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叔叔李建是个长条条，人们都叫他李大个儿，连他老婆也这样喊，即便是当着外人的面。“大个儿，家里没粮了，去买袋米”；“大个儿，我想吃脆饼了，去给我买上两盒”；“大个儿，跟你一起做教师的，都当了主任、校长，你还在半死不活当教员，看你那点出息！”他老婆这话没错，我叔叔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师范生，那伙人十年后都混成了校领导，只有我叔叔还像老母鸡趴在窝里，起早贪黑“ａｏｅｉｕü”教学生学拼音，蜷缩在用学桌拼成的写字台上改作业。

不过我爷爷倒沉得住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他老的口头禅。很多年前，我叔叔跟村里光屁股的孩子在村头麦场上打老牛（玩陀螺），邻村的算命先生路过那儿，一看到我叔叔奇大的耳垂就惊呼，“不得了，李家要出人了！”就为这话，我爷爷咬着牙给了算命先生10块钱。接着，就开始了对算命先生预言兑现的漫长等待。我叔叔考上师范那年，我爷爷备了厚礼到算命先生家答谢。算命先生比我爷爷大几岁，我爷爷喊他老哥。我爷爷很激动，只说了句“老哥，借你吉言啊”就泣不成声了。算命先生却呵呵笑了起来，说：“我说的李家要出人，可不是考上个什么师范。”算命先生用手指在空气中划了个“9”字。我爷爷吓了一跳：“九品？”算命先生捋着山羊胡又笑了。

农村中学缺英语教师，我叔叔读师范时自学过英语，所以就被调到中学去了，那所中学叫长沙中学。此“长沙”非湖南省会“长沙”，乃是县里的一个小镇，同我叔叔原先任教的兆群小学同属苴镇区。那年我叔叔已经三十出头了。我爷爷是白头翁，因为基因遗传，我叔叔的头发也灰白了，但那些受惠于我叔叔的学生说，我叔叔的头发是粉笔灰染的。这一年，算命先生缠绵于病榻，临终前我爷爷去看他。算命先生拉着我爷爷的手说：“老弟啊，再等等。”我爷爷知道算命先生的意思，眼眶红红地说：“不急，不急。”

那年，我叔叔自创了一种“英语教学法”。传统的英语教学，音标要到初一下学期才教，而我叔叔上的头一课就开始教学生元音。跟我叔叔同轨班的英语教师周杏元去校长那儿打小报告，说我叔叔违反教学法，后果不堪设想。周杏元抓孩子抓得厉害，据说深更半夜还在油印室用滚筒印试题，第二天一早就命学生把成摞成山的英语试题挑到教室去做。每年县统考，周杏元所带的班必得第一，因此他也深得校长器重。校长经常在周杏元耳根吹风：“我这个位置早晚是你的。”对周杏元的反映，校长很重视，将我叔叔找去，勒令我叔叔回到原路上去。校长说，我一个好端端的班，不能砸在你一个新手手上。

我叔叔是个犟头，像我爷爷，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我叔叔对校长说，要是信不过我，就把我退回到兆群去。校长哪有这个权，就打电话给区教研员。后者倒很开明，回了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天塌下来我顶着。”区教研员都这么说了，校长只好干瞪眼。

先教音标的好处是，学生一接触英语就能掌握读音，而读音对于记忆起重要作用。我叔叔赢在了起跑线上，年末全县统考，我叔叔班上的英语成绩，不仅把有二十多年英语教学经验的周杏元远远甩在后面，而且分数还排在县中前头。教育局长被惊得一愣一愣的。我叔叔一夜间成了香饽饽，苴中校长和县中校长同时盯上了我叔叔，丰中和马中的校长也抛来了橄榄枝。教育局长私下发话，县中是重点的重点，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就这样，我叔叔被县中收入囊中。

运气这东西，一旦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我叔叔来到县中这个更能施展拳脚的大舞台，一年蹬上一个台阶，从年级组长做起，一直做到副校长，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五十岁那年，我叔叔被县政府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两年后又被扶正。这时，我爷爷已经在地下长眠了八年。他老人家应该含笑九泉了。

我上大一时，有天早上照镜子，发现我的耳垂也不小。要是再有个算命先生看到它，说不定又会惊呼，李家又要出人了。事实上，大学毕业那年，风华正茂的我有幸作为选调生到岔河镇挂职，两年后当上了副镇长，很快又调进县政府，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人们普遍认为我前程似锦。如果不出意外，按照正常的路径，我将会被安排到乡镇当一把手，历练几年后再回到县里，进县领导班子。

家族里的人都说，没有叔叔就没有今天的我。当年中考，我考砸了，这当然跟爸爸的死有关。爸爸死于肺纤维化，这是一种渐进的病变，会逐步吞噬好肺。从发现最初的症状开始，他苟延残喘了三年。刚开始，他上楼梯时有些费劲，不久，他得拄拐杖行走了。后来，连站立都不能了。再后来，有一台吸氧机随时备在他的床边。

爸爸葬礼那天恰好是中考首日，妈妈不让我去殡仪馆。妈妈哭着抱住我：“一定要考上县中啊，只有考上县中，你爸才能安心上路。”县中是省重点高中，只要考上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门。我安慰妈妈，肯定能考上。一向学习拔尖的我，这点把握还是有的。可是我的试卷上总是闪现出火葬场的大烟囱，一缕缕黑烟飘向云层。我心里有个悲恸的声音老是在说，爸爸飘走了，爸爸飘走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从此，我生命的词典里，“爸爸”这个词被永远删除了。眼泪就这样汹涌而出，滴落在试卷上，所有的答题都变得模糊不清。

我考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我的分数不仅够不上县中，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差一截，我只能读临港中学。我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跪在爸爸的墓前哭得昏天黑地。那时叔叔已经当上县教育局局长了。叔叔拨冗到我家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你明天去县中报名，你爸不在了还有叔，叔不会不管你的。

当时，够不上县中分数线，可以花三万元买。为给爸爸看病，我家拉了一屁股饥荒，别说三万元，就是三千也拿不出。要是叔叔不帮我一把，我只好上很烂的临港中学，自此破罐子破摔，等着我的将是另一种人生，黯淡，破败，没落，奄奄一息，毫无希望。

叔叔在局长的位置上始终未动窝，直至退休。那年，我当上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听妻子说，叔叔生病住进了人民医院病房。她是在菜市场偶遇婶婶获悉这个消息的，当时婶婶正在选购给叔叔煲汤的食材。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因为几天前我还在县政府小会议室里见到过即将退休的叔叔。县里专门为叔叔以及另外几个局的老局长举行荣退仪式。我看到叔叔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嗓音洪亮，看上去硬朗得很，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我给婶婶打电话，但打了几次婶婶都没接，想必婶婶在忙着照顾叔叔。又拨叔叔的电话，刚按了头几个数字，又放弃了。叔叔是病人，不便打扰，还是直接去人民医院吧。我在人民医院大门口水果店买了个水果篮，找到叔叔的病房，但叔叔却出院了。

就在我准备去叔叔家看他时，婶婶打来了电话，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堆。大意是，叔叔退休回家后像变了个人，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是深更半夜爬起来看电视，就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喁喁独语。婶婶心急如焚，硬逼着叔叔去人民医院检查。叔叔在人民医院待了两天，从抽血、验尿开始，凡是人民医院拥有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叔叔都过了一遍，除了血压血脂偏高外，什么毛病都没有。而对一个六旬老人来说，血压血脂偏高根本算不了病。

既然没病，老在医院待着也没意思，叔叔就出院回家了。不过，还是没精打采，悒悒不乐，晚上要吃安定才能睡着。婶婶觉得叔叔身体肯定出了问题，只是病灶隐藏得深，县人民医院毕竟是县级医院，难以查出。婶婶打算让我的两个堂弟带老爸去上海大医院看医生。叔叔起初不愿意，但抵不住婶婶唠叨，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这时，局里打电话来催叔叔交钥匙，继任者等着搬进他的办公室里。叔叔本来准备在荣退仪式举行前，把办公室腾出来，但被一些琐事缠住了，更重要的原因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生活用品倒在其次——顺便说一下，叔叔的办公室配有卫生间、淋浴房和卧室，工作忙碌的时候，叔叔就栖身在办公室，有时十天半月也不回家。

卧室的壁橱里挂有他一年四季的衣物，此外，电视、冰箱、电磁炉、餐具、茶具、毛巾、浴巾、拖鞋、牙刷牙膏、木梳、镜子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书籍，叔叔酷爱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闲暇之时总是手不释卷，当然，叔叔闲暇的时候并不多。

叔叔有购书癖，一旦喜欢上哪本书，总要千方百计购得。比如早年间叔叔听说《尤利西斯》很伟大，遍访本地书店不得后，托了人从南京购得。叔叔办公室的四面墙都是文学名著，叔叔不可能一一读完，但叔叔喜欢被大师们注视的感觉。叔叔还神秘兮兮地说，寂静之时他能听到那些大师的絮絮叨叨的说话声，每个大师的声音都不同。比如，托尔斯泰像年老渔夫的声音，海明威是个火爆性子，说话像机关枪似的，而卡夫夫的说话声像梦呓。

这么多书要搬走当然很麻烦。加之那几天阴雨绵绵，而书籍是最怕雨淋的，所以腾办公室就拖下来了。其实，局里一直在等，确切地说，是叔叔的继任者在等。足足等了一个星期，叔叔还没有搬走的意思，继任者就让局办公室丁主任打电话催了。

叔叔原打算从上海诊病回来再处理腾办公室的事，事实上，他已经联系好了一家有厢式货车的搬家公司。叔叔珍爱他的书，如果不用厢式货车搬运，存在途中掉落书籍的风险。丁主任虽然语气较为委婉，但意思却一听就懂：若再不搬出办公室，继任者不能进去办公，将无法进入工作状态，会严重影响全县的教育工作。

叔叔已经卸任了，但还没有腾出办公室，继任者心里难免会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洞悉世事的叔叔当然明白，所以他改变了主意：先把办公室腾出来再去上海看医生。叔叔向丁主任表示，一俟天色放晴就把东西从办公室搬出来。

第二天早上雨止了，但起了大雾，不过一阵强劲的风吹过后，雾便渐趋消退，天空露出了蓝色。丁主任赶紧坐着局里的小车去接叔叔。他看到气色晦暗、虚弱不堪的叔叔吃了一惊，连忙问叔叔哪儿不舒服。叔叔说，去人民医院住了两天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等你身体好了再搬办公室吧。这话都到丁主任的嘴边了，可他还是压下去了，变成：不用劳动您一根手指头，搬家公司会全权负责，您全交给我就行了。另外，搬运的所有费用均由局里支付。

这时，两个人起了一点小争执。叔叔说他已经联系好了有厢式货车的搬家公司，搬运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费用理应由他个人负担。丁主任说，您在任期间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殚精竭虑，您的功劳不言而喻，您要是不给局里最后一次表示感谢的机会，那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

丁主任这么说了，那就客随主便吧——叔叔想，从他卸任的那天起，他就是局里的客人了。

叔叔跟丁主任去局里的路上，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让他们火速赶往教育局。搬家公司雷厉风行，叔叔他们还没到，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就已经守候在楼下了。叔叔让搬家公司的人先在楼下待命，等他把东西归拢好了再上楼。丁主任问叔叔要不要请局里的零工帮忙一起收拾，叔叔谢绝了。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体积有集装箱那么大，叔叔办公室的所有物品完全能一次性运走。

丁主任迫不及待打电话告诉继任者：您下午就可以搬进来了。继任者让他在群里发个通知：晚上局中层以上的干部到他刚搬进去的办公室（局长办公室）开会，这将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局务会。

叔叔已经几天没来办公室了，他走进去后有种游子归来的感觉，还有种失落惆怅的感觉。他一屁股坐在欧式真皮沙发上，喃喃自语，别了，我的办公室。人生有很多次告别，且随着年岁的衰老，告别会变得屈指可数，直到最后向人世告别。在叔叔看来，搬离他的办公室是他对人世告别的预演。一想到这点，伤感瞬间如潮水般淹没了他。

看着屋里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叔叔不知道怎么归拢。他想让丁主任弄些大纸箱来，可以把东西装进去，然后再让搬运工搬到厢式货车上去。丁主任就在隔壁的办公室，叔叔打算过去跟丁主任说说这件事。叔叔起身时，突然觉得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反这几天的全身乏力、虚弱不堪，变得神清气爽，有身轻如燕之感，仿佛又回到他在位时精神抖擞的状态。叔叔又去卫生间照了照镜子。他吃了一惊：晦暗不堪的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了，简直匪夷所思。

叔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暂且不去理会，先到隔壁找丁主任，搬家公司的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可是当他一走出办公室，人又变得困乏无力，萎靡不振，病态毕现。明察秋毫的叔叔已经看出点门道来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返回办公室。

真是太神奇了，叔叔的病态迅速消弭，健康的体魄又回来了。接着，叔叔又试了几次，情况仍然如此。门槛仿佛成了分水岭，只要跨出门槛，立马成了病人，而留在门槛内，啥毛病也没有了。

就在叔叔屡试不爽时，搬家公司却急坏了。搬家公司当天的订单都排满了，厢式货车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场子，才能干完当天搬家的活儿。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叔叔的消息，厢式货车上的人就打电话给叔叔。听到叔叔说“今天不搬了”，厢式货车上的人肺都要气炸了，又不能发作，只好自认晦气，把厢式货车开走了。

比搬家公司还急的是丁主任。丁主任已经在群里发了晚上开会的通知，随后他一直支棱起耳朵听隔壁叔叔办公室里的动静。按理，搬运工应该进叔叔的办公室忙活起来了，打包的打包，搬运的搬运，一派人欢马叫的繁忙景象。可是叔叔的办公室却静谧得可怕，丁主任惴惴不安地来到叔叔办公室门口，看到叔叔正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嘴里还叼着一根香烟。

丁主任叫了声“李局”，没等他往下说，叔叔就以掌为刀，猛地往下一劈。这是叔叔在任时惯有的动作，当他痛下决心做某件事时就会做出这个动作，而一旦做出这个动作，就表示再也不可能更改了。丁主任觉得这一掌砍在自己的脑袋上，天旋地转起来。过了好一阵才嗫嚅着问，不搬了？叔叔斩钉截铁地说，不搬了！丁主任呻吟般道，不是说好搬的吗，再说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叔叔回了一句，噎得丁主任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至于厢式货车，我已经让他们打道回府了。

这时，继任者把电话打到丁主任手机上，丁主任赶紧出来接电话。继任者急吼吼地问，李大个儿搬得怎么样了？继任者还待在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那是位于走廊尽头一间狭小的屋子。当他听丁主任说，李大个儿又不搬了，继任者朝丁主任发了一通火。继任者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一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着叔叔搬出去，好不容易得知叔叔准备搬了，现在又突然听说不搬了，这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吗？

丁主任平素受夹棍气受惯了，所以他像掸灰尘一样把继任者的满腔怒火掸掉了。我再去探明情况，他说了这句，就想挂电话。继任者最后又甩出一句：要是你连这件事都处理不好，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就别当了。

丁主任又来到叔叔的办公室，他发现叔叔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戴着老花镜，用一支红铅笔在什么文件上勾勾画画，一副忙于办公的样子。叔叔抬头看了丁主任一眼，很严肃地问，有事吗？叔叔身上有种不威自怒的气质，虽然已经卸任了，但余威还在。丁主任侍立于叔叔身旁，小心翼翼地问，李局怎么又不搬了呢？

叔叔扔下铅笔，哈哈笑了起来，我估计局里所有人都会这么问，你先仔细打量打量我。于是丁主任打量了叔叔一眼。这一打量不要紧，丁主任愣住了，他面前的叔叔跟他早上去接的叔叔完全判若两人。早上的叔叔灰暗、萎靡，仿佛患了重疾，而眼前的叔叔却是神采飞扬，那气色，看上去要多健康有多健康。

丁主任满脸的惊愕。看到了吧，叔叔说，我这个办公室有魔法，神奇得很呢。我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我的魂魄已经丢在这儿了，要是我离开了它，我就成了一个没有魂魄的人了，我这条老命非断送不可，所以我不能搬走。

我想请你帮个忙，婶婶在电话里跟我说。我说我能帮您什么忙啊。婶是认真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要是能帮上，我肯定帮。以你的身份地位，帮这个忙一点问题都没有。到底是什么事啊？婶想请你跟小姚打个招呼，保留你叔的办公室。

婶婶说的小姚，就是那位继任者。我在南京读大三那年暑假，去教育局找叔叔，想让他给我安排个实习学校。我看到有个衣着整洁，头顶却有个地中海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叔叔正耳提面命地跟他说着什么，年轻人唯唯诺诺地将叔叔说的话记在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上。

叔叔向我介绍，这是办公室姚金林姚主任。姚主任马上站起来跟我握手，一脸谦卑。后来我知道，姚主任老家是邻县的，师范毕业后分到本县的实验小学任教。叔叔的孩子——叔叔结婚晚，生养也晚——恰巧在他班上，那时叔叔刚当上教育局领导。

姚老师对叔叔的孩子特别关照，比如，中午必定带孩子回家吃饭，放晚学必定用自行车驮着送回叔叔家。倘逢下雨，道路泥泞自行车难行，姚老师索性将孩子背回叔叔家。人们看到他一只手打伞，一只手环到背后托着孩子，在风雨中艰难踯躅。

星期天，姚老师会去叔叔家做家务，他能烧一手人人称赞的淮扬好菜，深得婶婶欢心。叔叔把姚老师调到教育局办公室当副主任，后来又提拔为正主任。再后来，叔叔向县组织部门推荐，姚主任又被安排到乡镇锻炼了几年，回来当上了副局长。

那年暑假结束回校不久，我和姚主任又见面了，他是到南京出差顺便来看我的。他手上拎着一只崭新的电脑包，那上面印着被啃了一口的苹果。就是这只不完美的苹果，迷倒了无数年轻人。

姚主任将电脑包往我手上一塞，转身就要走，说是要赶车。我追上去把电脑包还他，他死活不要，说是特地为我买的，还说我正需要。这倒是被他说着了，当时我用的是一台杂牌笔记本电脑，做梦都想拥有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最后我还是半推半就收下了，我知道他是在变相贿赂叔叔。我打电话告诉了叔叔，我煞有其事地对叔叔说，以后要勤工俭学赚钱，还姚主任这个人情。叔叔笑着说，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把学业弄好就行了。

随后一段时间，我和姚主任经常微信聊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微信聊天就慢慢中断了。我们那友谊的小船渐渐随时间下沉，直到某天早晨我意识到，它已经完完全全被海水吞没了。世界向前推进，曾经鲜活的东西倏忽间就被打翻，成了过去式。谁料到，相隔多年后，我又要和姚主任发生交集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诡谲之处？

大三那年暑假我头一次去叔叔的办公室，我被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吸引了：画着北方的白桦树，粗粝的树皮触手可及。一只笼子里的鸟和笼子外的鸟一往情深地对视着，不受在一旁扑腾的蝴蝶的干扰。笼子里的鸟是暗橘红色的，笼子外的鸟则是棕色的——鸟、蝴蝶和树，还有天上的云彩，都被围在一个金色的画框里，像框的形状酷似鸟笼。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索这幅画的象征意义。

震撼我的是一个庞大的沙盘，它就摆在叔叔的写字台与沙发之间。军事上常用沙盘来进行一些战争区域的地形模拟，而叔叔的沙盘模拟的是全县的地形地貌——道路、河流、小丘、树林、市镇的街道，而各中小学就坐落其间，那是用微型彩色塑料块搭建的小房子。

每月的局务会议就在叔叔的办公室举行，业务部门的头头脑脑围沙盘躬身而立，皱眉蹙额，神态肃穆。此时，那些小房均亮起灯光，颜色为红绿两种。亮绿灯的学校，显然在全县月考中败北；亮红灯的学校则表明成绩喜人。有趣的是，亮红灯的小房子还会发出一种欢快的音乐，意味着凯歌高奏。

叔叔手持小木棍，居于众人之中。叔叔讲话从来都是提纲挈领，简洁有力，直指要害。当他将小木棒戳向那些亮着绿灯的小屋时，会伴随着这样的问句：请给我个合理的说法。说法可以轻易给出，但“合理”却是块巨石，压在众人头上。局长办公室（会场）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得快要爆炸。

小塑料屋里的红绿灯光昼夜亮着，叔叔的局长生涯一直被它们照亮。叔叔的情绪也完全被它们控制。绿灯渐趋减少，叔叔会喜笑颜开，手舞足蹈。反之则抑郁愁闷，心急如焚。人们每回从叔叔办公室门口走过，都会看到叔叔站在沙盘前，用那根木棒点点戳戳。每年高考期间，叔叔吃睡都在办公室。灯火通明的办公室俨然成了他的营帐，人员进进出出，电话声不绝于耳，而叔叔的暗色玻璃烟灰缸里，烟头一点点堆砌。

沙盘里有座用红木雕刻的小楼，它永远亮着红灯，那是我就读的县中。叔叔经常对县中微服私访，尤其是在晚上，教学楼的楼梯上常会响起叔叔咔咔的脚步声，这声音让校领导们心惊肉跳。叔叔对县中的要求一年比一年高。社会上很多人称县中为“绞肉机”。叔叔说，高材生就是绞肉机绞出来的。

我对婶婶道，保留局长办公室，叔叔可以自己跟姚局说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觉得，这是人家教育局内部的事，我作为外人干涉是不合适的。婶婶说，事情有点麻烦，才找你这个大主任的嘛。后来我才明白婶婶说的有点麻烦是什么意思。

叔叔打消了搬出办公室的念头后，就像没退休那样，天天拎着公文包上班下班。不同的是，以前都是局里的小车接送，现在只能骑捷安特了。不过骑车有两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可以沿途观赏县城的发展变化，这也是一种获得感吧。

婶婶发现，叔叔不仅健康如初，精神大好，而且看上去还比以前年轻了。婶婶不禁想到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工作着是美丽的。可是丁主任却难受了，姚局一天打几个电话给他，要他想办法将叔叔从办公室弄走，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但他却无计可施。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咚咚咚跑到叔叔的办公室，称奉姚局之命，来问问叔叔什么时候搬走。叔叔笑着说，我不信姚局会这么说。

在叔叔看来，小姚能当上局长完全是自己栽培、提携的结果，他认定是丁主任在胡扯。于是叔叔打电话给姚局，把情况如此这般说了。果然姚局很生气：这个老丁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三番五次跟他说，老局长德高望重，退休了还天天起早贪黑到局里来，说明他对局里有感情嘛，对局里有感情就是对全县教育有感情，我们应该感动，应该欢迎。再说了，局里这么多办公室，就差老局长那间办公室？我马上跟老丁说，让他不要再管这事了，老局长爱在办公室待多久就待多久，您待在局里我正好可以早晚请教呢。

放下电话，叔叔心里道，我就说嘛，小姚决不是过河拆桥之人，老丁也太可笑了，居然玩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来了。

但第二天丁主任还是来问叔叔什么时候搬。叔叔问，姚局没跟你说吗？丁主任反问，姚局跟我说什么？叔叔说，跟你说不要管我搬办公室的事呀？丁主任道，您觉得姚局会跟我说吗？叔叔瞅了丁主任一眼。以前叔叔在位时，丁主任跟叔叔说话脸上都有怯相，而现在非但没有了怯相，而且隐约有了凶光。

叔叔又打姚局手机，但打了几次都是忙音。叔叔意识到姚局把他拉黑了。

这就是婶婶说的麻烦：姚局要叔叔搬，但叔叔又不能搬。两个人都拧着，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以前，叔叔是大腿，姚局是胳膊。现在，姚局成了大腿，叔叔成了胳膊。所以，婶婶只好央我帮忙。婶婶觉得只要我这个县府办主任出面找姚局，没有摆不平的事。

但这个忙我真帮不了，别说我帮不了，就是县长大人也帮不了。可是我又不能拒绝婶婶，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婶婶显然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说要是这点事你都办不好，你这个县政府办主任也别当了。

妈妈也打来电话，显然是婶婶让她打的。她知道我对妈妈言听计从。妈妈后来改嫁了，继父是个公务员，人很老实，脾性随和，经济条件也好，妈妈嫁过去后人养得白白胖胖，比跟我爸过得好。不过，我很少跟他们来往，只是逢年过节礼节性地走动一下。

妈妈说，当年你叔帮了你，做人要知恩图报啊。我硬着头皮给姚局打了个电话。姚局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语气没有了以前的谦和，而是透着凌厉和霸气，有种字字戳骨的味道。我说，姚局最近有空吗，想请您吃个饭，您以前送我笔记本，一直没机会感谢您呢。之所以拿笔记本说事，是想有意点他一下，让他知道自己的来路。

姚局当然明白我打电话的用意，对他来说，笔记本是件忌讳的事，所以他不会扯到笔记本上去的，只是不亢不卑地说，最近事情特别多，等稍闲些我请您，我在开会呢，刘主任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我想来拜访您一下，这话还没挤出来，姚局就把电话挂了。

我打算亲自去教育局找姚局，为叔叔的办公室斡旋斡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尽力了，婶婶那头也没话说了。还没等到我成行，婶婶又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去找小姚。实在太忙了，我明天去……没等我说完，就遭婶婶一顿抢白：当年你叔比你更忙，可还是屁颠屁颠亲自去为你找县中校长，人心隔肚皮，大侄儿，我算是认识你了。

我没诓婶婶，确实忙得鸡飞狗跳。会议一个接一个，还要陪县长下乡，接待省市来人。我买了贵重的烟和酒，想什么时候晚上去姚局府上，听说他刚换了房，领秀城的别墅，应该能打听到。

县长把我叫去，劈头盖脸骂了姚金林一顿，最后一句是：妈的，敢要挟我！李大个儿也不像话，你老占着茅坑干啥嘛，人家还怎么开展工作！

我很快就弄清了事情原委：因为叔叔霸着办公室不搬，姚金林负气出走了，给县长留言道，此举（出走）实属无奈。县长知道我是李大个儿的侄子，要我去劝说李大个儿搬出办公室。

孰料事情又节外生枝：丁主任趁叔叔下班回家，竟让人把叔叔办公室的门锁换了。叔叔第二天早上到局开不了办公室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猜到是谁所为。叔叔不恼反笑，打了个电话给本县一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该律师的孩子在升学问题上得到过叔叔的帮助。

律师即刻赶到局里，直接找丁主任，严正指出偷换他人门锁触犯了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罪。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罪的立案标准，司法解释为1万元，单李局长的那些书籍就不止1万元。刑法规定，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罪将处2年以下或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丁主任吓出一身冷汗，当即委托律师将新换门锁的钥匙交给叔叔。问题虽说迎刃而解，但还是给叔叔的心理投下了阴影。叔叔自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叫门都不开。晚上也不回家，睡在办公室里。也不去食堂吃饭，每顿都叫外卖。总之，叔叔须臾不离开他的办公室。

我去找叔叔，他办公室的门紧闭如铁桶。我说，叔叔请开门。叔叔在门板那头道，我哪敢开门啊，你身后跟着一大帮人，只要把门开一条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把我架出去，有话你就隔着门说吧。我说，叔叔，我身后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今天我是作为晚辈特来看望您的，您就忍心让侄儿站在门外吗？

叔叔说，你早不来看我，晚不来看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看我，其用意路人皆知啊。我只好说，叔叔为何不回家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而要蛰居于办公室呢？是一时无法与昔日时光了断吗？叔叔说，侄儿有所不知，办公室早就成了我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可以反过来说，我的生命成了办公室的存在方式。两者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了水就没法活，水没了鱼就毫无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办公室连同我一起搬回家。我知道劝不了叔叔，只好无功而返。

教育局倒是想了个办法，尽管很弱智：严禁外卖骑手入内。前面说过，叔叔吃饭都叫外卖，现在骑手进不来，叔叔断了食自然就搬出来了。不过，第二天，拎着食盒的婶婶就出现在教育局大门口了。门卫不让骑手进，也不让婶婶进。婶婶自报了家门，门卫还是不让进。婶婶拿出一把亮晃晃的菜刀架在脖子上，门卫这才吓得拉开大门。

我一直怀疑姚金林并未出走，就隐身在局里的哪个旮旯里，并且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然于胸。但不管怎么说，教育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日常工作瘫痪，很多人不上班。有人把教育局如此恶劣的局面捅到网上去了，有消息说，省市将组织联合调查组，不日莅临本县。县领导层急成了一锅粥。姚金林虽然“出走”了，但手机没关。县长跟他通话，他还是坚持“李大个儿不腾出办公室，绝不回来”。县长发火了，骂了句“龟儿子”，我不信离了你姓姚的，地球就不转了。

县长建议县人大重新任命教育局局长。然而实际操作很难。教育局是全县第一大局，当家人必须熟悉教育，必须是行家里手，必须有领导才干，必须在教育界有极高威望。可是捋了一遍几位人选（主要是副局长），发现没有谁堪当大任。看来，除了劝说叔叔搬离办公室请回姚金林别无他途。

于是，县长决定亲自出马处理此事，但对能否成功劝说叔叔搬离并无把握。叔叔比县长资历深，又是退了休的人，万一叔叔不买账，其奈公何？有人出了个主意：请严老局长出马说合，可确保无虞。严老局长是叔叔的前任。如果说叔叔是千里马，严老局长就是伯乐，当年是他将叔叔调进教育局，给了叔叔放展身手的机会。后又力排众议，竭力向组织部门推荐，让叔叔接替自己。可以这么说，严老局长之于叔叔，堪比叔叔之于姚金林。

叔叔一直对严老局长感恩不尽，逢年过节都要携重礼登门看望。我曾见过严老局长一面。此人身材魁梧，长方脸形，戴玳瑁眼镜，目光深邃，谈吐不俗，颇有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多年前从省城下放到本县，也如叔叔一般，从教师一直做到教育局长。退休后历任老年大学校长、关工委主任、老促会会长，目下赋闲在家，颐养天年。

县长让我去请严老局长，又担心我请不动严老局长，便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实际上，严老局长也听说了教育局乱糟糟的情况，电话一打通，严老局长就嘶哑着嗓子道，这个小李咋这样啊，简直是乱弹琴嘛！

我先去接了严老局长，再接县长，然后赶往教育局。严老局长确实生气了，攥起老拳对着叔叔办公室的门就是一顿乱捶。叔叔不知究里，在屋内很绅士地说，请问哪位啊？严老局长几乎吼起来，快开门，我是严长清。

叔叔赶紧开了门。我进去时看到叔叔的写字台上摊着一本很厚的书，满屋咖啡的香气，嵌在天花板的音箱播放着轻柔的民乐。叔叔让座，泡茶。严老局长摆摆手，罢了，罢了。当着我们的面，严老局长没叫叔叔“小李”，而是称“李局长”。严老局长直奔主题：李局长啊，你退休了怎么还赖在办公室里？严老局长没有用“占”，也没有用“霸”，而用“赖”，足见严老局长的辛辣和尖锐。

我注意到，叔叔有点尴尬，甚至脸也红了。叔叔想申辩，但严老局长又摆了摆手，意思是让自己把话说完。严老局长说，因为你赖在办公室里不走，也不怪人家撂挑子，我是能理解的，要是这事搁在我身上，我也会这样。

叔叔看了看县长，看了看我，最后又看了看严老局长。严老局长继续说，你在教育战线驰骋了一辈子，当明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文明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传递、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而教育局这个实施百年大计的地方现在却瘫痪了，成了一片废墟，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你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啊！

叔叔终于说话了。叔叔面色凝重地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搬办公室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实，办公室对我很重要，它的重要性是致命的，这么说吧，我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严老局长跺着脚打断了叔叔的话：教育局也是一个生命啊，它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辽阔生命，在这个辽阔的生命面前，个人的生命再重要，也是微不足道的。李局长，要以大局为重啊。

正是这句“以大局为重”打动了叔叔。叔叔站起来，朝严老局长作了个揖，十分痛心地说：老局长啊，我错了，我辜负了您。严老局长做了个“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的手势，让叔叔坐下来。叔叔跟县长寒暄了几句，又来到我跟前摩挲摩挲我脑袋。多年前他来我家问我想不想上县中，也摩挲过我脑袋。我很喜欢这个亲昵的动作。

叔叔当天就联系了搬家公司。

叔叔的办公室一腾出来，姚金林就搬进去了——我的判断没错，姚金林并未出走——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在里面召开。教育局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我打电话问候叔叔，可是叔叔总是关机。我又打给婶婶，但一接通就被婶婶掐掉了。我算是跟婶婶结下梁子了。

不过，后来事情还是有了圆满的结局：苏北某处办了所规模很大的民营高中，慕名邀请叔叔去当顾问，待遇丰厚。叔叔欣然同意。对方很客气地问叔叔有什么要求，叔叔只提了一个要求：配给他一个带套间的大办公室。对方说，我可以给您配一个比教室还大的办公室。这个消息让我很欣慰，叔叔终于得偿所愿了。

【刘剑波，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刊物发表作品。数次获紫金山文学奖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现居江苏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