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阅读陈鹏，令人惊讶的首先不是叙事技艺，而是他的小说通过这些叙事技艺所展开的世界，一个围绕在我们身边却又显得无比遥远的生活世界。小说将那些与我们共在却又处于偏远的社会角落里的人群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给予他们自己的声音，给予他们自身的形象：心灰意冷的小报记者，失意的足球运动员，小生意人，下岗工人，居无定所的打工者，事故伤残者，杀人犯……陈鹏赋予他们生命的内在性，展现出他们微不足道却难以实现的生活期待、尊严与爱，他们无力承担的痛苦、折磨与恐惧，以及那些左右着他们并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暴力特征的不可抗拒的结构性力量。但是陈鹏的写作并不归属于旨在塑造人物或人物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范畴。在这些人与事情各异的小说中，明显存在着一种人物的谱系，存在着事件的系列性，这是一种不同于“性格”与“典型”的社会属性，它几乎就是当代新闻叙事的特质。然而陈鹏小说则将一种对新闻调查的模拟或对新闻报道的戏仿发展成一种人类学调查式的叙事，并将新闻调查与人类学叙述融进一种侦探式的叙事悬念，揭示出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态、言行特性、犯罪习俗及其人类意识活动的各种封闭性，陈鹏小说将不动声色的社会学批判隐含于人类学的观察之中，描绘出一幅文学人类学式的社会景观。

一

通常而言，“调查”是陈鹏小说的展开方式也是叙事悬念之所在。事实上，无论司法与新闻的状况如何，司法调查与新闻调查已是最触动这个时代敏感神经的话语。标识为“记者手记”的几篇作品，是新闻调查及其随之展开的故事与叙述话语。仅就其化用新闻调查形式而言，不能不说陈鹏在叙述话语及其悬念设置上的时代敏感性。

除了“记者手记”之外，在《第56个》《车位》等作品中，则是小说中的当事人充当了自身遭遇的调查者及叙述者。曾经身为新华社记者的陈鹏在小说中绝不是对新闻调查的一种简单模仿，而是对新闻调查的戏拟与反讽。现场调查、分析、推论，探询疑窦丛生的事件，在他的小说里总是遭遇到一种经验性的嘲讽。调查是对调查者的讽刺，事实是对事实感的嘲弄，推论是对推论逻辑的颠覆。《车位》中的李果对他的“停车权”及其车子屡遭毁坏事件的个人调查毫无结果，为了让他的遭遇被电视台关注，他自己制造了一次车子擦划事件，这成为物业管理者证明他患有精神病的证据；结婚7年没有生孩子的妻子刘盐，对卖水果小贩的小儿麻痹症孩子“失踪”事实的观察和分析，被人们视为疯子，最终这对夫妇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他们没有遵从社会习俗或藏起对世界的冷漠，并企图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时在周遭人们眼里就是一种发疯。

陈鹏小说中总是有着超额的经验、悬惑与线索，超量的意识提醒与无意识暗示，过多的情节与细节的枝蔓，如同生活自身一样充斥着超额的迷惑，也如同生活中的人一样，并非每样事态都能够被他搞清楚，并非每种印象、记忆、猜疑都能够被追究，被证实或被证伪。陈鹏并不剪除这些没有发生在故事主干上的枝枝蔓蔓，并不企图简化这些超额的视觉、知觉、想象与怀疑，他让人物保持着这些迷惑不解。

传统小说的人物总是由于知情权的有限性而做出错误的抉择，但整个故事冲突却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前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古典小说一样，巨大的冲突常常建立在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上，建立在极其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无比强大的对决意志上。而陈鹏小说中十分诡异的处境和超量的信息同样导致了认知的盲目，身为记者的李果所进行的新闻调查多半被悬置于认知的缺失状态。更糟糕的是，“记者手记”系列的《乌蒙》《后所》中的记者李果被当事人要求按照与他的调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状况进行“报道”，而且惟有如此才符合人之常情或社会的实际状况。一方面人们面临着实际认知能力的缺失，一方面又是为着某个功利目的颠倒认知能力。与过多确定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反，陈鹏小说中有着过多的非确定性，有着枝繁叶茂的超量细节。陈鹏小说充斥着如同生活世界一样杂芜的细节，作家的创造力犹如冥冥之中支配着生活世界的自然力的一种延伸。就像记录见闻的人类学方法，现实的残片碎屑都被自然而然地吸附进叙述话语，但却因为细节的超额、角度的多变而无从判断其事物的真伪。关于现实的超量经验导致了悬念的丛生和悬念的悬置，也导致了认知的空白。认知的有限性或认识论的困惑就是陈鹏小说留给读者的悬疑。

二

在陈鹏小说里，人物、事件、环境或社会场所的描述依然存在，但三者之间的配置被悄然改变了。环境或社会场所的呈现变得比人物与事件更具重要性。以至于可以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对社会场所的社会学描述或人类学描述。与“记者手记”相关的几篇小说，分享着相似的事件与结构，在一个记者介入一个命案的新闻调查过程中，呈现着人物、情境与社会场所，读者或许同小说中的记者一样，当他把聚焦点放在人物与事件中进行质询、观察时，他得到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映像，他眼前呈现出最确定无疑的是一个犯罪场所，或具有犯罪意味的社会场所，一方面是根本得不到犯罪动机的任何可靠陈述，一方面却是无处不在的犯罪痕迹。

在陈鹏小说中，所有杀人嫌犯、暴力人物身上都有某种相像；或者说个性差异变得不重要了。而这种彼此投映的相似性源于环境压力或生活情势驱动。当记者李果对每个犯罪动机进行调查时，通过他所看见与听见的，读者感受到的已是无处不在的犯罪动机；至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具体、临时动机，调查者则始终无法获悉。小说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并非纯属个人心理学的、并非性格学说、甚至亦非精神分析的犯罪动机描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非个人化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类型的分析。

事实上，“记者手记”系列更接近一种“人类学手记”，新闻事件的焦点慢慢模糊了，逐渐清晰起来的是对社会场域的人类学式的观察，它们似乎经历了宗教、“革命”、经济，又被这一切所抛弃，历史的巨大错位和文化上的不能自洽带来了社会生态的紊乱，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犯罪情势的社会场所。我没有过多引述小说中对肮脏、混乱、贫困村落的描述，还有偶尔提及的世外桃源般的优美山野，这是一个布满犯罪痕迹的社会场所，其中暗含着的，或许就是一个人所作所为的生活逻辑。因此，陈鹏小说也就从新闻调查进入了对社会场所的人类学观察。

从新闻调查式的叙事转向充满细节的人类学描述，将叙述的焦点由新闻事件与人物转向社会场所。但即使在“手记”系列里，陈鹏也会在观察与纪录风格中穿插进一个时空错位的故事，如《入伙》和《乌蒙》中的水浒故事，《后所》中出入阴阳两界的死者或鬼的故事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鬼是民间故事的主角，继续充当惩罚者或实施复仇的鬼一直是道德能量的一个超越生死的符号；而水浒人物及命运，则是草莽世界对自身的最高合法性想象，一个个囚徒或罪犯变成了世界的审判者。陈鹏在这些作品中穿插着纯属虚构的故事，不仅意味着对变动很小的社会心理结构的讽喻，提示着社会场所的同质性、事件与历史的相似性和人物的无差异性，也意味着小说家企图从晦暗的日常生活背后，从传统形象系统来阐释当下现实的一种文学构想。而这些艺术虚构与民俗世界的想象之间一直存在着割不断的有机关联，民俗性的幻想与艺术虚构没有改变陈鹏小说人类学描述的属性，而是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

三

在这些新闻调查或人类学观察，犯罪的主观动机几乎无从发现，但一个充满犯罪痕迹或犯罪情势的社会场域被逐步呈现出来：人与社会联系的解体，人与社会的分离。一切联系被解体，被解开，在一个本来就没有建构起真实的公共空间的脆弱社会里，当个人的、家庭的联系被解体时，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内心的不安与恐慌，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加碎片化了。这就是《礼物》所描述的生活世界。

这是一个无从了解犯罪动机却又充斥着犯罪情势的世界，这是一个相互回赠伤害、暴力与死亡的世界。这是一个既解体、无序又相互至死纠缠在一起的世界。就像《后所》中，对村民来说似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场所或组织是存在的，他的房屋因为他人采矿致其倒塌之后，他可以向村长、向县信访办等机构求助，但这些组织与机构及其代理人的功能倒置了过来，人必须听命并服从它的意志。这是一种关闭了公共空间的特殊机制，一种非社会化的机构。就像在前现代社会的民间故事中一样，当人们陷入无助时，鬼魂就作为死不瞑目的“正义”诉求出现了。

冤死的鬼魂对新闻调查的论述充满悖谬，但又透彻世故。在民众眼里，新闻报道或许是他们救命的一根稻草，新闻调查与报道所产生的公共舆论是孤独的个体惟一能够指靠的社会联系。自由传播的新闻是对专断和错误使用权力的监督，但在“记者手记”系列中，以及在《车位》中，人们心目中的新闻是在一个人类社会关系解体之后，唤起一种临时关注的方式。

鬼魂眼中的逻辑是清楚的，为着目的可以颠倒是非，可以牺牲真相，这是对新闻调查的嘲弄。对于权力而言，对于渴望从权力那里得到一些利益或好处的人们而言，献媚比批评更有效。不惟《后所》中的鬼魂如此，《乌蒙》中的小店主对待记者的态度也是实用的，为了索回乡政府拖欠他的钱，他把记者的报道当作随意打发的工具而非求助于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调查结果。这是无权者的世故与狡诈，无权者的聪明才智，无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游戏。

四

在陈鹏的小说中，底层社会的人们或穷人恢复了个体生存的经验具体性，但却并不是对个性的塑造。对个体生存来说，社会联系的解体而非个性问题构成了个人生存的巨大困境。毫无疑问，如果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个性没有那么重要，它在小说中也不会重要；如果社会场所及其势能变得更具重要性，这些问题也将在敏感的小说家笔下日益重要起来。

事实上，人与社会之间的合法联系解体之际，保持个性痕迹或心理差异的人物往往更加不幸，《灞美》中自杀的母亲的道德困境，她笃信基督教却因儿子是杀人犯被赶出教堂，基督教社群是她惟一的归属地，也是她仅有的社会联系，但其他信徒却没有把这个连丈夫一片指甲也没有留下的妇女的处境体察为一种道德困境，她的自杀正是对难以承受的社会遗弃的抗议，也是这个无情世界里残余的人性。《低地》中想从社会暴力关系中退场的武钢，最终他被对手也被足球队同伴和他的女友要求成为一个“男人”，即一个能够忍受和接受暴力的人，人们会允许他曾经是暴力的，但不允许他背叛暴力逻辑；所谓的男子气不过是一种适应残酷社会场所并变得与这个环境一样残酷而已。

在陈鹏小说中，在个人与社会联系的解体这一语境中，在每个孤独的人心底，时常闪烁着对小型社群或小型社团的渴望，它所投射的社会理想是人与人、人与小型社会处在一种值得信赖的伙伴关系中。但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渴望，《半生》中的面临下岗处境的工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系或共同体意识瞬间就会解体。

就像陈鹏从不简化任何一种社会传所的复杂性，他也从不省略故事焦点之外的细枝末节，在涉及底层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时，他总是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仅仅活得卑微还不够，还要有人性的残余部分，甚至是艺术天分的残余部分，人的屈辱才是人性的屈辱。正像《半生》中所描写的，面临下岗的工人们的业余时间是文艺的，但一种职业、一种脆弱的社会关系在行将解体之际，这些品性或个性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爱人或被爱的能力的体现，不再能够吸引他人。事实上在《半生》中，除了下岗面临着个体谋生的恐慌之外，是人们失去社群感的内心恐慌。

城市与乡村距离不断加大，当城市以空间功能的分割即以居住、入学、消费等将贫富分割开来，人们大大减少了与全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他人的相遇。陈鹏将他们恢复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形象，这也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包含着社会场所的群体形象，虽然像小说中一样，他们难免与失业下岗、暴力犯罪、无家可归之类的流动性生活脱不了干系，然而他们不再是令人恐惧、厌恶、躲避的对象，被小说赋予了个人情感，被赋予了生活感受，尽管一些人苦不堪言，穷困、疾病、没有尊严，但他们身上依然残余着爱、行善和关心他人的能力。

我们得感谢陈鹏这样的作家，把观察的焦点给予那些偏远地域或底层的社会场所，将可见性赋予那些没有身份的人们。小说并非无端由地被视为“人类仁慈的典范”：对他人的内心生活缺乏体察、对他们实际生活的无知与偏见降低了人们对他人处境的同情。小说仍然是恢复我们对他人经验的感同身受的一种无可替代的形式，是我们进入他人内心生活的一种途径。

在我断续地写出这些之后，依然感觉陈鹏小说世界的主题繁复得令人迷惑：他是在一个充斥暴力的凶险世界里探索剩余的人性？生活的安全感却指靠不上这些剩余物；他是在描述一个谎言支配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人们能够信任，包括我们的认知；他是在讲述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里一个人企图运用理性的荒诞？一个布满陷阱、暴力、冷漠的迷宫，而每个陷进去的人似乎都参与了迷宫的布局；他在呈现人与人没有关系的社会状况？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真实联系都被看不见的手解除了，但每个人都难逃干系，一切都玩着在场的不在场，玩着关系的缺席游戏；他在描述一个溃败的现代社会？人们从未抵达他们的个体化目标，置身于无所不在的控制体系却又缺乏真实的社群感……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人们才需要一种文学人类学式的小说，需要重返这一“失落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