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15)

　　8月，小说《太太与西瓜》散文《小黑狗》发表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同月，《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至12月，萧红发表了小说《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叶子》《清晨的马路》《渺茫中》等，散文《中秋节》《烦扰的一日》等，诗歌《八月天》等。

　　10月，萧红和萧军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正式出版，对东北文坛带来的震动，余波直到两萧离开哈尔滨之后，多年未消。小倩的《哈尔滨文坛拾零》认为《跋涉》“姑不论目前的时间与空间是怎样殁落的死寂，——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大胆的描写底东西，是值得夸耀的。……作者是努力把握住现实社会的核心，以群作基材的鼓舞着两只不同作风的笔，假如我们拿作者和已成名的文学家来比拟，我想悄吟真有些像丁玲呢！”对于这本书的出版，萧军是这样说的，“每天到道外印书局去看自己印的一本书的小样，路经北马路口，那里必要有十几个不成人形的乞丐卧在水门汀的侧路上睡觉”，朋友说，只要把哈尔滨人一天抽的烟钱集中起来，就可以解决街头乞丐的事情，萧红则说就算集起一天吃的水果钱也够了。然而，直到他们出书之后，这些乞丐还是在那里。因此，萧军在《跋涉》书后，很直白地写到“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一想到现实如此，就想烧掉所有的积稿，丢掉笔杆子，“爽利的去走路吧。”

　　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不太好。萧红的《同命运的小鱼》中，多次写到“举着蜡烛”，“点起洋烛”，“我到桌子上去取蜡烛”，“蜡油滴了满地”，这个细节很反映出当时生活的窘境，是说两人的日常生活还在用蜡烛呢。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作为东北亚最著名的国际化城市，夜晚灯火通明，街灯闪亮。居家过日子的普通百姓，用电灯已是很普及，为什么他们还没有电灯呢？

　　从萧军发表在1933年10月，《大同报•夜哨》上题为《一天杂碎•电灯泡的故事》里，才找到了答案。确乎是穷，两个人搬到商市街已十一个月，都没有用到电灯。“因为没有四元钱押金，一枚电灯便装不成，所以一直燃了快近十一个月的蜡烛。半月前，好容易凑到四元钱，一枚电灯算装成了，可是我们房东的二小姐又怀疑了，问她妈妈说：‘他们的电灯是花了钱吗？’”

　　电灯取代蜡烛以后，萧军写到萧红为家里的这一点变化而兴奋异常的表现。

　　“悄悄高兴了，在屋子里跑在院子里跑，围着悬垂的电灯跳舞……一直闹到快夜半才合着衣裳睡去。在睡梦中的嘴角还是笑笑地——我是工作了一当夜，直到东方白时。”

　　谁知他们花了二十五烛的钱，点的却是五十度的灯炮，等于偷电二十五度。等警察查线找到他们时，不仅“没收押金，剪断灯火”，还要上交罚款。

　　萧军沮丧地说，他正“准备写一万二千字的稿子去缴罚金”。

　　灯泡得而复失，让“悄悄也不跳舞了。”

　　他们也有过好日子。

　　夏季署热来临时，城里的人纷纷涌向松花江边，划船、游泳、戏水，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消夏的气氛中。这种风俗习惯至今仍然在哈尔滨人中间保存着。夏天的到来，让萧红开始快乐起来。她融入哈尔滨消夏人群，和哈尔滨人一道享受避署消夏的生活。读“东特女一中”时，萧红和好友沈玉贤、徐淑娟就喜欢一起去划船。一开始，三个女孩没有经验，劝走船老大，决定自己划。去时顺风顺水，越划兴致越高。回来时天色已晚，逆风逆水，船老是在一个地方打转。划到岸边时，手上都是血泡。

　　商市街25号居地离松花江江边不远。萧红顺着中央大街遛达，可以直接到江边。不过，年轻人都要结伴而行，一个人很少去江里划船。

　　我们三个人租一条小船，在江上荡着。清凉的，水的气味。郎华和我都唱起来了。汪林的嗓子比我们更高。小船浮得飞起来一般。

　　夜晚又是在院心乘凉，我的胳膊为着摇船而痛了，头也觉得发胀。我不能再听那一些话感到趣味。什么恋爱啦，谁的未婚夫怎样啦，某某同学结婚，跳舞……我什么也不听了，只是想睡。

　　房东的女儿汪林和萧军在院子里聊天，消磨炎热的夏季时光。这幅场面，活画了旧日哈尔滨大院的邻里风情。在高楼大厦尚未流行的1930年代，哈尔滨院落里的楼房普遍只有两三层，院内分布着错落的小平房。萧红住的平房，是俄国人建的板夹泥房子，与半地下室不同，门里比门外低一些。房子矮，冬天容易保温。夏天也还算清凉一些，可总不如院子里小风吹着更舒服。

　　邻居们在晚饭之后，坐在一起瞎聊天是常有的事情。一群又一群年轻人，结伴去江里消夏，成为夏天一大乐事。

　　萧红和朋友们再次去江里玩。对他们来说，划船还不是最终目的，能够去掉署气的江底洗澡和游泳，才是最终目的。

　　水声，浪声，郎华和陈成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

　　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

　　萧红即使在描写如此欢乐的时刻，仍然会联想到人间的罪恶。她的社会批判意识之强烈，是随处可见的。本来是描写玩耍，她却要在快乐之中寻找悲哀。

　　郎华故意把浆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浆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

　　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浮水是这样浮的：把头昂在水外，我也移动着，看起来在浮，其实手却抓

　　着江底的泥沙，鳄鱼一样，四条腿一起爬着浮。

　　那只船到来时，听着汪林在叫。很快她脱了衣裳，也和我一样抓着江底在爬，但她是快乐的，爬得很有意思。

　　萧红在哈尔滨去公园、划船消夏等城市生活方式使她在贫穷中变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而，两萧并非一味地纵情玩乐，生活在哈尔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以写作谋生的两萧，另有打算。

　　哈尔滨的国际化程度之高，与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关系甚大。也与这块土地一直被外国势力图谋算计有关。

　　当年，清政府为制衡沙俄和日本，在东北全境展开“新政”，对外开放商埠地。北满重地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枢纽，迅速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商贸中心，国际商社、洋行云集，不同肤色和操持不同语言的侨民和移民，纷纷涌向“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哈尔滨人口构成“五方杂处”，生活方式千变万化。

　　俄国十月革命后，处在国际共管与移归中国争论之中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俄国卢布、日本金票、中国银票混杂使用，更使多种语言夹杂的日常生活添上变幻不定的“国中之国”的色彩。这种国际化的生活直接影响了哈尔滨及周边小城镇呼兰的生活。萧红对此记忆犹新。

　　萧红的文学创作基因有一部分来自于祖父那里获得的传统文化，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大都市哈尔滨。到哈尔滨读中学、结交同学朋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塑造社会化人格，都使萧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尤其在文坛闯荡后，加入“维纳斯画会”、“牵牛坊”、“星星剧团”，每天都与诵诗、画画、写小说、编演戏剧的城市文化人打交道，很快就熏染上文化人的生活习惯。萧红日常审美情趣深受多元文化影响，不仅使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带有哈尔滨的烙印，也使她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

　　生活习惯欧化和多元化，促使萧红的饮食、服饰、歌唱等许多日常生活习惯都已脱离了小城镇呼兰的圈囿。她的朋友经常回忆起萧红拿手的牛肉汤，罗荪说，“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梅林忆起在青岛报馆任编辑时，和萧红、萧军的日常生活，“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这两种汤都是哈尔滨最流行的移植于俄罗斯口味的家常菜“苏泊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