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在我杂货铺一般纷乱的记忆库存中，有几件物品一向不加整理，但因为都贴着“惊恐”的标签，所以很容易随手翻出，摩挲感叹一番。

我最早的“惊恐”经验，来自五六岁上小学前一个酷热的盛夏。

所谓“酷热”，当属事后追忆。小时候并不怕热。不仅不怕，还很喜欢。一切绿色的植物和农作物，无数不知名的花花草草，都在盛夏酷暑中茁壮生长。大自然在夏日格外热闹。我就是被这种热闹诱惑着，在某个午后太阳正毒的时候，只穿一条短裤，光头不戴帽，翻过屋后二三十米高的“大圩埂”，独自去村庄北面临江的“小圩”旱地，漫无目的地游走。

玉米秆有一人多高，枝枝叶叶中间挂满吐穗的玉米棒子。玉米旁边间种的芝麻开着紫色而发皱的花，夹在一片青葱中，格外耀眼。红薯和花生的藤蔓都趴在地上四处蔓延。前者十分茂密，后者较为稀疏。主打的当然还是快要收割的小麦，此时早就不见了初春嫩绿的麦苗和春夏之交无边无际的麦浪，展现在目前的是金黄的麦秸顶着沉甸甸的麦穗，等待夏秋之际繁忙的收割。无须怎样心细，你还可以看见一溜溜枝叶枯萎但豆荚饱满的黄豆，个头虽然矮小，却不卑不亢地点缀在一垄垄成熟的小麦中间。

这一切都是我熟悉的，虽然喜欢，却并不觉得怎么新鲜。

然而在铺展着玉米、芝麻、花生、红薯、小麦和黄豆的无边无际黄绿相间的旱地，猛地现出一方荷塘，就着实令我感到莫名的惊讶了。

初看起来，荷叶和旱地作物都是绿色，但两者存在微妙的不同。农作物的绿是蕴藏于干燥泥土中不多的水分沿着各种形状的根茎顽强地布满枝枝叶叶，而荷叶的绿则由阔叶之下的积水与软泥毫不费力地滋养着。前者显示了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却多少令人觉得必须勤于养护，才不至瘦损。后者则是充盈而豪奢的生之赞歌，你只需欣赏，不必替它担忧什么。

我正看着这正午的荷塘，想入非非，突然有个“大人”——少年无法确切地称呼陌生的同类，头脑里只能浮现这个模糊的概念——从荷塘对面的玉米地冲了出来，对着我站立的方向哇哇乱叫。不记得他是否戴着我们那里夏天常见的草帽，但肯定也光着身子，照例只穿一条破短裤，怒不可遏，似乎我犯下了什么滔天大错，必须借他之手，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不敢有任何犹豫，我本能的反应就是逃跑。虽然中间隔着宽约一公里的荷塘，但我个头太小，又赤着脚，在蜿蜒伸展于旱地作物中间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蹦蹦跳跳，对于能否逃脱这位“大人”的惩罚，我毫无把握。

因为一直读书、教书，缺乏体力劳动和适量的锻炼，除了难看的啤酒肚，我至今还像小时候一样瘦弱。但读者若去我们那里的乡下走走，就会看到我在一篇散文中所描述的我的那些男性乡贤们是如何体格健伟，个个犹如行走的古希腊雕塑或西安出土的秦代兵马俑。当这样一尊高大威猛的雕塑发起狂怒，冲着你奔跑而来，而你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又似乎干了什么不该干的坏事，试想你将会落入怎样一种惊恐万状的境地？

一顿玩命的狂奔过后，“大人”的吼声渐渐低落了。隔着各种旱地作物茂密的屏障，我还能依稀看到他的身影，但那尊雕塑的本体应该已经停止了奔跑。

或许他认错了人，把我看作干过什么坏事的某个男孩，而我一旦可笑地奔跑（蹦跳）起来，他就意识到我其实并非他要追究的那个对象？或许他只想例行公事吓唬吓唬我，免得我像所有调皮的男孩一样，伸手去摘靠近岸边的荷花或莲子？又或者他认为小孩子不应该一个人在如此毒辣的太阳底下瞎逛？总之他并未“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大度地放我一马了。

但这位“大人”凶神恶煞的形象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走过那个地块，或者偶尔在某处看见荷塘，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想起给少年的我造成严重心理震撼的这位“大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字姑且就叫“恐惧”吧。他第一次让我领教到来自“大人”的狂怒有多么可怕。

2

这以后我还有不少被陌生人惊吓到的经验。只不过随着自己年龄和身量的增长，惊吓者不再是什么“大人”，只是茫茫人海中一些普通的过客。

1986年暑假，我和三位年长的老师坐在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绿皮火车上，第一次参加即将在草原上召开的某个学术会议。开出北京之后不久，不记得停靠在哪个车站，上下车乘客太多，秩序顿时大乱。许多乘客没有买到票，无法由戒备森严的车门上车，就只好通过乘客为了透气而半开着的车窗，强行爬进列车。

这自然会给原来稳坐在车内的乘客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防止有人爬窗而入，我和三位长者一起用力，赶紧预备放下半开着的车窗。

但就在沉重的车窗玻璃犹如铡刀一样迅速垂落的刹那，一颗剃得精光的男子的脑袋从月台上猛地伸了进来，着实令我们吃惊不小，好像看到一头怪物，而这头怪物还双眼圆睁，愤怒地紧盯着企图坏他好事的我们。

光头男子后来并没有上车。据他将光头伸进车窗时所说，他的行李已经由同伴某某某带上列车。不让他上车，人货分离，天理难容！

列车不久便开动了，只见这位男子双手撑住车窗两端，一直保持着将光头半伸入窗口的古怪姿势，跟着列车跑了好一会儿。直到列车加速，才不得不颓然放弃。

这实在是异常惊险的一幕。果真让他爬进来，我和三位长者都手无缚鸡之力，不知要遭受他怎样的怨恨乃至打击报复。记得列车高速行驶之后，一位长者还心有余悸，颇为感慨地连声念叨：“看看看看，这就是‘开放搞活’啊！”

当他这样念叨时，我分明看到在重新推上去的车窗空隙处，那颗剃得精光的脑袋又半伸进来，一双睁得圆圆的大眼睛依然愤怒而绝望地紧盯着我们。

3

另外一次是1990年代中期，在奉化雪窦寺半山腰，我们一行从上海来此处开会的文友突然发现，有一个显然已经“出离愤怒”了的男子，从后面的山道追了过来。

等他追上我们时才知道，他认为我们中间刚才有人路过他家小摊位时，拿了一顶草帽没付钱。他还比划着说，就是他头上正戴着的那一款硕大无比的草帽。但我们都空着手，顶多背一只小小的双肩包，如果拿了他家草帽，能藏在哪里呢？

双方不免争执起来，形势十分紧张。幸亏有一位人高马大的同行文友，他不声不响从队伍前头折回，走到这位奉化小贩面前，用夹杂着浙江口音的上海话说：“朋友，侬要哪嫩？（朋友，你想干什么？）”说也奇怪，对方刚刚还气焰嚣张，此时却迅速软了下去，恶狠狠地看了我们几眼，就骂骂咧咧沿来路返回了。

大家纷纷伸出大拇指，感谢和夸奖那位人高马大而又见义勇为的文友。但一位眼明心细的女士提醒大家，她刚才看到那位男子长袖里藏着一柄刀，“还好没事，我都吓得瑟瑟发抖了！”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后怕，更加庆幸躲过一劫，从此对那位人高马大的文友也都刮目相看了。

这位文友本来很懦弱，说话一急，还容易口吃。

4

说来惭愧，类似我五六岁时隔着荷塘看到的“大人”、1986年西去列车上只露出一颗光头的乘客、1990年代雪窦山上不知名的“刀客”的狂怒与狂奔，我自己也干过一回，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那是新世纪某个初秋冬之交的傍晚，我乘一辆公交车，不知要去上海外滩附近干什么。只记得下车前跟司机有一些口角，本来大可一笔带过，不料就在我下车之后的刹那，司机突然说了句侮辱性极强的上海话，以为讲普通话的我听不懂，而我偏偏听懂了。

我一向自以为性格比较温和，可那次不知为何，盛怒之下，几乎完全失去理智，回转身来就要跟他理论。不料该司机“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嘴里继续不干不净。这就更加刺激了我的神经，先是重拳敲击车门，叫司机下来说话。等他开动公交车，我的狂怒再次升级，居然与司机座位保持平行，贴着公交车的一侧拔足狂奔，作势要与该司机决一死战。直到司机和他控制的车辆消逝在车水马龙的街道，这才终于罢休。

如果那位司机果真停车，开门，或者我果真追上了公交车，撬开了车门，那么后面将会发生什么呢？真是不堪设想。

我记得当时双手按住膝盖，在人行道上低头喘气。最初还不是懊恼、懊悔、懊丧，而是猛然想起就在自己狂怒狂奔之际，透过车窗玻璃，分明看到乘客中有一个男孩正惊恐地看着我，恰如当年骄阳之下荷塘边缘的另一个我。

想不到我也当了一回凶神恶煞，嵌入某个陌生少年的恐怖的记忆。

5

这几十年来，多少重要的人与事都已逐渐淡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几个普通中国人险象环生的狂怒与狂奔却很难从记忆中抹去。

我不知道这些相隔多年的人与事彼此有什么因果联系，我也不知道记住这些细节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上述堪称惊悚的场景之所以在我脑海里长久翻腾着，无非因为我至今还十分困惑：人的情绪为何会转瞬失控，以至于难以回避那样可怕的狂怒与狂奔？

难道有一种类似情绪阀门的东西被放置在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根本不受理性与意志的管辖？难道万物灵长居然就像一台被卸下刹车的车辆，在崎岖坎坷的路面高速行驶？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