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三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

“理论”与“实践”交织的儿童文学研究

朱自强

2016年6月4日至5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三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于青岛召开。中国的曹文轩、聂珍钊、朱自强、汤素兰，美国的克劳迪娅·纳尔逊、马克·韦斯特、凯伦·科茨，澳大利亚的约翰·史蒂芬斯，日本的三宅兴子等60余位学者出席了论坛。

2012年（青岛）和2014年（美国），中国海洋大学分别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合作，主办了首届和第二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扩大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海洋大学邀请了更多国家的学者参与会议。

为了加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理论研究，论坛将主题设定为“儿童文学：理论方法及其实践”。研讨分为“儿童文学与教育”、“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文本解读”、“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儿童文学文体研究”5个单元进行，共有19位学者宣读大会论文。与会的全体代表围绕上述议题，就大会论文所论述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质询和讨论。

正如论坛的主题所示，论坛发表的论文基本交织着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来展开。

作为教育重要资源的儿童文学

在论坛的第一单元“儿童文学与教育”中，刚刚摘取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发表了题为《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论文，侧重论述了“儿童文学成为小学语文主要文本群落的合理性”、“绘本——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文本资源”、“作为语文文本的儿童文学如何解读”这三个问题。曹文轩谈到，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曾经省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环节，这便是对绘本的阅读。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阅读上百本绘本。这些绘本，是大善、大美、大智慧之书。国外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人，许多人都与绘本有关。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曹文轩也提出了希望：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绘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事实上已经到了。成千上万的绘本馆，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在中国大地出现。作为语文课的一种，绘本教学正普遍兴起。语文老师们对绘本的热衷，正蔚然成风”。

李学斌的论文《试论儿童文学教学策略及其应用》开篇即指出，教学策略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而引入的现代教学论概念，特指为提高教学实效性，而对教学任务诸要素进行系统谋划并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一观点体现出鲜明的语文教学论意识。上述两篇论文显示的是，在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被应用于语文教育的现状。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回归，一百多年前，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写作《儿童的文学》一文时，就曾经借鉴美国麦克林托克的Literature in Elementary Schools和斯喀特尔的Childhood in Literature and Art两书的观点，提出了儿童文学是“小学校里的文学”的观点。

近年来，由于儿童文学所具有的跨学科属性，儿童文学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科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聂珍钊发表的论文是《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虽然同是论述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但与以往儿童文学界的学者讨论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有明显不同。聂珍钊认为，儿童的出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只是赋予了儿童以人的形式，但是不能赋予儿童以人的本质。科学发现在猴群或狼群中生活的儿童，由于没有得到伦理教诲，尽管也保持有人的外形，却没有获得人的本质，即人的道德性。这说明，儿童出生后需要经过道德的教诲才能完成从兽到人的转化过程，只有经过教诲，才能在道德上逐渐完善。童话、童谣、儿歌等为儿童写作的文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诲，通过教诲帮助儿童成长。

普林斯顿大学的陈敏捷发表了史料详实的论文《民国时期对少年儿童的性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深入调查民国时期关于性教育的理论如何落实到儿童接触的课本和课外读物之上，通过查阅1911年至1949年间的学术杂志、课程标准、中小学课本和童书杂志，总结了性教育文献的主导思想和意见分歧，评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肯定民国时期性教育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性教育理论难以付诸实践”这一发人深思的历史遗憾。针对民国时期性教育理论无法付诸实践的原因，中国海洋大学朱自强教授回应说，这恐怕与五四落潮后的“复辟”有关，与周作人所说的在主张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发生这一状况似乎相似。

在“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单元，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在《鲁迅如何确立中国儿童形象诗学的原点》一文中通过具体作品的研究提出，鲁迅以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形式率先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具有经典中心的顽童与缩小的成人这两种具有原型性质的中国儿童形象，探索了中国儿童形象所内含的美学原则与启蒙思想，进而确立了中国儿童形象诗学的原点。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则在《中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隐忧》中认为，“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着6个隐忧：作家的写作速度越来越快，写作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作家预设的读者人群下移；儿童文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存在问题；儿童文学思潮、流派的消隐和个性化追求的缺位；图象化与娱乐化带来的浅薄化与反智化；多元价值观背后的价值缺失。这一观点引起很多与会者的共鸣，特别是她对作家们发出的“在普通和日常中发现生活的美，用心去阅读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世界上的优秀作家作品对话，去发现他们未曾发现的人性的秘密”这一倡导，可谓深刻而及时。

个案研究：美国学者的理论眼光

论坛第三单元为“理论与文本解读”。引人关注的是，发表论文的4位学者不仅都是美国学者，而且4篇论文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运用某种文学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的研究路数，可谓有理论有实践。

得克萨斯A&M大学的克劳迪娅·纳尔逊教授在论文《〈六十个老爸的房子〉中的母性思维》中提出，长期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性别在某种程度上是流动的，随着个体的环境和个性而改变。在美国，某些时代比其它时代更能接受这种流动性。纳尔逊运用女权主义哲学家萨拉·拉迪克的理论探究德琼的表现中国抗日题材的小说《六十个老爸的房子》，指出中国小战士田宝在三个不同角色间来回转换。当他为家庭挣钱时（此时他落难的父母未能挣得一分钱去买饭吃），当他表现得像游击队员口中所说的“中国优秀小战士”时，他充当的是1950年代美国社会分派的父亲角色。当他搂着国光，给他洗澡，为他挡子弹，告诫它要举止得体时（你不能叫……你不能跳上岸……我们得待在一起）时，他起的是拉迪克定义的母性行为的作用。在其他时候，他充当的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的角色，他哭泣，害怕，唤起成年人的渴望去喂饱他，给他洗澡，安慰他，保护他，为他扮演母性角色。纳尔逊提问说，中文经典文本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传统，对此南京师范大学的谈凤霞以黄蓓佳的小说《飞翔》作出回应，而朱自强则以邱勋的小说《微山湖上》的“丫头”形象和金波童诗中的母性情怀作了回应。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马克·韦斯特发表的论文是《同汤姆·索亚一起演海盗：读者-反应理论与游戏理论的交叉研究》。论文介绍说，读者反应理论的部分代表人物认为，儿童常常通过设想自己为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或是处于与故事相关的情景或者场景，来对自己最喜爱的故事做出反应。韦斯特说，当代游戏理论学者针对儿童的假扮游戏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儿童在参与表演游戏时，往往会加入故事中的叙事元素。通过研究，马克·韦斯特发现，汤姆对海盗故事的反应与当代读者反应理论和游戏理论都有重要关联，他认为，虽然马克·吐温写作《汤姆·索亚历险记》时，读者反应理论与游戏理论尚未盛行，但他关于汤姆对海盗故事游戏化反应的描写，却早在这些理论家之前，就儿童对文学的反应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提出了许多关键观点。”

与马克·韦斯特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可以感性化地显示重要理论观点这一看法相印证，南密西西比大学的埃里克·L·特里布恩拉发表了论文《少年情欲、性话语和十九世纪儿童文学：爱德华·伯茨的〈法国战俘：一个写给男孩的故事〉》。特里布恩拉认为，尽管英美文学研究者记录了成人文学读物在性学发明中的贡献，相对而言却鲜有学者思及19世纪英美文化的性学建设中儿童文学所发挥的作用。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他研究了爱德华·伯茨于1884年发表的儿童小说《法国战俘》，提出这部小说是儿童“乌拉尼亚”（uranian，同性恋的旧称）文学的一个罕见例证，并且认为，伯茨最早对男孩同性性欲研究做出贡献， 他最早提出男孩同性情欲与青春友谊是一致的，并可能暗示着一种不寻常的心理状态。特里布恩拉的论文，也许暗示了在某些问题上，儿童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某种先锋性。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玛丽琳·奥尔森的论文《陈志勇〈夏天的规则〉的认知和认知分布理论研究》运用叙事的认知理论，探究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是怎样在绘本这种艺术形式上进行运作的。奥尔森介绍了马克·特纳关于“双域认知故事”的文章中的假设：人类有一种基本的能力，可以同时激活两种相矛盾的心智结构，并将这两种结构创造性地组合成一个新故事。奥尔森将这一假设运用于《夏天的规则》的解读，指出这个故事要求读者在按照两兄弟夏日活动顺序来阅读的同时，还要通过忆及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理解这些活动。然而，文本之于图画的关系才是理解的初始点。奥尔森还在论文中写道：“‘思维’能力不仅仅存在于大脑内部，并且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者一些诸如技术设备、笔和纸之类的东西上，据说这些可以促进我们的思维过程。”这样的观点让我们想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认识论”等相关理论，对于理解绘本这种独特地运用媒介的艺术形式具有帮助。

爱因斯坦的说，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上述学者明晰地运用某个或某几个理论来阐释具体文本的方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学者在交流中表示，这样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也很有学习和借鉴的价值。

儿童文学比较研究：植根民族土壤，加强对话

和“理论与文本解读”这一单元的论文从微观入手的研究路数不同，在第四单元“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中，来自亚洲学者的4篇论文都采用了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

日本梅花女子大学教授三宅兴子的论文《英美儿童文学史在日本的接受问题——新文学史的构筑》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根据自己撰写《另一个英国儿童文学史》的经验，提出了“新文学史的构筑”策略：“一般都认为儿童书有‘教育性’和‘娱乐性’两个方面，但在文学史的记述中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关注这两点。被排除在外的大众儿童文学，从其特质来看，与文学性高的作品同属于一个文化土壤，如果这一点被认可的话，就有可能构筑一个新的文学史。不必将注重文学性的‘儿童文学史’与注重众多儿童读者的‘孩子们的书的历史’这二者分开，只要意识到二者读者层的不同，就可以架起二者的桥梁。”另外，三宅兴子还认为，通过将外国儿童文学纳入本国的文学史、构筑一个儿童读者接受史，就有可能开启未来的方向。

朱自强的论文《西方影响与本土实践——论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问题》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不是造成了自身主体性的迷失，而是促成了主体性价值的实现。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受西方影响下发生的，但是在本土实践的过程中，“儿童本位”理论是具有主体性的，这种主体性的最大特质就是面对“三纲主义”这一传统所进行的思想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对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评价出现了两种立场：有些学者修正了此前的全盘否定论，但依然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需要抛弃的儿童文学观；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继承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思想，继续将“思想革命”当作当代的题中之义。对此，论文提出了明确的结论，“儿童本位”论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朱自强强调，在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这一问题上，“我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或曰国粹主义这两个立场一并反对，正因为如亨廷顿所说，冷战后全球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冲突’，才更要主张两者的对话、交流。”

台东大学的游珮芸的论文《“图画书”或“绘本”在台湾地区风行的几点观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学术视野，在较为详实的现象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观察”。首先是名称——“图画书”与“绘本”混用共存的现象； 再则是成人读者的参与；第三点则是与公民社会运动的连结。其中的第三点“观察”尤其具有新意和启发性：“现今的公民运动，必须藉由社群媒体的经营与号召，picturebook所提供的图像（有图有真相）与简短有力的故事，比任何儿童文学的其他文类，更适合这些社群媒体的传播模式。”由于中国大陆正处于“绘本热”之中，游珮芸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兴趣，郑伟在综合讨论中就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谈凤霞的论文《跨文化对话的交织：论程玮“聊天”系列中的文化叙事》研究的是程玮于2011年到2014年创作的“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周末与米兰聊天”两个系列的文化小说。谭凤霞文认为，综合这两个分别以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为核心并以对话两相对照的“聊天”系列，可知作者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是辩证的，其取向是：了解西方文化并吸纳其中的精华，同时还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之根。论文同时也提出，作为文化小说，毕竟本体还是小说，尤其对于儿童小说而言，引人入胜的关键多在于人物的“行动”。大片文化背景的铺陈对儿童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有些单调寡淡，难以带来阅读快感。不过，程玮转而以优雅的笔致营造充沛的美感来作为补足。

儿童文体学研究：致力于文学理论的建构

论坛研讨的第五单元是“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其中，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凯伦·科茨和中国海洋大学何卫青的论文探讨的是儿童诗歌文体理论。凯伦·科茨的论文《“看不见的蜜蜂”：一种诗歌理论》借鉴了海德格尔的解放诗学理论、拉康的转喻与隐喻理论、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域理论，以及露丝·伊里加蕾的女性阐释观点，以童诗《风儿不要来》为例，进行了理论整合式的阐述。何卫青的论文《童稚性及其在当代汉语童诗中的艺术表现》认为，童稚性是童诗区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标志性美学特征，它首先是一种诗歌创作的理想审美图式，是一种以儿童似的、新鲜的、陌生的、第一次的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能力。写作童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去捕捉儿童看待世界及其万物的方式。其次，童稚性也是童诗写作的一种艺术构思方式（具象化、泛灵化、游戏化），有着具体的文本体现。两篇论文，前者侧重演绎方法，后者侧重归纳方法，均有独到的发现。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乔·苏特里夫·桑德斯的论文《“历史学家究竟如何工作”：论儿童纪实文学》，反对“将权威的事实性（authoritative factuality）作为定义纪实文学价值的惟一特征”这一普遍倾向，而是采取“历史是对过去的价值和意义的诠释，而非过去本身”这一立场，强调与“权威的事实性”不同的“问题”意识，致力于一种新的纪实文学理论的建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论坛突出了对绘本艺术的关注和研究。绍兴文理学院的王黎君的论文《论本土图画书的中国美术元素》通过结合作品分析所进行的细密的论证和阐释，提出本土图画书的创制中对于中国美术元素的借鉴是常见的艺术策略。写意和工笔的中国画技法的吸纳，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形式的使用等等，都为本土图画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语言。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史蒂芬斯的论文《家庭电影与跨文化观视的科技文化进程》指出6个关键性（或有重叠）的电影策略：概念性隐喻（或意象模式）的运用；情感投射；转喻，特别是转喻对比；认知映射和电影空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态学下的映射空间；常见技术（放大、特写、长镜头、渐隐等）的应用。史蒂芬斯认为，当这六点在一部电影中得以展现，便会产生一种跨文化现象。他在论文中特别说明，自己的论述是理论上的观点，指出本应该会发生的却事实上很少发生的现象，透露出该论文具有的理论前瞻性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史蒂芬斯和凯伦·科茨的学术著作《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和《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已经出版了中译本。

论坛决定，将在201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共同举办“第四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

在中国儿童文学努力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三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的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