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履霜坚冰至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幅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履霜坚冰所由渐

麋鹿早上姑苏台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幅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读古书变化气质

友多闻开拓心胸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鸦片膏。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 “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 “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 “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 “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 “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 “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 “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