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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而“生” ——陈国中和他的书法
来源:文艺报 | 徐则臣  2024年11月04日08:03

唐诗二首 王维《山居秋暝》 李白《夜泊》 陈国中 书

有几年,我供职的《人民文学》杂志每期邀请书法家题写篇名,有几次请到了陈国中。我只见到字,没见过人。多年过去,我们成了朋友,联系频繁,依旧未曾谋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能见到他的字,见到他书法的变化与精进,我们为此经常切磋交流。

我是个书法票友,小时候家里卖字。那时候农村还落后,也崇尚手工,祖父一直写对联卖,补贴家用。每年立秋起,裁纸研墨开写,写好的对联晾干,分门别类收好,待年关渐近,到十里八乡的集市上售卖。就在这一年年旷日持久的工程中,我喜欢上了书法,跟祖父学起写毛笔字。也因此,年既长,在外面的世界读书、工作,每见笔墨纸砚就条件反射地两眼放光,对别人的一手好字也格外留心。由此,可以想象我在杂志编发过程中见到陈国中的字,有多激动。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有人写文徵明的字,而且写得如此之好。

跟祖父写字时,条件实在简陋,除了祖父收藏多年的几本颜柳的法帖,我在镇上书店只买到了一本文徵明的帖子。那是小时候我最喜欢、用功也最多的帖子之一。文徵明的行书端庄谨严、峻峭灵动,如风中芦苇,弹性和韧劲十足,起承转合都充满了力量。后来习字,离文徵明远了些,但还时时惦记,及至看到陈国中题写的篇名,久已过往的浩荡岁月和年少时对文氏书体的钦慕,倏忽又至眼前。

稍懂书法者初见陈国中的字,大概都会想到文徵明,甚至断言陈国中师承文氏,我以为这都正常。一则,文徵明的字辨识度实在太高,当下习文者又少,见到酷似的肯定不会放过;二则,陈国中的字确实写得好,唯其写得好,观者才会把他和先贤联系起来,倘若写得不好,或仅有其表,怕也不会随意去污文氏的清誉。我不知陈国中本尊的想法,但我以为,也大可不必绕着道走,讳谈文氏。像怎么了?或当真师承文徵明又如何?中国书法本就传统壮阔,源远流长,王羲之也在这一脉艺术中承前启后,文徵明尽管机杼独出,蔚成一家,其本人也不敢自诩前无古人、石破天惊吧?既如此,陈国中又何惧。当此之世,能被目为文氏门生者,又有几人?实在也是一个巨大的肯定与赞誉。

当然,有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也属正常。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艺术又执念于创新,陌生感像条狗追着所有的艺术家跑,都想别开生面。这大概也是最近我在陈国中朋友圈里屡见他谈及文徵明的原因。比如,一个帖子里他把自己的三幅作品与文徵明的三幅作品展示于一处,文字说明里,先是感恩“遇见”文氏,继而又写:“但是学文徵明,并非就要像文徵明。像则死,变则生。”我想这其间有三层意思:一是坦荡认祖归宗,真诚感恩;二是要表达,学但不是死学,更不是学死,如果片面追求像,即学死了;第三层意思与白石老人相仿,但把白石老人的论断往前推进了一步,生在哪?生在变,生在师古的同时,走出自己的一步或半步,走出自己的特色与境界。

陈国中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几年来欣赏他的书作,初读似文氏,其后越读越不“像”了。可能是越来越深入了陈国中的字,越发看见了他自己;此外便是他的艺术之“变”,因“变”而“生”,让自己更显著地区别了开来。较之文氏,陈国中的结体更俭省,走笔也更果决,多用侧锋,银钩铁画,一幅字写下来,颇有沙场秋点兵之势。文氏的字动则中锋,间架结构和笔画交代得更为具体、耐烦,而陈国中留白更多,在一些笔画间甚至能见出章草的意态,可资会心处也更丰富。假若“文字”与“陈字”并置,前者饱满繁复,雍容凝重,后者则萧疏清峻,点到即止,二者各具情态,既源于一脉又各奔前程。毫无疑问,陈国中在成为“自己”。

成为“这一个”不容易。书之道,并非只在提笔落墨间见功夫,还须头脑里有真章。陈国中能精进不止,显然非“唯手熟尔”,他一直在揣摩。在朋友圈中见过他另一段“有感而发”,谈文人字,他认为,“文人写字,往往性情大于笔墨。这无可厚非。问题是,有些文人性情一大,字便失态,像散了架似的丢了模样,也丢了文人书法的范儿。此乃当今文人书法之一大流弊也”,文人字当“性情从属于笔墨,性情从属于书法”,“既见性情,又见放达,但所见笔墨又终归于理性与节制而跃然纸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法。由此可见,文人写字,切勿顾情忘法,若一任性情,举笔乖张,则与文人书法大相违和矣”。关于文人字,书家持论纷纭、莫衷一是,能说到点子上、深得我心者,陈国中是之一。他之立论,既有书法之所本,又能跳脱其外,以文人的性情建立尺度,可谓专业之余又见情见性。而这专业和性情的融合与分寸,恰恰见出一位优秀书家的素养。

某一日,陈国中寄来一部《行书唐诗三百首》长卷,皇皇大著,精美异常。他以小行书抄录唐诗三百首,卷长三十四米。我在客厅打开,绕了几圈方展示完全,看后叹为观止。一直想找机会与他细说,不承想,《行书宋词三百首》《行书元曲三百首》长卷接踵而来,也将付梓。前者长五十一米,后者四十六米。莫道君行早,一山更有一山高,我便只有感佩的份儿了。在我狭窄的视野里,目前尚不见有谁如此耐烦地手书唐诗、宋词、元曲各三百的长卷。抄录诗、词、曲其中之一种,或大有人在,同时三种,未之见也。而这一行为,可能也不仅限于艺术实践本身,更是陈国中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礼赞和深沉的致敬。

如此也符合我对陈国中的认知:他不是个字匠,也不愿做字匠,他在以笔墨的方式从事一种文化和艺术上的继承与创造。书法在他那里,是艺术,也是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独特方式。

(作者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