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一个致力于提高、改造中国生活的现代化趋势，已成为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共识，对“生活”概念的正面理解和热情拥抱，自然成为这个时代燃烧着的行动和激情。“生活”一方面被总体化地加以对象化、加以拥抱和讴歌，具有超越性的某种社会隐喻的神圣魅力；另一方面其语义在具体语境的使用中又被习焉不察地相当程度地简化着，缩小着，尽力地排除着旧习惯中的语义用法。这是在“五四”后的另一审美路向中，人们开始区分出一种“大众生活”、“工农生活”乃至“底层生活”。并依此区隔确认一种贵族生活、上层生活、知识分子生活，进而强调了一种“革命生活”的出场。在这种走向时代前台的革命生活中，知识分子、革命者要强调深入大众生活，与工农生活相结合，在文艺上则强调社会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而因为要在革命中改变现实生活，因此又要求文艺成为革命的工具，文艺遂必须具有“高于生活”的意蕴和姿态。就正常的现代理解而言，正视生活是必然的，生活总是现实存在的人的生存，并不是你说拒绝就能拒绝的。生活概念的崛起，就是因为现代人正视它、重视它，并且要进入它、改变它。正是在这一路向中，艾青写下了《
大堰河：我的保姆 》：
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大堰河，含泪地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这是“五四”后一代走向社会、睁开眼睛看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对生活的控诉和否定，生活恰成苦难的处所。大堰河的“生活”，就是指很底层的基本生活的“活”，是一种基本的生计意义的困苦的、艰难的、无穷无尽的受凌侮的生活。在这里，生活一词可以被置换为“活着”，不仅是很“低层”地被理解的，同时也是很“底层”地被认识的。底层生活等于苦难，等于控诉，很自然地要指向一种被改造和革命的对象。比起徐志摩和李金发来，此处同样被否定了的生活一词，一方面有着总体性的超越性的概括力，同时又更具体地指向了底层的工农大众生活。这样的现实感走向斗争和革命也是历史的必然，革命和战斗也因之构成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畏鲜血和死亡的生活。艾青在另一诗篇中写道：“当你们一天出发了，走向战场/你们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曾是生活着/而现在却应该去死/——这死是为了/那无数的未来者/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么？”( 《
他死在第二次 》 )这种对生活的拒绝和否定出示了一种那个时代的令人敬仰的崇高美学和英雄美学，向死而生，必将由死亡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为了“生活”这个目标并为了在其前面加上“幸福”或者“美好”的修饰语的。
当然这种生活理想和幸福追求化为行动，革命、战斗、建设，流血牺牲和改天换地就都成为实实在在的集体生活实践，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来临。“新中国”是一个新的生活局面，因此在新中国建国后出现大量“拥抱”新生活的诗篇也是理所当然的。生活理想得以昂扬出场，乌托邦之梦也从暗处浮现，使“生活”不免被崇高化、精神化、抽象化，其在精神上是对幸福的许诺，在道德伦理上被判定为高尚，在现实则被归为革命、斗争、战斗和建设。此时，以“生活”的名义，向困难进军，延续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理想精神，生活的生产建设性转型持续着高歌狂进的态势；另一方面，战争和革命时代的生活思维也延续过渡到新的生活格局当中，生活的理想塑型为理想生活，不断革命、阶级斗争思维下的革命生活、阶级生活则人为地愈演愈烈。生活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就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本该逐步从紧张状态舒缓下来的日常生活，只从“革命”的意义而很少从“生活”的意义来理解、阐释社会主义。这种道义上即便值得肯定的“生活”理想也因对生活的过于片面和狭窄的理解，导致让革命、政治和生产全面覆盖生活领域，对生活日用的讲究则被指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到批判。诚如郭小川的《
向困难进军 》中的诗句：“真正的生活开始了”。而就实际情况讲，这“开始”却可以溯源至艾青写“他死在第二次”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具有左翼倾向的诗人蒲风在一首题为《 生活
》的诗中写道：
两条轨/无穷的展开在前面，/当作轰轰烈烈的列车我前进吧。//让西北风吹打，/穿过幽暗的隧道，跑上崎岖的山，/颓丧，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树林呵！//什么，黑夜张开她的翅膀？/什么，大地蒙上了薄薄的白纱？/——不要慌，加强马力前进吧！//让列车永远永远擒住两条轨/莫怕前面的无穷，难捉摸，/没煤燃烧时才是最后的终点哩！//——啊！这就是生活！
在蒲风这里，“生活”已被观念化，是一种不停歇地永远向前进取，具有崇高的悲剧意味的精神姿态。十年之后，40年代已到延安的何其芳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 生活是多么广阔 》则要实在得多，也热情和浪漫得多：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去过极寻常的日子/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比之蒲风，何其芳的“广阔的生活”，是在“寻常的日子”中的不平凡的生活，是在寻常的大众群体性的生活中遗忘或超越个人生活的困囿，由打开个人心窗、迈步到社会所获取的融入集体的社会生活。在这里“生活”一词的使用当中其实暗含着的是在个人性生活与社会生活、集体性生活之间的辩证与纠结。
何其芳在1942年还创作了一首《 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
》，明确地区分出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伟大的“生活”和个人性的“狭小的生活”，他写道：“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那狭小的生活，那带着尘土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把我自己投到草地上，/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的母亲的怀抱里，/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让我在她的怀抱里静静地睡一觉，/然后温柔地沐浴着我，/用河水的声音，用天空，用白云，/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中一切琐碎、重压和苦恼，/我像一个新生出来的人……/但很快我又记起我那日常的生活，/那狭小的生活，那满带着尘土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样爱它，/我要急急忙忙地走回去，/我要走在那不洁净的街道上，/走在那拥挤的人群中，/我要去和那些汗流满面的人一起劳苦，/一起用自己的手去获得食物，/我要去睡在那低矮的屋顶下，/和我那兄弟们一起做着梦，/或者一起醒来，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我要去走在那些带着武器的兵士们的行列里，/和他们一起去战斗，/我和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结着，/没有什么能够分开，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尽管个人的和平很容易找到，/我是如此不安，如此固执，如此暴躁，/我不能接受它的诱惑和拥抱！”在这里，诗人首先将个人超越性的知识分子生活与日常的个人性的生活对立起来，他终于不能割断自己与日常生活/大众生活的忙碌庸俗的联系，但他又从个人性的忙碌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很快(
没有过渡地 )上升到了为了自由的与广大劳苦民众共命运的连结之中，将日常性个人生活在实在的生活中超越到了一个伟大的意义上。这个生活过程以及对生活的态度转变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不免突兀却应该是真实的和真诚的。1937年，周扬开始着手将俄国思想家、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美学观点翻译为“美是生活”，这一观念的流行，使“生活”在美和艺术的批判、压抑之上有了一个得以翻转的机会，车氏强调生活比艺术更高，“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①
但很快，生活由于其与日常性的纠缠不清，由于生活这个总体性概念在理想生活的意义上被强化，毛泽东在发表于1942年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提出了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简明而有力的论断①，从而使生活一方面继续在宏大叙事方面充当革命理想的代名词，受到政治诗情的拥抱，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成为革命及其艺术必须依赖同时也必须超越之物。这种依赖倾向于“生活”概念的纯洁化，去其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