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陕西、山西、甘肃、山东，位于黄河之滨，它们都是中国剪纸之乡。自贡在沱江和岷江之滨，南京、扬州、上海在长江之滨。它们也是中国剪纸之乡。难道这是偶发的巧合吗？其中隐藏了什么密码？瑞昌也是中国剪纸之乡，它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县，是长江入赣第一县，这里的人都热爱剪纸，热爱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删繁就简，吟风弄月。铁与纸，刚与柔，锋利与柔软，在一种叫剪纸的艺术上握手言和，相谈甚欢。

纸是平面的，河流也是平面的。可是，一张纸可能蕴含了无数的玄机——它可能隐藏了世界的万千影像。剪纸，就是让这些藏在纸上的生命一一显形。同样，一条河流倒映着天光云影，暗藏了勃勃生机。水被称为生命之源，河流就是水之故乡。河流，乃是一个巨大的蕴含了万物的母体。

许是大江大河边的人们，终其一生都在与滋养他们的江河对话。江河万里，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何确立江河与自己的母子关系？如何证明自己这辈子真正来过？一条河流，可以留下自己的倒影吗？人们找来了纸——纸是河流的微缩摹本。跟河流一样，纸是“无”，无中蕴含着有。纸是平面，同样也是立体。纸是有限的，一张纸，总受其面积的大小制约，但纸又是无限的，没有人能穷尽纸，就像没有人能穷尽河流。

人们发明了剪纸。剪纸，就是在纸上起屋造舍，描花绘朵，腾云驾雾，含沙射影。剪纸，与其说是用刀在纸上展示可能的万物，不如说，是建造另一个自己。这是不是包括瑞昌剪纸在内的所有剪纸的秘密所在？

二

瑞昌剪纸博物馆位于瑞昌市东北部的夏畈镇。走进剪纸博物馆，我的心立刻被那些悬挂在博物馆墙壁上的成型的、被镂空的、删繁就简的红纸占满了。

那是些适合春节贴在玻璃窗上寓意喜庆的喜鹊，寓意年年有余的鱼，寓意吉祥的狮、虎、猴、兔。

那是些祝寿用的麒麟送子、松鹤同春、松鹤延年、不老仙龟、寿比富贵、福寿双全；是嫁娶用的龙凤呈祥、观音送子、喜鹊登梅、鸳鸯戏水、榴开百子；是丧葬用的仙鹤远翔、观音普度、地狱诸相、松鹤比立、牛头马面；是巫术用的钟馗捉鬼、上山老虎、天花娘娘……

剪纸是无声的，可我的耳边怎么如此聒噪？在博物馆内，我似乎听见喜鹊的鸣叫、鹤的啸声、鸳鸯的欢鸣乃至狮子的吼声、老虎的啸声。它们众声喧哗，恣肆汪洋，吵成一团。

剪纸是静止的，可我分明感到博物馆墙上的动荡不安：莲荷在水面荡漾，梅枝在喜鹊的爪下摇曳，猴子躲避着追上来的蜜蜂，松树细密的叶子里有风吹拂……

它们都是农耕时代的生命，是农耕时代的美学。所以，这个剪纸博物馆当然要建在乡村，建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夏畈镇。如果建在车水马龙的县城里，它们肯定会有在异乡的流离之感。它们会憋坏的——花会枯萎，鸟会噤声，钟馗会忘了咒语，观音会失去法力，鸳鸯会无力于爱情。

在博物馆参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瑞昌剪纸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瑞昌发掘出西晋古墓，墓砖及陪葬陶器上的许多纹饰图案与民间剪纸的常用花纹几乎完全一样，其手法和风格也如出一辙。学术界普遍认为，瑞昌剪纸的出现时间至少可以推溯到中国汉、晋两个朝代之间。

当地的朋友还告诉我，因瑞昌地处吴头楚尾，瑞昌剪纸受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影响、渗透，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既有南方惯有的精巧、秀丽、严谨的阴柔之美，又兼具北方特有的古朴、坚实、豪放的阳刚之美，可谓南北交汇，刚柔相济，别具风神。因为历史悠久和美学特征鲜明，瑞昌剪纸成为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看着这些手法繁杂、形象生动的剪纸，我对被剪下来的纸有了莫名的牵挂。它们原本与保留下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与博物馆墙上呈现的部分原本是一体两面，只不过一个是阳，而另一个正好相反。也可能，留下来的是阴，而舍弃的部分是阳。留存的与舍弃的，生与死，阴与阳，原本是孪生，是彼此，是呼与吸，是色与空，是本体与倒影，是现实与镜像，是肉身与灵魂……

它们去了哪里？它们与留存在博物馆墙上展示的那部分，哪个才是真实的生命？有没有可能，那被舍弃的，才是事物真正的肉身，而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幻影？那登上梅枝的喜鹊，不过是喜鹊的影子（那梅枝也自然就是虚构之物）；那跃过龙门的鱼，也可能只是跃过剪刀跌落尘土的某条鱼的灵魂。

三

在博物馆，我会留心那些剪纸作品下面标注的作者的名字。一件名叫《服饰·龙凤呈祥》的作品，是一件古典式V领对襟短袖衣衫，衣衫上左右对称地飞舞着龙凤，盛开着牡丹，生长着缠枝。它的作者叫作曹荷花。

一件名为《背褡》的作品里，繁花似锦，缠枝卷曲，两只花翎喜鹊在花枝间跳跃，其中一只嘴巴啄起了叶子。它的作者名叫王木莲。

一件名叫《涎兜花 榴生百子》的肚兜造型的作品里，花朵对称地从下向上攀缘。两个女子托举着一个大大的石榴笑开了花。她们的身上，也是描花绘朵，花枝乱颤。它的作者，名叫刘诗英。

一件取名为《舂臼》的作品里，花朵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占据了四分之三的画面。它的左下角，是一个乡间常见的舂臼，也就是靠人力脚踩上下击打的碓。一个穿着厚重衣服的乡下妇人，正奋力踩着舂臼。它的作者名叫张莲香。

还有《帽花》的作者叫陈仙花，《团花》的作者叫徐菊姐，《小月儿》的作者叫周宇兰，《蜜蜂采蜜》的作者叫柯雪英……

毫无疑问，这些作者都是女性。

瑞昌有个南阳乡，南阳乡有个五年一度流传千年的剪纸习俗，俗称“百花帐”，即选出百名剪纸手艺高超的未婚姑娘，用剪纸作为刺绣的纹样，绣成百花帐，挂在元福主和据说是剪纸元祖邹式太婆菩萨的生轿上，以纪念剪纸之神。此项活动也是女孩成人礼仪式。凡被选上参与“百花帐”剪纸、刺绣活动的姑娘，内心自然充满喜悦和自豪，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即将长大成人，也意味着自己的精巧手艺得到族人的认可，将来嫁个好婆家就有了希望。

为何剪纸的大多数是女性？仅仅是因为女人使用起剪刀或刻刀来更得心应手吗？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女人有着孕育的本能，而纸何尝不是一种收藏与孕育万物的母体。女人更深谙纸的秘密。在大多数男人眼里空空如也的纸，在女人们看来，就有喜鹊登梅、石榴多子、龙凤呈祥、鱼跳龙门、观音坐莲台、钟馗捉厉鬼，就有一个热闹的、喜庆的、吉祥的、慈悲的、生机勃勃的世界。

纸是河流的微缩摹本。纸的秘密同样也是河流的秘密。河流跟纸一样也是伟大的母体，它们孕育世界，生发万物。女人们探索纸，其实也是探索河流。她们知道纸的秘密，同样知道河流的秘密——河流之上有天光云影，河流深处有勃勃生机。河流乃是生命的源头。

纸那么小，人那么大。可是纸仿佛成了庙宇，人仿佛成了信徒。在博物馆，我看到很多照片里的乡村女性在纸面前目光虔诚、表情专注，俨然是修行多年得道了的菩萨。她们握着剪刀的样子，多像为求取真经持着法杖不远万里的僧侣！我久久地停在一个叫王木莲的剪娘（姑且让我这么称呼她们吧，很奇怪她们怎么没有一个专有的称呼）的事迹和照片面前。对她的创作，博物馆的文字如此介绍：

“王木莲，女，1935年出生，瑞昌横港乐山人，自小受到母亲的良好培养，她的剪纸功夫是在放牛中练出来的，她拥有两大绝技：其一是她可以边走路边剪花；其二是她可以将任何她感兴趣的题材信手拈来，并迅速地剪出一件作品。她的作品构图饱满，纹样惊艳灵巧，驾驭剪刀的能力极强……曾在全国多次获奖，作品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展出，入选《中国雪花剪纸作品集》。”

照片里，王木莲头发花白，却有童颜，目光柔和，嘴唇紧抿。她穿着一件蓝色单层斜襟衣衫，手里持着一把黑色的剪刀，正对着一张折叠的红纸发力。她的胸前挂着一串念珠，这使她看起来就是一名一心不二的信徒。她的心里，喜鹊、鸳鸯、仙鹤会常常吵个不停么？把那些生灵在纸上剪出来，她是否会感到安静些？

四

一张纸很可能容纳着两种生命、两种命运。一种是需要留存的高高悬挂的、让人愉悦的艺术，一种是需要舍弃、委之于泥土的弃物；一种可能是沉重的肉身，一种可能是徐徐上升的灵魂；一种是庸常的、让人疲于应对的现实，一种是有光的、轻盈的、随时振翅飞翔的梦想。一个人，能否像纸一样，同时拥有两种人生——一种在现实的泥泞里摸爬滚打，另一种在梦想的天地间驰骋翱翔？

瑞昌人早就从传承千年的剪纸艺术上得到了启示。我认识的很多瑞昌人都种着现实与梦想两块“责任田”。他们委身于大地，却从没有忘记时时仰望天空。他们都普通、平凡，但他们的灵魂，都仿佛镶上了钻石，贴上了金箔。

周才富的真实身份是瑞昌某乡镇书记，可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当我们坐在了同一张饭桌上，这个一脸严肃的乡镇党委书记开始表情活泛，同我们说起了文学。他对文学掌故如数家珍，对很多作品的分析富有见地。他发了一篇名为《童年的铅笔》的散文给我看，文字真是奇妙呀！一支普通的铅笔，竟然因为“我”反复搓动，最后获得了灵魂和动力，拥有了魔法，自己逃离了；而另一个傻子，因为在晚上用手指着月亮，结果被月亮割走了半边耳朵。

程世平是县政协副主席，可他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出过诗集，诗歌发表在全国的很多报刊上。他笔下的《惊蛰》是这样子的——星空之下/是谁留下月夜转山的足迹/惊蛰，这万物的出发日/一棵云松试着扔下手中的松球/一只松鼠寻找隐秘的古道/石门涧其实也是一条登临天虞山的云梯/当我避开人声从谷壑深处向上攀爬/飞涧一步一步跟随/吃力地抬高阳光和云岭/险要的隘口，一道白练/拉起千层雪潭/铁船峰破空航行……惊蛰的诗，万物涌动，飞涧也紧随人攀爬，白色水瀑也拉动了潭水。

宋茂荣，瑞昌夏畈镇城门村16组的农民，14岁小学毕业，回家务农，有了一个土里刨食的平常人生。可是到了60岁，他开始不甘平凡，竟动起了写作的念头。他重新开始学文化，随身带着纸和笔，每天都趁着凌晨上厕所的机会，写下自己深夜的思考；或者在责任田里干活时，突然间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掏出笔匆匆记在那皱巴巴沾满黄泥土的纸片上。他写出了数万字诗文，大都发表在报刊上。几年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铜草花》出版。

不仅如此，他看到不少学生迷恋网络却疏于读书，决定在乡下的老房子里自费开办一家农家书屋，免费为居住在乡下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提供看书和学习的场所，也为他自己整天与书相伴提供场所。他耗尽自己积蓄创办九江市首家个人农家书屋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北京等地的高校学生、企业职工都去他的农家书屋与他交流互动。

在瑞昌，我没能见到宋茂荣本人。有去过他的书屋的朋友给我发来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宋茂荣脸黑、体瘦，穿一身黑衣服，头戴着黑色帽子，典型的农民打扮。可是他的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意，那笑让他的那张粗糙的脸有了童话般的光。这笑与装满了书的乡间房子十分契合，那笑容，仿佛是一座荒野，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不仅仅是周才富、程世平、宋茂荣，我发现瑞昌人的生活里处处有艺术的底色。记得几年前我去瑞昌，同样在夏畈镇，我看到许多人搬出塑料椅子痴迷地坐在一座戏台下面。戏台上，是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在唱戏。他们表演的，是瑞昌一个十分古老的叫“采茶戏”的剧种，早在清乾隆年间就盛行于瑞昌的乡间地头。当地的农民或专业的戏班子，自导自演，唱英雄将相，唱才子佳人，唱人间悲喜，给瑞昌人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即使如今已经进入了AI时代，瑞昌人依然对采茶戏乐此不疲，如醉如痴。

我记得我混迹于当地群众之中。我震惊于如此场景，多像剪纸本身：台上的粉黛服饰咿呀歌唱，就是一幅经岁月剪成的戏剧主题的剪纸艺术品，台下本色的观众，正像是剪纸艺术被剪下的部分。其时正下着毛毛细雨，细雨模糊了台下看戏人的表情，他们轮廓不清，同时喑哑无声，然而正是他们，托举着这采茶艺术在这块土地上悠久流传。台上与台下其实是一张纸经过剪裁后互为表里阴阳、彼此依存的两面……

五

2002年，一个名叫艾国柱的瑞昌年轻小伙，不满足于他在本地当警察的生活，在网上见到《郑州晚报》招聘体育编辑的消息，想到自己爱写球评并有过发表，就尝试着投了自己的简历和几篇球评。几天后他接到《郑州晚报》打来的聘用他的电话。于是他告别了南方的瑞昌，告别了长江，来到了中国的另一条河流——黄河的身边，来到了北方的郑州，做了这个城市的晚报的体育编辑。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招聘启事，应聘的唯有他一人……两年后他继续北上，来到了首都北京，入职创刊不久的《新京报》，开始了他的京漂生涯。

回去的路已经被斩断。他得知自己的档案已经被单位撤销。他开始谋求另一种人生：写作。那是接近梦境的职业，也是他从小梦寐以求的工作。他开始广泛阅读加缪、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并且以“阿乙”为笔名开始了写作——他的笔名，来源于他的“艾”姓的拼音的拆解。

二十年来，阿乙在写作这条路上披荆斩棘。没有退路的他，写起来就像亡命徒一样凶狠、勤快。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等十余部，获得了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诸多奖项，作品被译成十余种外文，是中国赢得了世界声誉的七〇后作家。他的写作，得到很多名家的好评。著名诗人北岛如此评价他的写作：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

阿乙的文字，简洁锋利，想象奇妙，故事荒诞又真实，充满了迷人的先锋色彩以及对中国转型时期普通人命运的深情关切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他的文本，既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品质，又有着中国南方小城的生活气息。他笔下的乡镇、小城和小人物，无疑来源于他在瑞昌成长、工作的珍贵库存。他的作品中总有一个警察，那或者是小说的思维方式，或者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其实就是曾经的他自己。

一张叫阿乙的瑞昌剪纸，从叫艾国柱的纸上脱胎成型，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舞台精彩展示。

我想阿乙或许很早就从在他的故乡瑞昌流传千年的剪纸中得到灵感。他决意离开瑞昌前往郑州乃至北京，或许就是把自己当作一张纸在进行剪裁。他要从艾国柱这个瑞昌乡村少年、县公安局警察的身上剪出作家阿乙这个角色。他知道从庸常的现实到理想的梦境之间或许只有一步，他的两条腿就是最锋利的剪刀。他跨过了长江，来到了黄河边（长江与黄河，是不是也是一张剪纸的两半）。他越走越远，艾国柱成了阿乙。

可是就像剪纸一样，艾国柱与阿乙，何尝不是一张纸的阴阳两面。他们彼此镜鉴，相互偎依。叫阿乙的作家笔下，艾国柱从来无所不在。他是用一双阴鸷的眼睛审视世界的警察，是说话带着瑞昌乡间口音的朴实男子，是长江边忧心忡忡的少年，是乡村教师的儿子，是精通小城交际规则和办公室秩序的体制内公务员，是某本乡间族谱上被寄予厚望的后人，是不善饮酒同时也不善于拒绝劝饮的木讷男青年……他的字里行间，一条长江发出雷鸣一般的喧响……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