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新诗呢？
新诗相对古诗，俗说“继往开来”。
就“继往”言新诗失去了什么？
就“开来”言新诗收获了什么？
中国诗歌的源头上飘扬着自己的美学旗帜：诗言志。
这个志，是集苦难、生命、爱情之三维于一体的大美之志。
“诗言志”是人类的美学《 圣经 》。
这样，在精神制高点上新诗如何能够“新”得起来呢？
那么，就只能以文字口语化为一臂，以形式自由化为另一臂，接过旗帜踽踽前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基本轨迹。
旗帜是接过来了，中国诗人对于中国诗歌的继承发扬能力却日渐衰减了。
症结之一是民族文化美的衰减。
中国古典诗歌阵容中歌唱着多少集大苦难、大品格、大学问于一身者。
仅就学养言，打开一部中国诗歌史，比肩接踵、耳鬓厮磨而在的，有多少状元和进士？
苦难是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大文化。
大学养，大境界，
小学养，小境界。
大苦难，大格局，
小苦难，小格局。
文如其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诗人欠缺中国文化的积累，又欠缺中国文化延展，当警醒丧魂落魄。
症结之二是汉语语言美的衰减。
中国古典语言神形俱美。它的含蓄、简洁、神秘、优美组成审美仪式。再加语汇创造上积累递进意义的贡献，就更加坚定了古典诗歌的优秀品质。
白话何咎？口语何咎？但欠缺文化美的白话口语就减损审美仪式感，就伤害诗。
症结之三是格律形式美的衰减。
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以格律为重要特征。中国方块字鬼斧神工：它横平竖直，神形兼备，铁骨铮铮，顶天立地。一个字一座建筑，一个字一个个性，一个字一条生命。
就听觉言，它的平仄韵律具有一咏三叹、余音绕梁的交响质感。
就视觉言，它的格律具有勾心斗角、建筑之美和雕塑之美。
文化美呼唤记忆，
语言美便利记忆，
形式美确立记忆。
于是刻骨铭心，于是口口相传。记忆把古典诗歌变成生活的盐。
对此，美学欲辩忘言，理论只能说出一个朦胧的词汇：魅力。
从古诗到新诗是特定意义上的解放。
我们把“解放”误认为“自由”。
其实解放并不是自由，而只是通往自由的生态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距离仿佛铁砧和剑。砧与剑之间相隔着火。没有火里三次水里三次的煅打经历，铁锭如何成剑？
新诗萌于西诗，使命当是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开拓出一个卓尔不群、标新立异的中国新诗来。
那么，中国新诗对于西诗的了解和把握究竟怎样，它的兼容能力又究竟怎样呢？
首义的悲哀还是学养不足，整体意义的诗歌队伍到不了学贯中西的境界。一个不了解别人的人，又如何能够规划自己、创新自己、独特自己、发展自己呢？
于是亦步亦趋，于是东施效颦。
中国诗歌，中国的月圆月缺，中国的潮涨潮落；弹拨是中国的弦，出鞘是中国的剑。中国诗歌缺少了些中国！
一位青年问我什么是诗歌的时候，我说，那么什么是爱情呢？如果说爱情是伊甸园，当夏娃左臂疼痛的时候，亚当的左臂也疼痛。那么诗歌呢？诗歌就是当生活左臂疼痛的时候，诗歌的左臂也疼痛。
我们说的是诗歌之魂。
就前进历程言，新诗宽松思索、多元创造的时间空间短暂单一，而为时过久地粘着在社会学的层次上。
于是欠缺创新，欠缺个人和集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在创新的欠缺中，尤其欠缺形式创新。
艺术最重要的是为艺术本身增添了什么。
从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层次说，形式即内容。歌唱的目的是为把自己的声音和一切已有的声音区别开来，在大森林中，我们找得出一只为重复或完善别人而歌唱的鸟儿吗？大师与大师的区别在很大意义上是形式的区别，比如莫奈，比如凡高，比如卡夫卡，比如普鲁斯特。时代与时代的区别也是形式区别，比如汉赋，比如唐诗，比如宋词，比如元曲。一部文学史乃至一部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形式的创造史和演变史。每个诗人都努力构建独有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每个时代也都努力构建独有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其他时代区别开来。
一切旷日持久地缺少创新的事物，它还新得起来吗？
不然，我们又如何能够或努力能够把自己和西方的诗歌区别开来？
独创性拓展价值、不可替代和拒绝湮没。
艺术呼唤独创，特别呼唤形神兼备的独创。
整体独创始于个人独创。
时代呼唤“诗言志”旗帜下走出来的中国新诗。
冰心老人用毛笔在我的宣纸册页上写过一首短诗，她说：
年轻的时候
会写点东西的都是诗人
是不是真正的诗人
要看到他老年的时候
老人嘱咐我们终生工作，因为终生是历程。
没有身心兼备地走过“苦难·生死·爱情”之人生历程的诗人不可能成为大诗人。
爱的灵魂属于人类，爱的方式属于中国的诗歌是中国诗歌。
爱的灵魂属于人类，爱的方式属于中国的诗人是中国诗人。
中国诗歌，中国血肉之躯上的左臂哦。
让诗回家
曹纪祖
目前，诗歌已离家出走甚远。人们似乎淡忘了她。包括许多大刊大报发表的诗歌，鲜有让人过目难忘，更不用说一唱三叹的了。有人说：当前一首普通的诗，也比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诗写得好，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时代变迁，好诗依然会在历史的淘洗中如真金般闪烁。诚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彼时风范与此时情调固然有异，但时代的回声必定是历史的留存，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必引证《
诗经 》、《 楚辞 》、唐诗、宋词中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也不必再回溯新时期之初那些充满伤痛与反思、失望与希望，特别是渴求变革、预示转机的优秀作品，仅仅回顾“5·12”汶川大地震后诗歌的“井喷”现象，回顾当时那些催人泪下的作品，我们便可以感知到一个真理：只有与时代同声相应，与生活贴近，与民众亲近，诗歌才能打动人心，找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