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多部作品被权威文学选刊转载或收入全国重要年度选本。出版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小说集《雪落西门》《鲜花岭上》、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被中国作协评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我脑子里总有这么一幅画面，她在一架紫藤下，用滴溜溜的乌眼珠子看着我，还是年少时促狭俏皮的模样，我一皱眉，便惹得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容放出比紫藤花更绚烂的颜色。挤挤挨挨的紫藤花像是串串油彩，涂抹在淡黄光晕的岁月的背景上，不一会儿，拉洋片似的，背景板上紫的花和黄的光都变了，变成苍茫的一片空白，像是风吹散了所有的颜色，连她红樱似的唇、黛色的眉和水葱绿的洋绉裙都变得苍苍茫茫，被掩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里……嘉陵江边的风可是紧得很，她脸上泪痕未干，张了张嘴，想向我诉说什么，然而终究是除了苍茫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见。

唉，我空落落地叹息一声，实在拿不出鲜明的字句来定义她，她是怎样形容也不为过的，那短暂的一生抵得上所有的修辞。我垂老的目光抚摸在时间光滑的背脊上，她唯一的旧相片薄而脆，像活起来了一样……

我记得她和别家的女孩一样，到了夏天也喜欢荷花，池塘里或是小河边，亭亭探出碧波的几支莲，能让她痴痴地瞧上好一阵子。不知怎么，我凭空地认为花中君子是那样的俗艳，因此不喜欢她拉着我去看荷花。“红的不喜欢，白的也不好吗？”她极认真地问我，因为我说过，红莲个头大而蠢，开在碧色的莲叶当中，尤其俗气。她问得我张口结舌，我并不知道，自己随口说一句胡话，她竟然当了真，其实什么花我也不爱，我正闹着要参军报国，家里人拦下我，使我攒下了一肚皮的怨气。我踢踢踏踏地往前走，存心拿脚板闹革命，见到河沿上有一颗石子，想也没想，便伸足“嗖”一下踢出去。

远远的“扑通”一声，河中溅起水花，四面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莲，我想象它们都受到震惊一般摇晃起来，方恨声道：“多么好看的花都没有用，就像我们，读再多的书，倘若不能用到实处，终究是空。”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实处？你想投笔从戎，把书都丢掉吗？”我傲然道：“全国的河山都烧起来了，哪里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你知道的。”她长叹一声：“我的书恐怕读不下去了，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读的。”她知道我父亲正打算送我去美国读法律，我却不买账：“读什么！强盗都打到家门口了，他们可不讲法律。”我们的争论毫无意义，不管是她还是我，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

荷花还没有谢，她就去了重庆。我知道她万分舍不得庐城，然而命运并不宽待她的愿望。她父亲离世后，家境是越来越不堪了，她的大娘倒是够宽宏大量的，给她指出两条路：要么嫁人，要么去重庆投靠她的姑母。“我才十七岁……”她低头轻声向我诉说，垂下美丽的眼睑，长而密的睫毛在脸庞上投下蝶翅般浅浅的阴影。那小小的一对影子颤动着，让我心疼不已，却也难以劝慰她。我也不过才十八岁。

说到为她拿主意，我的豪情便消失无踪了，全然没有为自己作决定时那样无惧无畏。唉，说到底，我连为自己作决定的勇气也不那么坚定，不久之后，我便也在父亲的安排下远渡重洋，去了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迷茫，但我远不及他们那样勇敢。我部分地同意了我父亲的观点，即这个国家有很多我这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然而父亲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十万青年十万军，总还要留下一点血脉，一颗种子，文明的种子，这样等到国家胜利了，民族才有希望。我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正是抱着这样稀里糊涂的悲壮之情，带着内心汹涌澎湃的恨的波涛。

我不知道，她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重庆的。

那年荷花开得很好，可是到了八月底，忽然下了几场雨，它们就全部委顿地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临行前，我没能去看看她，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我和她就没有了合理的见面机会。虽则我们是朋友，但出了庐城师范的校门，总要约着一帮朋友才能去看她。我的朋友们，大都在那个夏天风流云散，要么西去重庆，要么北上延安，校长哽咽地说，前线吃紧，朝不保夕，学校也不得不暂时关闭，诸君珍重，盼重聚之时，只是——不知重聚何时。

我想象她提着一只小小的藤条箱去车站的情景，她的乳母在一旁抹眼泪。只有这老太太来送她。她母亲在她幼年时便去世了，因她庶出的地位，雇请一位乳母便已经很了不得了，更难得她父亲还肯送她读书。她读书一直很用功，一心要向父亲证明，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差。她开明的父亲倒是很喜欢这个活泼要强的女儿，他嫡出的两个儿子都不如她聪慧，只是他等不到她毕业，就得了一场急病，不过两三个礼拜的工夫，老中医换了洋大夫，终于还是不治。她大娘并没有存心刻薄她，但家里的光景到底不如从前了，这边学校一放假，那边就写了封信给重庆的姑母——老爷生前交代过，这个宝贝女儿是读书的料子，她若愿意继续读书，就去重庆。

姑母嫁在南京，姑父是在总统府上做事的，战事一起，他们全家就和南京政府一起迁往陪都了。这些都是在电报或者信函里得到的消息，她和远嫁的姑母多年未曾见过面，心里很是忐忑，不晓得姑母愿不愿意看在父亲的份儿上，允她读书。这希望多半渺茫，寄人篱下是谈不上前程的，况且兵荒马乱，战时什么都权宜，大娘不过是借着父亲糊涂的遗言，把她“权宜”给重庆的姑母罢了。她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乳母忧伤悲戚的目光，踏上了未卜的旅程。

这一路，必定颠沛流离。

后来我才晓得，车站送别的那一幕，全是我的凭空猜测。她大娘早替她遣散了乳母，她是搭邮车去的重庆，一路上睡在小山似的邮包中间，自己也像被命运投寄出去的邮件。大娘安排得井井有条，说的话也有道理：“一个姑娘，这样总归安全些。”司机都是打点好了的，她叫他陈叔。爬邮车的时候，陈叔还关照她：“实在颠得难受，就上前面来。”驾驶台里已经坐了一个面无表情的邮务员——她明知道战时为了公务和学生便利，邮车是可以正式收费搭乘一两个人的，可是要她和邮务员商量，轮番坐在驾驶台里，她宁愿靠在邮包上打瞌睡。

每到一站，照例是大呼小叫地念两遍邮袋上的地名，往车下掷一包，下面又投一包上来。邮务员做这一切都面无表情，她不敢和他说话，除了核对地名之外，他的嘴巴好像封牢的信件。陈叔唤她到驾驶台来坐一坐，她仍旧摇摇手，邮务员便又理所当然地坐进驾驶台。路上的风景她全看不见。

绿色的邮车载着她到武汉时，她和邮务员已经熟悉了，晓得他面无表情并不是对她有什么意见，而是他临发车前收到老家的来信，得知家中老小全都在日机轰炸中身亡。她这才想到，他在投掷那数十袋邮件时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在他眼里，那一捆捆邮包恐怕更像是一颗颗签上姓名和日期的炸弹。他说到“人命如草芥”的时候，她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才好，只能听他长叹一声，又像封口的信件一样面无表情地沉湎在缄默里。

她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姑母在沙坪坝的家，一个穿香云纱旗袍的中年妇人用询问的目光上下打量她。等她窘迫地开口说“我……”的时候，妇人一下子捉住了她的手：“吓，我就说这几日恐怕就到了，果然不错。”

姑母说十年前见过她，依稀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她诺诺地应着，实则全无印象。

姑父在政府做事，虽是战时，一切权宜，家中倒还宽裕，除司机和厨子外，还有一个粗使的仆妇。那么或许可以让她读书。她窃窃地想。

倘若是这样，我也替她感到高兴，可是事情总不如我们想象得美妙。

我们已经离得那样远了，可我还是关心着她，只是这份薄薄的一层苔藓样的关心不值得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连风吹一吹也不能，只好远远躲在太阳照不到的角落里，潮湿地默默生长。我有一个去重庆的朋友后来给我写信，说在沙坪坝见过她。我回信时想详细地问一问她的情况，然而想到我们并没有可以示人的特别的关系，终究还是扔下笔作罢了。

人的际遇大抵如此，年轻时没有勇气踏过那道界限，一辈子便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最初的不见天日的感情，因为不得已的分别变得越来越微弱模糊，到后来只剩下远方的朋友传递过来的只言片语。

朋友说，再见她已是妇人的模样，烫了时髦的发型，穿香云纱的旗袍和高跟鞋，擦肩而过却装作不认识，一闪身就进了身旁的一辆黑色高级轿车。

我想象不出她已经是一个妇人了，我分明还记得她羞涩地垂下美丽的眼睑，轻声说“我才十七岁”时，长而密的睫毛在脸庞上投下蝶翅般轻颤的梦幻的影子。

后来大抵传出这样的谣言，说她给她的姑父做了小——姑母也是同意的，因为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姑母也觉得对不住一表人才的姑父。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中变得遥远和朦胧，像是哈代小说中的故事，竟然拉开了审美的距离。

她和苔丝一样美，性格中既有柔弱顺从的一面，又有骄傲高贵的一面，她实在是看穿了姑母的老谋深算——渐渐年老色衰，然而还想牢牢地缚住那个坐汽车、拿俸禄的男人，无依无靠的侄女来得可相当及时，妇人的手段再加上女孩的年轻美貌，总能让男人心甘情愿地留下。姑母对她说，读书也可以的，只是学校的安全措施不太好，日本人的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跑起警报来，只能躲到宿舍近旁的沙丘后面；住在家里就安全得多，他们的地下室是连着防空洞的。

保命自然更要紧些，这一路上，她已经看惯了断臂残肢，晓得轰炸机连平民也不放过。况且姑父待她实在是不错，他那样忙，还叫司机特意跑几条街，专去有名的西餐厅给她买起司蛋糕和梳乎厘。她的桃花心木梳妆台带有黄铜装饰的镜子，照得她摩登的云鬓下眉眼盈盈。妆奁匣子里的胭脂水粉也一律是进口货，和姑母用的是同一个牌子，也许还要昂贵一些，因为体贴的姑父说，有些香水和唇膏，只适合她这样花样年华的姑娘。

这花样的姑娘就把读书当作消遣，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经营她的人生了。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实在是需要那些美好的事物来铺垫，如果没有人帮助她，保护她，她怎么去面对又凶险又残忍的世界呢？这也不能怪她，谁在十七岁的年纪遭遇人生重大的抉择，都不能不感到惶恐和疑惑，好像是被不能自已的力量推着向前走去，并不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方才能够好好定义那个未知的自己。

她有时候也哀婉地叹息这样的人生与理想之间的错位，常常在默默流过的嘉陵江边徘徊，让辛涩的夜风吹散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眼泪。她的十七岁，然后是十八岁，十九岁，这青春最好的年华，伴随着大半个中国的沦陷和被蹂躏，绝望地沉湎在自我麻醉和习以为常的血泪里。我很理解她的彷徨和痛苦，记得在美国的同学会，我们也曾激烈地辩论过，我们大声唱着由卢前的《本事》改编的歌词：“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我们讨论的虽是美国会不会参战的问题，实则又何尝不是在拷问自己远离家乡的灵魂？

我想我们相互的错过，是一个时代的痛。

然而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出自己的懦弱和卑劣——我什么都没有做，只能向命运找一个借口。

她在学校的女同学，都爱上了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第一批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云霄的飞行员——举世闻名的“飞虎队”，那些可爱的年轻人驾驶着前舱漆着张开大嘴的鲨鱼头的老式战斗机与日本人作战时，在地面上仰望着他们的女学生都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不管他们的出身、样貌、才情如何，也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很羡慕那些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的年轻人，他们在空中的表现，让他们成为几乎全面沦陷的中国土地上仅有的令人鼓舞的英雄。

如果我回国参战，大抵也能够成为她心目中的英雄。

我只是想想罢了，父亲不久后也来到了美国，他拉着我老泪纵横：“我们的国家完了，我们回不去了。”我忍住心中的悲痛，攥紧拳头低唱：“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然而父亲拉住我的手，他衰老的身体里巍巍的颤抖到底力量更强一些：“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她爱上了一个飞行员，不晓得是谁家的儿子。大约那户人家的父亲不能够阻止他的儿子飞上蓝天，或者做儿子的把飞行在中国西南战场上的任务当作了人生唯一的使命。这使我无比惭愧。我这时已经知道，她从那个无稽的谣言里挣脱出来了，现在要用全部的灵魂去爱一个值得爱的年轻人。

她从姑母家里搬出来的那天，防空警报响得尤其凄厉。她抬头看看灰黄色的天空，那种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此时听来，在惊心动魄之外另又增添了一种凄迷。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忽然嗒嗒的机关枪声在空中响起，从反方向迎战的驱逐机划过天际。周遭都是抱头弯腰逃命的平民，然而匍匐在地上还要忍不住关心空中的战况，见到冒着烟的火球坠地，机翼上隐约是个红色的太阳，人们顿时欢呼雷动。她于是也含着眼泪呼喊，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在她的嘴角边狂喜地奔跃，好像每一次击落敌机的英雄都是那个名字。

八月仲夏，烈日如焚，再加上数不清的炸弹和燃烧弹，她和重庆的市民们几乎是生活在炼狱之中。然而敌人的肆虐却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意志，每一天太阳照常升起，尽管在阳光下活着是那么奢侈：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方击落五架；十二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朋友寄来的新闻纸上，赫然记载着这样的大事日志，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却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我咬紧牙关，把一只拳头贴紧心房，想象着纷飞炮火中的弱女子如她，如何做着一个坚强的中国人——额头的汗水流下来黏住了凌乱的头发，水电皆断，无家可归，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烤干了国仇家恨的眼泪，她弯腰护住隆起的腹部，那里孕育着中国的未来，她拼下性命也要这炼狱中诞生的孩子记住他英雄的父亲。

多么不容易啊，历经千辛万苦诞下的麟儿，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父亲。我听说，她过得很艰难，作为那位英勇的空军中尉的女朋友，她没有能够领受到抚恤金和中尉遗孀的头衔。

因为朋友再没有信来，我和她断了联系。在那样残酷的战争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吧？我惦念着朋友的安危，祈祷他只是因为战乱而暂时地流离失所，不方便给我写信。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我也没能等到他的消息。

自然也没有她的消息。

很多年后，当我回到庐城的时候，父亲已经葬在了异国种植园的弗吉尼亚栎树下。庐城的城墙早就不复存在了，我听说是我离家去国的那年秋天，日本人用炮火轰开了城门，一段历经沧桑的宋代城墙也随之轰然倾圮。

我回来是为了修家谱，堂哥写信告诉我，我们这一房一去五十年，是时候该回来看看了，祠堂已经重建，祖宗的牌位前，还缺我这个不肖子孙的跪拜。半个世纪呀，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早就陌生得如同我从未来过的一片土地。我双眼含泪，用衰老的手掌抚摸着祠堂前残损的抱鼓石，那是从连天的炮火中抢救出来的遗珠。据说一颗炮弹落在老祠堂的斗拱上，雕梁画栋顷刻灰飞烟灭，如今的祠堂全是崭新的，只剩下门口一对抱鼓石还是当年的老物件。鼓座上精美的牡丹和如意纹早叫岁月模糊了，鼓顶上的卧狮也懒洋洋的——它在光阴里缺了一角，我小时候记忆中那怒目圆睁的样子竟变成了如今睁一眼闭一眼的慵懒模样。

还有什么是与从前一样的呢？

我梦游一般在庐城的大街小巷里寻觅，陈记的豆腐脑，鲁记的桂花糖，常福兴的云片糕，全都找不见了，只剩嘉礼华的布庄还在，却不单卖布料了，只做成衣。

这家百年老店——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脚下像踩着绵软的云朵，走进那间风貌颇为时尚的店铺里。然而，紫罗兰色系的柜面装潢浪漫奢华，店员个个年轻得不像话，我就知道，这里的裁缝再也做不出嘉礼华的小洋装了——她最喜欢穿小立领的羊腿袖束腰裙，修长姣好的身材裹在得体的哥特式长裙里，摇曳出神秘优雅的风情。

“这里的老板，以前姓万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店员茫然地望着我，职业性的微笑挂在线条僵硬的脸上，多少感到有些古怪。算了。我尴尬地笑一笑，转身离开了嘉礼华。

我是再也找不见她了，连她喜欢的东西，也一样都不复存在了。

庐城师范并入了省里的联合大学，迁在北郊那一片开阔的田地里，当然，现在那里是大学城，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代替了原先田畴上的农人。我想去学校的旧址上凭吊一番消逝在老时光里的青春，却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了街心公园。几条宽敞的马路把它切割成一座孤岛，忙碌喧嚣中的一小片绿洲，踏上去，蔽日的数排古木立刻就挡住了外面的车水马龙。

挡住的也许还有时间。我虔诚地想，在那架熟悉的紫藤下面，会看到她的笑脸——她果然笑得很甜，用滴溜溜的乌眼珠子看着我说，这里是唯一纪念我们青春的地方。我有些激动地颤抖着双手，从她曾路过的紫藤架下拈起一朵偶尔坠落云端的紫藤花，想起哪位作家曾说过，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掷弃。

我就这样拈着花儿微笑，站在那紫藤架下，叫人笑话也不怕。有谁看见这个痴痴的老者而不感到可笑呢？人们年轻的身体充满活力，心中也充满了对新社会的崭新的希望，日日奔忙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永远不可能再经历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我只能含着琥珀般坚硬苍老的眼泪，默默承受着这段镌刻着仇恨和屈辱的历史，目送她颀长纤细的背影走进昏黄苍茫的老时光。

记忆中学校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窄了，浅了，小心翼翼地收敛在城市的褶皱里，现在是这一小片绿洲上微缩的景观。我茫然地立在小河边，记起那年夏天的红莲和白莲。明艳夺目的大个儿红莲，连同它那纯白皎洁的兄弟姐妹们，我一个也不爱，只想着自己的愤怒和委屈。我一脚踢中一粒石子，叫这倒霉的家伙“扑通”一下跌入深渊。四周无边的碧色摇荡起来，要遮挡住什么讯息似的，一摇一晃之间，河水远远流去，流啊流，流啊流，流入宽阔的嘉陵江，江边伊人消瘦，江风一阵紧似一阵，她脸上泪痕未干，张了张嘴，想向我诉说什么，然而终究是除了苍茫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见……

“唉，你说她呀！”

我回到故里，着落了修家谱的事，便向堂哥打听她的情况，心里也知道渺茫，然而终究不怕徒劳地要问一问。没想到堂哥竟然有她的消息，尽管是不甚确切的消息——多年后，她乳母的儿子和堂哥曾在搬运队里一道拉过板车，她回乡的消息并不是秘密。

当年她家在庐城也算是大户，因此一提起，堂哥果然有印象：“我记得她，瘦瘦高高的，常和你们男生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我去学校给你送砚台，找不见你们宿舍，还是她给我指的路。”我一时激动起来，连呼吸也变得急促了，像是小时候听先生讲课，被先生点了名。

听堂哥说，她抱着一个孩子回来，吃了不少苦头。这是一定的，我在心里默念她的名字，像要把她受的苦楚重新受一遍，可是没用，堂哥的话说得够含糊的，只说她大娘不肯接济她，至于她为了活下去，并且还要养活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究竟陷入了怎样不堪的境地，他并没有关心的能力。堂哥仰头吸一口我带回来的万宝路，不以为意地说，那时候她大娘家的两个儿子也要靠自食其力来挣饭吃了，哪里有多余的口粮来接济她？相较起来，倒是她的乳母给她的帮助多一些。

那一定是很悲惨的，我无端地想起她被凌虐的样子，被几双粗糙的大手撕来扯去，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怀里的婴儿哇哇大哭，哭着自己的命运，以及母亲的命运。这个母亲，她为了怀里的婴儿是肯吃千辛万苦的，只是她一个飘萍般的弱女子，拿什么来喂养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奶水严重不足，身体里的血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的补充，已经来不及变成奶，来供养这个同样被饥饿折磨的孩子了。他在她的怀里挣扎，扭动，踢打，她只能一次又一次饮鸩止渴般地哄骗他，把干瘪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任由他嗍吮出血珠来。

她脸上的泪痕总是吹不干，一道热泪流下来，又一道，又一道，道道都是淡红的血痕。那象征着生命的红色的液体一点点枯竭下去，越来越少，越来越淡了，可她不能阻挡它流出身体，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变得稀薄、透明，慢慢蠕动着，在孩子焦渴的唇边，在自己憔悴的颊边。

要是在重庆能够活下去，她自然也就不会回乡。或者，我倒过来想，回乡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恐怕时日无多了吧？那样残破的身体，滚烫的血泪泡得她瘫软了，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她抱着孩子，走投无路地回到庐城，想看一看生她养她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如果她不在了，能找一个多少还有一点温情的地方把她的孩子养大。

“回来没两年，就死了。”堂哥说起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也对，她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远道而来的堂弟说起往事时谈到的旧人，大抵也是随口谈起，因为堂弟也已经儿女成行。

她死了，和死了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分别。我难过地想，谁也不知道我云淡风轻的表情下面剜心的痛。

“这女人八成在外面的时候就不知自重。”堂哥猜测，就算再拖几年，她也一样活不下去，庐城的新社会是非常讲道德的，早就扫清了暗门子。“她那一身病，治好了，也不成。”我想象不出她脸色暗黄，额上滚着汗，捂着肚子去小诊所买六〇六的样子，一针下去，治标不治本，然而让她又可以有稀薄的血和奶了。她咬牙又扎一针。

我简直不能呼吸，这样的她，和十七岁那年留给我的最后的影像——那一天，校长哽咽地说了那样一番话，她便去庐城照相馆特意拍了张小照赠我——分别实在太大了。定格在记忆里的，永远是那样活泼年轻的生命，不曾经历冷冷暖暖的春秋和起起落落的风景。她微笑的脸庞躲在紫藤花的后面，隐隐约约露出促狭调皮的一瞥，看见我在她身后捡起一瓣紫云，拿到鼻边轻嗅，陶醉得好像得到了一捧坠落人间的珍宝；她拉着我到小河边看荷花，问我喜欢红莲还是白莲？水葱绿的洋绉裙叫风掀起一角，露出白皙光滑的小腿，使我怯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好像瞬间变得勇敢……

我按了按胸口，上衣口袋的皮夹子里，红火的全家福的后面，好似不经意地藏着陈旧泛黄的“她”，那一帧小小的青春的回忆。我捏紧了我的回忆，独自走在半个世纪前的庐城的街头，没有人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任何人，时间留下茫茫的空白，我走过学校，走过长亭古道，走过漫长的告别——那一天，我们满怀惆怅地，然而又是怀着朦胧的期许，在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