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童年的自我超越
《少年鼓王》是一部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乡村为背景的儿童成长小说。故事以阿喜哥与武京京的“鼓王”之争为线索，讲述这群乡野少年在争吵、磨合与互谅中的成长蜕变。小说语言富有诗意，少年的成长浸润于沧浪河畔的乡土社会与传统文化之中，叙事兼具审美性与教育性，生动诠释了“少年鼓王”意象背后的人性赞歌。成年后的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回首往日，那句“每一个善良和聪明的孩子，都是老师心目中的鼓王”再度叩击人物与读者的心灵世界，也揭开隐含在童年抒情中的自我超越主旨。
小说中的两位少年家境悬殊、性格迥异，但都希望被评为“少年鼓王”，摩擦与理解也因此产生。武京京担心输给比自己优秀的阿喜哥，但又懈怠于学习，几次三番“耍心眼”，但阿喜哥得知原因后选择退出比赛，主动与武京京和解。受此触动，武京京逐渐明白“少年鼓王”荣誉之下要有相配的德行与才能，开始改变往日的懒惰与妒忌，成长为“好孩子”。武京京的转变构成小说的第一重“自我超越”，即成长主体在外界的影响中生成社会化品格，鼓王竞选时的100分便象征了武京京成长仪式的完成。阿喜哥虽然以“好孩子”的形象出场，但并非一成不变的角色，引领他实现自我超越的是形而上的文化。他作为敞开的主体，自觉向长腿爷、李老师、刘春雷、樵老爷等人学习传统知识或民间技艺，在音韵的调度、笔画的运作与胡琴的演奏中自我完善。镇长为阿喜哥系上“第二十届鸦雀岭少年鼓王”的红绶带时，也将传统美德与民间文化具象化为这个小小少年，呈现出小说的第二重“自我超越”。同时，当“鼓王”成为男女老少公认的荣誉，当地花鼓创造出村庄劳作外的节庆，当悠扬的胡琴声回响于山野田园而激荡在民众心间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寄寓在新生代的成长中，再度成为维系当代社会共同体的纽带。以地花鼓为代表的非遗文化得到当代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经由“鼓王”选举实现创造性转化，这也是小说在文化意义上完成的最后一重“自我超越”。
在层层递进的成长之外，《少年鼓王》作为儿童文学，其审美性与教育性之间的张力也烛照出作者童年叙事的隐秘罅隙。当“少年鼓王”的争夺成为成长主体重塑自我的途径，将“善良”与“聪明”涂抹为儿童的底色时，两位少年实际构成该成长叙事的一体两面。阿喜哥家境贫寒、父亲早亡，成熟懂事的他自觉与母亲分担家庭重任，孝亲敬长，勤勉好学，是村民公认的“好孩子”。武京京是村主任家的孩子，家境殷实，备受宠爱而稍显任性顽皮，甚至曾被称为“坏小子”。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武京京的任性出于儿童本能，对应于心灵的“本我”形态；阿喜哥的懂事受到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对应于“自我”；在这一结构中，“少年鼓王”的荣誉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超我”，按照老鼓王的说法，一看人品，二要勤家，三须学优，四则精艺，反映出社会话语对贤士形象的想象或塑造。武京京向阿喜哥学习，阿喜哥获得少年鼓王称号，正是对成长中心灵变化过程的诠释，即在“本我”与“超我”的拉扯中生成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自我”。也就是说，在本地民俗“地花鼓”的感召下，楚地少年成长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主体。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源自西方的成长小说概念落地于中国大地时，根源于风骚传统的抒情声音也对其进行重述。《少年鼓王》的教育性体现在两位少年的成长历程上，但小说的趣味性与审美性反而蕴藏于童年的游乐与吟咏中，而这些活动又与乡野风光、民风民俗与古典文化紧密关联。正如小说结尾的回首之姿，抒情声音经由风景书写与地花鼓表演充溢于叙事的血肉中。每每写及田野，作者便不惜笔墨描摹蔓草鲜花、牛羊遍野、往来种作，男女老少和善相亲，乡土社会怡然自得，少年的游戏与争吵都被包容进这一抒情声音中。同时，长腿爷对历史文化的讲述、李老师购买的书籍、少先生的对联教学、樵老爷的书法之道、地花鼓具感染力的唱词等，无不是古典文化与民间文学的体现，它们别有生趣地融入情节发展中，形成萦绕在成长主调上的抒情气韵。作家曾诗云：“我必须回到我自己/变矮，缩小/在十八岁那年青色的田野/看到小草是无辜的。”（《不如归去》）在这层意义上，《少年鼓王》正可视为一次对原乡与童年的回返，其诗性来源于现代社会对乡野农村的怀旧，以及成人对儿童的回忆与想象。乡土中国以其悠扬的古调重述成长，生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主体，这何尝不是一种抒情声音中的“自我”建构。
建立于二元项上的自我成长叙事，回荡在线性时间中的童年回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并非孤例。孙犁自陈《铁木前传》“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情感的体现”，那么新世纪作家书写改革开放初的童年往事，其所携带的寓言性也不容忽视。《少年鼓王》调动“地花鼓”民俗资源，为当代少年建构出“少年鼓王”的主体形象，也提醒着儿童文学向民族文化扎根，从本土环境里生长。
（《少年鼓王》曾宪红/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