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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是否被认定为科幻小说，其开创的全新的写作模式都成为其后很多科幻小说争相模仿的对象，那就是——用“未来”叙事手法，将“理想的中国”投射到一个时间的“未来向度”之中，从而使得这些“未来”具有了看似“真实”的可企及性。《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写一个甲子之后（1962年），此时的中国成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举国之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强，冠绝全球。”[1：62]此时，“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总统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至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2]

 

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未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如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4），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1904），颐琐的《黄绣球》（1905），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1909）、《新中国》（1910）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写“未来”的中国，而且这些“未来”是通过某种政治变革或经济发展之后可以达到并实现的，是些看似“真实”的未来；并且小说中所塑造出来的“未来中国”形象[ 这里所谓的“中国形象”，指的是文学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借用自王一川在《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对“中国形象”的定义。]，是一个全方位崛起的“中国”，科技异常昌明，综合国力强大，显示出晚清知识分子试图摆脱古老而落后的老旧中国形象，以谋求对国家形象进行全新定位的决心。到了民国，科幻小说的内容丰富了许多，其中“未来中国”的形象与晚清时候相比，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社会现实对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两个“新上海”

 

自从1843年11月正式开埠以后，“上海”——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国际化的新兴大都市，最适合承载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发达社会的想象。正如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所说的：“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汲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其他任何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正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3：4]

 

晚清科幻小说中很多描写未来中国的，其故事主要场景都在上海。“精准”预言世博会在上海召开的晚清科幻小说《新中国》[ 一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二册共十二回，标“理想小说”，改良小说社，1910年出版。同年5月，改良小说社再版，再版题“青浦陆士谔云翔甫撰”，封面题“理想小说绘图新中国”。]（1910），其实主要写的就是“新上海。在陆士谔的笔下，由于中国已经实行君主立宪四十年，所以未来的上海高楼林立，人民广场（跑马场）建起了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由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橡皮包甲”的兵舰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国家敢来挑衅……除了全方位发达的科技文明以外，陆士谔还强调了政治、法律、教育以及道德的先进，“国会开了，吾国已成了立宪国。”[4:10] “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外国人侨寓在吾国的，一律遵守吾国的法律，听从吾国官吏的约束。凡有华洋交涉案件，都由吾国官吏审问，按照大清新法律办理。”[4:5]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共有近三万名学生，中国所有的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妓女”与“赌博”两样都早已绝迹，在“医心药”和“催醒术”两大发明的作用下，人人彬彬有礼、道德高尚，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礼仪之邦。陆士谔的描绘光明而乐观，这样一个未来上海（中国）形象，可以说汇集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所有期待与想象，也表达了晚清知识分子试图在小说中重新定位中国国家形象的努力。

 

仅仅七年之后，毕倚虹的科幻小说《未来之上海》[ 毕倚虹的《未来之上海》由上海时报馆编辑，民国六年（1917）八月初版。小说从民国五年（1916年）写起，这一年的四月份新裕轮船满载北方健儿往福建方向行驶，没想到被军舰拦腰撞沉，“我”抱着救生圈漂流到了一个海岛上，过起了中国鲁滨逊的荒岛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遇上一艘潜艇，因此而获救，被带回家乡上海，没想到此时却已经是民国一百零五年（2016年）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描写一百年之后的上海社会的景象。]（1917）对于“未来”就已经不再那么乐观。毕倚虹写的是一百年以后（2016年）的上海，此时的科技依然发达，有可以将人单独升上半空的“自由升降机”，有装饰得异常华丽、内部空间很大设施又齐全的飞艇，地底下行驶着无人售票的地底电车，其他还有“电鞋”、“电枪”、“电弹”、“电罗”、“镍衣”等等先进的科技发明，与陆士谔《新中国》中的科技想象相比起来毫不逊色。只不过，这些科学技术几乎都是运用于享乐之上，是“利用科学的进步达到他们娱乐的目的”[5:25]。以书中描写的旅馆浴室为例，浴室里有洗完澡以后擦干身体用的“燥身榻”，有冬天出浴后休息用的“温榻”，而洗澡的水则有牛乳、羊血、火酒、石炭酸、白兰地、玫瑰露、大西洋水、惠泉水、西湖水、华清水……十几种可以选择。《未来之上海》并不像《新中国》那样把科技的进步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其中不仅没有正面描写国家军事力量发达或者国防水平进步的内容，而且看不到科技对于整个社会文明或者说国家强盛所起到的作用，唯一有的只是科技对于民众娱乐、享受方面的增进与帮助。

 

另外，在小说中“未来上海（中国）”的政治状况腐败而落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此时早已实现晚清科幻小说中所期许的“民主共和制”，有议院和议员处理政务，但实际整个政府系统却极其黑暗腐化，而且效率底下。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对此的讽刺与批判，比如一直陪同“我”在“未来上海”参观游览的两位，一个叫吴齿（无耻），一个叫曾晓仁（真小人），就因为是总长的亲戚，因此得以在公务员系统混了两个闲职，可以只领钱不做事。此时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也极为堕落。陆士谔在《新中国》第九回里提到“妓女”时说：“现在的世界，那里还有甚野鸡妓女。不要说野鸡，就是高一等的长三、幺二、书寓、住家，也都绝迹了许多年数了。总之，妓女两个字，在别国或还有人谈起，我们中国，就是谈起，也没人知道的了。”[4:51]然而在《未来之上海》中妓女却已经“被商法承认是一种正当职业”，并且还有专门的青楼公会“准许他们雇佣侦探律师随意侵入公署人家实地搜查临时并且有请求巡警协助之权”[5:48]，以及“荷花裁判所”[ 荷花裁判所是法院编制法中的特别法庭，因为这些青楼的债务其中原因复杂，因而允许在通商巨埠青楼林立的地方组织特别法庭选任有嫖务经验的学生充当法官审理这些案件。]。小说后半段几乎都在写“我”逛堂子的经历，妓女的住所有说不尽的奢华富贵，并且此时还流行一种“兜空”活动，就是妓女和客人一起坐上飞艇在空中游览，看厌了就悬停在云里，像原来南京秦淮河畔的花船一样，2016年的上海上空停的全是“花艇”！不过短短七年时间，两部同样描写“新上海”的小说，在内容上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尤其在政治与道德层面，这不得不令我们感到惊异。

 

两场“未来大战”

 

由于社会现实中战乱频发的影响，晚清至民国的很多科幻小说都不同程度涉及“战争”元素，以“未来大战”为主题的小说也有很多。晚清时最具代表性的“未来战争”小说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 1908年3月，由小说林社总发行所出版兼发行，共二十回，署“碧荷馆主人编”。]（1908）《新纪元》描写的是未来世界（1999年）一场由是否推行黄帝纪元而引发的黄白大战。经过一番高科技武器战斗，最后中国用“日光镜”﹑“消电药水”击败了由白种诸国组成的联合军，取得全面胜利，迫使白种诸国与中国签署和平条约，割地赔款，设立租界，承认黄种诸国采用皇帝纪元。而此时的中国能够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早已改用立宪政体，于是国富民强，其他国家个个惧怕”。

 

1923年笔名“劲风”的作者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年后的中国》，也是描写一场中国参与的“未来大战”。“我”受到外国的X光的启发，发明了“足足抵得上十二倍X光的能力”[6]的W光。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坐上飞艇“拨动W光发射器的机关”，将敌国的飞艇队和军舰全部烧毁，然后又飞到日本本土，将弹药库引爆，用W光引爆了沉睡多年的富士山的喷发，日本全国震动，最后无条件投降。此时欧美各国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恭贺”我国，承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于是中国就此强大起来。

 

两部小说都以某种“神奇强大”的道具（科技发明）来作为未来中国强盛繁荣的保障，通过一场战争的胜利，幻想出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中国。两场看似都以中国的全面胜利为结果的“未来大战”，其中的细微区别却颇值得玩味。晚清科幻小说《新纪元》里，描写了“海战知觉器”﹑“雷艇”、“洋面探险器”﹑“如意艮止圈”、 “洞九渊”、“追魂砂”、“流质电射灯”、“日光镜”﹑“消电药水”、“避电保险衣”、“泅水衣”、“游空船”、“电气墙”、“吸炭气电机”……种种神奇的战争武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这一方面是由于晚清时人对于“科学”还一知半解，因此只管自己写得舒畅，不断创造新名词、新器物，不断描述更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功效，却毫不担心它们是否有科学的依据；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相信“改用立宪政体”之后的未来中国必定全面强盛，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之下，有能力不断发明并制造出各种先进的军事武器。而在《十年后的中国》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W光”只是依靠个人力量的发明创造，并非晚清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的由于某种先进政体的存在或者政府的大力支持所形成的全国科技进步。小说中这样写道：“我上书当时的政府，要求拔几千万块钱来预备建造十架最大的飞艇。政府这一下可难了，你随不论要求什么都可以想法子，只这钱一桩事可是万万办不到。虽然这些时候，我国牺牲了许多权利，抵借了几注大款，都被他们拿去吃鸦片、坐汽车、买小老婆去了。”[6]作者对于政治的失望与批判之情可见一斑，即使想象中“十年后的中国”国力强盛起来了，政治却依旧腐败不堪。正因为是个人的发明，因此在《十年后的中国》里先进武器只有一种——“W光”，而不像《新纪元》里那样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晚清和民国科幻小说里的两场“未来战争”，都以中国的全面胜利为结果，不过民国科幻小说里的“未来中国”不再是一味的光明，政治上往往腐败黑暗。民国科幻小说中讽刺、批判的因素增加了很多，就算是对于“中国强盛”或者是“中国战胜西方”的想象，背后都透露着一股对于政府的埋怨之情。

 

民国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形象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民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如果说，晚清科幻小说主要是中国人立足于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在极度压抑与绝望的边缘所爆发出来的对于光明强盛的未来中国的狂想的话；那么，民国科幻小说中描写“未来中国”的这一部分小说，则是在新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与外部环境，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从失望而忧愤的现实生活出发，在反思与批判中对未来中国产生的一种期许，其中透露出许多不满、无奈、矛盾与挣扎，却也终究不失希望。正是这一幅幅“未来中国”的图景，成为了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探索着中国未来的种种可能。

 

“光明中国”与“灰暗中国”

 

晚清和民国，这两个在时间上相隔很近常常被放在一起论述的阶段，其实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封建帝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又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

 

晚清时候的中国社会为科幻小说想象全方位的“光明中国”提供了动力与空间。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结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发起了“百日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不过至少是一次对于“改革”思想的大力宣传，直到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开始实行“新政”，几年之后又决定推出“预备立宪”。这场改革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也就是说民众的期待和统治者的配合为“未来中国”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人们在改革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幻想，由此而引发出多种多样的虚构叙事。另外，在欧风美雨的长期浸染下，科学、教育、平等、民主、自由等新思潮和新观念，为幻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此时，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为科幻小说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梁启超那里的“小说”本就具有一种建构的意义，这种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必然会引导文学创作指向未来的社会改革，从而引发对未来的幻想，也就促使了科幻小说的产生。

 

现实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满怀政治激情却找不到施展的空间，只好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系列想象中国的小说，寄希望于未来的中国，把改革社会的热情转化为创作新小说的动力，在纸上指点江山、议论国策，寻求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寄希望于立宪、革命等社会变革来改变中国，创造出一个全方位光明的未来中国，试图借这些理想图景鼓舞人心，激励同仁共同奋斗。似乎繁荣强大的未来中国形象在小说中塑造出来了，那么现实中的中国就一定能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获得真正的提升与进步。这样的小说既包含了小说家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寄托了小说家本人的“强国梦”，同时也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视野。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晚清科幻小说中的一些想象已经变为现实。于是，一部分作家会认为已经没有在小说中去设想政体的必要，中华民国既不是文明专制，也没有实行君主立宪，而选择了民主共和制，新国家的诞生使得一切的设想和争论不得不尘埃落定（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到了民国，虽然千年帝制已经被推翻，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都在全国反对声中迅速失败），但是众多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新政体的建立而解决。肇始于1840年传统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大有加剧之趋势：在国内表现为军阀林立，战乱频繁，政府腐败无能；在外表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日趋严重，已由“间歇性的侵略变为连续性的入侵”；加之现实问题的层出不穷，比如纪年的问题、社会习俗的改革问题、振兴实业的问题、军阀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连绵不断的战争更是使人们在生存的压力下，无暇幻想而更关注现实的生死。在面对这些建设新国家的具体问题时，人们不再有幻想的空间，只有思考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现实路径。所以，一部分人已经不再创作科幻小说，转而写作一些写实类型的小说，直接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此时的小说开始将人生与社会、时代紧密联系起来，要用小说来反映社会现实，探索人生问题，从而强调客观真实性，走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

 

而对于剩下的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在经历了封建王朝的覆灭与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后，本来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期待，没想到现实却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很多人由此变得消沉，对政治产生了极端失望的情绪。此时即使他们对现实有所不满，但在已经经历过一次“全国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变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后，还要再在小说中设想出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或者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不那么容易。换句话说，面对如此复杂的民国现实，想要立刻改弦更张、全面更新，谈何容易？“民主共和制”本就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在国人看来甚至是比“君主立宪制”更为先进的一种政治制度，大多数人都希望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以后，就如一剂灵丹妙药，可以立刻解决清朝遗留的所有问题，没想到现实远非如此，一切不过是虚妄。除了少数坚持“无政府主义”（如《极乐地》[ 《极乐地》一书初版于1912年10日，1919年5月再版，l921年5月重印，均由人道学社发行，此外，四川适社等团体亦曾翻印。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从1923年7月10日第245期开始连载此书，并将其更名为《新桃花源》，回目也作了改动。原书分19章，每章均无题目，《学汇》改为20回（将第19章分为两回），每回都加了对仗的题目，如第一回题为“废金钱汉口闹革命，觉世人东来说罢工”。]）或试图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如《火星游记》[ 1925年《交通丛报》第115-116期载，标“理想小说”，署“市隐”，未完。《实事白话报》亦曾载。后出单行本，封面标“理想小说”。不分章节，书前有手写短序，署“庚辰腊月北平吴镇之谨志”，序中说此书“著于十三年前”（约为1927年左右，估计那时完成全本书的写作），作者为吴镇之父。]）的小说外，大多数科幻小说对于政治的激情都已消退，他们看不到未来政治的希望，也找不到新的学习对象或者可以改变现实的方法，因而只能是“维持现状”。虽然，这些小说中或许还延续了晚清科幻小说指向启蒙的国族面相，在“进化论”和现实的影响下仍然还对技术的进步保有信心，但是在国家、民族叙述话语中添加进抉择、阐释国族发展道路的隐含线索却已经消失了。与标注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不同，他们不再添加中国走何种革新道路的政治观点论争，也不会出现某些晚清科幻小说中刻意设置的遵循着某种清晰政治路线走向富强的全方位“光明中国”，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是悲观失望的，因而只采取一种讽刺或者是“避而不谈”的态度。虽然在心底深处，民国科幻小说作者仍然期盼着民族国家的强盛，但是对于究竟能不能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他们已经不那么确定。

 

总的来说，民国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现代性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并且依旧企盼“中国”能够重现天朝威仪、屹立于世界之巅；二是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不稳定形势，使“中国形象”的塑造又掺和着一种彷徨、观望、忧伤、无奈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情感，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6:648]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科幻小说所塑造出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某种灰暗与暧昧。

 

（作者：任冬梅）

 

参考文献：

[1]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N].新民丛报.1902，（14）. 引自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J].新小说. 1902，（1）：51-76.

[3]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 章克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 陆士谔.新中国[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5] 毕倚虹.未来之上海[M]. 上海：有正书局，1917.

[6] 劲风.十年后的中国[J]. 小说世界.1923，1，（1）：1-8.

[7]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