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文学奖项。

导 读

编者按：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本期起，本刊将开设“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翎走进非洲散记之一，带我们零距离感受“此在”的非洲。

走进基贝拉——东非散记之一

张 翎

城市的组织结构从来不是均质的，每一块城区都有自己的肌理。最繁华的大都会里，也有穷人聚堆的街市；而最贫瘠的城市中，也会有一两个异军突起的富人区。璀璨的灯火无法探及之处，总会潜伏着一些幽暗的亚生命，遵从着一套自成一体、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亚规则，在城市的幽暗处蚁蝼一样地生存繁衍。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富庶和华丽做成旗标向游人招摇，而把贫穷像化了脓的疮瘘一样包裹遮掩起来，让丑陋看起来不那么割眼。假如世界上真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能把疮疤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当作一番特色、一种力量来昭彰，肯尼亚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六月底我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被称为东非小巴黎的现代都市。行前按照有关防疫规定，去了多伦多一家旅行诊所打黄热病和伤寒疫苗。诊所的女医生曾经在援非机构工作过，听说我的第一站是内罗毕，就笑：“那是我们累了需要休息时的疗养地。”于是，我对内罗毕就有了某些预期。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预期将会被部分证实，部分破碎——证实和破碎的程度，都同样彻底。

在内罗毕逗留期间，遭逢了肯尼亚一场政局大动乱，于是就被裹挟进了一些大惊小险的事件——那会是另一篇文章里的另一个话题。出于安全考虑，在不跟团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不步行出门。每去一处，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都以网约车代步。在这里我必须说一说内罗毕的网约车系统：司机准时，谨守职责，不绕路，礼貌和气。虽不善于主动聊天，但也能做到有问必答。一旦话匣子被撬开一个小口，偶尔也会喷出几句惊人之语。每趟行程，司机都会把客人送到大门之内才离开——内罗毕的住宅区，大多有铁门和安了电网或铁蒺藜的围墙。除了两次罢工，两三回由于交通阻塞而被额外收费，我们基本没遇上漫天要价的情况。内罗毕网约车的价格非常低廉，在油价和西方几乎齐步的状况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靠载客维生。

在肯尼亚逗留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基本每天都打车，于是就有了很多机会结识各路司机。后来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每次网约车经过一个具有大面积铁皮屋顶的地段时，司机都会不约而同地主动向我们介绍：“这里是Kibera Slum（基贝拉贫民窟），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贫民窟。”那口气里不仅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反而带着一丝隐隐约约的自豪，就如同是一位埃及人在说金字塔，或者印度人在说泰姬陵。听的次数多了，我的好奇心渐长，就生出一丝贼胆，想去那里走一走。

于是我在网上通过一个“行家带你行” （Guru Walk）的平台，约了一位在基贝拉出生长大的“行家”雷蒙，让他带我们去基贝拉走一走。朋友听了，纷纷劝阻。时值肯尼亚冬季，正是观看东非动物大迁徙的旅游旺季，但内罗毕的动荡时局，导致许多已经组团的游客纷纷取消行程，旅游业遭受重创。在这个节点上到肯尼亚自由行，而且要进入基贝拉这样的地段，友人难免担忧。我虽有点小固执，没听劝，但也不至于愚蠢，在去基贝拉之前，还是认认真真作了准备。我把手提包、证件和一应非必需物品留在公寓中，将现金藏在屋里的一个稳妥之处，并换上一套毫不起眼、与非洲灰色背景十分吻合的休闲衣装。在准备非洲之旅的行囊时，我特意买了一条有很多大大小小口袋的防雨裤，这些口袋在旅途中切切实实地派上了用场。小口袋拿来装付网约车费和小费的小额先令（当地货币），大口袋藏一些诸如消毒纸巾、墨镜和小瓶驱蚊水、隔离霜之类的随身用品。

临出门，让我犹豫许久的，是我的苹果手机。之前做攻略时，我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听说了形形色色的智能手机、手表遭劫事件。在肯尼亚，手机是我面临的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因为我必须频繁地使用手机呼召网约车，但我又得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共场合展示它的存在。于是我就将它陷入了一种地下情人的尴尬状态：在我不得不使用它时，我会选择在大门内或者某个避人的墙角把它掏出来；在餐馆吃饭时，我时刻警醒不能把它公开放置在桌面上；进入网约车后，只要窗子留有一条缝，我就会把它压在大腿之下，免得暴露在窗外行人的视野之中。

一个月后当我从非洲回到多伦多时，我啼笑皆非地发现：我已经习惯了手机的半地下存在，一时无法坦然面对它的公开身份。每次一到公众场合，神经就会自动一紧，眼睛开始滴溜溜乱转，下意识地扫描周围环境和手机的所在位置；和朋友外出吃饭，吃到一半，发现了桌面上的手机，会猝然一惊。其实，手机遭劫的故事只是一桩传闻，但它所激起的效应，却是一万个太平故事也无法稀释的。在肯尼亚长期生活的人，往往会嘲笑外来人的杯弓蛇影。他们很难理解，失去了熟悉环境坐标的外来人，是宁愿相信那一桩传闻中的意外，也不肯轻信那一万个现实中的太平故事的。

那天在见导游雷蒙之前，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带上手机——之前我们已经把手机里的资料全部备份。出门前，我把手机藏在外套最贴身的那个口袋之中，牢牢锁上了拉链。

我们和雷蒙相约在一家离基贝拉很近的商场门前见面。我打算晚到几分钟，尽量减少在没有当地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在街头等待的时间。优步把我们带到商场门口，我们下车，只见路边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当地人，却不知其中哪位是雷蒙。他的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紧张，为我手中不得不掏出来使用的苹果手机。我们尽量站在靠近商场安检口的地方（在肯尼亚所有的商场入口都设有安检门），不与路边的行人产生眼神对视。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虽然我的穿着打扮接近于一粒可以混杂在非洲背景里的尘土，可是我却无法掩藏我异乎寻常的肤色。这几年中国来东非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去往马赛马拉草原的狩猎旅途之中。在基贝拉贫民窟附近的街区，人们很少能见到外国来客。我的肤色将把我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贝拉这块巨大的雷达屏幕里我没有遁逃之处。记得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假期回到温州老家，偶遇街头寥寥几个外国游客，他们身后跟了一群看热闹的孩子，背上印满了好奇的目光。没想到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在世界的另一个国度，我的肤色也会将我置于目光聚焦之处。

雷蒙的电话终于来了，原来他就站在离我们不远之处，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们相互占线。和大多数生活在赤道、身材相对矮小的肯尼亚人相比，他高大得仿佛是一只长颈鹿。和他说话时，我必须仰着头看他。肯尼亚人天生腼腆，说话声音轻柔，加上他浓稠的英文口音，我一时很难听懂他在说什么，也不好意思一次次要求他重复。他走路的步子很大，一步相当于我的两三步，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是一只颠着短腿疲于奔命的吉娃娃。经过几次从婉转到直接的提醒，他才渐渐慢了下来。直到走过了大半条土路，我们的耳朵和腿才渐渐磨合出了一丝契合。

进入基贝拉之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名叫托以的二手市场（Toi Market），雷蒙告诉我们这是非洲最大、最出名的露天二手货市场。街面虽算不上宽敞，倒也没有那种捉襟见肘的狭促。路是土路，高低不平，两边的小摊位上贩卖的物品有衣服，鞋帽，玩具，各式家居用品，小电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适逢周日，天时尚早，有些店铺尚未开张，但我们已经从先前的视频里看到过市场最热闹时的场景。一眼望不到头的摊位，比大多数百货公司还要齐全的货物，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仿佛头顶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风斗，全世界的二手货，都从这个风斗里汹涌倾下，流入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扇门。

摊位中有不少是卖鞋的，好些是地摊。一张塑料布上面，像摊晒地瓜丝萝卜条似的堆满了五颜六色的鞋子。都是旧货，却不脏，明显经过了清洁处理。我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后边的路途中，我发现一些铁皮屋顶上摊晒着经过了洗涤却还没干透的旧鞋子。在一个地摊跟前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步子，眼睛在鞋堆里犁了几个来回，一个怪异的念头突然涌了上来：假如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会不会在这一座座小丘般的鞋堆里，找到一双曾经属于我、又出于某个原因被我丢弃了的鞋子？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与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旧货市场有了某种我尚无法解释的亲近。

市场里还有一些摊位是贩卖二手手机的，居多是中国产品，华为、小米、OPPO、VIVO……在肯尼亚，苹果手机属于奢侈品，大多数人用的是物美价廉的中国手机，居多是二手货。托以市场里贩卖的二手机机身上，有的还带着原先的机壳，壳上贴着五花八门的小贴纸。每一张贴纸的背后，都是一份心思，一种审美偏好，兴许，还有一丝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愫。有的机面已经损坏，带着蜘蛛网一样的裂纹。这些和鞋子一样堆成山的旧手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漂洋过海航程，才最终落到了托以的铺面？它们行走了两个大洲，停留了数个港口，身上都沾了谁的指纹？耳朵里都听见过什么样的声音？假如它们能开口，每一部手机，大约都能讲出几个曲折跌宕的人生故事。

雷蒙认识市场里的每个人和每条狗，我们的进程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招呼和碰拳所打断。一切的交谈皆在斯瓦希里语中进行，一门语言瞬间分出了自己人和外人。当我用临时抱佛脚学来的几句斯瓦西里语问候雷蒙的熟人时，我发现我在那些黝黑的脸上砸出了一朵朵惊诧的笑容。世界上最有效的破冰方式，大约就是模仿，哪怕是不完美甚至拙劣的模仿。

雷蒙在一个卖汗衫短裤的铺位跟前停下了步子，一边把我介绍给摊主——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黑人妇女，一边随意翻看着摊位上一沓沓的二手西式短裤。看样子雷蒙是这家铺子的常客，他与铺主的关系，似乎比街面上遇见的那些人更为熟稔。我站着，女人坐在兽皮做成的三脚小凳上，几句寒暄之后，不知怎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了这阵子沸沸扬扬的时政。女人的英语娴熟，口音很容易听懂，言谈举止像是个接受过教育的人。我微微有些吃惊：一个在贫民窟边上守着巴掌大一点铺子的女人，竟然对国家局势有着如此激烈而清晰的看法。我也从她的脸上看到了惊讶：一个刚落地没几天的外国人，居然也了解他们的政局。

我跟她谈起了去往马赛马拉看狩猎途中偶遇示威游行者的惊恐经历，她尽责地替她的同胞做着解释：“那些是混进游行队伍的人，败坏了组织者的名声。这次的行动是Gen Z组织主导的，他们不是乌合之众。” Gen Z是我在肯尼亚学到的一个新词，指的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到201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以高教育程度、熟练的数字化技能以及开放包容性著称。她话语里那隐隐一根毛刺，突然将我戳醒。我沉默，不知该怎么应接。出门在外，再融洽的聊天，也有潜在的边界，该止步的时候，必须止步。有时，平地和深渊之间，相差的只有半根脚趾的距离。女人斜了雷蒙一眼，轻声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应该告诉她：周二会有更大的行动。你该让她待在公寓里，别出门。”我心里猝然热了一热：她毕竟没有把我当作彻彻底底的外人。

走出托以市场，雷蒙把我们带到了基贝拉孤儿院。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未经包装的院落，第一眼的印象立刻颠覆了公益宣传片里我们通常会看见的那种场景，却暗合了我心目中对非洲孤儿院的设想。走过的地方多了，见的事多了，眼睛也渐渐尖了，包装和表演就很难蒙混过关。

这家孤儿院收留了将近五十名十八岁以下的孩子，有的父母死于艾滋病，有的来自双亲自然死亡的家庭，因没有亲友收留而被送到这里；有的则纯粹是弃儿。院里有三个小房间，分别作为小男孩、大男孩和所有女孩的卧室。格子铺紧紧地拥挤在一起，过道几乎插不进脚。铺位不够，有的孩子会睡在地上。屋里的空气像果冻，天光从小窗子里挤进来，被割成几条蔫软的无精打采的黄带子，室内一片昏暗。肯尼亚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即使在看狩猎途中留宿的星级宾馆以及后来居住的设施相对完善的民宿公寓里，断电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一断就是一整天。大部分民居和商铺里的灯光都很昏暗，看书和写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的眼睛一路都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此时正值早晨，孤儿院的孩子们正在外边的活动室里玩耍，卧室里悄无一人。女孩房间的一张顶铺上躺着一只看不清花色的小猫，身子蜷成一个圆圈，沉沉地睡着，发出细细碎碎的鼾声，外边的世界大概不在它的梦里——假如猫也有梦。

孩子们在外边的活动室里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跳舞，音乐的节奏听起来很非洲。这是一句傲慢的蠢话。非洲是一片被划分成了许多方块（或长方块）的土地，硕大而广囊，在世界地图册上，它是边界线最清晰的大陆。浅浅地扒一下历史，就会知道那每一条直线都是曾经流着血的刀痕——是众多殖民者的利益尖刀留下的伤口。远在殖民者到来之前，这块大陆就已经存在着许多生活方式迥异的部落。即使在今天的肯尼亚，依旧还保留着四十多个具有鲜明语言文化特色的族裔。非洲耳朵听非洲音乐，能即刻挑出音符中那些具有独特色彩韵味的组织纤维，而对我们这些筛孔巨大且居高临下的外来耳朵来说，我们只能以大陆为单位来粗暴划分音乐风格。

新学的几句斯瓦西里语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孩子们听见我的怪异发音，脸上唰地绽开了大缝，露出洁白的牙齿。“China！” 有个男孩喊了一声，众人哄然大笑，仿佛那个单词是脱口秀里的一个大梗。无论我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无论我在异国他乡已经居住了多少个年头，也无论我用哪种语言与人沟通，人们永远用我的肤色和五官特征来辨识我的身份。我的居家地址，我的常用电话号码里的区号，我旅行文件上的信息，似乎都成了无关紧要的细节。即使我把它们写成一张纸贴在前胸后背，也不会改变他们对我的判断。决定我身份的是我祖宗，还有祖宗的祖宗留在我血管中的血——那是任何大数据小数据都无法更改的直观现实。

孩子们笑得稀里哗啦，杂乱无章，随心所欲。他们制造的声浪假如用声波仪记录下来，会是一片黑压压地布满随意曲线的涂鸦。也许他们已经不记得导致他们发笑的那个起因，也许压根就没有起因，他们只是想在早晨往中午过渡的那个时间段上，制造一个不需要由来的笑点。没有人教导他们应该在何时笑、怎么笑，也没有人指点他们对待“外宾”要有礼貌，他们想笑就笑了，想怎么笑就怎么笑。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们笑了。他们停下了步子，杂七杂八地冲我招手。我不记得是怎样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他们的队列的，也许那个队列原本处处都是缺口，压根不需要推门而入。那一刻扯动我肢体的，并不是脑子，而是屋里涌动着的一股气流。一切都是那样不可抵挡，音乐，笑声，满屋布满小卷子的黑头发，还有在昏暗的灯光中白花花闪亮的牙齿。我情不自禁跟着他们扭动起来。“扭动”在这里是一个粗鲁却很贴切的词，因为那绝对不是舞蹈，我的手脚从头到尾没有找到步子。

我忍不住向老师打听领养这些孩子的必要程序——我知道在多伦多有许多需要孩子的家庭。老师怔怔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说的是希腊语，或者拉丁文。“我们的孩子不供领养，他们会在基贝拉长大，在基贝拉的学校里读书，一直到十八岁成年，才会到外边的世界自谋生路。”

我回想起我们在路上看见的几所公立学校校舍和三五成群的穿着校服的学生。我有些惊讶，却也很快释怀。基贝拉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生态环境，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在一个封闭的循环里完成人生的成长过程。孤儿院里的孩子，也是这个循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散落在非洲其他角落的孩子们相比，他们没有活得更好，却也没有活得更糟。孤儿院为他们选择了已知的贫穷，而不是未知的饱足。未知是危险的，已知是安全的，在未知面前，已知似乎天生占着上风。

走出孤儿院，外边阴郁了很久的天终于破了，散散地泄下几丝阳光，路和房屋就亮了些起来。即使身处赤道，这里的冬季早晚两头也有着浓重的凉意。此时我已经在肯尼亚待了两个多星期，发现这个时节阴郁的日子偏多，时有落雨。雨倒是利索的，该停的时候就停了，不像江南的梅雨，淅淅沥沥下个不休。每到中午时分，只要出太阳，气温就会很快回升，但也不会抵达酷热的地步。

我们跟随着雷蒙，朝基贝拉的住宅区深入。拐过一个山坡，一眼就看见了路边堆成山一样的垃圾。行前做攻略时，在视频里看见过当地状况，但真正身临其境时，耳目所至依旧惊心。肯尼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禁塑的国家之一，我们在整理行装时，曾反复检查过携带的物品，剔除了所有一次性塑料包装。带一次性塑料包装入境，可能会面临重金罚款甚至监禁——我们听说过游客清关时的种种恐怖遭遇。为找到鞋子和液体瓶子的合宜收纳袋，我实在煞费苦心。可是基贝拉堆成山的垃圾里，居多的还是塑料用品：一次性购物袋，各种饮料瓶子……我突然想起了两句流行话，一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句是“法不责众”。或许还有一句，那就是“低若泥尘”。在基贝拉这样贫贱的地方，总会有一扇隐形大门，不需要栏栅，也不需要电网，法律和规章到了这里，大多自然止步。不知道地球上要有多少个海洋，大地里要有多少个深坑，才能销蚀尽基贝拉每日的丢弃物。

在这样堆满垃圾的泥泞地面上，半隐半现地埋着许多根细蛇一样的管子。“这就是我们的日用水管。你可以想象，居民区会有什么样的水质问题。”雷蒙解释道。“那你们，把水烧开了喝吗？”我犹犹豫豫地问。我肯定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雷蒙嘿嘿地笑了，笑我的无知和一惊一乍。“我们的胃，早就习惯了。”

走到高处，就看见了一条老式窄轨运货铁路，那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旧迹。它是乌干达大铁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建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旨在开启蒙巴萨港和维多利亚湖之间的货运通道。这条古董级的铁路至今还在使用，每天早晚各有一班列车通过。在垃圾和铁轨之间的狭窄泥地上，坐着三三两两的闲人。一群山羊悠闲地走动着，在垃圾堆上，在铁轨中间，在人和人的腿间。黑的、白的、花的。太阳依旧在云层中颤抖挣扎，时间仿佛是静止的，万物无声。走动的羊，闲坐和往来的人，仿佛都是黑白默片时代里的场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羊？是谁的？有人偷吗？”我继续问着愚蠢的、只有外国人才会问的问题。“这些羊都归一家人所有，他们以羊为生。白天散养，夜晚归家睡觉。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没有人偷羊，基贝拉是最安全的地方。” 雷蒙说，容忍着我的无知和冒犯。

安全？依谁的标准？我听说过基贝拉的危险，也听说过基贝拉的安全，两边都有着毋庸置疑的真诚和言之凿凿。两边都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有据可依和对方的无知虚妄。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扣。也许，唯一能松开这个死结的，只有一句老话——老话里有一份经历过时间考验的敦实。最危险的，也是最安全的。

从坡上望过去，山谷那边是一串纵横交错的红砖公寓楼，已经显出旧态。有几家阳台上晾晒着五花八门的湿衣服，在风里翻飞如旗帜。“那是政府项目，原为搬迁安置基贝拉居民的，最终陷入了烂尾工程。”雷蒙告诉我们。“是因为资金链断了吗？” 我问。雷蒙顿了一顿，才说：“腐败。”腐败是盖在所有非洲社会问题之上的一顶均码帽子，这一路，我的耳膜已经被这两个字磨出了茧子。

这时，一位老人迎面走过，与雷蒙熟稔地打着招呼，说着我听不懂的斯瓦西里语。老人身形笔直硬朗，脸上皱纹深刻。“他是山羊的主人，总共七十来只，每一只都有名字。” 雷蒙说。

“那么多只？他算是基贝拉的富人吗？” 我惊诧地问。

“他是一个非常humble的人。”雷蒙说。雷蒙其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者说，他答是答了，却答非所问。“humble”这个英文单词，使用在这个语境里，我遍翻记忆，竟然找不到一个合宜的汉语对应。低调？谦逊？不张扬？不炫富？接地气？我脑子卡壳，通往词汇库的路径遭遇交通拥堵。在基贝拉拥有七十只羊的人，即使把身姿降入泥尘，也很难用上humble这个形容词。我突然明白，我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路人。我的脚和眼睛，只是刚刚擦过了基贝拉的一层皮。厘清基贝拉皮肤之下的肌理和脉络，需要长长的一生。七十只羊的主人，在基贝拉的生物链上，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位置，和humble这个形容词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我尚需要时间来慢慢梳理。

我们终于走进了住宅区，那才是基贝拉的真正内核。我不知道用“区”“街”“巷”“道”之类的常规地理名词能否准确地定义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一件与寻常住宅区相关的路牌、门牌和指示牌之类的东西。我惊异地发现：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极大的居民区，却完全没有具体住宅地址。所有的邻里划分，只能仰仗记忆——眼睛的记忆，还有肌肉的记忆。在还没有手机的年代里，从这里寄出去的信，寄信人地址的那一栏里，或许只能填写“基贝拉”。这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读的俄罗斯小说《万卡》里，万卡把满腹的心事写在纸上，寄给“乡下爷爷收”的故事。而寄入基贝拉的信，则需要收信人专门去邻近甚至市中心的邮电局去取。有多少没有事先预期的信，会永远堆积在邮电局的库房里，积攒着一层又一层的岁月积尘？又有多少或许可以改变一生的际遇，会因为一封寄不到的信，而永远错失？

住宅区的路和其他区域一样，也是未经铺装的土路，湿湿黏黏的，隔几步就会看见一堆令人产生可疑联想的物体。路面本来就很窄，中间还挖有一条污水沟。两边的房子基本是泥糊的墙，房顶低低地延伸下来，生锈的铁皮屋檐边角尖利，一不小心就可能割伤行人的头。在躲闪铁皮屋檐的过程中，我几次差点滑入污水沟。穿行于由这样的矮屋组成的窄巷之中，我这样的小个子，假如放肆地伸展双臂，那么我的手掌就有可能撑住两边的泥墙。假如我的双脚再横跨污水沟，那么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字。

远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奖赏一战中为宗主国而战的国王非洲步枪队成员，特令准予努比亚士兵们在基贝拉定居。在努比亚语中，基贝拉就是丛林的意思——那时的基贝拉的确是一片林子。基贝拉的土地是私人拥有的，一小块一小块，在不同的时期里建造起了产权归属于不同人的房屋。这些房屋没有经过整体规划，东一坨，西一堆，横不成排，竖不成列，像是随意丢置的棋子，棋盘乱了，就成了迷宫。但迷宫也有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只有在这里居住的人通晓，外人永远不得要领。外人注定会在这样纵横交错、节外生枝、乱线团一样的街区里迷路。一个世纪以来，基贝拉已经铸就了自己的城门钥匙和防御系统，外人即使靠运气穿透了这样的迷宫，他们也没有可能从蜘蛛网似的街道中安然走出。而对基贝拉居民来说，他们认识每一条水沟、每一条街的每一个拐弯之处，能分辨出每一块貌似相同的铁皮屋顶之间的细微差别。即使在最黑的夜晚，他们也找得到回家的路。

雷蒙熟门熟路地领着我们穿过一条弯路，走到了一只自来水龙头跟前，拧开龙头洗手。有两只鸭子绕着他的脚踝行走，脖子一伸一缩。

“这就是我们取用自来水的地方。”他告诉我。

“免费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泥墙之间来回滚动，发出嘤嘤嗡嗡的回声。“在这个世界上，有免费的东西吗？” 他扬了扬下颌，我这才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女人——那是看守水源的人。

七拐八拐的，雷蒙领着我走到了一条小巷，在路口停住，掏出手机用斯瓦西里语打电话。“看看我妈在不在家。”他说。在内罗毕再穷的人家也有手机，贫富的差别只在于品牌的不同。我这才明白过来，雷蒙是要带我们进他的家。更精确地说，是他母亲的家，因为他几年之前就已经搬离了基贝拉。我们弓腰，低头，提防着脚下的水沟和脸侧一块块像刀刃一样锋利的锈屋檐，来到了一座两层楼的旧屋。楼梯在屋外，是用间隔很宽的木板搭建出来的，风吹雨淋了几十年，木板已经破了相，露出皮下的条条经络。脚踩上去，颤颤巍巍，我有点晕。

楼梯上坐着几个孩子，见到我们，露出羞涩的笑。Jambo！我用笨拙的斯瓦西里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的孩子大约很少见到生人，尤其是肤色怪异的外国人，一个大些的男孩小声嘀咕了一句“China”，一众皮孩子哗的一声哄笑起来，飞也似的逃走了。先前在孤儿院，我也遇见过类似的场景，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们的笑点究竟在哪里。

我们上楼，进入走道。即使是大白天，走道也很昏暗，眼睛需要时间来慢慢调节，才能看清里边的布局。基贝拉许多人家的电源是从外边的某个商业区非法拉进来的，屋檐下都悬着一只小小的灯泡和电源接线板。在我的记忆中，雷蒙的家是整个基贝拉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座两层楼房。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引发歧义和误解，似乎雷蒙家拥有了整幢楼。其实，他们只占有了楼里的一小方地盘，是这座破楼的“七十二家房客”之一。

听见脚步声，从过道深处走出一个女人。此时我的眼睛已经慢慢适应了昏暗，看到女人的脸，就猝然吃了一惊。在电视节目和自媒体短视频上，我见过一些非裔女模特，曾被她们独特的骨感美所惊艳。但那是镁光灯之下的美，是一群发型师、服饰设计师、灯光师、摄影师联手营造的美。在某种意义上，那是科技时代特产的塑料材质的美。而这个女人脸上完全没施脂粉，头发平平地向后梳起，身上穿着非洲常见的花色布衫，指尖滴滴答答地淌着水——我们进来的时候，她大约正在洗衣服。那一刻，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我被这个女人身上的家常美所震慑。女人的美是孤孤单单的美，没有他人在里边搭过手做过帮衬。

看见儿子带着两个“白人”进来——当地人把所有非黑肤色的人都视为“白人”，女人脸上并无惊讶之情，只是自自然然地引领我们进了屋。看来我们不是雷蒙带进家来的第一个“外宾”。雷蒙在外省一所大学的旅游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做导游。今年遭遇时局动荡，游客数量锐减，他只能依赖“行家带你行”的平台揽零活。这个平台的导游是义务服务，收入只能靠游客视满意程度给出的小费。过去的几年里，我在世界各地都使用过“行家带你行”平台的服务，跟着当地历史人文行家，走过很多个城市的地标性景点，但雷蒙是唯一一个把游客带进了自己私密家庭空间的人。

房间很小，目测不到十平米。一块花布帘子，从中间直直地扯过去，把房间隔成两半。帘子后边，应该是一张床。床是我的猜测，大胆却不盲目，因为在布帘外边可以示人的空间里，我没有找见床。屋里的一面墙边上摆了一张表面蒙了布的硬靠椅，侧首靠墙之处，摆放着一只旧柜子，柜子面上堆着些衣物，柜顶上有一台小电视机。墙角还堆着些东西，用旧布遮掩起来，也看不出是什么。路上我已经知道，雷蒙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大学毕业之后，都已经搬到基贝拉之外居住。可是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她们该在哪里睡觉？雷蒙的母亲指了指地上那块连脚都很难踩下去的狭窄空间，说：“晚上靠椅拉出来，她们就在这里铺张席子。”

这样的环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里，我见过比这更窘迫的居住条件：一张小饭桌，白天用来吃饭糊火柴盒子做作业，晚上铺张塑料布睡人；更有甚者，有的人家只能靠轮换不同的班次上班，才能解决家里大大小小每个人的睡觉空间难题。只是，在我的江南故土，住处再小，各家都有自家的一只小马桶，尽量隐蔽地藏匿于屋子里的某个角落，有时不得不与水缸米缸为邻。虽然有诸多异味、难堪、不便，但身体的排泄需要毕竟可以就地解决。可是雷蒙两个花样年华的妹子，却要在无论晴雨寒暑的某个急切时刻，跑到基贝拉为数不多的几个简陋收费厕所，解决内急。想到女子生理期中的种种难堪却急切的需求，我难免有些揪心。基贝拉的家庭也没有浴室，简陋的收费厕所旁边，是同样简陋的淋浴设施。肯尼亚横跨赤道，在热带的夏季里，我不知道每一个家庭是否都愿意付费洗身。

雷蒙家的这间房子是三十年前从一个房东手里租下的，他父母从结婚起就住在这里了。现在的租金是5000先令（大约40美金），每月水电杂费大约500先令（大约4美金）。雷蒙今年二十九岁，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度过童年少年和一部分的青年时光，基贝拉几乎是他一生的全部记忆。虽然现在已经移居内罗毕城区，可是他对这个家的一切，依旧有一种鱼回到熟悉的水域的自如。他自然而然地打开一个塑料桶盖，从里头舀出一瓢生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我想起了那些交缠错乱地裸露在覆盖着垃圾和羊粪的泥地上的水管子，肠胃忍不住轻轻抽了一抽。他立刻看懂了我的心思，嘿嘿地笑了：“别担心，我从小就这么喝，肠胃像马，没事。”

父亲和妹妹都不在，这会儿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雷蒙的母亲把手在衣襟上擦干了，伸过来给我握。“我叫玉妮丝。” 她说。我知道玉妮丝是叫给外国人听的英文名字，是糊弄人的噱头。每一个肯尼亚妇女，都有一个自己族裔的名字——那才是真正的名字。在我的询问之下，她告诉了我她的本名，可是因为音节生疏，我记不住，我只好依旧以她的英文名字称呼她。后来我知道她今年五十三岁，看上去却远比这个年龄年轻。肯尼亚的女子，即使是常年在田里劳作的，也个个皮肤紧致光滑，鲜有皱纹。她们劳作的时候，汗水流淌下来，闪闪发亮，像是漂浮在黑色橡胶表层的珍珠。记得小时候，由于中国女排曾经一度的旷世辉煌，我们也顺带着知道了世界上几支排球名队的名球员名字。当时有一位与郎平齐名的非裔美国排球名将叫海曼，她有个外号叫黑珍珠，到今天我才终于明白了这个外号的真正含义。

雷蒙的母亲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却能说简单的英文。肯尼亚人出生长大，都会说至少三种语言。首先是自己族裔的语言——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是族裔成员之间相互辨认的“联络密码”。然后是斯瓦西里语——那是上学必学的语言。借助斯瓦西里语，他们可以和不同族裔的同胞相互沟通。斯瓦西里语在东非广泛流行，是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尽管各地有些稍稍不同的发音和用词习惯。除此之外，英语也是肯尼亚的官方语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英语的流利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雷蒙的母亲虽然不能用英语表达复杂的想法，但基本对话却是无碍的，而且她的发音准确，甚至比上过大学的雷蒙更容易听懂。

我问玉妮丝可以看一眼她的厨房吗？她略略一怔，我突然醒悟，我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基贝拉的辞典里，不会有厨房这个词。她回过神来，微微一笑，站起来，掀开花布帘子，我看见了屋里唯一的那张床。床很小，雷蒙那样的高个子，肯定得蜷曲着身子才能躺下。床尾摆着一张破旧的小桌，桌子上拥挤地叠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和几个塑料脸盆，靠近外缘处有一只微型液态煤气炉子——这就是他们的厨房。上海人形容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空间时，有一句很刻薄却也很传神的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用这句话来描述雷蒙的家，倒是再合适不过。

玉妮丝扯上布帘，拉我坐回到椅子上。我的眼睛像居委会卫生巡视员的白手套那样，在螺蛳壳里摸拭了一遍，却没有找见灰尘的踪迹。基贝拉的灰土，被玉妮丝挡在了门外。门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谨守着女主人限定的地界，不敢侵入到不属于自己的空间。每一寸地板，每一件家具上，都留有抹布的痕迹。

三十年来，她跨过一道又一道排水沟，穿越一条又一条乱线圈似的窄街，躲过一爿又一爿刀刃一样锋利的铁屋檐，风雨无阻地步行到市场，用最低廉的价格购入蔬菜瓜果，小件日用物品。有时用边角磨起了毛边的现钱当场支付，有时在赊账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她会把这些物品装进一个大篮子，或者竹筐，顶在头顶，慢慢地走回家。然后在基贝拉的小门脸里，她会把它们拆散重新组合，转卖给居民区的住户。同样的房子，同样的路径，同样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一路流淌，昨天复制着前天的样子，前天复制着大前天的样子，似乎什么也没改变。那一个一个从指缝里攒下来的先令，卑微地、毫不起眼地、近乎无望地堆积起来，堆出了三个大学生。

“你，太不容易了，真的，了不起。” 同样的话，我啰啰唆唆地说了几次。每一次都感觉自己浅薄、煽情、愚蠢，但每一次却都还是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另外一句可以说的话。

她笑了，做出一个像是洗衣像是擦汗又像是提货的手势，然后依样画葫芦地重复了几回：“干啊干啊，就是这样吧。”

“他们，是你的骄傲。”我指了指雷蒙，对玉妮丝说。

她看了一眼儿子，神色寡淡宁静。“他们是我的儿子。”她说，语气平平的，没有格外的兴奋，也没有刻意的讨好，仿佛儿子上大学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和出门取一趟水，或者去了一趟公共厕所，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儿子总是要长大的，出门总是要回家的，用不着一惊一乍。这大概是玉妮丝没有说出口的话。

“玉妮丝，我可以给你，照一张相吗？”我犹豫了半天，终于嗫嚅地说。肯尼亚人普遍不愿意被摄入照相机镜头，我们上街，总是要小心翼翼避免把镜头对准行人。即使有人勉强同意被拍摄，过后也大多会要求看一眼成像，仿佛这样他们就能对照片的用途有了某种审核和掌控的权利。可是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要求你把照片推送给他们。

玉妮丝没有推却，而是调整了一下坐姿，坦然地面对镜头，将自己永久地留存在了我的手机相册之中。可是照片却让我有点失望：照片里的她，看上去就是一个长相略微周正一些、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黑人女子。照相机的镜头和人眼，实在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镜头捕捉的，是骨骼、皮肤和五官的各种比例，而人眼所见的，却是心境在五官里的溢出物。这种溢出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试图作出各种诠释，比如“神情”，比如“气质”，比如“韵味”，再比如 “相由心生”。哪种解释都接近真相，却又都不完全精确。语言是贫瘠的，能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事物的皮毛。总之，我的手机镜头筛孔太大，只留下了女人的皮相，却漏走了女人的气韵——这大概就是二维世界和三维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给我看看。”玉妮丝说。我把手机放到她眼前，她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那个女子，没有说话，大概是个过关的意思了。

我们和雷蒙事先约定的是三个小时，至此已经超时。况且他还得带领我们抄近路走出住宅区，到一个网约车可以抵达的公共区域，从那里我们可以叫车返回住处。我不忍耽误他太多时间，只好起身，向玉妮丝告辞。

出门时，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先令纸币。我的手其实一直揣在口袋里，那几张票子已经在我的手心攥出了潮气。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催促我尽快把钱掏出来，另一个劝我赶紧把钱收回去。玉妮丝在不经意间让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了愧疚之情，仿佛我对她的贫穷负有了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负疚感急需抚慰，而最便捷的抚慰方式就是金钱。当然，我想到了在抚慰自己的同时，我也有可能冒犯到他人的自尊。在这两者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前者。当我把钱卷成一个小卷塞到她手心时，我已经彩排好了对应她的推辞时该说的话。可是这句话没派上用场，因为她没有推辞。她宁静地平常地收下了我的礼物，轻轻道了一声谢，把钱放在了靠椅上。

离开玉妮丝的家，已是午后。太阳正高，天突然就热了起来，外套裹在身上，就有了重量。

我们跟着雷蒙一路走走停停，似乎走了很远的路，实际上只看了基贝拉的两个村落。在基贝拉以及它的外围圈里，我们的鞋底不过才蹭擦了小小的一块地皮。基贝拉的确切居民人口，一直是国际非营利组织的调研目标，但没有任何两组数据是相近的，更遑论吻合。近年来，基贝拉的人口数字出现在多个调研报告中，在二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大幅度跳动。这些纷纷扬扬的数字落到一个习惯用形象思维想事的人的脑子里，汇聚成了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密集”。可是那天当我们在基贝拉的迷宫中穿街走巷时，我却没有看见太多的人。也许是因为周末，一些家庭此刻正在教堂里做礼拜；也许这就是基贝拉的神秘之处。基贝拉像一件巨大的袍子，把它的居民藏掖在那些边缘模糊的褶皱之中。外人只看见褶皱，却看不见褶皱的沟壑里掩藏的秘密。基贝拉用自己的暗语锁住了真正的入口。我们看见的，只是天光从门缝里透出的几丝暗影。

到达基贝拉出口的时候，对面街上突然走来一个非常年轻的白人女子，二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是高挑，风把她的头发纷纷扬起，阳光在上面涂抹了一层金子。那天我们是基贝拉唯一的外国人，所以另外一张外国面孔，立刻就揪住了我的眼睛。她走路的样子很笃定，眼神里丝毫没有外乡人找路时的那种犹疑和困惑，腿脚带着弹簧一样健壮的力气，明显知道目的地。由于当下动荡的时局，来基贝拉的游人几乎已经绝迹。我看见她的时候，她也同时看见了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里，我们会心地一笑，仿佛在彼此致意——那是一种孤独者的默契。雷蒙告诉我，这个女孩子是画家，住在基贝拉的一个村落里，每天在这里写生，基贝拉的人都认识她。她住在基贝拉，但却不是基贝拉人。没有外人可以真正融入基贝拉，基贝拉有独属自己的、钢筋铁骨刀枪不入的基因结构。但是这个女孩已经找到了她的安全角。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在风暴的中心找到安宁。我轻轻叹了一口气。我是个胆小的探险者，我知道我的极限，但我至少懂得欣赏勇气。

我们一行都沉默无话，大约各自都有一些心思被搅动起来了。我在想玉妮丝，那种恬静，那种安然，那种处事不惊。在她身上我没有看见悲苦，耒怨，对改变命运的急切期待，对儿女从山鸡变凤凰的殷切指望，对进入城市生活的儿子们的自豪和骄傲感……生活给她的一切，她都淡淡地、无悲无喜地接受。命运的潮水从哪个方向涌来，她就顺着水流缓缓地沉默地行走，仿佛行走就是活着的目的。

这大概就是基贝拉的内核。基贝拉是一个城中城，国中国，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给自足、循环往复的。在基贝拉，牲畜的骨头不会被丢弃，而是雕刻成精巧传神的工艺品，出售给游客；在这里排泄物会被转换成沼气，成为家用能源；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二手货都会变为孩子脚上的鞋，男人女人身上头上的衣物；在这里被外边的世界所淘汰摈弃的科技产品，却会成为一家人、一个生活圈子相互连接的工具。在这里一切都可以再生。在这里没有一只闲置的手，每一只手都在推动着生命的轮子不疾不徐地朝前滚动。在这里一个世纪的静止不变，却是另一种生命的孕育和存活进程。玉妮丝和她的邻居们，也许从来没想过搬离基贝拉，因为他们已经与基贝拉长成了一体，像两个只具有一副大脑的连体婴，再无可能分离。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位优步司机会带着近乎自豪的神情，指着那一片由铁锈屋顶组成的街区，高声对我们说：“这里是基贝拉，世界第二、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那日和雷蒙分手回到公寓，开门的时候，突然膝盖雪糕似的软了，再也走不得一步路。外套也来不及脱，我就瘫软在床上，躺了一两个小时，才渐渐养回些力气起身。我这才意识到：在基贝拉我的神经绷得有多紧。一个人只有回到绝对安全的环境，身体才敢松懈下来。我终究不是一个具有钢铁神经的人，虽然雷蒙一再告诉我：有他在，我们一定安全，但是我的耳朵信了，脑子却不肯，所以我才会如此一路惶恐。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