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就在清冽的汾河上，万物安然，一只小披毛犀出生了。一岁多时，这只小犀离开妈妈跑到波光闪烁的河中玩耍。谁知不长的时间，这只小犀就深陷河草中，再没有出来。过了十万年，有一群考古人来到小犀的死亡地，清理出一只披毛犀骨架。后来，这副骨架，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陶富海先生对我说：“披毛犀十万年前就死了，但它在新的光明中得到了新生，它其实没有死，它得到了复活……”

这是我第二次到丁村时，陶先生凝视着汾河潺湲的流水，缓缓讲出的心事。我对着陶先生的满脸沟壑，泪，悄悄地流到羽绒服上，洇出几圈水渍。

这种情绪和陶先生的眼睛，一直留在我的心上，一只小披毛犀，一位九旬老人，很长时间都让我惦念着。

夜晚坐在书桌前，凝视着一只蚌壳化石，文字枯涩时，它都会带着小犀出现。

丁村，在平常人眼里，是个扔在人潮中都不会引起涟漪的名字，但在考古人眼中著名得很，是三十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活的地方。

从襄汾县城（隶属于山西临汾）沿着汾河向南走，就能找到丁村，自驾、火车都是这样。河流规定了人们的道路，变的只是交通工具，由河流形成的交通网却变化不大，人类的认识不过是河流文明的叠加。

找到丁村，只要问起任何一个人，都能知道陶富海先生的去处，他隐藏在一个村子中，逍遥如山间松，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他，寻隐者不遇是常事。找他，是因为他是丁村的活化石、活地图，他参与了丁村考古发掘，此前我在多篇考古文章中见过这个名字。

第一次去丁村，托朋友面子，我见到了陶富海先生这个有点著名的老人家。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考古界，认识他的人很多，说他只是有点著名，是这老头儿特别低调，也可以说，考古人都很低调，出了他们那个圈子，别人几乎都不认识他们。

“陶老师，贵庚啊？”

“不大，我九〇后。”

陶先生笑着，对我伸出右手，食指勾起来。

原来这个在多个考古遗址中出现过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但看着身体健壮、思路清晰，一照面根本无法判断他的真实年龄。

也许是作家身份使然，陶先生给予我足够的尊重，第一次到丁村，他就陪着我走在干干净净的丁村街道上。因为他的经历和年龄，一般人来了，他已经不陪同了，他就缩在他的地盘上，仰望着天空，想着一些可以研究的课题，也与他的那些笔墨纸张和动物骨头说说话。他能陪我，我心里窝藏着许多快乐的小泡泡。他和我聊历史，聊戏曲，聊古建，聊得不亦乐乎，他后来说，我们只是初相见，却如故人来。

走在丁村，第一打眼的是精致的古民居。

精美繁复的砖木石堆筑的深深庭院，一座一座，一排一排，铺陈在土寨墙围成的方形区域内，俨然就是一座小小的城堡。

“魁星阁、财神阁、文昌阁、玉皇庙四座殿阁是龟的四足，东有狼虎庙，西为弥陀院，这是龟的首尾，我们村子就是一只乌龟爬在汾河边的沙滩上，如果站在空中看，丁村就是金龟戏水，期望人们生活的这个村庄能永远平安永远富贵。”陶先生如是说。

我们站在高处，陶先生指着庄稼地环绕的村子，一脸幸福。

村子里的古民居都是丁氏家族的，四十座院落，都编了号。每个院落各自从明万历，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宣统和民国年间长出来，藏起一些故事，静悄悄地组成了乌龟的身躯，仿佛欢欢喜喜地等着我的到来。

厅堂、楼房、厢房各具特色，门窗、斗拱、雀替、栏杆、垂花门、柱础、影壁，都带有当时工匠的匠心，甚至小到一个悬鱼、一个铺首，都是精巧而又繁复的，有一座院子大门上镶嵌着一对铁制的铺首，我停伫了很久，小小一个物件，有如意有柿子有蝙蝠，内含八个字：福寿团圆，事事如意。古人总是言简意赅，寓意却深长美好。

内心的宏愿或微愿都是用雕刻来表达的。

要把心和情和景雕进可以雕刻的空间里，那就无论石、木、砖，只要有可以用刻刀来细致琢磨的空间，他们就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手艺。

在这并不大的空间里，或许举人、伶人、农人、商人与匠人都曾在空地上相谈甚欢，眼见着木雕、砖雕、石雕就一日日繁复地出现在他们眼前，以至于他们都会在月光下连酌几杯清酒。

穿梭在明清的浓浓古意中，感觉时光遗失了。

静静地听，仿佛还能听到读书声声震屋瓦，听到算盘珠子拨拉得震天响，也能听到蒲州梆子在回荡。

一院套一院，寂寞梧桐锁清秋，而寂寞清秋的源头在元末明初。

那时战乱频仍，改朝换代，民不聊生。

汾河河滩上，荒草乱蓬，一片哀凄。有一对夫妻，从千里之外的古济阳（今河南兰考），逃荒来到这里，平展展的汾河一时让他们安下心来，荒滩未必不是沃地，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开荒地、建茅屋、种庄稼，当然也生儿育女，人类生存其实也没那么难，有河便有了一切。

这对夫妻是丁氏家族的始祖丁复。

丁氏家谱中有“始祖以一身而兴此户口之繁，非积累之厚，何以枝茂流长若斯也”的记载。

丁复来到这里种下第一颗种子时，没想到，不仅村庄，几百年后“出世”的远古人类也将冠以己姓。

丁复也没想到，老家济阳的人都步他后尘，千里奔此安家。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丁姓人把汾河边的土地经营出一派繁荣，尤以丁复这一支为最，他们兴稼穑，考科举，渔樵耕读，过着火火的生活。当然，与多数人一样，有了钱就修房盖屋，修呀修，盖呀盖，盖成一个大村落。到了清代，丁村人还融入晋商群体，有的捐了官，房屋也越盖越奢华，村子也越来越大，成为商农官并存的村落。

那些错落的院子，因为丁姓人家崇尚五世同堂的生活，也是维系宗族的观念使然，就把自己的住处建成院子套院子，门和门之间曲径通幽。这曲幽，导致今日的我们自己来了，都会在差不多的院子里迷路。

就在院院相套的深深庭院里，丁氏一族迁延发展，有的血脉兴起，有的血脉断绝，就如这保存完好或已全部拆毁的民居，这是世间常态。丁氏家谱虽已保存，建房的丁氏人却早已尘归尘土归土，但消失了的那些人把自己的荣耀和微小留在这些让人珍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上，他们不知道的是，同时也留下了农耕文明最后的辉煌。

陶先生不仅是考古人，还是奔走呼吁抢救下二号三号院的人，他站在那里，那些存有贪念或恶念的人都生了怯意，自此以后，古村落的保护便顺理成章。虽说他思维敏捷、思想开放，他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但他并不眷恋旧时光，却对我们飘然逝去的农耕文明有着骨头里的牵连，还有谁比他更懂得一个木雕一个牌坊一个柱础一个铺首的深刻含义？

陶先生住在三号院里的西厢房，这个院落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建起来的，是个“老资格”。古色古香的民居，与这个集考古、文化、书香于一体的帅老人，是相得益彰的。人们都说老院子里有鬼，晚上住下来会听到“叮咚”“吱呀”的声音，但他却不曾怕过，几十年住在这里，谁劝都不搬，或许是因为他一身正气，鬼神皆避吧。他就这样拥抱着他保护下来的老房子，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寂寞，没有鬼，没有神，有的只是他对丁村深沉而寂寥的情感。

第一次来，我没有表达我的意愿，也没有把写作的意图透露给陶先生。看着来拜访陶先生的人群，我离开了。

离开后，我到一个考古工地住下来，贪婪地吸收着考古知识，夜晚跟着学生们一起上课，白天拎起考古铲深入地层下，眼看着一层一层的地层中出土了许多遗物，一个石器，一个红陶罐，一个尖底瓶，一块陶范，一个青铜器……我与那些考古人渐渐融在一起，我深深地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自嘲是“远看是捡破烂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看是个挖土的农民，实际是破解文明的人”。考古工地学习日程结束后，我又把山西五千年前的所有文明遗址走了一遍。

山西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等我明白中华文明筚路蓝缕的过往，我又返回了丁村。

我轻车熟路跑到陶先生的院子里，他抱着他养的漂亮的小狗，我翻着他的手稿，炉火上煮了一壶浓茶，水汽袅娜着在空气中游荡，最后沉不住气的是我。我挠挠头，还是直抒来意，我告诉他我想寻找所有的考古遗址，我想把所有的史前遗址串联起来，形成一条考古链条，并且想把考古转化为文学。

陶先生惊呆了，瞪大眼看着我。

我接着说，我熟悉丁村考古，我知道他参与了几十年前的考古调查，也知道他后来参与了丁村考古全过程，知道他写过许多篇关于丁村考古的文章。

陶先生沉默了。

沉默了许久，我抱过他的小狗，小狗也不抬眼理我，低头注视着地面，我也没有说话。

等陶先生再看向我的时候，眼里带了光，一拍膝盖说：“走。”

“去哪？”

“到考古地点去。”

这次陶先生把我带到了二号院，这个院子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建起来的，和三十号院子一起组成现在的丁村文化陈列馆。丁村出土的文物和展览都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精心布置的十万年前的时空。

陶先生让我记住这些文物和说明。

然后陶先生带着我离开人员密集的房舍，照着二号院子的文化陈列，朝着西南方向到荒野中去。

我知道，这次我们走的路，是考古人员曾经走过的路，也是丁村的发现之路。

“100号，100号呢？”他一边走，一边问旁边的人。

“在前面，别急。”

我跟着他走过荒地和坟丘，走过树林和灌木，走到了一处土崖旁。初冬的景色总是有几分萧瑟的，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热烈的。土崖边的草已枯成土色，有一处凹陷进去，有许多小孔，陶先生说：“当年就是在这里发掘的啊，这两边都是曾经的遗址点……”

我的热烈，源自我的想象，就在这里，曾经活动过许多人，手握考古铲，蹲在崖畔上，一点点掘开了一幅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

考古人的欢笑惊动了汾河。

是的，汾河。

我站立的地方，这处土崖下，左边是考古人的发掘地，右边是清澈又温柔的汾河。这河，从宁武出发，穿过忻定、太原、临汾盆地，一路走到了我脚下。这条河已经流了三百万年，从上新世晚期一直流到改天换地的现在。

这河，如此的清冽，亮晶晶的拐着大小弯向远方奔流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踩着落叶，听着落叶的“飒飒”抱怨声，跳到了汾河边。我看到河在笑，嫣然百媚的，艳压周围的荒草和鹅卵石、小树林，那些物事不过是河流的从属。人是短视的，我看不到远方，只看见了河水和天空的水天一色，只看到了枯树在河里的倒影，只看到了远山和土崖的参差。忽而有“嘎嘎”声传来，接着一群野鸭扑棱棱惊起，掠水而去，似在提醒我，这一切都是活着的，且活了无数个岁月，只不过山中无甲子，寒暑不知年。

就在这里，时间倒退回1953年。

一个古老的国度，刚刚唤醒新的生命，中华大地上基本建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临汾一项国防建设工程开工了，这是丁村考古的时代背景。

丁村是工程采沙地之一，采沙队的总指挥是临汾行署副主任郑怀礼。

就在我站着的地方，挖沙工人总是能发现一些骨化石、石片、石块，有人就把挖出来的骨头当成“龙骨”去卖。

这个场景熟悉不？再往前五十多年，京都人卖“龙骨”，被王懿荣碰到，甲骨文出世了。不是历史如此相似，而是历史可以复制。郑怀礼就是五十多年后的王懿荣，他听说卖“龙骨”之事，找到工地负责人，阻止了卖“龙骨”的行为。

这是个开始，随后便有一群人持续加入这个队伍，一同向着揭开古人类面纱的目标行进。

这群人中有个王择义，接到命令后，迅即开展野外调查，调查中发现了石片和石球，撰写调查报告时，判断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和猛兽作斗争的石球，遗留在这里，是可能的。

王择义的判断被一个专家否决了，但王择义不死心。正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野外考察队到垣曲县（山西运城）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在太原盘桓了几天。王择义就把自己发现的石器和化石都拿给考察队负责人周明镇，请他辨识。周明镇把这些标本带到了北京。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马上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周明镇带来的丁村化石。参加人员有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夏鼐、袁复礼等人。这些名字如今看来，都是“镀过金”的，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我们只要研究考古，就会与他们从各种角度相遇。

裴文中一看这些标本，连连叫好，贾兰坡也是爱不释手，专家们的目光和双手一刻都没有离开化石。这个意外发现，让考古学家们异常兴奋。

专家们认为丁村发现的材料很好，意义重大，确认了丁村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陶先生说，这是丁村石器第一次接受专家“会诊”。

从此，丁村显现于世间。

从郑怀礼开始，这里出现一长串名字，这一趟发现之旅，有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便到不了今天，尤其庆幸王择义的不死心。上天眷顾，这一长串名字的主人都各怀使命，共同托举起汾河边的丁村。

同样上天眷顾的还有我，我在汾河边行走，同行的人捡起一块大大的化石蚌壳递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起来，带回了太原，就像曾经的王择义把化石带到太原。我无法判断它的年代，但有这个远古蚌壳，我便有了写作的底气。

各类资料里包括陶先生的讲述，都说丁村是第一个遗址。

丁村，为什么会被人们认为是第一个遗址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等我回到太原，查阅了许多资料，才貌似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近百年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中国十八个省区的山川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茫茫足迹，李希霍芬认为，在黄土堆积的二百六十万年里，气候干燥，黄沙漫漫，不宜人类生活，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时代人类存在。但五十年后，这位德国人的推断就被法国人推翻。法国人桑志华，是以传教士身份进入中国的，一直在北方各省调查。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同样遇到卖“龙骨”事件，然后发现了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一块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形如锥状手斧的石核。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化石，但这次考古是外国人出资的。

之后，中国进入战乱年代，旧石器考古停滞了。

旧石器是法国人首先发现的，裴文中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也不知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就发现了丁村旧石器，人们自然就把丁村定名为第一个遗址，由此及彼，能想得到，自强自立自我奋斗的第一个遗址该有多么令人瞩目啊。

回望，叹息，声声鼓动激情，但我们还是要回到黄土中来。

这么重要的旧石器，丁村也就被列为野外考古重点，那就挖吧。这一挖便是持续时间长达六十年的先后三次考古发掘。

考古铲的挥动，是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牵头，那些前面提到的旧石器考古专家都是考古队成员。

就在这长长的河谷上，丁氏族人跟着考古人开始自己奇特的工作经历，捡沙砾、过筛子、运沙土，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也在为丁村创造奇迹，但这与平时农活相似又不同的事情，还是让他们干得很起劲，因为他们从考古人的脸上和眼中看到了巨大的有所克制的兴奋。

喜悦和兴奋是会传染的，陶先生就写过曾经的欢乐。

那年10月15日，一枚古人类的牙齿被王择义发掘出来，古人类化石的出现惊动了坐镇北京的专家们，杨钟健、贾兰坡（当时回京探亲）、周明镇紧急赶赴丁村，山西文管会主任崔斗辰也来了。齐聚的那天，他们改善了伙食，还举行了联欢会，丁村的夜空被他们点燃，猜谜的、唱歌的，笑声高过河谷，竟然还有人唱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王择义。王择义弹着三弦琴，唱着眉户，发现的快乐，实证的快乐，都在他的眉间心上，他弹着唱着自得其乐。眉户婉婉，尽入人心，听得惯的听不惯的，都醉了。欢乐持续至深夜，此刻的我仿佛还能听见。

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有石器，有动物化石，最重要的成果，是在考古人标出的100号地点发现了三枚人牙化石。专家断定，这里的人类处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距今十万年左右。

自北京猿人化石在国难时丢失，这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大遗址和人类化石，而且接续了古人类的生存时间，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也就能理解陶先生刚走进来时，一直问100号地点的缘故，那是丁村考古的明珠，这个地点不仅有人类化石，还有石制工具和动物残骨，陶先生是深刻理解和接续了前辈们的快乐的。

“第一次发掘，奠定了丁村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中的重要地位，确立了丁村文化在中国大陆古人类发展史的中间环节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学术与历史价值。”陶先生说。

丁村名动天下。

专家们把留下石器和人牙化石的这群古人类，命名为“丁村人”。如果丁复泉下有知，也会高兴得跳起来吧，他从济阳来到汾河边，建起了一个以丁氏家族为主的村子，出土的古人类，都要姓“丁”了。

陶先生是1975年来到丁村的，这一猛子扎下去，就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他把青春、热血、才能、智慧都给了丁村，到现在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依然住在丁村，与丁村融为一体，如果分开他们，彼此都会感知到疼痛。

后来，丁村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块古人类幼儿的右顶骨化石，还是在100号地点发现的。同时还出土了两万多年前的细石器，那些细石器很漂亮，娇娇俏俏的像玉石一样。第三次发掘，在过水洞遗址发现了距今三十多万年的人类遗存。

如今这些石器，时空挪移在临汾市博物馆里接受人们的“检阅”，但它们依然不言不语地看着人们来来去去，可能心底也在笑着人们的浅薄和无知。

在丁村遗址未发现之前，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和文化没有发现，“中国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丁村的考古发现，标出准确的时间和文物价值——古老的丁村人，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他们在这里繁衍进化，创造了十万多年前的远古文明。丁村考古就像一个接引菩萨，后来又有了旧石器遗址的相继发现。在中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中，可以证明，丁村是继西侯度、匼河之后的中国早期文明发祥地之一，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早期智人，因细石器的发现，丁村又和山西境内的柿子滩、下川等遗址一起，进入到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力证了中国古人类几百万年间连续发展并创造自己的文化，有自我发展谱系。我们善良且中庸，不与人多争辩，只以数据和事实说话，“中国文化西来说”慢慢销声匿迹。

考古发现是陶先生的讲述，枯燥的考古在他的缓慢语速里有着深厚的情意，那些石器、古人类牙齿化石都是活着的，仿佛一直就跟随在他的身边，托在他的手上，须臾都不曾远离。

而我的思绪在陶先生动听的声音中开始复盘。

时空转移到十万多年前。

汾河就在此处流淌，就如今天一样的波平如镜，所不同的是，那时气候真好啊，天蓝云白水青草绿，根本不需要生态治理，人和动物植物在这里和谐共生。

相对干燥凉爽的气候，是适合当时的丁村人生存的。他们生活的周围有藜、有蒿、有莎、有松、有杉。人群集聚地附近有山，山上有树木，山下有草原。许许多多的动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狼、狢、狐、熊、獾、鬣狗、鼹鼠、野驴、野马、披毛犀、梅氏犀、野猪、赤鹿、葛氏斑鹿、大角鹿、羚羊、水牛、原始牛、德永古菱齿象、纳玛象、印度象、河狸、鼠兔、龟鳖、鸵鸟等，这些动物约莫是不怕人的，在山里河里自在来去，直到死亡或灾难的来临。

人类上山采摘，下河捕鱼，捕获动物打打牙祭。闲下来，会琢磨一下自己的生产工具，这一琢磨，石器就变得越来越多样和精细，捶打出一个大三棱尖状器去刨掘土地、砍割植物，造一个石球去砸碎食物和追撵动物，砸一个石核还能用来取火。工具越好，他们也变得越聪明。

火光中、河镜中，映出过丁村人自得的容颜，虽然生活总有各种困难，但他们基本是快乐的，没有钩心斗角，没有阴谋诡计。

纯粹的人，澄明的境……

当然还有那只一岁多的小犀，离家出走了就再也没有归来。陶先生讲得平静，可我看得到他眼里如同汾河一样的波光，能想象得到陶先生曾望着北京的方向，默默地想念，或许还想过，让那只小犀回归故乡。

一叶知秋，一只披毛犀可知十万多年前的场景，所有动物也如是，古人也如是。

三十万年前，古老的丁村人在这里生活，慢慢发展到农耕文明来临。丁村人制陶、纺织、祭祀，欢悦或者痛苦，生来或者死去。等到元末明初，又来了个丁复，创造了亦农亦官亦商的小型聚落，文明程度加深，但也守不住最后的天光日月。工业社会来临时，村庄不再是这个样子，水泥和玻璃在太阳下闪着冷光，再没有了曾经的温馨、繁复和匠心。

我曾问过陶先生，我的那只大蚌壳多大年纪呀？

陶先生说，跟“丁村人”一样。

据说，当时我的表情也成了化石，继而跳起来，我的蚌壳十万岁了，我的天哪，我该怎样保存它啊。

此刻我站着的地方是荒野，所有的故事都远去了，只存在一份份考古报告中，且是大众不感兴趣的报告中。

这几年，我一次一次地走在荒野中，我们的文明从荒野走来，如今又回到荒野中。

想垂泪。

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在，我们丢失了很多。而那些考古人依然坚守在荒野中，寻找着失落的文明。陶先生不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考古人，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让我几次落泪的人。他坚定地守着丁村，守着古人类化石出土的荒野，守着他抢救下来的古民居，不论谁来劝说也不离开，他把自己守成了一座丰碑。

铁打的陶富海，流水的客人。丁村接待过太多的游客。曾几何时，外国游客和专家也频频光顾，但那天陶先生说，不来丁村后悔，来了更后悔。我听出他的自嘲。来丁村参观，你要做十足的功课，才可以懂得它的迷人之处。

我离开很久，回头望去，还能看到他的身影和他眼中期盼的水光。

【作者简介：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映像》杂志副主编。已出版《大地上的遗珍》《戏中山河》《盛世诤臣孙嘉淦》《天地间一场大戏》等著作。在《中国作家》《四川文学》《时代文学》《当代人》《天津文学》《山西文学》《黄河》《长江丛刊》《鄂尔多斯》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转载。曾获刘勰散文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