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曾以探索小说新的叙述形式而闻名的先锋派作家，格非近年来的创作可以说常常体现出“现实主义”追求和“传统”价值杂糅的“寻根”色彩。其新作《望春风》讲述的是江南的儒里赵村在1957-2007这半个世纪里的变迁，通过主人公“呆子”赵伯渝之眼，观察、反馈村庄逐渐衍变的复杂过程，试图折射出江南乡村形形色色的人生命运，以及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

新“寻根文学”的悲观

近年来乡村经济发展的凋敝，与伦理秩序的崩溃，使其成为难以言说的“沦陷故乡”，而乡村作为一个刚摆脱农业文明不久的群体的心灵归宿，它的沦陷势必加剧了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都市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也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日益光怪陆离，人与人的关系正面临着空前的紧张感与不信任感，这些都为“寻根文学”在21世纪的重新抬头，提供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基础。《望春风》“重返归乡之路”的努力，正是通过书写当代中国的乡村历史进程来把握文学之根，用一个村庄的历史寓言，揭示民族的出路和未来。

《望春风》中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和深切的忧虑呼唤，展现了作者“重返当代中国”以寻找“失落的传统”的意图。同样是描写乡村历史进程，和“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望春风》是作为前者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出现的：没有风起云涌的土地改革，也缺乏重新组织的农民与生产，儒里赵村在一派淡泊宁静里，以“自然”的家族史对抗政治史，以“自然”的地缘/血缘伦理对抗革命伦理，“守护”着当代中国早已遗失的“传统价值”；跨越“文革”断裂带，意在形成新的文化主体认同。

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相比，《望春风》也致力于用关于民族理想生活的寓言、重构的血亲家族来召唤人的潜在生命力，和《小鲍庄》《爸爸爸》类似，安排了一个“呆子”式的主人公来作为乡村变化的观察者。而与大多数“寻根小说的”不同的是，《望春风》里的“儒里赵村”位于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长三角，是传统主流文化的代表，讲“儒理”，姓“赵”，作者并不着力于“葛川江”、“西藏”等边疆地区，以边缘文化来对抗正统主流话语；同时，《望春风》也不存在着大多数寻根小说所具备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在这里，读者并不会看到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目标的追寻，甚至是心理上的默认。

因此，《望春风》的“寻根”毫不隐晦，它所渴望的“根”即传统主流文化和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它所拒斥的“皮”即现代工业文明。作为21世纪的“寻根文学”，《望春风》的“寻根”主题不可谓不鲜明，但作为缺失经济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寻根文学”，《望春风》仅仅流露了对乡村建设、发展与工业文明的悲观情绪，却同时暴露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盲区，以及处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严峻、复杂的关系困境时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

浮动飘摇的“根”

“寻根文学”从创作者的心理需要出发，“通过对某种历史的重述、再现，来探寻精神归宿，而重写历史的努力，往往以作者的回忆作为凭借，作者对记忆重新排列、组合，以此建造富于启示性的感性世界”。《望春风》作为主人公赵伯渝的人生回忆录，全景式地展现整个村庄的发展历程，仅在“余闻”一节里便包含了十七个人物的“简史”，全书包含了近五十个人物的生平，几乎可以称为一部“村志”。

赵伯渝离开儒里赵村进城标志着“新时期” 的到来，在他进城之前即从“十七年”到“文革”，“记忆”往往围绕着故乡风土、人情世故和家庭恩怨，在他进城即“改革开放”后，“记忆”则是一连串的个人打击和感伤沮丧。这样的记忆书写意味着，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20年中，儒里赵村几乎是“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所有政治风波，儒里赵村的村民无论在“大跃进”还是“文化革命”中，生活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对于乡村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方面，读者也很难看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儒里赵村，如何在土地改革、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以及生产的集体化运动中生活和劳作，同时也很难看到经过这些一系列的运动，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农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党政国家体制所取代。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记忆只触及到了个人的失败和乡村的全面衰落，读者们也无法从中看到80年代初期农业的繁荣，乡村工业化的兴起、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以及全民饮食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

在作者有意识的规避下，50-70年代的乡村组织、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与主流话语中“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维度被有意地忽略了，新时期以降的农业变革与契机也随之消弭。可以说，50-70年代的思想资源和新时期的农业实践经验，本来是最有力量来评判、反抗现代性普世话语、现代工业文明的武器，但都被作者抛弃，作者将“文学之根”寄托在一位遗老赵孟舒上——娶青楼女子为妻，抚琴长啸，遁入山林，不问政治，用一种类似魏晋风度的“古风”来和现代性与工业文明决裂，直接跳过了近代、现代与西方血肉纠缠的历史，将当代直接“接续”传统。

并非说创作者必须严格按照社会史与经济史来进行创作，但对于一部企图将“文学之根”放置于乡村的长篇乡土小说来说，生产和政治的缺席，被有意避开的令人难堪的贫困、匮乏和愚昧，则意味着想象的脆弱与无力。即使在长江三角洲，商品化程度高，国家政权势力渗透少，村社组织力量薄弱，同族集团高度稳定，但旧制度的连根拨起，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彻底变革，在儒里赵村似乎都无法产生波澜，只能暗示了儒里赵村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容置“文学之根”只能是想象中一厢情愿的解决方式。

想象的危机

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赵伯渝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中与“婶子”春琴结合在一起，在赵孟舒之孙赵同彬的帮助下，两人一起居住在父亲自杀的便通庵中，怀着“乱伦”的可能性结成夫妻，村庄已经破败不堪，老一辈相继离世，年轻一代道德沦丧、飞鸟各投林，赵伯渝期望儒里赵村再次进入“天命”的循环之中得以复兴，那时，缺席的母亲将归来。

在乡村无法承担乌托邦的意义之后，宗教性的、代表传统文化的便通庵则成了农业文明的“诺亚方舟”，赵伯渝与春琴自耕自种，放弃了电视、报纸、自来水、煤气、冰箱等所有现代社会的必需品，并自得于这种“自然性”的真淳生活。算命先生、国民党特务父亲赵云仙，则作为旧社会文人的代表，和儿子赵伯渝在便通庵里完成了生命的轮回，口口声声期待“革命者”母亲的赵伯渝，实际上既从未理解母亲，也从未放弃父亲，而是在对自杀的父亲的怀念、追忆、模仿中，体验着心灵上的无尽安慰。

《望春风》最终解决危机的方式，是利用“自然”来反抗现代性和现代文明：利用家族和地缘的“自然性”，《望春风》完成了对政治、革命伦理和“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的逃避；利用主人公生活方式的“自然性”，《望春风》完成了对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的拒斥。可以说，究其宗旨，《望春风》是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它的旨趣不在它书写的50年里，而在早已消散的历史陈迹里。

《望春风》单向度地把“失落的传统”抬至至高无上的神坛，却回避了甚至没有回答“当代文化、工业文明社会能否（或者何以不能）成为文学之根”这一必然关联的问题。小说把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当成了唯一的可能，无限提升了“失落的传统”的高度，甚至不惜沾染反现代、反工业文明的“政治不正确”的嫌疑，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失落的传统”确实已经失落，已经无从在当下体现自身的现实生命活力，只能返回“现代之前”获取。小说对长三角农业发展的描摹与预判，也证明了当代文学特别是21世纪“寻根文学”中对农业与经济不小的认识盲区。

必须要指出的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与危机，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基本解脱，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在内的许多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局面的努力，都或多或少成为了困境的注脚。“文学本身并不足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充分可能，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一味企图自我证明（纯粹在自身系统内部寻求价值支持）时，那它必定就还是极其脆弱的。”《望春风》直接跳过近代与现代，设想一个从未发生西方侵略与民族革命的文化共同体、从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的治愈方案，这种试图绕过中国/西方的关系困境而直达“传统”的努力，注定只是一曲无力介入现实的想象性挽歌。 

（作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