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获得者

张伟锋（佤族）

中国作家网：请简单谈谈获奖作品《空山寂》的创作初衷。

张伟锋：我2003年写下第一行诗至今，转眼已过去二十余年，在这些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重大事件。我既是主动向前，也是被动成长，它们的交互作用使我成为了今天的我，写出了今天的诗。写作这条路于我而言，有惊喜，有平静，也有崩溃。但我依旧对写作爱不释手，自始至终保持着不间断的热情。对于创作的初衷，我想用“命中注定”来概括——是我的人生经验在冥冥之中滋养了诗歌的种子、气质和灵魂。

中国作家网：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本民族历史文化给你的文学创作怎样的滋养？

张伟锋：走过万水千山，看过世间诸象，越来越深刻地觉得，佤山和云南是我极为重要的写作根脉，因为我熟悉这里的人，懂得这里的情，知道这里的事；而它们也在融合、交织中形成一股磅礴的力量，切入我的生命，贯穿我的呼吸，滋养我的灵魂，把我带进独特的文学世界，体验与众不同的人生。

中国作家网：你如何看待诗歌这一文体的独特价值？

张伟锋：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置身其间，是一次次远行，也是一场场修炼，我乐在其中、苦在其间，并最终获得成长和涅槃。我很感谢诗歌，是它给了我光，让我遇见了一切美好的事情，拥有了不同质地的生命情感，让我一点一点地获得参悟人生的智慧。诗歌是由生命情感而生发的，它可以抵达生命情感本身，也可以达到理性思考层面，但它始终不能脱离生命情感。脱离这一要件，诗歌犹如失去灵魂的躯体，干瘪、僵硬，已非诗的面目。我以为，写作是真实与虚构的共同呈现，是自我、众我的列队而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是一场有别于现实的旅行，它无法真正意义上建构故乡，或者还原现实。它构筑的是作家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家安放生命情感、人生思考，试图让更多人看见、触摸、感知这个世界，并由这个世界出发，或者链接、或者点燃他们追求自我理想世界的冲动和激情。

中国作家网：你的诗歌创作受到过哪些滋养和影响？

张伟锋：东西方诗歌，我都在阅读，至于说到影响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整体性上的影响。好像有具体的人和作品，又好像没有，是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有，又不具体；有，又在幻化之中。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具体的人和作品，容易越写越像他们。像别人，在写作这件事上，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此外，写诗、读诗那么多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处在两种不同的道场，它们在某些地方很难相通，但作为生活在当下时代的诗人，应该为获得两种诗歌的优秀属性的最大兼容而努力。我想就未来自己的写作而言，其中一个向度肯定与故乡佤山有关，这是一种内心的召唤。我能感觉到，这件事情我非做不可。

中国作家网：如何看待民族文学在当代整体文化格局中的意义与价值？

张伟锋：这是一个关乎文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我以为忠于自身、探讨自身、面对自身、书写自身，就是在写时代、写地域、写民族，诗歌创作也因而获得了文学的特殊性。在写自身的时候，聚焦人生、聚焦人性、聚焦命运、聚焦苦痛与幸福，即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的局限，进入到全人类所关注的领域，诗歌创作也就获得了文学的普遍性。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体生命到芸芸众生，从特殊性到普遍性，这是诗歌获得永恒艺术生命的一道暗门。

中国作家网：请从自身创作出发，谈谈近年来少数民族诗歌现状，有何发展或成就？

张伟锋：近年来，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越来越好，越来越开阔。像水一样，它已经完全融于文学的海洋，而且我相信这种程度会越来越深。

我以为，时代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80后”一代，大概处在上接艰苦时日，下对物质生活较好的一种状态，所以有隐忍，有克制，有追求自我、又尽量兼顾周身。这种生命状态，必然会投射到写作之中。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诗歌可以写孤寂、彷徨、苦闷、疼痛等，但是它的最终指向是给人光芒、爱和希望。

以往，人们常说想象超越现实，但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现实远超想象。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驳杂、多元，而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开口，这可以很好地说明观察力在写作中的重要性。而至于想象力是什么，我觉得换一种说法或许会更好，想象力需要内在逻辑支撑，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想象需要合理，需要有内在的基石、内在的构建。没有内在逻辑的运行，一首诗歌不可能被凝结起来，也就是说，诗歌是被结构起来的。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说解构诗歌，我以为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本质上是解构了一种形式，去结构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中国作家网：你如何看待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张伟锋：我出生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这里有一个以黑为美、热情似火的民族——佤族。佤族主要生活在中缅边境，是一个跨境民族，境内佤族人口总数约50万人，代表性作家诗人有董秀英、袁智中、聂勒、伊蒙红木等。我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佤族诗人，在横向的观察和纵向的人生经历叠加之后，抵达了当下的生活语境，考虑和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当代性等问题，便成了我的文学创作必须作出的回应。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中，民族性如果没有融入世界性，本土性如果没有通向当代性，最终只会使文学作品成为“内流河”，而不会成为“外流河”，无法注入广袤无边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