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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豪放将进酒 子美沉雄秋兴吟（行草） 李洪峰

观李洪峰先生书法，如见“大风起兮”于目前，令人不禁发出“快哉此风”的感叹。他援笔如椽，写情趣、开境界、出气象。

笔墨情趣作为美学品评的标准，是书法必须强调的美学原则。蔡邕《笔论》言：“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李洪峰的书法有真性情，无造作之态。从书作内容的选择即可看出，作者有性格，有情怀。“不泥古”“天然”“归于平淡”“从容”“定”“和”“风骨”，如此等等，带有明显的选择倾向，反映出创作者对“天然”“平淡”“从容”等内容的偏爱；“慈母”“百德惟孝”“厚德”“敬畏布衣”体现真性情，“文化如海”“文化如山”“文治”“昭文”“国泰民安”彰显大情怀。这些少字数书法，多作榜书，往往四尺整纸书写一二字，这就要求书写者对宏观布局有整体的把握力。通观这些作品，往往不假雕饰，信手写来，俨如一个个木讷的尊者，话不多，而性情自出，天然独具，神完气足。平实从容是一种大情趣，这种情趣还表现在对书写速度的把握上。无论多大尺幅多少字数的创作，李洪峰都驾驭得较好。其书多以楷书面目出现，有的尺幅达数米，书写百余字，犹如一位长跑运动员，不紧不慢，毫不懈怠。这样的作品看起来无多少起伏，但体现出一种平和自然的性情。

有真性情、大趣味者必开大境界。艺术境界的营造需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与手段，在一定的创作状态中完成。李洪峰钟情于书法，致力于书法艺术形式的探索、艺术手段的掌握；同时，他将书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他选取了大量关于文化的词句进行创作，表现出一位文化管理者、传播者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存状态的认知，反映出作者对时代文化的吁求。

文以载道、书以载道的境界在他的笔下表现得着实鲜明。李洪峰说：“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当代书法家应当自觉意识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不懈怠，不浮躁，不媚俗，坚忍不拔，开拓创新。”他创作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横幅，表达的正是这种文化使命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大的精神力量。

艺术创作有其自身规律。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艺术创作不能任情而发，需要用理性尺度去约束情感。他提倡“气足以与万物相应而无所阻，曰动。气守乎中而不过乎则，曰静”。不激不厉，动静相生，方为上乘境界。正如孙过庭《书谱》云：“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李洪峰书作是遵循这种创作规律的，是内容与形式共同构筑的艺术境界，是感性与理性交融状态下的结果。他大笔如椽，从容挥洒，讲究性情的张扬，又不斤斤于细节的雕琢，整体营造出静穆庄严的浑厚气息，其中又不乏清畅灵动的笔情墨趣。

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言：“写字者，写志也。”书家的笔墨，是对其心志、性情与生命感悟的表达。线条的起伏、顿挫、流转、衔接，并非简单的恣意发挥，而是基于书者对生命个体自然情性的体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对社会责任的认同，从而传达出一位当代文人所具有的不囿于小我的情怀与境界。在虚实、浓淡、枯湿、藏露等笔墨元素中，不仅传达出李洪峰对书法本体的体验和考量，更表现出他对传统哲学的思考与表达，这就是在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对立中彰显中国书法知黑守白、和谐统一的诉求。书家寄情寓理于笔墨，以抽象的书写营造情境，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与思想，最终达到对物我两忘精神境界的恒久思考。

对于书家而言，情趣、境界、气象，有的独擅其一，有的两者兼得，最上乘者三者皆备。

李洪峰诸作，多庄严，少花哨；多廓大，少局促。这首先源于作者对内容与字体的选择，其次是对整体格局的把握。长篇作品如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贺新郎·读史》等，通篇一行，自右而左，横向连绵，强化左右之间气息的连贯，笔墨线条所构筑的空间仍然十分疏朗，所形成的气象亦不失宽博雄浑，这种布局可以视为长篇大字榜书形式的可贵探索。

时代呼唤正大气象。我们的先人从来就表现出对细弱无力气象的鄙弃，韩愈对晋宋文学“凋耗”气象深深不满，胡应麟对中唐文学的“促迫”气象发出沉痛的感叹，因为这些“气象”标志着作品缺乏生命活力，缺乏生命观照，缺乏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文学如此，书法亦然。

大风起兮，风鹏正举。一个民族的复兴，实际上是本民族文化的复兴，具体表现为文化气象的转变。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指纹，新的气象意味着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期待更多的艺术家以作品彰显正大气象，呼唤民族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