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程作出的重要观察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相伴相生的工业文学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述中国工业文学所建构的社会空间、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需要采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

工业文明是基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所生成的一种文明类型，它带来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文学”正是对这部“书”的生活观照与审美解读。具体地说，当农耕社会关于地缘、血缘、人情的观念被打破，城市化、陌生化及劳资关系构造了全新的世界面目和关系伦理，工业文学直接面对的正是这些新的人物、关系、内在体验以及精神状况。在世界文学范畴中，拜伦、雪莱、海涅使工人的生活出现在诗歌中，狄更斯、巴尔扎克以辛辣、细腻的笔调将工业文明重构的人类社会铺展在人们眼前，杰克·伦敦、德莱塞、黑塞、茨威格、卡夫卡展现了人在磅礴呼啸的现代生活中的困窘和脆弱，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现代叙事和心灵现象学。

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同样有着自身的脉络与叙事基调，它始终参与着社会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与情感共振。在历史维度上，工业化一直在民族独立、富强的总体目标之中，但近代以来民族工业无法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获得根本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劳工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从五四新文化人以启蒙视角发现和书写工人，到左翼文学对工人运动的关注和工业主体的历史想象，都成为那一个文明转型期的工业文学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苦探索中，逐渐确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使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和活力不断创造“中国奇迹”，成为全球领先、产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大国。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思维观念、文学书写并没有充分跟上工业的发展实践。

其一是工业文明与奠基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文化观念、伦理秩序尚未充分碰撞、融合以及再生长，中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始终携带着传统文化理念的倾向和惯性。从概念史的角度看，“阶级兄弟”的历史语义、“工厂大院”的生活空间、“家族企业”的组织架构，皆是在工业化的语境中移植了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与情感结构，或者说是乡村秩序的工业化、工厂化版本。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工业文明形态的特征之一。而对文学来说，呈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深层次的杂糅，探究不同文明传统间在价值与行为逻辑上的根本性差异，发掘人在多重文明并置的现实处境中如何处理这种不期然的冲突与切换、隔膜与留恋，便是中国故事所内生的创作题材与独特经验。

但在文学的经典叙事中，工业文明往往被作为可视化的发展建设、进步尺度和公共议题，而其之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塑造和情感建构则较少得到深入挖掘。《子夜》中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一进上海就去世了；《创业史》中徐改霞进城后便不再被投放关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来到铜城的煤矿，乡村生涯似乎只是提供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而并无多少处于异质性文明间的主体痛楚和挣扎。除了作者选择的叙事侧重点之外，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讲，则包含了较为强烈的价值立场和范畴意识。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框架下，吴老太爷这样的乡绅往往被视为“腐朽”“没落”“灭亡”的代称，于是他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便不值得关注；在“农业合作化”主题与历史任务的统摄下，徐改霞进城已超出了既定范畴，那么对她的命运追踪似乎就偏离了题材的规定性；孙少平的道德完美正是作者要为其竭力保住的品格，过多的内在冲突和精神危机则会有高加林重现的危险。然而这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都折射了我们对于自身文化血液中的文明冲突与矛盾尚未投以足够的关切，而那些无法被硬件景观与理论话语完全覆盖的心灵图景，却正是文学方可照见的。

其二是工业文明与后工业社会的张力关系尚未得到足够剖析。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的一环，从来不可孤立看待，其增长速度和占比反映着产业结构状况，并直接关联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据统计，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不仅标志着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意味着从整体上我们正在从生产型、工业社会向消费型、后工业社会转型，加之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呈现出前工业、工业、后工业的文化逻辑并置的状态。而这种交错、并置以何种方式重塑着当代人以及生活的日常细节，则是文学应该触摸到的。上世纪50年代，草明、周立波等人笔下的“火车头”“铁水奔流”，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志性意象，不仅渲染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建设的火热力量，也表达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未来想象与激情。而对于成长在后工业社会的世代来说，这些不再引起人们的兴奋和集体憧憬。这种感知和审美态度上的转变，以及不同代际间的情感反应，在文学中尚有待深入地描绘与追究。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化生存、工业文明的逻辑变化等整体性视野加以关注。真正的工业文学，参与着当代生活和现实悲喜，也关联着某种结构性的、触及文明转型中人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故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工业化与工业文明发展所表现出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特点。首先，作为后发的、赶超型的工业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交替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本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经验。然而其伴生的问题在于，在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和发展迅疾的信息文明的双重夹击下，工业文明以及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并未得到充分舒展和发挥，也尚不及同积淀久远的中国文化充分融合、再生，相对于“乡土中国”文化血脉，我们尚未形成整体性的中国工业文明，以及成熟的工业社会文化。其次，在飞跃性的发展速度与文明方式的沉淀、传承之间，生长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混合、并置的复杂形态。它们共时性地存在，加之信息媒介的无孔不入，令不同观念系统、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交锋或分众化地各自为战，形成一种既彼此纠缠又“圈地自萌”的复合与交错。而同时，如同文学思潮的集中涌现，反传统、再启蒙与文化寻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空间，它们充满矛盾又并行不悖地涤荡和激发着人们的思想活力，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记忆和历史期待进入到现代社会，又以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展开信息技术及后工业文明的社会议程，因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很难对动态、共生的中国形成有效诠释，而在这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中认识工业文明及其在当代中国文明中的独特位置，也是我们追溯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与此相应地，中国工业文学所描述的也同样是丰富的、充满张力和生长性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

今日中国已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落后-追赶”的焦虑模式，正在同世界一道面对人类文明发展最前沿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一种包容性的历史态度和面向未来积极开创新文明的开放心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动态的现实中不断深入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以人类为对象必然包含着对各民族国家文明的汲取与借鉴，以文明新形态为旨归必然包含着对不同历史阶段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对于文学来说，中国工业文明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作为人类文明的独特经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工业文学既记录着工业文明内部的新经验、新现象与新问题，也关联着工业文明、农耕文明、信息文明之间的杂糅状况。在对不同价值体系的观照中，在对新的经验与情感的描摹中，中国作家具有广阔的体验与观察空间。这种文学要呈现出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经验与精神处境。这是不同于19至20世纪西方式的现代经验，这是21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也是新的人类经验，我们期待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学能够将这些新的经验凝聚为新的经典、新的美学。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WXB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