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根据胡风日记记载，1953年5月9日，“沙汀通知要我去东北访问病伤战俘”（《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14页，后同）。11日，胡风专程到文协，“与荃麟、沙汀谈去东北慰问被遣返的病伤战俘事”，邵荃麟为时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学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同时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4日，胡风到总政治部开会，定好出发的日期为后天（实际的出发日期为17日），同行的作家还有胡奇、毕革飞、葛洛、碧野、白桦、刘大为等，共10人。

这次慰问行动，是一次有计划的整体部署，除了作家组10人，还有记者组、医疗组人员从各地出发，组成“归国战俘慰问团”，奔赴东北。慰问团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接收、治疗这些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志愿军战俘，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另外的一项任务就是向国内宣传报道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战斗事迹以及被俘之后在美军战俘营中的斗争经历。

胡风一行乘坐火车于18日上午到达沈阳车站，入住军区招待所，在沈阳停留两天后，于22日到达了大赍站，进驻26军医院，这个医院是专门接待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俘的。在这里，胡风一行与沈阳军分区的军人干部一起担负起对战俘们进行接收、慰问、审查、安置等各项工作。

胡风是作家组的组长，他亲自参与到对伤病员的采访中。查看其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均是在与不同的人谈话或者看相关材料。如，26日，“下午，听刘家平谈釜山斗争。夜，整理材料。”27日，“听刘家平谈保旗斗争。下午，整理材料。夜，刘志成等四人谈巨济岛分家斗争。”28日，“上午，听邵启云谈话。夜，听邵启云谈话。”29日，“上午，听范德忠谈话。夜，在邵启云病房，与病伤员们闲谈。”30日，“上午，下午，在刘家平病房，与李忠献、周鹏飞等闲谈。”31日，“上午，与一群残废人闲谈。夜，看材料。”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6月19日，这一天，慰问组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要求他们开始返程。一行人于20日乘车出发，在沈阳停留几天后，于30日到达北京，慰问行动至此告一段落。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深入考察，胡风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敌人的凶残，同时又为乐观积极、英勇顽强的志愿军战士的精神风貌所打动。这一段时间的慰问采访，为报告文学《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二

胡风参加作家访问组是带着任务去的，返回北京不久，7月4日，《人民文学》副主编严文井即发来催稿信，催促胡风赶紧写反映志愿军归国战俘情况的作品，这应该是胡风从北京出发前就与《人民文学》约好的。因为按照有关指示，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集中发表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路翎的一批代表性的作品，也多是在这半年内相继发表的。7月8日，胡风开始写《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一文，这一段时间，胡风在北京的新住所刚刚安定下来，正在整理新房子，所以写作也是时断时续。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天后，7月17日，胡风写完了这篇作品，送《人民文学》编辑部审查。审查通过之后，胡风根据各方意见，分别在8月14日、25日修改、校看了一次，完成定稿。

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这份手稿是经《人民文学》编辑部审核过的稿件，上有编辑审稿后的印章以及用红色钢笔写的排版意见，时间落款为1953年7月25日，从时间上推测，该手稿应为胡风最初写作的版本，上面也有胡风几次修改、校对的手迹。手稿所用稿纸为8开方格纸，正文内容用黑色钢笔写就，竖排，繁体字，这是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前的通用形式。每页手稿的左上角均标有页码，共计41页，完好无缺。文章的题目保留完整，与发表后的一致，同时有作者胡风的署名。从审稿章还可以看到，全文约有20500字。

对比手稿本和1953年9月份《人民文学》刊出的版本，除了个别字词的修改和添加之外，还可以看出有以下两项明显的改动：

其一、手稿本第一页上的内容并未出现在9月份刊出的《人民文学》上，被整页删掉了，在其后出版的各类选集、全集中也未见到这页手稿上的文字内容。在这页手稿上，胡风所写的并不是与正文相关的故事，而是一个“引子”。他摘录了《日内瓦公约》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具体内容，抄录在上。从内容上看，这些条目全部是与如何处理战俘有关的，包括战俘的各类人道主义权益、人身安全、饮食等等方面的规定。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全是从美军战俘营归来的战俘，作者显然是想在正文开始前，为战俘们的英勇斗争摆出一些有力的法理依据。据一些志愿军战俘回忆，他们在美军的战俘营中与美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当然这时的斗争不是武力斗争，而是政治斗争，这个时候他们所依据的正是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在将近一个月的采访中，胡风从伤病员那里了解了《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们斗争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文章的开篇首先引用了几条《日内瓦公约》的具体内容，为后面叙述英雄人物跌宕起伏的斗争经历奠定了基础，使其更为合理。但可惜的是，在《人民文学》刊发时，这一部分内容被整体删去了。分析这一变化的出现有可能是受到以下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版面容量问题，此原因可能性较小。二是内容的敏感性问题。《日内瓦公约》属于政治性的国际公约，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摘录部分内容用作引文虽无不可，但在敏感的特殊时期极容易引起争议，故最终舍去。

其二、手稿本中的人物有更确切的名字和出生地信息，而《人民文学》刊出的版本中人名与出生地信息都进行了简化模糊处理。如，手稿本中出场的第一位战士名字为邓应民，湖南浏阳人，《人民文学》刊出本将其名字改为小周，籍贯也简略为湖南人，故事及相关细节完全相同。手稿本中描写的老战士名叫杨昌俊，四川云县人（注：“云”应为“荣”，四川口音中，“云”与“荣”接近），《人民文学》刊出本将这一人物的名字改为老易，四川人；手稿本中描述的“一个普通的战士”名字为杨定勋，四川会同人（注：会同疑为雅安市石棉县下属的一个行政村），《人民文学》刊出本将人物名字改为小殷，四川人；手稿本中年轻战士名字为王坤，江西修水人，《人民文学》刊出本为小汪，江西人。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文学》刊出本的这种改动仅限于名字和地名，在故事情节上，完全保留了手稿的原样，与胡风本人修改过的手稿内容保持一致。对于人物姓名和家乡地名的简化处理是《人民文学》刊出本区别于手稿本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处理看似简单粗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保护效应。相比于手稿本中那些明确的人名和地名，小周、小汪、小殷等符号化的人名设置，使作品失去了一一对应的可能，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被采访人的个人隐私，也能有效保护作者，尤其是正处于漩涡中的胡风，这应该是做出这种改动的动机和目的所在。

在《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一文中，胡风通过小周、老易、小殷、小汪几个典型人物的不平凡经历，提炼出这一群体的精神共性。他们都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却又是一群普通战士的代表。他们都从苦难的生活中走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又来到了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战俘营中，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英勇斗志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的身体在美军惨无人道的摧残下遍体鳞伤，甚至残缺不全，但在精神上，他们依然是坚强的，斗志昂扬的，他们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胡风对于这一群体“肉体残废了，心却没有残废”的总体概括，这种斗争精神是需要向国内大众广为宣传并长期弘扬的。

可以说，胡风的这篇报告文学成功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向人民传递出时代所需求的精神力量。但胡风自身面临的形势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尤其是随后的“三十万言书”事件很快将胡风推至更加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