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父亲的乡愁
我的父亲名叫陈乃智，他年轻时觉得自己性子急，曾取笔名耐之。其实他出生时名字叫樟根，老家的叔伯兄弟几十年一直唤他樟根。前几年我回建德谢田老家，在村里看到一棵几百年的樟树，这棵老树皮皱杆粗，枝叶繁茂，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表姐指着树说，知道他们为啥叫你父亲樟根了吧？
父亲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3岁丧母，10多岁丧父。因伯父家没有儿子，他从小就过继给了他们。父亲的一个姐姐叫陈怀白，是这个家族最早投奔革命的。她先在浙江大学参加胡乔木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加入新四军，长期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她博览群书，能写一手好诗词，曾担任过新知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父亲和家里的一些姐妹、外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都与这位姐姐的影响有关。谢田村现在安放着的一尊塑像就是我姑妈陈怀白。
记得表姐与我说过，父亲当年在梅城严州中学读书，后来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那时革命思想已广为传播。每年暑假回来时他都会在晚上乘凉时教她们唱歌，表姐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唱的“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父亲读的是外语专业，李健吾、郑振铎都做过他的老师，但他从未唱过外语歌。他似也忌讳与我们谈他的专业。他的斜体中文字一直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许多人看不懂，他自己也有愧疚。后来才知道那是他过去写英文形成的。
父亲是1948年大学毕业的，开始在江山一所中学教书。那时解放战争形势明朗，他回家乡过年时与表姐说，如建德解放立即给他发电报：“母病危速归。”他不想留在江山，那是戴笠的老家。1949年5月5日解放军到梅城，建德解放。表姐立即照办发了电报，父亲马上回到家乡。那时，我姑妈陈怀白已随部队南下到了上海。父亲打点行装也去了上海。那天送他的是他大姐、姐夫。大姐怀着身孕送他到村口拐弯处。沿着蜿蜒的小路，父亲离乡背井。这一走整整38年。
在上海，父亲先在市一女子中学任外语老师，那是陈鹤琴先生主持创办的学校。他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雷社”。上海一解放，学校改名为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父亲改任政治老师，后又做了教导主任。30岁左右，他就担任了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我还见过陈毅市长给父亲颁发的校长聘任书。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改实践中成绩斐然，他深入班级探索文科教与学的关系，强调学生在课堂提问的重要性，写过论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全市引起反响。他重视师资队伍培养的经验，至今在网络上有迹可循。
但我很小就感觉到，父亲除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对事业充满热情，平时总有些沉郁，并不那么开心。父亲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很介怀，我们从小不知爷爷奶奶怎么回事，父亲也绝口不提。后来我去江西农村插队，贫下中农曾三次推荐我上大学，都因我的出身问题没有被批准。我想我当时心里是有些怨恨父亲的。有一年冬天，父亲出差，弯道来江西看我。那时他已从“五七”干校出来，被分配在静安区中心医院工作。我告诉他今年大学招生政审仍没通过。他一语不发。父亲戴着一顶雷锋帽，脖子上围一条粗呢围巾，手里提一只人造革的旅行袋，显得很沉，他甚至有点气喘。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八一纪念馆已关门，我们沿着南昌广场默默走了两圈，四周白茫茫的一片。临别时，我说县里要买些医疗设备，想请你帮忙。他沉默了一会说，回去想想办法。
父亲从20多岁离开家乡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他对他这个地主家庭的告别是决然的。但他对家乡的思念或者说那份乡愁的隐忍和强烈，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我后来才慢慢感悟到的。他的二哥因收过少量地租，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去国有农场劳动，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信，述说他在那里的学习、劳动、生活情况。父亲再忙也会按时给他回信。有时他没空就让我去邮局寄信。我们小时候从未见过这位二伯，父亲也很少言及他。直到我长大后看了他们的书信来往，才明白在那些“鼓励”的言辞下隐藏着兄弟间的难舍之情。有一天，父亲拆开信高兴地说：你二伯被评为农场先进了。这种眉宇间的舒展是我过去从未见过的。他们兄弟分别前，是不是还一起去村里的小溪抓过鱼（父亲后来常说起家乡小溪的清澈，小时候抓鱼的欢快），但再见面时，都已垂垂老矣。近40年的手足之情，就在这纸墨中来回流淌。
父亲还有个三哥是庶出，终身未娶。在家乡自食其力过着孤独日子。每隔几年，他就会来我们家住一阵。有几年，我们家很拮据，但父亲还是每天给他五毛钱，让他自己出去玩。那时电车、公共汽车车票0.04—0.05元，一碗素鸡面0.15元。他去了大世界、城隍庙、西郊公园。每次都是大清早起床，步行来回，省下钱给我们买点糖果什么的，并眉飞色舞地向我们描述他的所见所闻。你也可以想象他回到乡下后的那份得意。这或许是他人生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父亲平生最大的喜好大概就是吃了。每次乡下有人来，他总让他们带六谷粉（玉米粉）、山芋粉两样东西。星期天他亲自下厨，把玉米粉做成饼，里面放咸菜、肉和红辣椒拌的馅，然后在铁锅里放上油，用锅铲两面翻、慢慢烤，直到香味扑鼻，饼子金黄。父亲叫它“六谷锅”，他常常一口气做好多个，连续几天每天热一热当早餐吃。
逢年过节，父亲就要做“豆腐饼子”，把山芋粉、豆腐、肉糜和在一起，做成一个个饼子，放在蒸笼架子上蒸，快熟的时候撒上葱花。那口味鲜美嫩滑，令人难忘。后来父亲走了，这个菜成了家里的传统菜。我和妹妹都会做，还教会了女儿。但我们总做不到父亲的那样嫩滑、爽口。一直到多年以后，我回谢田老家，在姑妈家吃到表哥做的饼子，才又尝到了久违的父亲的手艺。原来，所谓传统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总有一些地气在里面吧。
父亲有一位姓施的同乡同学，一直在长宁区从事中学数学教育工作。他住得离我们家很近，走路只要10分钟。小时候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施叔叔了。他一来，父亲就要泡浙江的茶，碧螺春、茉莉花，偶尔也会泡小袋装的龙井。那小纸袋上印着一把茶壶，绿色的，一包的容量只能泡一两杯茶。现在想起来，那大概就是明前茶吧。每次看他们喝第一口茶，吹皱水上碧绿的茶叶时，脸上那种痴迷、陶醉常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平时他们除了聊工作，就是说说老家的谁后来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家里如何。有时，他们聊天时会出现短暂的沉默。对往事的回忆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少年时代：爬过的山、掏过鸟窝的树、抓过鱼的河，甚至互相取笑儿时的顽皮。那时我家没有沙发，他们就坐在两张有靠背的硬板凳上，消解着他们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乡愁。
1983年暑假，市教育工会组织富春江、新安江旅游，父亲终于踏上了回乡路。那时二伯也已从农场回到了谢田。他们兄弟仨和一位姐姐，在阔别近40年后终于相见。三兄弟寒暄了些什么已无人记得，但他们的大姐望着他们老泪纵横，那个场景表姐、表哥至今难忘。父亲回上海后，看到《旅行家》杂志在举办“我爱祖国山河美”全国征文，激情难抑，连夜写了散文《故乡行》。那时我已在青年报社工作，问他是否要与北京同行打个招呼，他说不要。他自己去邮局挂号寄了出去。几个月后，他的文章在杂志发表，并获得全国三等奖。
父亲在文中写道：“在这历史上被称为吴头楚尾一带的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我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的脚印。我的小学、中学时代就是在新安江畔的梅城度过的，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是多么熟悉，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弹指一挥间，近40年未回乡了，这次来寻故地，我的心情确实是难以平静的。当我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满眼见青山，处处闻乡音，不管旅途上有多少疲劳我整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陶醉在山水之间，更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但让我纳闷的是，父亲的文章中除了对山水、古城、学校等的记述外，没有一句提到谢田、提到家乡的亲人。进了村，他没有踏入他出生时的老宅，没去寻找“荒冢一堆草没了”的父母旧坟，也没写他又尝到了家乡的“豆腐饼子”。我想，也许那个家族腐朽的一面他儿时见到过，他把它彻底埋葬了。他只是在文中最后写过一句：“我爱那些抚育我成长的故乡人民，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故乡一切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这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是最后一篇。
1987年，父亲被查出直肠癌，动了手术，但癌细胞已转移。在他弥留之际，我每天都去医院探望。有一天他突然说想吃橘子，并要我买浙江黄岩最好的橘子。平时他很少吃贵的水果，难得买两个黄蕉苹果，都是切开和家人一人一块分着吃。我想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弟弟当时在美国读书，国际长途打到医院护士间，我们搀扶着他去接电话，他把话筒拿反了，嘶哑着说：“别回来了，来不及了。”我夫人是怀着身孕去医院看他的，可父亲挥着手让她快走，甚怕有什么不祥带给胎儿。我当时有点奇怪，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为何对冥冥之中的东西仍有敬畏？隆冬的一个深夜，我看着父亲身上所有仪器显示的绿色曲线慢慢变平。他在昏迷中安静离去，时年64岁。
我女儿结婚前，我带她回了一次谢田老家。那棵老樟树依然郁郁葱葱。那一刻正是午后，树荫笼罩着几处灰色的屋檐瓦片，几声鸡鸣、几声狗吠，全村十分安静。我告诉女儿，爷爷小时候的名字叫樟根，就是从这棵树来的。女儿从未见过爷爷，但她也喜欢喝浙江的绿茶，会用“豆腐饼子”招待外国客人。老樟树下没有虫子，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洒下金斑，我们在树下待了好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