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诞辰120周年之际，8月5-6日，由中国茅盾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的“茅盾抵沪一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杨扬主持。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80余位茅盾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分3个小组进行研讨。

开幕式上，主办方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汪澜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汪荣明致欢迎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第九届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钱振纲及茅盾家乡代表浙江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吴赟娇和茅盾家属代表韦宁分别致辞。

8月6日，第十届全国茅盾研究会年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14位常务理事，并推举杨扬为第十届全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李玲、王卫平、李继凯和贾振勇任副会长。

上海成就茅盾的文学创作

茅盾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工作组织者，他同时还是一位革命活动家。汪澜指出， 100年前的8月，刚满20岁的茅盾来到上海，从此，他与我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他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创办初期最早的一批党员；在上海，他入职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跟文学相关的工作，1920年代初，主编《小说月报》，参与发起成立了当时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30年代，加入左联，领导了上海左翼文学运动，并创作了《蚀》、《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重要的代表作。

汪澜表示，上海是茅盾从事革命活动、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出发地，也是收获地，上海令他完成了从沈德鸿到沈雁冰，再到“茅盾”的成长与蜕变。他卓越的文学成就、非凡的精神人格力量，不仅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珍宝和丰碑，同样也是上海现当代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

汪荣明认为，一百年前，茅盾先生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事业人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华东师范大学与茅盾素有渊源，在茅盾先生《子夜》中，就有小说中的人物游玩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的场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茅盾的研究也有深厚的历史积累，最早的研究者中，就有茅盾1920年代上海大学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施蛰存，钱谷融先生以及曾任教于华师大的王西彦等，都曾撰写过茅盾作品的评论文章，翟同泰更是茅盾研究的专家。所以，本次在这里来纪念茅盾先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

重拾茅盾文学被忽略因素

茅盾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6-1925年，这是茅盾初登文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30-1937年，它是茅盾文学事业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时期是1946-1947年，是茅盾抗战结束后，重返上海的短暂逗留时期。

杨扬认为，茅盾的文学事业是名副其实的“Made in Shanghai”。他从一个外来青年到上海谋生开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上海不仅是他文学活动的舞台，也是他汲取文学资源，获得文学灵感的地方。所以，应跨越以往的茅盾研究的思路，应以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这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茅盾的了解，也可以强化茅盾文学世界中那些被人忽略的影响因素。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宋炳辉认为，茅盾的文学实践从上海这个城市开始并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但作家身份的选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它是作家个人选择与历史场域相遇合的结果。

1920年，茅盾接手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对其进行半改革，1921年，《小说月报》全面革新，茅盾担任这个新文学第一大刊物的主编，《小说月报》也随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晓霞认为，从1921年到1923年，围绕《小说月报》的改革和编辑的一系列文学行为不仅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界的地位，而且也对此后新文学的发展以及1920年代的文学生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茅盾的《子夜》是通过实写1930年上海的金融工业界，大视野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走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振纲表示，该作品除了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和失败原因作了生动而深刻的反映外，还描写了当时社会的众生百态，并暗示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小说体现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所处社会的审美认知。

百年纪念 传承“茅盾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旭东提出，茅盾在现代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大革命失败之后早期阶段是以写实为主导的象征与抒情的多元混杂，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创作则以客观的社会写实为特色。这是茅盾的“矛盾”：当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批评家时，他竭力反对主观抒情与印象主义，力倡客观写实，试图将艺术科学化，推崇将人类情感纳入实验室的左拉；然而他随后的创作从《蚀》三部曲到《野蔷薇》、《虹》，在写实中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与象征性，与他的理论倡导是矛盾的。

高旭东认为，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允许将主观的理想带入作品时，茅盾却力图屏蔽主观，真实地不加粉饰地再现中国社会，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他早期倡导中艺术科学化的主张。《腐蚀》与《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后期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归了大革命失败之后那种以写实为主导的象征与抒情的多元混杂。

宋炳辉表示，茅盾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遗产是丰富的，这份遗产随着历史的进展还在进一步的呈现。这里仅从文学叙事范式的角度举出两点：首先，是前述的以《子夜》为标志的全景式、史诗性反映整个时代变动的文学传统，它是后来的有关革命历史叙事和农村、工矿变迁叙事追求的先导意义。其次，茅盾的《蚀》三部曲、《腐蚀》（1941）和《清明前后》等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原型的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叙述方式，在当代文学的新历史小说中仍有积极的回响。

钱振纲认为，一百年前茅盾先生来到上海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四伏和文化大转型时代。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但今日的中国文化人仍然任重而道远。茅盾先生心怀天下的博大胸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所提倡的严肃文学精神，都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化伟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