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原则与原创精神——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
内容提要 体现自主原则与原创精神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现在亟需实践论的自觉。实践论之论纲有四：一是确立文学“第一命题”中“人”的中心地位，为此而辨析历史性展开的“人学三维”，进而明确其现代化整合的精神路标；二是确认契合于中国文学特色特质的古今通观和分科跨界关注方式，在涵涉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中，以“道术不二”的实践论自觉探索难题化解之道术；三是聚焦中国当代美学“美在意象”说所提炼的中心话语“意象”，通过还原“意象”原创之际的文学理论语境，深入揭示“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核心原理，并凸显关于“语言是意象之家”的中国表述之话语智慧；四是基于现实艺术生活的理论需求，提炼富有现代活力的先哲庄子“天籁”说为中国文学之艺术至境的精神标识，并在“天籁”的创新阐释中发现其作为“第二个结合”之“结合点”的特殊底蕴，基于此而进一步探询“美的规律”。实践论自觉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 自主；原创；中国文学；知识体系；实践论
一 现状与问题：时代亟需实践论的自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总结全国人文学界在领会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方面的实践经验，全面分析现状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便为接下来的深化实践奠定基础，十分必要。
总体来说，整个人文学界的现状可以概括形容为八个字：“举国响应，热烈讨论”。这令人鼓舞，只有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才能推动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深刻领会，而这无疑是成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现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尝试着将此现状中的问题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大家都在现有学科格局里各自言说着共同的道理；二是大家都在申说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是大体上还都没有触及到各自领域的原创构建实践所必须面对的学术难题。一言以蔽之，真正自主原创意义上的建构实践，尚在期待之中。有鉴于此，我们郑重提出：时代亟需实践论的自觉。并且从一开始就要强调，实践的自觉需要实践论自觉的理论指导，而实践论自觉要以提纲挈领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实践论的第一要义，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句经典论述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特色”归根结底在于“中国自主”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追求，是中国的国家主体性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凝聚于中国学人之学术自觉的时代使命。主体性包括自主原则和原创精神，自主是对构建主体的确认，原创是对自主本质的确认。要之，充分体现自主原创之主体性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实践论自觉，其实践论纲之题内应有之义，将主要表现为以文学本质规定、中国文学特质、文学思维方式、文学艺术至境为纲领性问题而展开的深化认识和创新探索。
二 人学三维之整合：找到“总钥匙”的精神路标
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首先需要找到当年钱谷融所说的“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这意味着，在最核心的“文学是什么”的“第一命题”确立问题上，今天的我们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集古今中西文学言说之大成，赓续中华文明，创新经典阐释，汲取西学灵感，实践文明互鉴，使那作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之灵魂的“第一命题”同时成为全人类多样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共识”。
为此，首先要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必须说明，今天这里所强调的关于“人”的中心地位确立问题的思考，是兼综中西而古今贯通的集大成思维，包含着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及其有机整合的实践智慧，那就是承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学实践主题，将融入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历史性展开的“人学三维”之现代化整合实践方向。这里所说的“历史性展开”具体是指：其一，“三千年”传统知识体系支撑下的“人学”建构之维；其二，“一百年”现代知识体系支撑下的“人学”建构之维；其三，“四十年”改革开放知识体系支撑下的“人学”建构之维。而所谓“现代化整合”，指的是“人学三维”各自阐释的“人学”主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自然融入现代化“总主题”。再具体言之，体大思精而集中凝练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经典范畴与核心命题的《文心雕龙·原道》所提出的“惟人参之”“实天地之心”这一中国古典文章学的“人学”主题，将在新时代“双创”原则指引下的“人学”阐释中实现现代化，于是就能充分吸纳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是人学”的现代中国之新文学的“人学”主题，然后整体融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学以“人民性”为中心的“人学”总主题。
“总主题”的深刻阐释需要实际找到“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而最终找到“总钥匙”的探索实践必然要以“人学三维”各自阐释中的核心问题意识为导向。
就中国文学“传统知识体系”之建构而言，《文心雕龙》虽然不是时间维度上的最终形态，却居于理论建构上的枢纽位置。一方面，其理论结构形态就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库”与“核心命题库”的典型特质，即以首篇《原道》而论，不仅同时凸显出中华民族“原道”思维和崇尚“自然”的思想传统，而且具体阐明了“自然·自然之道”与“道之文·因文明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另一方面，从中华思想文化之历史演变的“通变”角度看过去，《文心雕龙》正是原始道家“道法自然”核心观念与后来儒学“文以明道”核心观念的历史交接点。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文心雕龙》对“惟人参之”“实天地之心”的“人”的核心地位的确认，实质上意味着对人类智慧参与其中的天地造化之根本原理的确认。惟其如此，从“天地之心”出发而旨在人文创造原理之阐释的“自然之道”命题，首先赋予人文创制以必然如此的自然合理性。由此再进一步，刘勰之所以在阐明“心生言立”这一文学艺术之发生与创作原理的“自然之道”以后，紧接着又基于“有逾画工之妙”的自然天成之美而强调“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之“自然”，最终是因为参与天地造化的人文创造并不能取代宇宙天地的存在本身，是之谓“与天地并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阐释逻辑之中，“自然之道”的内核实际上正是“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之“自然”。不言而喻，刘勰文章学“人学”阐释的核心精神，因此而可以提炼为“参与造化，顺应自然”。
就中国文学“现代知识体系”之建构而言，其诞生于“反传统文化”之批判运动的生命胎记，是无论如何也磨削不掉的。不仅如此，“一百年”历史进程实际上截然分开为“解放前”“新中国”两个阶段的事实，就决定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建构模式实际上也是两分的。同样道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又客观地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这显然又深刻影响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历史重构。重构的自主原创机制，不仅是向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世界重新“开放”自己，而且尤其是重新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在这里，强调以下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明洗礼，所以新时代的社会大众才能自然接受学界认为仅仅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足以奠定钱谷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看法［1］。同样道理，也正因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明洗礼，所以对钱谷融当年的言说方式也多了几分“了解之同情”。钱谷融说：“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2］我们认为，“文学是人学”被确认为“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的观点，以及这一命题必须借“高尔基之口”道出的言说方式，都具有深邃的思想底蕴并涵涉特殊的知识体系。如此这般的表述话语恰恰折射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说乃是生长在中国新文学之红色根脉上的自由花果，也因此而具有整合中西古今知识体系并凸显红色文化根脉的特殊思想意义。钱谷融曾明确指出：“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毫无疑问，钱谷融所说的“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既包括西方先哲，也包括中国先哲。在新文学“一百年”发展史上，钱谷融并不是唯一讲过“文学是人学”的学者，但唯有他通过高尔基之口发出“文学是人学”的呼吁，正是这种既超越具体时代又体现具体时代精神的学术现象，具有重塑文学知识体系的典型意义。
就中国文学“改革开放知识体系”之建构而言，必须深入领悟“新时期”和“新时代”这一标志性历史概念的深邃内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年”视野里的文学之“人学”阐释，凸显出“人民性”的本质规定。对此，固然需要追溯其渊源到十九世纪的俄国，以及从那时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此一问题的持续性论述，然而更需要在兼综古今中西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上来作创新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明成就重新塑造了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于是也就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践提供了新的精神路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的主体自觉，新时代的文学“人民性”本质追求，自然含有“惟人参之”“实天地之心”的人文主体精神；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4］的最高目标，新时代的文学“人民性”本质追求，就不再是社会阶级分析和简单斗争哲学视域下的特定生活世界之“典型化”反映，而必然是在“物的全面丰富”和“社会全面进步”基础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的文学”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5］以“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总纲领”，在理论上，充分阐释中国特色话语“人民性”的社会内涵和文明价值，在实践中，深入体察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真实和发展需求，基于此而实现承载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赓续中华文明根脉的完美结合，基于此而构建全新的“人的文学”观。
三 文学大通之道术：古今通观与分科跨界的难题化解
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理应高度关注“中国文学”历史生成的特色特质，但由于这样一来必然要涉及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重构问题，所以也就具有实践论意义上的特殊难度。有鉴于此，关键就是要准确找到古今通观和分科跨界的难题所在，然后才可以探讨难题化解之道术。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现有的学科“分科”体系属于典型的古今二元结构，并且不是一般历史分期意义上的古今分解，而是以关乎“文学革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历史背景，以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批判为思想导向，最终生成为价值判断层次上的截然两分。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的命名已接近一百年。从一百年前的“新文学”命名之初心，到今天持续寻找“新旧文学的分水岭”，“新文学”的学科自觉，归根结底在于“新”“旧”对立的价值判断，而关键更在于“新”所标志的历史发展方向。譬如有论者指出，在教科书一般使用的“1919说”之外，鉴于推翻封建王朝和孙中山倡导的民国核心人文理念与价值内涵，以及“白话文运动”、通俗文学和“文明戏”的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还可以确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6］论者所言的启发性在于，“新”文学研究者应该高度关注“五四运动”对于“辛亥革命”来说的“新方向”究竟指向哪里，于是不仅要联系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同时还要意识到两个“五四”的特定历史关系。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来说，“推翻封建王朝”和“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现着同一种历史的必然逻辑，正因如此，两个“五四”的辨析以及“五四”并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新认知，都将有助于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通观之道”。王瑶曾言：“爱国主义的传统、人民本位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联系的主要精神特征。”［7］受此启发，参照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国民灵魂”为“总主题”的宏观认识，然后辩证总结“五四”文化运动在“塑造新型人格”方面的积极经验，进而探讨“塑造民族灵魂”可否作为中国文学古今通观之“总主题”，相信将不失为探寻“文学大通之道”的一种“实施之术”。
与王瑶相呼应，古代文学领域的章培恒等首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不言而喻，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即在于解构既有的文学史观念并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8］。这一由复旦大学学者首倡并持续推动的古今文学通观研究，尽管“还存在诸多困惑与歧见”，但其支撑通观性学术体系建构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之往往关注“新”“旧”分界之“分”，古代文学研究界往往关注于“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种似乎有“分”“合”之别的问题意识，只有在相向而行的共同自觉中才能实现有机统一。实际上，彼此相向而行也是有鲜明可辨的文学路标的，那就是“新诗”兴起以来始终如影随形的现代“旧诗”之持续发展。有鉴于此，在古今通观的实践路径探索方面，针对当代社会的中华诗词传播热潮，同时也为了尊重“新文学”运动以来古体诗和新体诗始终并行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考虑以古体诗词的当代发展为线索，以古今诗体的相互影响为焦点，把握诗意中国之历史传承的根脉走势，发掘古体诗词之所以能够穿越于古今之间的思想文化底蕴与语言艺术奥秘，进而探究古体诗词和新体诗歌共同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文学的古今通观之道，也就是文学与史学、哲学及其他学科的分科跨界之道。
某种程度上，“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二元对立，往往具体表现为“杂文学”体式与“纯文学”讲求的二元冲突。事实证明，“纯”“杂”之辨的背后是两种难以契合的知识体系，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究竟什么才是纯粹的“审美”和“艺术”。沿着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对纯粹审美的追求必然意味着要拒绝文章实用，然而，文学与艺术美育之所谓“寓教于乐”不正是审美与实用的结合体吗！既然如此，中国传统的将文章社会功能推向最高峰的文章经国论，又为什么不可以沿着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的理路去思考呢？当然，事情本来是复杂的，我们绝不能将其简单化。但敢于挑战难题，勇于探索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总之，在如此这般的客观形势下，笼统地讲“文史哲打通”，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在那些焦点问题上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譬如像认真反思“纯文学”观一样认真反思“文章学”传统的反思意识，以及缘此而生成的以兼容文学审美和文章通用的辩证智慧来重新阐释“纯文学”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研究主体在自觉超越“传统知识体系”支撑下的“文章学”传统之际，有必要与现代文学研究主体一道深入探询文学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发展逻辑”，而作为相向而行的另一方，现代文学研究主体势必要思考现代文学如何才是古代文学的“现代化”。
在我们看来，所谓古代文学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以下两点：一是指古代文学的核心要素如何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文学的核心要素，二是指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如何体现现代学术精神。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现代学术精神的核心要求呢？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显然需要我们透过西学影响下的“分科治学”方式而发现其思维根源，然后才有可能在变单向的西学东渐为双向的文明互鉴的创造性转化中探索到“分科”而“跨界”的应然之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要尊重中华先贤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书写智慧，又要尊重西学东渐所造就的文史哲分科的科学性，其中关键在于如何化“两难”为“两全”。如今看来，“国学门”通才教育的现实经验，未见得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文史哲“分科”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被突破。与此相关，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思路，固然带有强烈的“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学术意识，但仍然有“中国古典学”学科内部结构的问题需要论证。其实，作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实践课题的“文学大通”之探索目标，显然应该瞄准“中国散文”问题，在既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的话语世界里，鲜明地竖起“文学散文”的大旗，并公示其文学性标准且关注古代文章的文学性书写特征，继而关注现代诗歌的“散文分行”问题，并给出现代诗文辨体的艺术界限，最终实现古今通观的诗性文章学知识体系之建构。与此同时，现代学术精神必定要涵涉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新兴学科”，从而也就必然引发新兴的“分科跨界”问题，如何以蕴涵人文精神的科学态度积极应对“新兴学科”的挑战，也是讲求“文学大通”的题内应有之义。
四 意象与语言艺术：关于“语言是意象之家”的中国表述
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需要在一体化把握文学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的语言艺术特质的基础上，进而深入把握中国文学理论用来表述这一思维原理和艺术特质的中心话语。这里的关键是“一体化”，而这里的中心话语就是“意象”。
经过北京大学自朱光潜以来几代学人的持续探索，现在已经有了当代中国美学“美在意象”的理论言说体系。围绕着“美在意象”而展开的学术讨论还在继续着，而如是讨论所应当注意的“中国意象美学”的生成轨迹，可以古今通观而作如下描述：古典“意象”说的生成，不仅直接关系到“意象”范畴的原生语境和原创阐释，而且涵涉思想文化史上以“言意之辨”为中心的思辩哲学和语言哲学；现代“意象”说的生成，不仅有1924年朱光潜《无言之美》这样的标志性论文，而且有1965年毛泽东《致陈毅》一信中所强调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核心观念。古今通观之际，必然要思考的问题是，“美在意象”的美学判断一旦进入文学的理论世界，就如同朱光潜当年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善尽美，才能引起美感。”［10］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强调，除了“语言之先的意象”，还应有“语言之后的意象”和“语言之中的意象”，惟其如此，人们寻常所说的“意象思维”（“形象思维”），实质上是“意象与语言的一体化思维”。换言之，“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艺术本质，必须透过“意象”这一中心话语的表述系统而完整体现出来。
为了从文学批评生成论的本源上证明这一点，今天我们需要再次聚焦“意象”第一次出现的《文心雕龙·神思》而作重新阐释。提纲挈领地说，刘勰的“意象”说不是单纯的创作想象论，而是“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原理阐释。
《文心雕龙·神思》文本的内在论述逻辑［11］，隐含着“研阅以穷照”之“穷照”和“独照之匠”之“独照”间的微妙关系，从“穷照”的经验积累到“独照”的创意发明，才是“陶钧文思”全过程中的“质的飞跃”。不仅如此，只要完整审视“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样的中心表述话语，就能发现其中既有“匠”人“运斤”的技艺美学，又有“意象”与“声律”骈然同出的“意象与语言一体化”结构。西哲有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这里可以将其语义转换为“语言是意象之家”。其实，只要别具一种“文学是语言艺术”的眼睛，就能发现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原本就是一种情志抒写之语言艺术原理的精彩阐述。陈伯海曾指出：“近代学者常以‘诗’等同于‘志’，于是对‘诗言志’命题中的‘言’以及‘言’与‘志’的关系便不很关注，其实是错误的。”［12］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改正错误吧！
于是就发现，刘勰关于“思理之妙，神与物游”的思维核心原理阐释，从一开始就骈然分解为“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和“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的话语两翼，而在两翼并举之际，刘勰又突出了“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难易论命题。参照一般“难易论”都把难题视为主要探索方向的理论经验，刘勰的“意象”论因此而不仅具有文学语言艺术自觉的鲜明特质，而且正是通过探讨虚构想象如何转化为征实书写这一创作实践难题，体现出文学想象思维与文学语言艺术的一体化生成原理。也因为如此，表述“意象”中心范畴的关键语句“窥意象而运斤”才运用了“运斤成风”的庄子典故，而这恰恰也是其话语根系之所在。人们缘此而有理由相信，当后来苏轼论吴道子绘画艺术之造极境界而同样用“游刃有余，运斤成风”之典故时，苏轼和刘勰其实都在自觉传承着由庄子出发而贯通古今的同一种艺术精神。既然如此，只要人们领会了庄子“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一系列寓言的精神实质乃是“好道进技”之技道合一的艺术哲学实践论，就不难引申思考而领悟在文学语言艺术的艺术本质规定方向上的“中国表述”。一言以蔽之，伴随着“意象”范畴的问世而生成的中国文学自主的艺术思维原理阐释，以上古“诗言志”之主体抒写传统与中古“穷情写物”之“写物”传统整合而成的“神与物游”为核心理念，同时讲求“物沿耳目”的直觉写实艺术和“翻空易奇”的虚构想象能力，并将“意象”的创造艺术与“声律”的形式规范结合起来，最终凸显为关于“语言是意象之家”的中国表述话语模式。
要之，“意象”第一次出现时就具有的“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原创特质，以其文学审美与语言艺术一体化生成的艺术精神凸显出中国文学“传统知识体系”对文学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而值此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文学自觉形态，涵涉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以“言意之辨”为中心的语言哲学话题和思想方法自觉。其中，就魏晋玄学视域下的“言意之辨”来说，除了“言尽意”“言不尽意”的不同指向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自觉之外，其实更有着“言象”思维模式的不断创新问题，而“意象”第一次出现所标示的“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艺术自觉，正是基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艺术本质自觉而实现的“言象”思维模式之创新。
五 天籁与艺术至境：在聚焦“第二个结合”中探询“美的规律”
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方向和中国艺术哲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阐明文学的最高艺术追求。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过程，所以这里关于文学最高艺术追求的探究与阐释，也就必然具有“第二个结合”的特殊意义。而在艺术哲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揭示中华先哲“天籁”说并展开创新阐释，恰恰可以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化认识的“第二个结合”的“结合点”。
选择“天籁”为中国文学艺术至境之标识，实际上是对现实艺术生活之自然选择的积极回应。
事实证明，“天籁”概念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学艺术批评的现实生活中间。当上世纪八十年代距今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出土之际，便有复原“骨笛”而创作的大型原创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问世，而与其一起入选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的还有民族管弦乐作品《大道天籁》，循此而检索，此前早有云南原生态大型民族音乐集《云岭天籁》《无垠草原上的天籁之音——蒙古族原生态长调民歌》《洮岷花儿：响彻西北大地的天籁之音》等一大批以“天籁”命名的民族民间音乐歌诗作品。如此看来，“天籁”无疑是古典文艺美学范畴中最富现代生命力的一个“典型”。毫无疑问，这种以“天籁”命名的实践行为，已然赋予“天籁”以“原生态”艺术和“民族”“民间”艺术的本质特性。更何况，现实中的概念选择和历史上的概念诠释也是相互一致的，如有论者指出：“清人已用‘天籁’描述上古歌诗自然天成的艺术风格，……这些说法中的‘天籁’，尚未成为诗学术语，但频繁的使用显示其作为文学批评概念的可能性已经随着清代诗学的发达逐步得到揭示。”［13］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从清代的频繁使用到当代的频繁使用，如此执着于“上古歌诗自然天成”和“民间原生态艺术”的最高艺术追求，是否合乎《庄子·齐物论》开宗明义所提出的“天籁”说之原创精神呢？
为此，首要任务是回到庄子“天籁”说的原创阐释：“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4］今日重读，可以发现以下两个极富辩证智慧的命题内容：首先，这里所说的是隐然有一个“大块噫气”之人格化的“造物者”，在吹奏万窍的同时，主动赋予“吹万不同”之中的“每一个”以自我实现的独化自生意识；其次，“咸其自取”正是“使其自己”的客观结果，而庄子在万窍交响已然“自己”并且意识到“自取”之后，之所以又发出“怒者其谁”的终极追问，恰恰是为了以追问的方式回应前文“使其自己”的“使之然”。必须承认，庄子如此之表述是充满“吊诡”意味的！即便只是就上句“使其自己”和下句“咸其自取”这上下两句之间的关系而言，其具体呈现出来的主体性，究竟该怎样来把握呢？在这里，让我们尝试一种新的解释：庄子实际上阐明了一种伴随着万物个性启蒙的“造物”原理，无论“吹万不同”的施事者还是受事者，这里的自我实现就是自我超越，创生万物之际，正是万物自化之时。庄子的“天籁”说因此而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启蒙的现代意义。
自郭象注《庄子》以来，思想界围绕“天籁”的注解阐释层出不穷且歧义纷呈。就如何走向共识这一实践问题而言，我们的建议是：需要特别关注庄子原创文本中的那个“使”字。其实，学界早就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从郭象注和成玄英疏来看，他们的文本都作‘使其自己’，而王夫之《庄子解》、王先谦《庄子集解》则作‘使其自已’。今人陈鼓应、曹础基先生从郭本，而钟泰、冯友兰先生则从后两者。但既然是‘自已’(自己停止)，何必加上一‘使’字？”［15］确乎如此，无论“使其自己”还是“使其自已”，“使”字都是关键所在。回归《庄子》原创文本而重新思考，人们其实不难发现，注解阐释史上“不需要有使之然的主宰”［16］和“万窍怒号，有使之怒者”［17］两种主张，之所以都无法绕开“使之然”这个关键问题，也正是因为庄子原文中那个不容忽视的“使”字。正是这个“使”字，使得“有主宰”论和“无主宰”论可以在“使字句”的特定语义结构中实现统一，庄子“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之“天籁”说的智慧高明之处，因此而正在于其超越“主宰”意志的“造物者”主体精神。亦惟其如此，“有主宰”而又“无主宰”这种充分体现“有无相生”原理的阐释学思路，才是真正读懂庄子的阐释之路。要之，庄子塑造了一个兼有“启蒙者”精神特质的“造物者”主体人格，而其“造物”之核心原理，又使得这里所谓启蒙主义实际上是让启蒙对象彻底忘掉“启蒙者”。郭象“物物者无物”的诠释理路，固然具有否定天地主宰的唯物论倾向，但也消解了庄子“与造物者游”的主体创生精神，而那些将“使之然”的终极原因归结为“道”本体的思想认识，又忽略了“与造物者游”是一种体现人格理想的人学精神，从而也就忽略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主创意识。一言以蔽之，“吹万不同”的施事主体，通过“使其自己”而实现了主体的创造性转化，“造物”缘此而转化为“物自生”，于是才有“咸其自取”的个体自信与独立自足。
庄子“天籁”说提出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这一核心命题，是对“和而不同”这一中华儒学核心命题的积极补充，缘乎此而可以在“和而不同”与“吹万不同”的相互生成机制中来创新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就意味着，我们既可以有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阐释学，也可以有以儒道互补为机制的中华文化阐释学。积极的儒道互补所生成的中华文化阐释学，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实践，一直以来以儒家“中和”“和合”为审美理想的文学最高艺术追求，值此而将在“和而不同”与“吹万不同”的辩证思维中实现自我重塑。也恰恰是这种自我重塑，关系到以探询“美的规律”为总主题的“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与思想创造。这是因为，庄子《齐物论》“天籁”说和马克思“美的规律”说确实存在着某种跨文化的契合性，聚焦于这种契合性，进而阐明其作为“第二个结合”之“结合点”的内在特质，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庄子“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原创阐释，使人自然联想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如下论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只要深入领会，就不难感受到两者共同拥有赋予万物个体以自由发展空间的主体精神，而庄子论述中隐性存在的“怒者”，与马克思论述中的“人”，在主创万有这一点上也是彼此契合的。其次，自上世纪80年代热烈讨论马克思《手稿》以来，围绕着“美的规律”以及“固有尺度”（“内在尺度”）和“物种尺度”的讨论大体沿着客观论、主观论、主客统一论的走向在延伸发展，时至今日，当我们尝试着以主客观创造性统一的阐释路线继续推进，也就是将“固有尺度”（“内在尺度”）视为主体的尺度，而将“物种尺度”视为客体尺度，然后据此来解析庄子“天籁”之说时，必将发现，庄子原创命题中那个关键性的“使”字所确立的“使之然”的命题语义结构，恰恰体现了主客统一的内在机制，并且是一种彻底的客观主义和同样彻底的主观主义的智慧整合。从这样的思维灵感出发来解读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自然会强烈感受到中华先哲与马克思之间的“不谋而合”。诚然，马克思并没有就“美的规律”展开更为充分的论述，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创新探索的逻辑起点。对于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实践论而言，我们就有了一个“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接下来的思想探询势必要循着“人格理想”和“艺术至境”合二而一的阐释指向不断深入下去。
在新时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宏观语境下，“人格理想”与“艺术至境”的阐释学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美学内涵：一方面需要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视野里明确认识“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轨迹，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出发，经过“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后到达“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学新高度；另一方面需要在审美文化视野里辨识马克思主义美学“典型”论与中华审美文化“意象”“意境”论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所造就的新时代美学精神。缘乎此，将有古今通观的“人格理想”新阐释，也将有中华文脉传承发展视域中的“艺术至境”观。具体言之，在积极回应现代民间艺术以“天籁”自我确认的特定指向上，“人格理想”与“艺术至境”的阐释学统一将意味着赋予“民间性”以更为广泛深邃的“人学”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全面抢救性保护和发掘优秀的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更意味着赋予“原生态”艺术理想以更为广泛深邃的“原创性”的艺术精神；而在探询“美的规律”的理论追求方向上，“人格理想”与“艺术至境”的阐释学统一将赋予“人的文学”的本质规定以相应的风格审美与技艺创新的最高追求目标。
今天是网络时代，值此可以借鉴网络上“造物者们——大艺术家访谈录”的鲜活话语来阐释这里的最高追求目标。如果说“造物者”不失为一种最能凸显文学艺术主创精神的人格理想，那对“造物者”人格理想主导下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原理的阐释，必然要充分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像天地造化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正是马克思“美的规律”说的核心追求大方向。在朝着这一大方向的实践论自觉中，如何深入发掘中华先哲“使其自己”而又“咸其自取”之辩证言说的思想智慧，当然是最具理论魅力的思想课题。
六 开放的结论：问题意识的深化与拓展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论自觉，必须有鲜明的“以问题为纲”的问题意识，而且是有待于深化与拓展的问题意识。
值此文章结束之际，按理说需要就以上实践论自觉之论纲四题的内在关联作出简要的说明，而这种说明本身也就意味着问题意识的深化。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文学子系统的系统性，首先意味着“人学三维”整合于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总主题的文学“人民性”阐释，要与“艺术至境”阐释中“天籁”的古典新义结合起来。而这样一来，必然引发的新问题，恰又关系到整个“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建构，因为人们缘此而将思考如何在“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中注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之主创精神的重大问题。不难理解，被动接受意义上对多样化的包容，显然不同于主动创造意义上对多样化自由发展的激励，这里不仅有新型“人的文学”的生态机制问题需要探讨，而且同时有“美的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需要探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当然可以确认为必须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这个最高原则如何转换为“美的文学”的最高标准，却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理论课题。也恰恰是在这里，关于中国文学古今通观与分科跨界的“大通之道术”探讨，要与“艺术至境”阐释中的“天籁”新阐释结合起来。在这里，“文学大通之道术”的古今通观、分科跨界与“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文学艺术本质之间，就有一种有待于深化认识的内在关系。领悟“语言是意象之家”的中国表述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言象”思维智慧，参与到自上古延伸至今的“言意之辨”思维课题的深化思辨之中，我们将不难找到中国文学“文史哲不分”而又能曲尽哲思美感之妙的“众妙之门”。让我们一起叩击“众妙之门”吧！
注释
［1］丁帆：《从五四“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重读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
［2］钱谷融：《文学是人学》，《钱谷融文集》，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4］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5］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6］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8］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9］黄霖：《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1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2］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13］程苏东：《“天籁”与“作者”：两种文本生成观念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1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第3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凡引述《庄子·齐物论》者，均出此书，为免于重复，以下不再出注。
［15］刘志勇：《天籁与独化——庄子的“相对主义”考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王先谦：《庄子集解》，第1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