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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天际乌云帖》长卷

说到书法家需要多方面的修养，需要“字外功”，我们经常会引用晚清大书法家杨守敬在《书学迩言》绪论中说的一段话：

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

梁山舟即清代乾隆朝大书法家梁同书；张芑堂即张燕昌，他是“西泠八家”领袖丁敬的门人。两人都是浙江人（梁钱塘，张海盐），年龄相近（梁大张五岁）。但学术上，梁同书世家名门出生，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诗文书法，少年有大名。张燕昌应该还是个艺术青年时，曾趋堂叩教，事见梁同书文集《频罗庵遗集》。

按杨守敬所引，梁山舟谓学书有“三要”，其中“天分第一”。艺术家是具有特殊思维能力的人，他需要对情感、形式的特殊敏感。这种职业敏感，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跟人的大脑结构、大脑的某些区域是否发达有密切关系。而这个，相当程度上是靠天生的。后天可以培养或弥补、改善，但作用有限。如“乐圣”莫扎特是一个神童，6岁写G大调小步舞曲和三重奏，他对音乐的感觉，令很多成年音乐家望之汗颜。此外，多看也很重要。因为看是理解的开始。理解是吸收、模仿和赶超的前提。没有眼睛视觉信息的摄入，艺术资料储存不足，就很难进行高水平的艺术创作。因为创作是高层次的信息整合“运算”活动，需要调动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否则无法进行筛选、整合和“运算”。所以强调多看，先看明白，再动手“多写”，在实践中消化、吸收。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在梁山舟的“三要”后，杨守敬在后面又加了“二要”：“品高”和“学富”，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果非要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和杨守敬较劲的话，那杨守敬得认输。为什么？因为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不是如此。历史上那些大学者、大善人、大孝子，多数在书法史上没有留下名字。道理很简单：书法是一门艺术。所有艺术，都需要有高度的技术作支撑。没有基本的有高度的技术，书写没有艺术性，也就没有艺术价值，书法史家当然也就不会予以关注。一个人的书写习惯是长期形成的。这个习惯一旦形成，没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要改变它是比较困难的。而“品高”，只是一个人在人格自律与修为方面的努力过程。在道德的自律和修为过程中，艺术审美的能力（包括认知、接受、鉴别、创造等）并不能天然地附带和拥有。所以看古代，高贵者可至于天皇贵胄、圣门子弟，卑贱者可及于闾里村野烈妇，道德，在当时的价值标准下，可以达到至高无上，但不一定在书法上，会自然“能量转换”，增加多少造诣；如果烈士、忠臣、烈妇能跻身书法家之列，那一定是他们另外苦学苦练而得之。孙过庭说得好：“只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书谱》）。归根到底，道德修为境界高低，不能和书法水准直接画等号。因此“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以科学论，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学富”，情况可能稍稍不同。但笼统地说“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也简单化了，中间缺了过渡环节。

这“稍稍不同”，不同在哪儿呢？

中国传统的学问，确实博大精深。经史子集，范围十分广泛。传统学人治学，往往不分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日常生活琐碎的“鸟兽虫鱼之名”到日常居处“洒扫应对”礼仪之学，再扩而广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甚至要达到“胸罗万有”，那阴阳五行、天文历算、堪舆风水、养生数术，三教九流，应该无所不包——杨守敬所说的“学富”，应该指的就是这样博通这些传统的包罗万象的学问。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大儒。他一生治学勤奋，除了经学，旁涉金石碑版、文字、历史地理、目录版本、古泉币考证等多学科，著述达80多种。尤其是在古代舆地学领域，他的研究成果是他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为郦道元《水经注》所作疏证，是该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至今仍然是研究《水经注》的必读书。（未完待续）

　　　梁同书作品　　　　　　　　柳公权《蒙诏帖》　　　　　　康有为作品　　杨守敬行书《张景阳七命屏》