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翎，1957年生，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归海》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文学奖项。

编者按：

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2024年第10期起，本刊开设了“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翎走进东非散记之二。

“到世界去”专栏

激情与恐惧——东非散记之二

张 翎

缘起：一根烧了半生的灯芯

一个人一生中大约总藏有一个梦魂萦绕、不去就不得安宁的地方。人对这个地方的念想，有时是出于对另一个人的牵挂，或者是因为某本书里的某句话铮地拨动了心里的一根弦。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未能抵达那个地方，有的人虽然抵达了目的地，但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最终站在那片土地上，回溯最初的缘起，心境已是惘然。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灯芯，终于燃到尽头，爆出一朵大灯花的时候，通常已经记不得最初点燃灯芯的，是哪根火柴。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非洲。虽然最终走进非洲时，人生已过万重山，记忆早就千疮百孔。但我依旧记得，最初点燃我心中那根灯芯的，是什么火源。

1983年，我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指导员的手指轻轻一捻，我就被剔出了熟悉的江南街景，分到了京城一个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单位。那时候，北漂这个词尚未问世，北京也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南方人）定居的首选。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里，我伸出触角慢慢探入北方文化。不再需要读指定的书，做指定的作业，考指定的试，担毕业分配的心，八小时之外，我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那是我一生中最自由也最迷惘的时刻，如长久负着重荷的驴，突然从磨盘上卸下来，竟然不知所措。于是，我开始找闲书消磨时间。远离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狄金森的神秘死亡隐喻，霍桑清教徒世界里的欲望和挣扎，奥威尔寓言般深奥的政治嘲讽，我挣脱了经典小说的枷锁，开始略带愧疚地进入轻快的流行文学。

当时市面上吹得最强劲的两股风是琼瑶和三毛，但琼瑶我浅尝辄止，未能入心。她书里那些花前月下千回百转的爱情故事，离我似乎有三万里之遥。一个人难道非要行过那样迂回漫长的路途，才可以走到隧道尽头？不，那甚至还不是尽头，而仅仅只是开始。假如开始就要燃烧如此多的脂油，那还会剩下多少光亮，可以照明未来冗长的中年和衰老？我不寒而栗。在我心中，爱情应该是某个站在路口等待着的人，撞上了，就约着一起走很远的路，看很远的风景。简直明了，不费心机。于是，我丢下琼瑶，捡起了三毛。

那时的书很便宜，几毛钱一本。我买了市面上所有三毛的书，并仔细地看过了每一本。当我读到《撒哈拉的故事》时，刹那间被吸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非洲。我心中有一束火苗，被砰的一声点燃。当时我是煤炭部下属机关的科技翻译，炽热的文学梦想，被掩埋在岩石一样冰冷的煤炭技术资料之中。我走过最远的地方，便是北京，其次是山西大同——那是中国最大的矿区之一，我隔几个星期就要去那里出一趟差，也下过那里的矿井。

记得大学毕业到北京报到，绿皮火车载着我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田野的颜色从南方的葱绿渐渐过渡到北方的灰黄。从未出过江南边界的我，在火车上放声大哭。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我，却被三毛哗的一下席卷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那时我对非洲的理解，是以大陆为划分单位的，粗略到无知和愚蠢的地步。假如我的认知板块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显示，那么当时我脑子里关于非洲的设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非洲 = 非洲地图里所有国家的总和 = 撒哈拉 = 三毛。

等到我可以稍微细致一点地划分非洲版图时，时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年与其说是非洲吸引了我，不如说是三毛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我。我想像她那样无羁无绊地行走，好好看一眼外边的世界。一个人假如一生中从未想到过逃离，那么，极有可能他从未年轻过。而非洲，就是我心目中的外边世界的一个代名词。当然，欧美也是，而且通往欧美的路有语言作舟，更便捷无阻。所以，我选择了欧美这条路——那是后话。

在许多人的一生中，早年燃起的激情和向往，会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常渐渐侵蚀而最终熄灭。所幸的是，我的非洲之火在熄灭的边缘上，总会一次次及时遇到加油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中外煤炭合作项目的英文翻译，我被单位委派到北美工作半年。在加拿大，我看了一部名为《走出非洲》的电影。几十年过去，电影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已经淡忘，只剩下两个情节，一直没有被岁月的流水所冲淡：来自丹麦的女主角凯伦·布里克森，因咖啡园生意破产被迫离开非洲，临行前与黑人管家道别时，她问他是否知道她的名字。一直以“夫人”尊称她的黑人管家，在那一刻叫出了她的名字。那个场景，突然戳中了我内心的一个柔软之处。我第一次感受到：种族、身份、地位的藩篱，是不能完全隔绝人和人之间源自本能的情分和相知的。还有一个难忘的场景，是凯伦破产之后，咖啡园以及周边领地皆被拍卖。凯伦跪在英国总督面前，恳求总督不要赶走在她领地里居住的当地黑人。下跪陈情在东方文化里是一个熟悉的习俗，而在西方文化里，却是触目惊心的异常举动，令我动容。

离看《走出非洲》的那个年头，转眼就过去了几十年。当我终于来到凯伦庄园的旧址，看到当年这部轰动全球的文艺大片的真实拍摄地时，我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变迁、不再轻易相信神话的人。凯伦在非洲经历过的日子，果真与电影里有很大差别；她所委身的男人们，也不全是电影中所呈现的样式。编剧本的，很给了这两个男人一些面子。或许归根结底，这面子是给凯伦的，毕竟凯伦遭遇的男人，是凯伦自身的镜子。而凯伦当年为当地孩子们建立的学校和为基库尤族黑人力争的栖身之地，如今已是沧海桑田，仅存于纪念馆的馆藏文件和历史书的记载之中。《走出非洲》将我对非洲的理解细化了许多，我第一次知道了凯伦当年的居住地的正式名称是英属东部非洲，在1920年才改为不列颠皇家肯尼亚殖民地。

而把我对非洲笼统而模糊的向往真正聚焦到肯尼亚的那个人，是海明威。在大学里我就读过了海明威的全部长篇，而他较短篇幅的作品，却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补齐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是编在他一本小说集里的故事，篇幅不长，介乎于短篇和中篇之间。翻开那本集子的第一页，第一段话就让我感觉心脏微微地颤动。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一段开场的话，与后来的故事发展并无多大的关联。生命迫在眉睫的流逝，死神的羽翼在男人脸上渐渐浓重的阴影，爱情在死亡面前的无奈和无望……生活的真相剥洋葱似的层层揭示开来，每一层的推进都是那样敏感，冷酷，克制，藏匿着宗教般的神秘。让我经年难忘的，与其说是海明威无可企及的叙事力量，倒不如说是书中那座非洲之山若隐若现的神秘身影。后来再反复读这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在我心中的轰鸣声，一次比一次响亮。此生假如不能亲眼看到这座山，灵魂难得安宁。我的非洲定位，到此时已经逐渐清朗：凯伦和海明威非洲记忆的重合之处，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界地段。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非洲灵感，来自我曾经的工作环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靠稿费养活自己。我是温州人，温州人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着经商的基因。近年大批温州籍作家在文坛上频繁而惊艳地现身，他们中有好几位都是经商出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而我，除了羡慕之外，更为虚担了温州人的名声而自惭形秽。除了读书，我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个低能儿，连最简单的账目，也会算成一锅糨糊，所以我为支撑写作所走的路就格外迂回漫长——我只能靠读书改变现状。出国几年之后，我彻底改换专业，毕业之后通过执业考试，最终成为临床听力康复师，并在这份工作上待了整整17年。

我工作的诊所，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的同事来自伊朗、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而出生于加拿大的四位同事中，有两位是第二代牙买加移民。诊所处于一个移民聚居地段，每一位走进我们诊所的病人，几乎都可以在我们中间找到一种可以沟通的语言。我们最牛的自设广告词是：We speak your language.（我们能说你的语言。）我最快乐的时光，来自和非洲背景的同事们天南海北的神侃。她们口中的非洲逸事，常常听得我如醉如痴。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来的两位同事，祖辈皆来自印度。后来我真正来到肯尼亚时，惊讶地发现肯尼亚的人口构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印度裔。这些人的祖先，大多是殖民时代被英国从印度招募来修建东非大铁路的劳工。

来自坦桑尼亚的那位同事，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而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的，但她却很少为子女的将来担忧。她手中持有几张信用卡，像玩扑克牌似的，用这张卡来冲那张卡上的欠款，快乐地支付着天文数字般的高额利息，把每天过成一个没有明天的盛节。她的感叹从来不是关于账单的，而是关于加拿大毫无新意无聊沉闷的日子。听得多了，我忍不住问：“你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她看着我，仿佛在怜悯我的无知。“晚上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坐在街边车顶上看星星，听远处狮子，或者郊狼，嘶吼。” 她对我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我们会这样招呼从我们跟前走过的男人，当然，是有肌肉的那一款。非洲很少有胖子，假如你路上见到一个，那一定是美国游客。”

我怔住。

在我最癫狂的夜梦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的青葱岁月里，对一个心仪男子最大胆的举止，也不过是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写下几行隐晦的、生怕落入他人之眼的日记。太平富足的日子里，人们习惯于从金钱所能抵达的有限几个渠道中寻找刺激，富足和无聊似乎是无法分解的连体婴。而贫穷却驱使人去寻找不花钱的乐子，大自然就变成了最便捷的途径。在太平和富足已经成为稳固的现实时，我那位同事的夜梦里，却是回荡着狮子郊狼嘶吼声的浩瀚星空。一个人大约永远不会真正珍惜攥在手中的东西，只有失去的，才会在回忆中定格为永恒的魅力。人生就是这样一场破坏性实验，靠破碎和失去来印证存在的价值。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我不可能把岁月像读完的书那样合拢，从头去过一遍她的青春。但是，我总是可以在还有劲道的时候，看一眼她在非洲蜕下的那层皮。她从我的生命中走过，不经意间成了我非洲之梦的另一根火捻子。

远行的念想在心里存了多年，却迟迟未能成行。年轻的时候，是没有钱——非洲的行程，耗资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后来付得起那些费用了，却抽不出时间：一份全职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加上一个被时间憋屈得变了形的写作梦，再加上远在故土的老去的父母亲，非洲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可以暂时搁置的愿望。只是没想到，这个暂时，竟在不知不觉间被拉成了几十年。

再后来，我终于辞去了听力康复师的工作，还给自己一个自由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胆气。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的时代里，关于非洲旅行的种种资讯，可以在举手之间获取。网上到处漫溢着各种版本的恐怖传闻：恶劣的卫生条件，随时面临的生命危险，动荡不安的政局……看到的信息多了，信心就不那么坚定了。在外界一切条件成熟之后，我内心却生出了一丝犹豫。我开始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眼不见心不烦，无知者无畏，知识越多胆子越，市井的说法里有许多真理。

网上游客的体验虽存在个体差异，但在有一点上却几乎众口一声：想去非洲，只有跟团游才是相对安全的。我的心凉了一截：这不是我四十年里心心念念的非洲行样式。旅行团的路线规划出来的，是一段明信片景致，一件供游客带回家去摆在柜子里的工艺品。但我想看的，是一个冒着人间烟火气的真非洲，哪怕是千疮百孔的。

按照我的心愿去看非洲，唯一的方式是自由行。这样的旅行需要同伴。这些年里，我多次和先生说起过我的非洲心愿，每一次，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的回应。他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拒绝，但我知道他的含糊就是一种拒绝——他在担心我的身体承受能力。这些年里，每一次远行，我都会或多或少地出一些状况。2022年秋天的葡萄牙之旅，两周中我就先后发了两场莫名其妙的高烧，都近乎40摄氏度，有一半的时间躺在旅馆的床上，把肺一块一块地咳在纸巾里。最难受的时刻里，我竟然产生了自己可能回不了家了的幻觉。那正是新冠在世界上的最后一轮反扑，但我得的，却不是新冠。回家后，朋友们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什么哪？这年头居然还有真正的感冒？这是疫情年代里的一个经典冷笑话，几乎可以永垂史册。那次旅行体验，给我后来的旅行计划蒙上了一层持久的阴影。我开始接受现实：也许，这一辈子，在阴差阳错的蹉跎之中，我已经错过了非洲，我将带着这样的缺憾离开尘世。

我并不知道，一个新的契机正匍匐在不远处的路口，等待着与我的窄路相逢。决心和勇气真正来临时，并无任何先兆。2023年秋天，我回国参加新长篇小说《归海》的首发式，稍后接到了一席平台的邀请，做一个演讲——那时我对非洲之行已经不抱指望。那天受邀的共有8位来宾，各自从事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排在我之前的那位讲员，是一个从麦肯锡高管位置辞职，转行在肯尼亚创办农场的年轻人。她在肯尼亚的经营经验以及与本地人的合作故事，一下子将我对非洲梦魂萦绕的念想，从半空落到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实处。落到实处的念想，突然不再那么山高水远，硕大的计划被肢解成了一个一个具体的小步骤。

从她那里，我讨问到了一些可行的具体旅行方案，犹豫渐渐退去，胆气慢慢回归，再与先生商量，语气中就有了几分“更待何时”的凝重。也许是因为我的计划不再流于设想，而是具备了可以行走的腿脚，这一次，在周遭一片喧哗的反对声中，他对我说：“看看机票吧。”

那是2024年初，我从和暖的温州老家，回到天寒地冻的多伦多。眺望窗外皑皑的积雪，思绪已经飞到了那个赤道从中间穿过的遥远国度。

我终于要迈出第一个步子了。这回，是真的。

担忧：灯芯上的一缕青烟

为去非洲所作的精神准备，似乎耗费了半生。而落到具体事务上的种种筹备，也用去了小半年。直到机票订下来的那一刻，世界地图上的那个地理距离，才真正变成了可以触碰的现实。

找机票的过程里，我才意识到了非洲的遥远。加拿大和肯尼亚之间竟然没有直航，所有的航班都必须经过至少一个国家中转。假如把五花八门的中转航线在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那么这张地图可能遍地开花。在钱包、飞行时间和体力之间来回协调之后，我最终定下了只中转一次的航班。去程26个小时，途经巴黎，候机10个小时——幸亏是在奥运热潮到来之前，机场尚未出现疯狂的人流。回程途经纽约，需要换航司换机场，耗时28小时，候机11个小时——这是我人生最长最艰辛的一次飞行。为了保存体力，两程都订了机场旅馆稍事休息。

订机票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逗留时间定成了一个月，殊不知一头一尾认真一数，其实是31天。后来抵达肯尼亚，才知道这一天之差，会给一切以月为计算单位的事务，带来诸多的不便，比如签证的逗留日期、电话流量月卡、旅行保险……如此种种，本不值一提，写在这里，是顺带着给像我这样去非洲自由行的旅客，送一个小小的提醒。这几年非洲已经渐渐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旅行地，但大多数人会选择跟团旅行。非洲的自由行旅客，必定是人流中的绝对少数，所以需要准备得格外仔细。

机票订下之后的第二件事，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可以在自由行的间隙里带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旅行团。野外游猎之行（Safari），是所有东非游客最重要的行程内容。马赛马拉草原和其他肯尼亚野生动物公园，路程遥远，路况复杂恶劣，必须由当地的专业导游和司机带领。游猎旅行项目在东非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砺，已经磨成了一个专为国际旅客打造的成熟套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层电镀的商业味道。野生动物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不是我此行的唯一目的——我对人文历史也有着同样的兴趣。我定下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游猎项目，在抵达内罗毕3天之后出发。7月到9月历来是动物大迁徙的旺季，可是今年持续的暴雨，改变了马赛马拉草原的生态循环，我们到早了，没赶上动物大迁徙。这个遗憾，在两周之后得到了弥补——这会是另外一篇文章里的另外一个话题。

定下机票和团游，剩下的，就是在内罗毕某个相对安全区域内找一处民宿公寓，可以供我们在自由行的日子里留宿。不住旅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居住在旅馆里，我们的视野就会被限制在“外宾”的范围，很难接触到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我想看的，是凯伦的非洲，海明威的非洲，而不是观光片和礼品店出售的明信片上的塑料非洲。另外一个不住旅馆的重要原因是：我对奶制品过敏，也不吃牛羊肉，而肯尼亚大多旅馆中提供的膳食里，都带有奶酪和黄油，且鲜少有猪肉——不知是因为宗教信仰之故，还是纯粹的民俗民风。只有住在一个可以自己开伙的民居里，我才可以保证我的肠胃不跟我使小性子。

由于对当地环境的无知，寻找民宿的过程也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几年前我在北京结识了一位在肯尼亚生活工作过多年、现已长居北京的朋友，她给了我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最后在一个相对繁华的商业区，订下了一个宽敞的、自带厨卫设施的一居室，价格适中，周边有两个商场、多家银行和食铺超市，购物方便。和房东通过数封电邮，知道他是个“80后”的肯尼亚人，在纽约生活过四年，接待过很多北美游客。沟通中他有问必答，行文谦和友善。于是，就一气交付了全款。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过很多地方，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懒人方式跟团行，听任旅行社安排起居日程。除了有一年去翡冷翠探寻伊丽莎白·勃朗宁夫人的故居之外，几乎从未为食宿耗费过太多心神。这次的整个日程安排耗费了四五个月，其间的辛苦，几乎赶上了我为写《劳燕》《金山》所作的田野调研。但这是一个激情死灰复燃的过程，每落实下一个具体细节，就感觉离年少时的那个梦想又趋近了一步。我没有预想到，阴云已经开始在我的头顶聚集，很快将化成一场漫长连绵的细雨，把我的热情浸泡成一堆奄奄一息的炭火。

第一片阴云来自旅行防疫诊所，那是每一个去非洲旅行的人必然经过的狭隘关口。我去的那家诊所，主持业务的是一位有过多年援非经历的女医生。她从办公室走出来招呼我们，肥胖的身材，懈怠的体态，色彩浓重的服饰，看上去像一位生养了众多儿孙、正在安享晚年的老祖母。听说我们的第一站是内罗毕，她就笑，说那是他们当年工作累了去休息的疗养地。一旦进入正题，她的脸便紧了，刹那间从祖母穿越回来，变成了一个经验老到的时疫专家。而她口中的肯尼亚，也瞬间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本脑炎、伤寒、甲肝、乙肝、霍乱、狂犬症、疟疾、破伤风……她列举出一长串需要预防的疫病。

“都有可能感染吗？”我问。

“是的，在东非，以上每一种时疫都有可能感染。而且，染上哪一种都有可能致命。”她答道。

“我可以，问一下疫苗价格吗？”我怯怯地问。

她递给我一张明码标价的单子，剂量，次数，划分得极为详细的价格。我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更害怕的是感染，还是表格上的那些数字。

“疟疾目前没有供成人使用的疫苗，只能预防性服药。出发前两天，回来后一个星期，加上途中的每一天，总共是40天。每天1片，每片8加元。”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类似的话，她一天里大概要说好多遍。重复得太多的话，很难再要求表情的配合。

我脑子里的算盘珠子开始拨动：40 × C$8 × 13%消费税 × 2。 我的算盘很慢，半天也没算出那个具体数字，但知道是一个可以应付的数目。问题是，那张单子上还有许多别的内容，每一项都可能感染，每一次感染都可能致死，而应付那每一项可能致死的感染的，只能是单子上那一串串数字。再加上以人头为算的问诊费，续诊费，办公室使用费；以针筒为算的注射费，疫苗证件费……雪球很快堆到了房顶。这是我旅行预算里意外地蹿出来的一只猛兽。

“疟疾药既然是预防性的，一定，必要吗？你认为？” 我颤颤地问，很为自己难堪。在生死面前，我却在掂量钱包。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人生天平上，命并不怎么值钱。

她打开电脑，进入某个专业网站，一番浏览之后，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最近肯尼亚遭遇多年未见的雨灾，洪水泛滥之后，也就是蚊蝇肆虐之时。早晚两头，是蚊子最活跃的时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预警。蚊子是疟疾原虫的载体，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我羞愧无比地看了一眼先生，他在国内曾经是医生。他没有接我的目光，但脸上的一条肌肉朝某个方向稍稍抽了一抽。我明白那个细微的表情里隐藏的潜台词：死不了人。

我在脑子里把整张单子棋子似的再走了一遍，很快排除了甲肝乙肝。从前体检的时候，家庭医生曾经说过：中国来的40岁以上的人，多数有过已知或未知的甲肝乙肝感染历史，身体已自带了免疫力。再后排除的是狂犬症。这个病虽然后果极恐，但完全可以在（不幸）被咬之后注射疫苗，而不需事先预防。接着从那张单子里剔除的，是霍乱疫苗。霍乱与水源密切相关，只要不吃生菜和未经消毒的水果，且保证入口的是瓶装水，则完全可以避免感染。破伤风的疫苗先前就打过，一次管10年。踌躇片刻之后，我在黄热病和伤寒疫苗上画了一个钩。

走出诊所的时候，阳光强烈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心情却像是一块半湿不干满是皱褶的破布，胳膊上针剂留下的口子隐隐生疼。世界卫生组织，预警，高危区，病发率，致死率……这些原本与我没什么关联的名词，半个小时的工夫，就已经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我突然觉得我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瘴疠之地，每一口空气都有毒，每一只飞过的虫子都害命。行程的兴奋，到此时已经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一路无话，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先生突然问：“蓝十字卡放哪儿了？”蓝十字（Blue Cross）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名字。天，关键时刻，我竟然忘了两年前购买的国际旅行保险：不限病症，不限次数，一次管30天。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对瘴疠之地的预设，都属于想象。行前通过淘宝、拼多多、京东等海外平台仔仔细细一项一项购置的防护用品，包括蚊帐、防蚊喷剂、防虫插灯、止痒涂膏、退烧药、止泻药、肠胃药、止疼药、过敏药、青蒿素、外伤急救包，没有派上一丁点用场，最后部分留给了当地人，部分带回了多伦多。那位自称在非洲待过多年的时疫专家，却没有告诉我们：7月是肯尼亚的冬季，没有蚊子。即使在马赛马拉草原上的帐篷式旅馆里，我们也没有被蚊子叮咬过一口。在一个信奉勤俭持家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我，向来不喜欢浪费。面对那半箱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在保质期内大概率不会使用的物品，我却没有过分惋惜。我安慰自己的方法很简单，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为未卜的灾难所作的一切准备，假若没派上用场，那就是世上最有意义的一种浪费。它和保险费用一样，无用才是最完美的用途。

随着行程一日一日逼近，越来越多的关于肯尼亚的信息像细碎的雪粉一样，慢慢地朝我汇集过来。它们并没有滚成一个雪球，而是在我的脑海里杂乱无章地飞散一地。那个地处赤道的国家，虽然多年让我梦魂萦绕，但那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旦落到实处，一切都开始变味。

自从我决定去肯尼亚之后，我的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肯尼亚圈子——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加上网络上的自由行游客，我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微信，电邮，电话，小红书私信，各大旅游网站的留言区，我向每一个可以联系到的人寻求攻略。这本不是我擅长的事，我与网络的关系多年来若即若离。但一旦与自身安全密切相关时，人和任何动物一样，自然而然就会学习逃生的技能。有的线索抛出去而没有被接住，就断在了半空。有的线索扔出去，也接住了，却没有扯紧，走了几步在半道上散失了。接住我抛出去的线也用同等的力量扯紧了的，只剩下寥寥的几个人。他们在行前和旅途之中，都给予了我极为可贵的帮助。

通过这些线索传递过来的信息，两极化到了极点。正极的说法是：内罗毕是非洲的巴黎，世界上能有的东西，内罗毕都有；而内罗毕有的，世界上却不一定有。负极的消息则是五花八门的，但都涵盖了同一个词：危险。有人说起在旅途中遇到持枪歹徒，全车旅客的行李被洗劫一空。这位朋友身上，至今带有那次劫难留下的伤痕。有人在肯尼亚居住多年，曾在家门口被人持枪蒙头逼入室内，抢走家中一切电器和值钱的物件。还有人在游猎途中居住的帐篷式旅馆里，丢失了行李中所藏的现金——相信是旅馆员工所为……

所有正极和负极的信息，在我后来的实地体验中，都得到了部分证实。所有亲历者的经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不过那只是局部的真实。肯尼亚是一件硕大的棉袍，袍子上有许多道深刻的褶皱，每一道皱褶里边，都蕴藏着各自的秘密。每扯开一道皱褶，人眼所见皆是真相，但那都是浩瀚真相中的一个碎片，没有人可以同时看清每一道皱褶。肉眼所及的那一道皱褶，只是袍子的一个部分。人的每一次探险，都在发觉新的皱褶。我也在重复这样的脚踪。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顿悟。而在当时，我被巨大的信息量砸得头昏脑涨，失去了逻辑梳理的能力。

6月，也就是我们启程的那个月里，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跟6月发生的事件相比，先前所有的那些困扰和担忧，都显得如此渺小琐碎，几乎到了矫情的地步。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为弥补财政缺口，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下，推出了新的税收政策，议案预定6月下旬在议会通过，因此引发了内罗毕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行动，是由Z生代（1995到201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发起的，通过社交媒体组织召集人群，每周都有具体行动计划。肯尼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第一周的行动计划，为我标出了需要规避的地区。当时的示威行动尚属有序，我觉得只要严格按照行动计划中画出来的那条线，把我的触角伸往线外的地带，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这时离我们抵达肯尼亚的日期，还剩下3天。

我每天紧张地关注着肯尼亚的新闻，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信息有限，真正提供较多实时资讯的，是半岛（Al Jazeera）电视台。当示威者的死伤信息被报道出来后，我开始动摇，起了取消行程的心思。白天被空前的忙碌所打乱，夜深人静之时，却有两个声音在不停地搅扰着我的睡眠。一个说：所有的费用都已经全款交付，损失巨大。但是，生命难道不比金钱重要吗？梦想是附着在生命之上的皮发，生命不复，岂再有梦想依附之处？另一个声音也不甘寂寥，叨叨絮絮地在耳边聒噪：哪里没有危险呢？在海边宁静地钓鱼的人，岂会知道下一秒海啸将至？在床上沉沉入睡的人，岂能预料地震波已经近至咫尺？晨跑锻炼的人，怎么会知道心脏已经精疲力竭，即将散成一地碎片？死神最大的魔力，就在于它的神秘不可测性。动乱在非洲并非罕见，但毕竟《卢旺达大饭店》里呈现的那种血腥场景，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如今卢旺达已经成为非洲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地方之一。假如我取消这趟一波三折、耗尽了心神的行程，此生我或将永远与非洲无缘。永远这个词有点沉。

6月25日，肯尼亚局势急剧恶化，示威者冲破警察防线，冲入国会大楼纵火，造成多人伤亡。

消息传来时，我们已经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候机厅。

恐惧：灯芯上的一缕浓烟

经过26个小时的航程，我们抵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隐形之手，在操纵着日程中所有钟表的指针。何时走，何时停，看似人为，实则天意。

我们抵达的时间是早上6:00，而房东事先已经告知：要到下午2：00，房间才能清理准备就绪。关于内罗毕国际机场游客面临的种种大黑小黑陷阱，我的耳朵已经听出了茧子。欧美来此地的航班，大多是在上午到达，我们将在机场等候整整8个小时。每多待一刻钟，就会多出一分意外，我只想赶紧离开。我曾为这个抵达时段暗自诅咒过，却没想到，它竟成了此时最好的安排：非洲大部分的街市人流，都是在午后才开始聚集活跃，其中也包括了示威抗议者，所以清晨是一天中最安全的时段——这是我后来才懂的。

下飞机前，我早早就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护照，电子签证，疫苗证明（俗称黄本），旅行住宿信息，房东联系方式……我要堵死每一个可能遭到勒索的由头。当我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把文件夹递交给移民官员时，他一手掸开其他纸张，只从中挑出了护照和电子签证，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离境的具体日期。我已经从朋友那里得知：必须告诉精确日期，是31天，而不是一个月。他草草地瞭了一眼，砰地盖了一枚印章，连指纹都没取，我就被扔出了清关的队伍。一切恐怖的机场传闻，都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托运的行李没丢，没有遭到环保禁塑方面的盘问，没有人过来开箱检查行李，疫苗证明连翻都没翻就被扔到了一边。行前为这个环节所作的种种心理建设，到此时都成了脱口秀中的一个段子。太顺利，太意外，我愣在那里，一时无所适从。

当然，几乎满分的机场体验中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太小了，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取完行李过完海关，先生去办当地流量月卡，我推着堆得很高的行李车，站在机场出口处等候。此时我们的手机里还没有国际流量，相互之间暂时处于失联状态。我的身边，行走着三五成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肯尼亚街面到处都是持枪的人，连个毫不起眼的小门脸跟前，都有可能坐着一个把枪随意搁在大腿上的保安。我至今也分不清保安和士兵之间的差别。“你站这儿，一步也不要动，不要跟任何人说话。”先生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严厉，面目狰狞，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随时可能办傻事的人。电信门店就在十数步之外，依旧还在机场的地界之内。但看着他消失在稠密的人流中时，我突然感觉被完全孤独地留在了一个陌生之地。人流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守着行李车，站在出口处的雨檐下。阴云密布，天上开始落起小雨。这是我在肯尼亚遭遇的第一场雨，后边还会遭遇许多场。所有的网上信息都说6月至10月是东非的干季，但我在所谓的干季中被许多场雨淋湿，可见传闻多么不可信。我收拾行李时感觉不太会用到的两件东西，却意想不到地派上了大用场，一件是暖水袋，一件是雨伞。

雨有些斜，打在脸上隐隐有些凉意。我是一个很习惯独处的人，人群让我紧张。但这一刻的独处（大约没超过半个小时），我却急切地渴望结束。莫名的恐惧从心头涌了上来。恐惧其实一路都在，源自对陌生地界的无知。一个失去了所有熟悉的参照物的人，是没有能力抵御恐惧的。我手脚冰凉，身子微微颤抖。

正在这时，两个持枪的士兵朝我走了过来，几乎同时开口跟我打招呼。早一秒开口的那一个，微侧着脸对稍后的那一个使了个眼色，后边的那个就噤了声。这个微妙的表情中的含义，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才渐渐领悟的。而在当时，我仅仅是被他们温暖的笑容所吸引。这样的说法其实有点避重就轻，更为赤裸的说法是：我被他们的英俊所震撼。肯尼亚的军人，尤其是那些摆在场面上的，一定经过了严格的外形挑选。他们比后来街市上所见的普通市民，足足高出了一个头。个个身形高大挺拔，面目俊朗，端端正正的军帽底下，是露出洁白牙齿的笑容。那样的笑容，可以融化一座雪山。此刻，我已经把“不要跟任何人说话”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

“Welcome to Kenya.（欢迎来到肯尼亚。）” 他用英文招呼我。

“Jambo.(你好。)”我用临时抱佛脚学会的一句斯瓦希里语问候他。这一句话，使得后边的对话变得不可避免。可是，谁能抵挡得了这样的微笑呢？除非你是铁石心肠。

“你有人接吗？” 他接着问。

“哦，我们会打Uber。” 我说。使用网约车是我们事先定下的方针，因为网约车有平台路线可以监控，而且价格是事先约定的。

“可是，网约车是不能进机场的。我们可以帮你叫计程车。”

“40……” 后边的那个刚想插嘴，却被前面那个一眼堵了回去。

“20美金。” 前面的那个说。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我心动了。

“安全吗？”我问。这个问题打开了一条缝，他从中听出了松动，便轻轻挥了挥手，招来一位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的中年女子：“她是机场负责交通的办公室主任，她叫的车，绝对负责安全。”

女子微微一笑，向我亮了亮她的名牌。一串英文，有照片。我没好意思近近地凑过去看，我的脑子那时是一锅糨糊。

“可以拍照吗？”这是我的防守，也可以说是反攻。我早就听说了，肯尼亚人不喜欢被摄入镜头。谁知她把名牌举到了我眼前：“当然可以。”

“20美金，没有额外费用？送到大门口？”我接着问。

“哦，不，不会的。” 她说。

我吓了一跳。她拍了拍我的手背：“我们叫的车，是送到你自己的门前的。当然，还有高速公路的过路费，他代付，你还给他，数目不大，500先令。” 500先令按当时的市价，大约是4美金。

等先生办完流量卡回来，我这边已经成交。我直接给房东打了电话，问能不能早点入住。他爽快地告诉我房子已经准备就绪，我可以随时过去。

那三个人一直耐心地等在身后。我放下电话，女人不由分说就领着我们走到不远处的停车场，轻轻拍了拍一辆车的车顶，就有一个消瘦的黑人男子从车里钻出来，帮我们装行李。

先生掏出手机，拍下了车牌号，坐进车里，脸色铁青。我知道他在怪我自作主张，他怕我受骗上当——他对我的判断能力毫无信心。我不辨东南西北，不认脸，不敢开车上路，进商场稍拐个弯就会迷路，上公共厕所一出来就不知身在何处。除了会写书，我的生活能力离平均值大约相距两个标准差。他有时会用悲悯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癌症五期的病人。

我沉默。不是没话，而是暂且按捺着——我在等待那坨铁青变为粉红的时候，再射出我的子弹。这个过程我很熟悉，谁还没见过微波炉化冻肉？人生哪一段也不白活，每多活一年，就能多辨识一两种颜色。

后来才知道：网约车完全可以进机场。从机场到民宿，正常价格是7—8美金，加上300先令的高速公路费，总价不超过10美金。每每想起来，我心里总觉得不忍：一场好戏，三个演员，个个演得很是落力。道具也是扎扎实实的，并不糊弄人：一个盖有政府印章的名牌，两杆枪，三副笑容。统共才挣了十几美金，还要分成三份。白浪费了那样美好的笑容。那样的笑容，一生中可遇不可求。

……

节选，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