，他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理由，说：“除了控制和引导，不论用什么方法窥探别人的隐私，都是违法的。”

我没能阻止他，他把售房信息挂了出去。但看热闹的人比问价格的人还多。当初盖房子的时候，也是这些人围在房前，他们对别墅的户型设计指指点点，啧啧称叹，现在有的扼腕叹息，有的幸灾乐祸。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起曾经卖梦时的一段小插曲，我才觉得不会做梦也许真的会让人绝望和痛不欲生。

他说，那天他刚冲进梦之屋，就见一个醉醺醺的老头正在闹事。“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王八蛋！”老头指着买梦的女人骂。以前，他只见大家高高兴兴去卖梦，从来没见谁去吵架。虽然他早就听说，或者说已经知道，梦卖多了之后，将来可能再也不会做梦，但他还是觉得老头非常不可理喻。所以当买梦的女人希望大家把老头赶出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出来，和一个男人一起架着老头的两只胳膊，把他扔到了门外。大家笑老头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因为媳妇管得严，平时没钱买酒，便偷偷来梦之屋，用残梦换几个酒钱。后来，自从他再也不会做梦，就开始来梦之屋撒野闹事。

那天，等他离开梦之屋，老头还坐在路边，趁他不备，朝他身上吐了几口口水。他抡起拳头，向老头比了比，但老头并没有被吓倒，甚至朝他哈哈大笑，说终究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行尸走肉。那天他卖了一个好价，想到老头再也不会做梦，想喝几口酒都没有钱，他突然觉得老头挺可怜，就带着老头去了一家馆子，喝了几杯酒。

“以前，我至少可以在梦里好好醉一次；现在，我连在梦里醉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会把你的一切都偷走，什么都不留给你，连一个梦都不留下。”当时，他以为老头喝醉酒，才这么胡言乱语，没想到老头的话很快就在周书生身上应验。

房子当然没能卖得一个好价钱。大家都知道周书生遭了难。但不知道他遭了什么难，竟然这么急需用钱。

“这能行吗？”我问。

“我总得试一试。”他说。

周书生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我突然发现他的西装有点旧了，银灰色的汽车前保险杠似乎撞在什么地方，有拳头大一个洞，门上留着几条深深的刮痕。撞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修？我充满了疑问。他脸色苍白，眼中闪烁着我不熟悉的忧郁和决绝。他发动汽车，然后向我挥了挥手。我点点头。那天，他鲜明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我坐在周书生出售的房子外面，一个人抽着烟，回忆着他说过的话和他说话的语调，看着天上的星星。曾经这些星星也是我和他晚上喜欢讨论的赏心乐事，我们躺在他家门前的麦草上，或者随便找片草地躺着，抽着烟，说着某颗星星可能住着某位神仙，或者某颗星星是我们亲人死后的眼睛所变，在天上看着我们，保佑我们，令我们心生踏实。可今晚，它们却安慰不了我，我无法确定哪颗星星会是周书生的眼睛，或者哪一颗都不是。它们让我想起我们在地球上遭遇的许多事，终究会消失在这些永恒的闪耀中。

消息传来的那天早上，白可兰正蹲在井边，给孩子洗尿布。太阳很暖，我带着永乐，在场院上练习走路。永乐步子还没迈稳，就准备跑了。我累得喘着粗气。等我直起腰，发现村里有人不约而同往村外跑去。

不等我问，就有人扯着嗓子说：“你朋友死了。”

“谁？”我说。

“周书生。”那人说。

白可兰丢下手中的活，和我一起向村外跑。她跑得很快，转眼就把我和永乐甩在身后。也许是因为我抱着孩子，跑得太慢，也可能是因为她急着见到周书生。她一边跑，一边抹眼泪。我妈死的时候，她也哭，我知道她只是哭给别人看，但现在她是真的哭——她为什么这么伤心？

“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就这样没了！”当我们一起站在出事的地方，她捂着脸呜呜咽咽地抽泣。

我又想到那本蓝色的笔记本，那个周书生从来都没有跟我提及的梦。在等待处理房子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他经常坐在他家大门外的石墩上，共同翻看他蓝色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所有的梦。

“你看看，这个梦怎么样？”只有这时，他的精神才会稍好一些，脸上泛起一丝难得的得意。

“不错，”我总是这样敷衍，“很精彩。”那时，我已经留意到那个梦：他在海边租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早上，白可兰推开宽敞明亮的落地玻璃门走进来，温柔地叫他起床。当他幸福地睁开眼睛，他发现白可兰正走在白色的沙滩上。床上摆着一只敷满泥巴的叫花鸡。他向白可兰跑去。海上巨浪翻滚。白可兰走进水里，游向大海。他也向海里游去，游向白可兰。他感觉白可兰不会游泳，非常担心她会被淹死在水里。但他们就像两只水性极好的海豚，在水里游来游去。他发现海边站着一个人，很像我，正要打招呼，一个巨浪突然打来，卷走了白可兰，他吓得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全身是汗……

这是白可兰唯一一次出现在他梦里。

我想，他爱过白可兰，不然白可兰不会出现在他梦里。现在，我抱着永乐，看着白可兰抽抽噎噎的样子，对她曾经告诉我周书生没有对她说过喜欢她充满了怀疑。她有没有喜欢过周书生？她现在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为什么曾经对她一片痴迷的周书生，自从卖梦之后便不再爱她？难道就因为他卖了这个与他们爱情有关的梦，就真的把他们的爱情也出卖了？而那些他记在蓝色笔记本里的梦，有关亲情、友情、梦想、邪恶……这么一想，我不寒而栗。

周书生死得很惨，仰面摔死在我们村子东边的一个深坑里。村里栽烟那些年，每年每户都要拉几车有色黏土拌着牛屎马粪做肥料，长年累月，便挖出这个十多米深、足球场大的深坑。这些年，没人再栽烟，这个深坑就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惊讶地张在村子东边。

我感觉脊背微微发凉，像背后有双可怕的眼睛盯着我，但是当我回过头，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只看见村里每张熟悉的面孔，大家站在深坑边，谈论着周书生和周书生谜一样的命运。

两个警察站在尸体旁边，一起翻看着那本蓝色的小笔记本。不知他们能不能从他记录下来的梦里，拼凑出他死亡可能的线索。

我心情沉重，疑虑重重。

周书生说要把梦买回来，现在，他死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有没有去买梦？以前每次回来，他都会找我坐一会儿。梦买回来没有我不知道，就连他口中的梦之屋，到底藏在这个星球的哪个角落，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也不得而知。

我永远记得他躺在深坑里的样子，睁着双眼，张着双臂，蜷着双腿，呈一种鸟儿展翅飞翔的姿势。所以，有时候我认为，他也许是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无法从梦中醒来而不小心跌入深坑。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试图抓住他的梦，或者他做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梦，结果跌入深坑，丢了性命。

也许有人会说，他非常愚蠢，才会走进梦之屋，让卖梦这种荒唐的事欺骗了他，最终把他从一个美好的世界带向了黑暗、危险和死亡。但生活真的只是欺骗了他吗？他至少知道要把属于自己的梦要回来，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随意丢弃自己的梦，甚至连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梦，都完全不记得。

【作者简介：宋红星，1983年生于云南师宗县。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滇池》《四川文学》《长江文艺》等，有小说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