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先是光在四周暗了。然后我注意到屏幕右下角，时间显示：五点半。隔着一道玻璃，远处天色发灰，红绿灯横在半空，似乎有些倾斜。

红灯正读出最后几秒，一些人匆匆穿过路口，如几只被斑马线烫伤的蚂蚁。我给吴婷打电话，问晚饭的事。说各管各，她带着小源，街边对付一口算了。吴婷说老师在群里下了旨，家委成员全部七点前到学校。问干什么。具体不知道，到了等安排。

挂掉电话，我接着看完了网页上的几条新闻。当初开这个照相馆，我从没想过，往后主要干的事，是坐在一张桌子前上网。快六点的时候，我拿起桌上的照片，又看了看。一版证件照，分成两排，一个穿着深蓝色职业装的女人，四十岁左右，脖子上系条彩色丝巾。她朝我微笑着，像随时可能开口说点什么。事实上，她也问过我了，有没有打算买一份商业保险。世事无常啊，她说，家里有老人的话，也适合买份意外险。是啊，世事无常，我说，这话我同意，但应该早点告诉我。

细看照片，我发现了，她的脸好像有点问题。假如此时我拿出一支笔、一把尺子，沿她的眉心画条垂直线，再对折一下照片，问题看起来会更明显——垂直线不能成为一条对称轴——她的左边脸比右边小。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可以用背景板的白色把她右边的脸擦掉一部分，再重新打印一次照片。但我记得，她没有跟我提过自己的脸一边大一边小，只是交代，鼻头上一颗黑痣修掉，脸调得白一点，但要自然，不能惨。从目前的效果看，我尽力了。我把照片塞入牛皮纸袋，锁进抽屉。关了电脑，房间里的光线更暗了。

出门时，一个呆板的女声在门柱上对我说：欢迎光临。早上它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最近它说这句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沿着顺城街自东往西，我像那些闲着没事的人一样走在路上。街口的小炒店挤满了人，外面还有人排队，等座位空出来。我看着快餐店里，桌上都是些劳累一天的人，此时正在迫切地进食。我停下来，看别人吃了一阵，还是觉得不行。两个月来，我经常空着肚子，却没有任何食欲。

最近我才知道什么是饥饿。原来理解这件事，我以为是这样，平时六点开饭，有事耽搁了，拖到九点，导致的一种肠胃收缩反应。其实不是。当你清醒地走在路上，看着其他人动作变得迟缓，并感觉自己正在从一条街上消失。

经过十字街彩票店，我想起今天电脑里弹出的一条新闻。说数日前，天上无故掉下一块石头，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小镇上，砸穿一个男人的房顶，接着地板发出一声巨响。男人挖出这块石头，手摸到它时尚能感觉余温。图片上，石头有个橄榄球大，呈灰黑色，看不出与山里滚下来的有什么区别。随后这石头被鉴定为一块四十五亿年前的陨石，还有人说，很可能，它会为生命起源提供某种线索。石头最终以四百五十万美元成交。一个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法国老头把它买走了。男人则向记者表示，首先感谢主，他要为镇上建一座教堂。更主要的，他以后不用上班啦。看完新闻，我从电脑里打开世界地图，推动鼠标滚轮，让美国在眼前一点一点放大。我找到了那个小镇，位于美国南部，接近墨西哥，风景看起来一般，和我的照相馆整整隔着一个太平洋。

彩票店门头上挂着一道红色横幅，祝贺有人在本店购买刮刮卡中奖十万元。门口立一块发光板，上面写道：其实，你至少有五百万存款待取，只是遗失密码，每输入一次，仅需两元。我以前没买过彩票，现在我决定，星期六早上就过来试一下大乐透。

走完三条街，有街灯亮起，白天终于耗尽。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小炒店门口。不自觉地，我在围着一个医院绕圈。照此下去，我应该可以把一个晚上绕完，但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要走进那间病房。

我在医院门口掏出手机，祁琳给我发了条微信，问这几天有没有空，几个同学聚一下。我回：最近忙。她接着发过来一条，说她最近在读聂鲁达：不要让这辆平凡的/马车载走他的尸骨，黎明正在他岁月的翅膀上/飞翔。一百只鹳/栖息在太阳的右手上。她说这就是诗啊，闪闪发亮。我回：有雅兴。她又问：你还在写诗吗？

我看着眼前的住院部和急诊室，两栋建筑外檐正逐渐融进暮色，突然感觉自己被愤怒的情绪控制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想不全是因为她发的诗分行出了问题。我先在聊天框打了一行字：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想，又删掉，回：养家糊口，没有兴致。

这个时候的住院部一楼，只有一个收费窗口还开着，几块亮光映在地上，乳白色瓷砖有些晃眼。导医台后面放了两排按摩椅，零星坐着几个打瞌睡的人。大厅中间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牵着老妇人重新学习走路。老妇抬起头，看上去一脸的坚毅，步幅却不足半只毛线拖鞋长。没走几步，老妇人停下来，伸出一只手扶住了旁边的水泥柱。

电梯口没有什么人，可我还是选择走楼梯。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我在电梯里遇到刘医生，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看着我，他说，过来了。我想了一下，只能回答，来了。电梯持续向上，空间密闭，周围像立着几面镜子。我把眼睛转向任何一处，都会看见刘医生，这种时候非常难受。

刘医生瘦高，可能四十岁，也可能多一点。我想他应该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但总感觉这个人很精明，应该是把什么事情都看明白那种人。门在七楼打开之前，他对我说，上次我跟你说的话，只是作为医生，提出一些建议。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完全出于人道主义。他的话叫我无从应对，可我还是对他说了谢谢。

过道狭长昏暗，空荡荡的，消毒水和尿液混在空气里。走廊尽头，窗外一片漆黑，铝皮窗柱将两片玻璃隔成一双四方眼睛，光滑的瞳孔注视着刚洗过的马牙石地板。走道里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此时的内科病房，连疾病都不会发出声音，八点二十分，这里被完全遗弃了。

推开门，病房里亮一盏壁灯。蓝色治疗带插满线管，床头柜的显示器规律地嘀嘀响，向前照出一小片淡黄色的光。护工张丽琼从陪护床上坐起，朝我疲惫地睁开眼睛。

下午我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说鲸能预感自然死亡。在病房里，我想，作为更高级的生物，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鲸对自身的洞察，应该与大象有某些相似之处，大象和鲸，同样体型庞大。但那篇文章里没提到大象。

须鲸将死，会用余下的时间去寻找一处海域。地点选定，鲸一动不动浮于海面，静待死亡降临。读到这里，我想象行程中途，也许至少有一次，鲸会如往常那样突然跃起，数百吨身体在水面掷出一道抛物线。这时它的身体向四周鼓胀着，皮肤上的暗色条纹被光照亮。

须鲸停止呼吸的瞬间，水波战栗，海面陡然塌陷。漏斗状漩涡内壁，光的泡沫不断翻涌。鲨鱼凭着灵敏的嗅觉，首先捕捉到死亡讯息，由数里之外蜂拥而至。同样作为机会主义者，盲鳗也会很快赶来，数月的时间，它们会和鲨鱼一起啃食这座鲸山。

鲨鱼和盲鳗离开。第二阶段是章鱼和贝类。这些生物的食量相对较小，但也更具耐心。有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们会一直附于这具身体，仔细地剥离掉那些软组织。

须鲸剩下一副骨骸，坠入深海。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祁琳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随后我打开她的朋友圈，在屏幕上划几下，停住了，写着：朋友仅半年可见。大多数照片是她在世界各地拍下的风景，本人出现其中的只有两张，配文都打了引号，大概是从某本诗集里摘抄的句子。半月前，她在吴哥窟拍过一张照片，主体是印度教风格的石门，赭色高浮雕门柱后面，祁琳穿浅色长裙，戴灰色圆边帽。她背身于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朝镜头转过侧脸。她给这张照片配了几行文字：面对时光每日汇聚而成的那面墙/我不同的面孔相互重叠，互相连接/如苍白而沉重的巨大花朵/顽固地被替代，死去。

另一张，配文写着：上路吧。没有人会遇见我们。祁琳戴墨镜，站在利马街头，身后是黄昏下的武器广场，隐约可见政府宫和主教座堂。祁琳双手抓住一个红色双肩包，用力甩到身侧，她一只脚悬空着，身体出现数个动态的重影。我觉得这张照片把她拍得很像一只旋转的陀螺，而且轻易不会停下来。

祁琳的样子没怎么变，下巴好像比上学时还尖了一点。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大学毕业前一天傍晚，她约我到学校后面的公园。我们坐在长凳上，对着人工湖。祁琳读了几句诗：阳光击中了我。该起床了/吃一份青椒肉丝盖饭。/去操场踢球。应该/经过主楼的光线/和一只蜻蜓。应该/经过祁琳/午后的眼睛。念毕，祁琳看着人工湖中间的亭子。一个老头拉二胡，另一个打板鼓，为老太太们伴奏。

她坚持说，诗是我写给她的。其实不是，那天我去操场踢球，在主楼门口刚好遇见她。假如能重新退回去，我不会写这些，如果是作为一首诗，它写得非常糟糕。

祁琳说，她毕业了想开个广告公司，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开广告公司不错。祁琳说，我是想约你一起，你负责广告文案这块。我说我还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她说，我爸跟我妈离了，两处房子给了我，有一处在城中心一栋写字楼里。我说，你有这么个房子挺好的。她说，我们可以用这套房子开一间广告公司。她说到这，我把两只手从裤包里拿出来，从长凳上站起，转身走掉了。那以后我没有见过祁琳，直到一个星期前，她加了我的微信。

到家前，我已经在脑子里想过一遍家里的情形。吴婷背靠沙发，穿一双黄色塑料拖鞋，裤脚卷到小腿中间，几缕头发挣脱束发带，贴在她的前额。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方桌那，小源在台灯下写作业。靠近饭厅的一间卧室，门半开着，我回来之前，吴婷应该进去打扫过。

他们不会问我从哪回来。我每天早晚各去一趟医院。现在我们三个人已经形成默契，在这个家里，不提起病床上的人。

台灯朝小源头顶吐出一片暗淡的光。我听见窗外有只虫子抖动翅膀，发出微弱的轰鸣。它没有真正飞进房间的路径，一次次愤怒地撞向玻璃。小源皱着眉，眼睛盯住被自己举到半空的两只手，嘴唇张合，默默念着什么。他先伸出左手的三根手指（分别是食指、中指、无名指），接着伸出了右手的四根手指（分别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注视了一会儿，他又自暴自弃地重新将手指捏成拳头。我想他在试着做出一道算术题。我和吴婷把小源创造出来，却只给了他十根手指，这让我感到有些难过。

我看着小源的脸，逐渐通红，几近透明。我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同样是七岁，我已经能瞬间心算出两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小源是个听话的孩子，学习上很努力。他越听话越努力，越让我觉得难过。做算术题也许需要点天赋，我想告诉他，无论要做什么，都需要点天赋，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就算了。

吴婷一直希望小源是那种成绩优异的孩子，我可以理解。吴婷念到初中毕业，对知识有种盲目的敬畏，以至坚信，生活里所有不如意，都是因为自己学上得少了。一份并不体面的工作；生活拮据，不能报一个去三亚的旅游团……她把所有事都归结于这一点上，包括认命。结婚不久，吴婷对我说过，当初决定嫁给我，是因为我上过大学，将来可以教育好我们的孩子。

她这么想，我不能说什么。小源也许没有我想的笨，一直以来，我确实在逃避对他的责任。我不知道父亲如何教育一个孩子。我的理解，父亲教育儿子，儿子再去教育他的儿子，环环相扣，它像根链条那样，有种古老的延续性。非洲草原上那些动物，无论狮子野牛羚羊鬣狗斑马，上一代先让下一代认清，自己在这片草原上是个什么，然后再教会它们捕猎或者逃命，设法生存。这样的链条，在我和我上面的一环处已经断掉了。

小源刚出生时，我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他早产一个月，湿漉漉地躺在吴婷怀里，脸上每块皮都皱着，像个小老头。等他长大一点，在地上爬，到处翻东西。我观察他，把他的动作当作自己幼时投射出来的某种镜像。我用这种方式，企图从主观上与他建立起一些联系。有一阵我以为，他将来成为什么并不重要，不过最好不要像吴婷，至少别那样务实，活得轻松一点。最近我想，他更不应该像我。我曾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成为兰波，成为狄兰·托马斯或者史蒂文斯。现在我是个三十三岁的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着自己的儿子——他居然做不出一道算术题。

茶几上，塑料盘里还剩一个橘子。

橘子放了很多天，橘皮发皱，已经失去一个水果原本的光泽。我和小源都不想吃掉那个橘子。我不担心橘子，因为在它真的发霉以前，吴婷会把它吃掉。她不买高于三块一斤的水果，更不会浪费一个。她只买超市里六点以后的水果。

吴婷在“心联心”超市上班，因此便于买到实惠。超市那种地方，总会有一摞抽纸意外地从货架上掉下来，擦破塑料包装袋；装苏打饼干的纸盒会在运输中不慎压扁；总会有临期的牛奶和酱油。

我们经居委会的人介绍认识。一开始我就看准，吴婷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第一次见面，我们没说几句话，基本上是中间人在介绍两个人的情况。第二次，见面的地点忘记是谁定的，酒吧不像酒吧，冷饮店不像冷饮店的地方。这次我们还是不说话。我想既然不说话，她还能一直坐到最后，说明她真是想找个人过日子。吴婷从不让别人向她保证什么，这是她的优点。最近我怀疑，吴婷善于过日子的品质，可能具有遗传性。半月前我带小源去买文具，他站在柜台前，脸贴着玻璃，来来回回看里面的笔。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抬起头，指着一支笔帽压扁的笔让老板看。然后他问，如果买这支，能不能半价。当时我特别想给小源一耳光，然后自己走掉。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个耳光我更想扇到自己脸上。

客厅光线惨淡，聊胜于无。吴婷张开两片嘴唇，关进一瓣橘子，橘核先吐进她的掌心，又放到橘子皮上。其实不看她，我也能猜到，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房间里装满了沉默，几乎令人窒息。她真的吃掉了最后一个橘子。

我想起前年七月的一个下午，路过“心联心”超市时看见的那个女人。超市正在搞促销，地上铺着红毯子，女人手拿黄色扩音器，被炒锅、蒸屉一类厨房用具围在当中，身披着数道不锈钢的闪光。起先我觉得她很眼熟，但扩音器正把音量放大，传向街面：人生没有彩排，机会不会重来，我们不是天天卖，你也不是天天买……仅仅分辨声音，它让我感觉陌生。我往前走几步，站进一片树荫。这样看得清楚了：女人身材瘦小，T恤外面套件深蓝色坎肩，一层汗水腌着她的脖子。她举着喇叭，脑袋像个雷达，左右摆动着。终于我注意到她头上的灰色橡皮筋，以及那对白色小塑料球。头天晚上我洗脸时，这条皮筋放在卫生间漱口杯旁的香皂盒上。看着台上这个激昂的女人，我很难对照出吴婷平时的样子。忽然间，周围的一切变得特别不真实。我走出很远，还可以听见那个声音：现在只要九十九……现在只要六十九……

吴婷在客厅帮小源收拾书包，我在卫生间给小源兑了一盆水。小源说，爸爸，水里有很多乌龟。我问哪里的乌龟。小源说，青岩寺后面的水池里，乌龟把中间的小岛都占满了。

我眼前真的浮现出那些乌龟。午后的光线中，乌龟密密麻麻，背着生锈的外壳，带着疲倦爬向水池中间的岩石。其中有一只，正在从龟壳里伸出脑袋。它的动作十分迟缓，脖子上的浅色缓慢地向外显露着，我几乎要相信会从龟壳里钻出来一条蛇的时候，它停住了。

小源坐在凳子上，脚伸进水盆。他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的脸。

我说，乌龟应该是别人放生的，越放越多。

小源说，它们不会死吗？

乌龟寿命很长，有的活了几百年。你们晚上不是去学校了？

先去了青岩寺，才坐车去学校。

今天在学校里做什么？

小源眼珠转向斜上方：我妈开家长委员会，我在学校门口溜达，买了一根山楂味雪糕，一块五。打扫了公共卫生区。最后大家去帮郑老师取东西，一后备箱，全搬到了她宿舍。

吴婷是去年开始上青岩寺的。去年我从信用卡套出五万块，拿给吴婷一个表哥。吴婷说这人做钢材生意，很暴利，几个亲戚的钱借给他，每月能分一笔可观的利息。头仨月，她表哥每月一号给我们转两千块，第四个月不见动静，打电话联系不上了。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做钢材生意，具体做什么很难说清楚，只能确定，人跑了。这件事对吴婷打击有点大，不过我没想到她会往青岩寺跑。

起初吴婷拉我一起去过青岩寺，她先是跪在大殿的蒲团上，嘴里还吐出一串话。磕完头，她再绕到后院，将塑料袋里的六条金鱼（可能是九条）放进水池。我就是那时看见那些乌龟的。

下山前，吴婷又上了石阶，往前殿的功德箱走。我有点撮火，对她说，看看你身后那些人，跟你一样的，来烧香的来放生的，哪个看上去像过得称心如意？吴婷扭头看我，眼神带着惊恐。过了几秒，她问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指着她身后，提高了声音说，我的意思是，下面那么多事，我觉得它管不过来。台阶前原本围住铜香炉的几个人，此时停下来看向我们。这让我的情绪更加无法控制，又说，你听着，以后要来这，是你的事。

这次我是对着站在香炉前的那些人说的。吴婷眼里噙着眼泪，但是她的脸，看起来还是那么固执。

两个月前，刘医生找我，我们在他办公室谈过一次话。从医院出来，我站在街上，打算找个朋友借点钱。我打开手机通信录，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半个小时后，可以确定，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借钱的人。最后我想，至少应该找个人出来喝点酒。

施云磊这个人我不喜欢，但是我也找不到别人。这个胖子，十五岁时已经穿西装了，如今他还是穿着白衬衣，打领带，烧烤摊昏暗的灯光下，脸上浸出一层油光。他端着酒杯坐在我对面，自称是个生意人。

整个晚上都是施云磊在说话，我就着瓶啤酒听着。他说目前在给一些景区修3D玻璃栈道，是个网红产品，做不长，不过见钱快。他说，他找关系拿项目，再拉几个福建老板进来，自己没什么风险，等运作起来，只管坐在家里提点。听到此处，我有点疑惑，就问，福建老板不是喜欢开医院吗？他说，傻逼，当然是什么挣钱做什么。我说，好吧，酒也差不多了，今天约你，是家里出点事，想问你这借点钱。

出什么事？

借不借吧？

他抬杯喝口酒，表情十分痛苦：兄弟，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怎么下去？

你承不承认，你对生活的态度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借钱给你，怕害了你。

真有意思。

施云磊说，人有了退路，免不了要好吃懒做，晓得吧，我借钱给你，就是在给你找退路。他从铁盘里拿起一串烤牛肉，捏着竹签在手里掂了几下：再说句不好听的，救急不救困，你说是不是？

这些话无非是装在编织袋里批发的道理。我说，我找你借钱，不是请你来给我念经。

他说，良心话，这几年，你闲在家里，我有没有帮你找过事做？你都怎么干的？之前的不说了，最后一次，安排你到我朋友酒吧驻唱，结果呢？

我说，那时候我嗓子还行，现在是唱不成了。

施云磊把冷硬了的牛肉串扔回去，铁盘发出一声锣响。他说，是他妈嗓子的事情吗？算了，你想不起来不要紧，可以帮你回忆回忆，你在酒吧把客人打了，弄得我跟朋友都没法交代。

我说，就是争个理。

施云磊说，你往客人头上砸酒瓶，砸了三个，这都不是冲动了，你应该是心理有问题。

我说，这事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个男的是喝大了过来的，要我唱首李玉刚。我说不会。他问我会唱谁。我说万晓利。他说谁是万晓利。我说我不会李玉刚。他说，你弹我唱，贵妃醉酒，爱恨一瞬间。我说对不住了兄弟，我不会帮人弹伴奏。当时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不会弹你抱着个吉他干什么。那男的带着几个姑娘来的，站都站不稳，还以为自己很牛逼，杯子摔到地上，酒洒了我一裤腿。他说，到底谁是万晓利。后来他躺在地上，手捂住头，不动了。我告诉他说，万晓利是个唱歌的，他的歌传唱度高点的可能是《狐狸》和《陀螺》，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不过我还是喜欢他的《鸟语》。

我说，我就想找个人借钱，找了你，也没指望。只是不找个人借一下，我今天晚上回去会睡不着觉。

施云磊说，你有个大学文凭，原本条件比我好多了。当时听我的，去考个编，再找个女公务员一结婚。现在工资多高，天黑睡一觉，天亮了窗户外面就掉进几百块。想着当什么作家，你脑子被枪打过了。

我说，是想当个诗人，还是有点区别。

他一口喝掉了杯里的酒，用杯底重重敲了两下桌子，说，我管你是什么，一手好牌，全让你打烂了。我高中都没毕业，你以为生意好做啊，早上撕开两张眼皮，房租水电人工，哪样不要我出。

我说你吃好没有，吃好了就滚蛋吧。

睡觉前我走进厨房，把祁琳发的那条微信又看了一遍：哪天有空聚聚，我们聊聊诗。前半句话里，她插入一个愉快的表情，圆脸，眼睛下面抹了两块红，文字最后跟着一排握手。祁琳的微信头像，是一部宫崎骏电影的封面：龙猫和小女孩在站台等夜班车。龙猫挺一个大肚子，女孩在旁边撑着红雨伞。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用指头点了一下那个头像，又点开屏幕右上角的三个黑点，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厨房里空间局促，而且气味复杂。转角台板是水泥砌的，贴了一层浅色方形瓷砖，看着很笨重。水池边焊了铁架子，往上托住一台微波炉，下方的钩子上挂了菜刀、砧板以及一口旧铁锅。吴婷后来说，我妈那天站在这，蒸一条鱼，发现黄酒用完了。她在客厅带着小源。吴婷说我妈喊她，说要去街上买黄酒，很快回来，一边解下身上的蓝布围腰，又交代注意看着锅，别让水烧干了。

那天我妈没回来。就在楼下的路口，我妈突发性心梗。吴婷说，保安上楼敲门，保安平时就结巴，意思也表达不清楚，但她还是能明白，出事了。吴婷抱着小源赶到路口，很多人围着，见我妈一条腿搭在人行道上。吴婷说她已经买到黄酒了，手里还拎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了一瓶黄酒两包鸡精。两包鸡精好好的，黄酒瓶也没摔碎。

六点左右，我到的医院急诊室。玻璃窗户外，一天中最后的光线照进来，金黄色，一半照着床头，一半落在地板上。我走近那张床，闻见了一股鱼腥味，感觉她的身体还有余温。

那篇文章里说，须鲸残骸向深海坠落，离光越来越远。鲸骨匀速下沉，过程中满足着海底的贪婪与饥饿。大量食腐蠕虫钻进骨头内部，不断分解内部丰富的脂类。这一阶段，鲸骨持续为无数细菌提供能量来源，并在水下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供能系统，可维持数百种无脊椎动物存活近百年。

灯已经关了，卧室陷入黑暗。我躺在床上，心中十分沮丧。自从小源自己睡了隔壁小房间，一米五的床对我们来说，显得过于宽大。小源四岁时，上幼儿园中班。吴婷提出让他自己睡，说小源该学着独立了。吴婷还有另一层意思，她在《知音》上看见有人写文章，专门讲到夫妻生活的重要性。我们缺少激情，但为了证明婚姻的存在，在关灯后，经常努力让彼此交织在一起。每次我摸索着把手伸进床头柜抽屉，这个举动，又把最后一点火苗扑灭了。我不排斥使用那个东西，是知道我们无法承担离开一层薄橡胶带来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吴婷会拍拍我，然后转过身去。我相信她出于善意，但同时会让我以为，在婚姻中，只有我是失败的一方。

吴婷侧身向着墙。她的声音告诉我，今天去学校开会，听说了，很多孩子在上钢琴课，有的从幼儿园就上美术班，现在都开始画素描了。今天有家长就此问过郑老师的意见。郑老师的看法是，有必要，音乐和美术，将来可能会并入升学考试科目。我知道吴婷什么意思，但我很想问她，有没有仔细看过小源的手，看看他的手指，是不是一双用来弹钢琴的手。可是大半夜，我不想说这么扫兴的话。

傍晚走进病房时，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醒着。他的头陷进枕头里，脸上戴着呼吸面罩。医生说，理论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我看着他，他的样子原本很模糊，现在套一层塑料壳，让我越发觉得陌生。不过也很好，现在我每天有两次走进那间病房，这样让我更容易面对他。

小时候我妈一个人带着我，起初他偶尔回来，还给我买点玩具什么的，后来干脆见不到了。我妈很少提他。我想我妈是个冷静的女人，印象中，我没怎么见她流过眼泪。直到前些年我才注意到，其实她脖子上有一根隐隐跳动的青筋。我妈唯一的朋友，我叫她罗阿姨，有次我听见她跟我妈说，这样的男人将来不得好死。在当时，这应该只是一句安慰我妈的话。

很多年后我也在街上遇到罗阿姨，那时我已经结婚了。罗阿姨告诉我，和他在一起那个女的也有个儿子，是他供完的大学，还托人安排了一个事业编制。罗阿姨想看我的反应，但是我没有反应。罗阿姨又说，他在那边买的房子也给了那个女的。我还是不说话，罗阿姨就走掉了。

几个月来，他躺在床上，一根管子从他嘴里插进肺部。我想这也许算是一种报复——我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儿子，以及一个行刑人。今天在病房里，我看见他脸上的肉已经所剩无几。他现在每天注射两瓶营养液，一瓶葡萄糖水。其实我不恨他，他一直躺在医院里，还有个更主要的原因：我必须每个月往信用卡里还进六千多块钱，我要给孩子交学费，甚至要帮他报个美术班或钢琴班。而他有一张工资卡，每个月会准时打进来一万三千零七十八块钱。

他给了我这张黑色银行卡。那时候他还可以说话，说里面还剩点钱，不能给我们增加负担。算把后事交代了。我接过卡，顺手装进口袋。他应该还想跟我说点什么，但我没有让他说出来。

吴婷在被子里推了我一下，她说我问你话呢。

我说，好好好，那就去吧。

什么好好好？

小源学钢琴，别人都学他不学，确实不合适。

吴婷扯了扯被子，说那是多久以前说的事情了。

我问，你说什么？

她说，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说，刚刚我确实走神了。

她说，郑老师的朋友开了个培训班，本来一百块一节课，凑够十个人去报名就按七十一节课。

我问，弹钢琴还是画素描，那你们凑够十个人没有？

吴婷叹一口气，翻个身，再次转过去对着那堵墙。

…………

（全文详见本刊202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岳舒頔，居云南通海县。作品见于《滇池》《长江文艺》《西湖》《边疆文学》《黄河文学》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