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一次关于微小说的论坛上，评论家王干提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辟的“一分钟小说”栏目，以及因创作“一分钟小说”而得名的众多作家。这让我蓦然回忆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一分钟小说”世界的。

198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代表东城区文化馆文学讲习班邀请赵大年老师为业余作者讲课。大年先生很爽快，没有半点犹豫就来了。讲完课后，他对我说，《北京晚报》的编辑魏铮约我写一篇小小说，刚刚写好，请你交给魏编辑。现在正是小小说蓬勃发展的时候，你不仅要写散文也应该多写小小说。你对生活很了解，小小说都是来自生活底层，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值得写。

大年先生的话让我热血沸腾。回来的路上，我拿起他的小说仔细拜读起来，深深被其文字的魅力所吸引，虽然篇幅很短，但意蕴丰厚，尽管写的都是小细节，摄取的都是普通生活的片段，但却有着对生活的高度浓缩与升华。后来，我按照大年先生的小说路数也写了一篇，同时寄给了魏铮兄，就这样我也踏上了小小说的创作之路。

也正是这次机缘，我参加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举办的“一分钟小说”约稿会。这次约稿会由在“五色土”副刊工作的李凤祥先生和魏铮兄组织，参加者既有王蒙、刘绍棠、刘心武、赵大年、中杰英等名家，也有吴金良、袁一强和我这样的年轻作者。当时，魏铮邀请作家们为“一分钟小说”栏目供稿。作为创作新手，我自然特别高兴，特别是自己的作品能够与中国文坛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刊发在同一个版面上，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一边写散文，一边投身于小小说的创作，作品不时见诸报端。这不仅激励了我的创作欲望，同时也给我以鼓励和信心。1990年，我的“一分钟小说”《孝顺》在《北京晚报》副刊征文中获了奖，还有幸被《新华文摘》转载，第二年又选入中学生语文教材。自此以后，我对小小说这种形式更加喜欢，也更加投入。

那时候，创作“一分钟小说”形成一股热潮。很多作家非常活跃，创作量也相当大，比如吴金良、袁一强和星竹等，几乎一周就发表一篇小小说。然而到了90年代末，袁一强兄去写长篇了，他最先离开了小小说创作；星竹还在写，但也开始创作长篇和电影剧本了；只有吴金良还在坚持小小说的创作。我自己后来去编《文化周刊》了。在主编《文化周刊》的那8年中，虽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创作小小说，但我深知小小说对于一张报纸的重要性，不管版面怎么变动，少不了的就是“小小说”栏目。其实这不仅基于对小小说的情感和喜爱，更是因为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我再次拿起笔创作小小说，是因为另外的机缘。2013年的春天，《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会在延边举办，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天池小小说》杂志的主编黄灵香盛情邀请我为他们杂志创作小小说。我笑了笑说，已很多年不写小小说了。但她依然坚持：“这是一本小刊物，没有经费，自生自灭，我们一直坚持着，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感动于黄主编为了这本刊物的付出与执著，重新点燃了我创作小小说的激情。在国庆节放假期间，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将积攒于脑中的诸多故事翻找出来，创作了十余篇小小说发给了她。很快，我的作品《两棵树》就刊发于《天池小小说》，后来被《小说选刊》选载后，又被收录在2014年最优秀小小说选本中。这再次让我感受到了小小说的魅力。

我们应该重新重视“一分钟小说”，为它提供发表的平台。作为办刊人，我深知道，给读者以位置就是给自己刊物以位置，这不仅仅是发行量的问题，更是刊物为谁办、办给谁的大问题。一本刊物的成功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刊物主编的视野与胸怀；其二，作者的作品是否接地气；其三，读者的认知度、喜欢度。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现在，《小说选刊》增加了页码，给予小小说足够的版面、容量和支持。同时，给予作者以展示作品的阵地，给予读者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快速读精短的、微小作品的平台，三位一体，成犄角之势，这是个改变，也是个突破，更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民族文学》杂志社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5本刊物是选刊类刊物，所以在小说栏目中增加小小说的分量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文学需要全民的热爱，小小说作为文学品种之一，同样需要作家、刊物、读者的支持，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繁荣文学创作，提高全民素质，为“全民阅读”提供优质的作品，为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篇章而不懈奋斗。

愿小小说成为“大”说，愿文学不以长短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