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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老老头为小老头画素描 ——我为高莽先生照相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 张昌华  2016年08月02日11:54

高莽先生在北京农光里寓所,本文作者摄于2015年9月12日。

高莽,不是名人,但头上的光环不亚于时下一些“名人”:翻译家、作家、画家。自1943年发表译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起,七十余年来在多种文化领域笔耕不辍,译著、散文及画作等身。他曾任《世界文学》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博士、俄罗斯美术研究所荣誉院士,曾荣获俄罗斯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以及中俄友协颁发的“中俄友好纪念章”等各种荣誉及称号。

我与高莽先生结识,是近两年的事。

丁聪先生(1916-2009)逝世后,其夫人沈峻(1927-2014)在我主持的《百家湖》杂志发表了一篇两百字的短文《致丁聪》。同时配发的是高莽的漫画《返老还婴图》,画面是沈峻推着小车,车上丁聪手持如椽大笔,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这是一幅“永远永远惦记着你的‘凶老伴’”沈峻,充任丁聪秘书、保姆、护士和“家长”的生动素描。

丁聪羽化时,是揣着夫人的那封短笺和高莽的这幅漫画上天堂的,其意味深长。用了高莽的一幅插图,刊物要付酬(两串羊肉串钱)。我不知高莽住址,向沈峻求援,遂有缘结识高莽先生。

三封书札往返后,我们由相识渐为相知。我请高莽为《百家湖》赐稿,先生不摆架子,只说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写文章了;但前年应一位朋友之约,为他编的一本专集写了一篇追忆母亲的文字,不知何故该文集一拖再拖,问可否以此文充之。岂止可以,求之不得!

不久,先生寄来《母亲,我心中的灯》,并附来母亲百年华诞的照片和他为百岁母亲的绘像。八千字长文,我一气读完。此类追忆亲情的文字,我读得较多,令我感到温馨和感动的也不少,但令我怦然心动、震撼的鲜见;而高莽这篇,不止令我震撼,更是令我心碎。现摘录若干细节:

十六岁的母亲遵父母之命,嫁给十四岁的父亲。母亲一字不识,但她却常拿着书,问高莽书上字,很想做个识字的女性。平时母亲不允许家人坐在书报上,不让子孙破坏带字的东西。“文革”期间“破四旧”,她把旧书化为纸浆,做成一个纸钵,外面糊上花布,做钵使。书没了,书魂仍在。红卫兵抄家,母亲见高莽有本画册“不合时宜”,乘红卫兵不备,把一本俄文“毛选”的护封套在画册上,躲过一劫。她不识字,但通情达理。她听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儿子成长后,她让高莽把这几个字写给她,她另在纸上“描”出这几个字送给儿子:“听到别人说这句话,我就决定写给你,让你永远记住。”这话让高莽受用一生。

母亲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她知道儿子常为人画像,对高莽说:“画男人要年轻些,画女人要漂亮些。”这句话让钱锺书知道了,他让别人转告高莽,说按他母亲的原则画像,是不会有真实的作品的。杨绛先生听后,却认为“不见得”。母亲不爱看自己的龙钟老态,她把室内大衣柜上的镜子,用白纸糊上一截……母亲长寿活到一百零二岁,无疾而终。她临终时对高莽说:“我死时,在我胸上放一本书,我太想识字了。”高莽愧疚,当年没能帮母亲脱掉文盲帽子。他遵循了老人的心愿:火化时,把一本字典放在老人胸口,让她带入天堂……

自2013年以来,我与高莽音问不断,但无面缘。2015年秋,我专程进京拜访。时年八十有九的高莽,听说我去看他,十分高兴,让女儿宋晓岚到车站接送我。

他已患肝腹水,腹部膨大。晓岚告诉我,父亲腿脚不灵便,但偶尔还写写、画画。高莽室内有点特别,各种有关老虎的字画、栩栩如生的玩偶特别多,书架中、墙壁上、床头边,满屋皆是,有百只之多,世界各国的虎均有。我问先生何至于如此。他说,他与老伴都属虎。他现在的住处原来叫“老虎洞”。杨绛说:“‘老虎洞’太冷,不如叫‘老虎窝’。”

我们聊得很投缘。高莽把我带到他的小卧室,一张单人床,倚墙的书架上挤满一长排活页夹,那里面装满他与文坛师友过从的信札。他与茅盾、巴金、冰心、艾青、钱锺书、萧乾等师友均有较密的过从,曾为他们画过像。家中挂着一幅他画仓颉(高莽习惯用“苍颉”)的画像,画上“苍颉”两字是钱锺书题的。他说这是他用钱老题名纸的下脚料,改成的小画。他把画裱了起来,并饶有兴味地让我细看画像下部草丛的上方,是钱先生试笔写的草字头,状似“飞虫”,很有趣;还谈及钱先生为他润饰《苍颉》题词的往事……

卧室里次第悬着三幅女性画像:母亲、夫人孙杰和女儿晓岚。高莽说这是他生命中三个“伟大的女性”。母亲活了一百零二岁,生他养他教育他,“是我心中生命的灯”;夫人与他相濡以沫七十个春秋,现在双目失明,长期卧床;女儿晓岚是他晚年的“拐杖”,为照顾他们晚年生活,放弃国外优裕生活……高莽爱女儿,有趣的是两人常斗嘴,以斗嘴逗趣为乐。

香茗品了一盏又一盏,不觉一个半小时了。我为高莽拍了照,起身准备告辞。高莽摆手,示意我坐下。他转回卧室,又颤巍巍地走出来,手里拿着画夹:“哪能让你就这样走了呢,留点纪念。”原来他要为我画一幅速写。我受宠若惊,按他的要求侧身坐着,一动不动,太紧张了。高莽叫我放松,别老僵着身子,自然些。他用墨笔大约只用了三五分钟就画好了。然后问我“高寿”,我好奇怪,还是说了。他“哦”了一下,在画作下方写道:“七十二高龄的昌华先生留念”,落款是“八十五岁的高莽留笔,二○一五,九,十二于北京。”高莽又从里屋搬出一只装满印章的铁皮月饼盒子,女儿晓岚要帮忙,他不让,非自己动手不可。好不容易找出那方曹辛之为他篆的名章。钤好印,晓岚连说:“错了,错了!”高莽问“怎么错了?”“年龄写错了。”高莽一看下款,他把八十“九”写成类似八十“五”,摇摇头“老啦!”提起笔信手改了过来,且不露痕迹,又向晓岚挑战似地一笑:“这下对了吧?”

我回宁第二天,高莽即来电话,嘱我把他的速写复印一份,还嘱我题上一句话,寄他作纪念。我戏题:“这是一位老老头为一个小老头作的素描。友人读了称‘形神兼备’。而我要说高莽先生把七十二岁的晚辈美化成二十七岁的小伙啦。故祈求八十九岁的‘何焉’老,在九十八岁时再为后学重绘。”“何焉”者,高莽曾用笔名也。

本文作者系资深文学编辑,在职期间结识一批当代文坛名流雅士,并为他们照过像。近年他将每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写了出来,结集为《我为他们照过像》,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作者授权,本报今天先行刊登其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